改革是一场非死即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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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终生都不会忘记那独特的历史氛围。

　　尽管处在严密的舆论管制之下，我们这些卑微的小民还是从各种渠道得知，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正在发生大事。白天，我们仍旧人模狗样地说着谁也不相信的大话、空话、套话和谎话，只是到了晚上，在最值得信赖的亲戚朋友之间，我们才摘下面具，急切地交流着从各种非法渠道得来的信息，在神秘与恐惧中压低了声音谈论着我们的观感。

　　发生了什么大事?

　　在中国，从来都存在着民间与官方两套话语系统，我先引述官方话语系统的描述：“1991年‘8·19事件’之后，苏联发生巨变，形势急转直下。苏联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浪潮，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苏共中央被迫‘自行解散’，许多党的领导人被捕，大批共产党员被迫害，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此之前的1989年秋冬，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巨变，政权性质发生变化;苏联巨变之后，蒙古也步其后尘，沦为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这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从14个减少为4个，社会主义失去了25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224亿人口。这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社会主义从此滑入低谷。”(《震撼世界的六年》序言，改革出版社，1999年1月)

　　民间话语系统表述得比较简单：垮了!翻船了!完他妈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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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这场由改革而起的革命就像地震波一样，来势之猛，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出人预料，就连曾经预言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熬不过20世纪的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也没想到，这个存在了七十多年的庞大帝国，为什么会突然“呼啦啦似大厦倾”，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没想到。

　　就在发生这件大事的三年前(1988年)，尼克松还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悲观地察看世界政治版图：“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专制君主制度和殖民主义，但并没有在全世界普遍推行代议制民主。20世纪初期，世界人口的11%生活在民主国家，20%生活在君主制之下，69%在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中。今天，全世界人民只有16%生活在稳定的民主制国家;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初还只是策划于密室中的阴谋，现在已统治着全世界35%的人口;其余的49%生活在非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权下或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一个占世界人口7%的国家被共产党政府统治，现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中的两个——苏联和中国，亦即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之下。”

　　面对这幅很不让人乐观的世界政治版图，尼克松对未来世界发展的展望与真实的历史轨迹并不吻合，他对于“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生命预期似乎比布热津斯基的预期还要长久一些。然而，身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秉承自由、民主理念，承担起美国对世界的责任，与极权主义进行斗争方面，他又思路明晰，立场坚定，情绪乐观。

　　我们看一下他在价值观方面所做的罗列和对比：“我们认为个人是第一位的，苏联人认为国家是第一位的;我们主张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他们信奉由党和国家掌管一切权力的极权主义制度;我们的制度旨在使个人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和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有最大的活动余地，我们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而苏联则囚禁了他们当中最富于创造力的人;我们创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制度，最令人艳羡之处并不是物质的丰富而是精神的自由，而苏联人则建立了一个被官僚机构窒息的停滞的社会。”经过这样一番罗列，尼克松信心满满地宣称：“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第十章：一个新的美国)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认为尼克松把准了历史的脉搏，在与苏联式极权主义进行的较量中，被社会主义阵营认为“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烂下去，反而“不战而胜”，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全部灰飞湮灭了，只不过时间比人们预料的稍微早了一些。

　　值得注意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垮塌”，既不是由于遭受了外敌入侵，例如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对苏联的武装入侵，没良心的人民发生大面积反叛，跟上美国佬跑了;也不是发生了国内战争，例如苏联军队高级将领认为掌握着国家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毁灭这个国家，忍无可忍，于是发生军事反叛，武装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和国家电视台;更不是由于前所未有的天灾造成全国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活着的人也都饿成了鬼形，于是造反，江山社稷瞬时改变颜色……都不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从内部瓦解的，也就是说，是那些捶胸顿足宣誓说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者的人亲手弄沉了社会主义这艘大船。

　　没有比这件事更有历史戏剧性的了。

　　我们就来说一说戏剧性导致苏联垮塌(革命)的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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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苏联垮塌进行具体考察之前，我们先绕开一步，从一般意义上了解一下，革命究竟是怎么一档子事情。

　　我很喜欢拉尔夫·达仁道夫写的《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3月)一书，曾经多次引用该书文字，今天的话题还是避不过他。这位出生于德国的英国社会学家，是这样描述革命孕育和产生过程的——

　　“在革命之前，有经年累月的压迫、傲慢狂妄的权力、对人们需求的恶意藐视。僵化的、陈旧的政府制度沉湎于它的特权，而当它试图更新图变之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它了，因此它也不能实施其迟到的计划。人们对它已经忍无可忍了。冲突能量的聚积与日俱增，形成日益紧张的对峙。形势犹如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点儿火星，一点儿希望的星星之火，诸如勉强的政治改革激起的希望之火星，或者一点儿动荡不安的星星之火，诸如在错误的时间的枪声激起的动荡不安之火星，随即就会轰然爆炸，于是，陈旧的大厦开始摇荡，骤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持住。昨日的叛逆罪成为今日的适用的法，而旧的法则成为叛逆。对于进一步被激奋起来的人们来说，闻所未闻的前景向他们敞开着：将会建立人民的政权，一切坚硬的、牢固的东西将会变为流体。很多人情绪高涨，情绪激昂。不仅是旧的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而且社会的种种窘迫，仿佛都自行消除了。”

　　达仁道夫最后感叹：“这是什么样的时代的生活呀!”

　　可以用这段话指证苏联社会危机从酝酿到全面崩溃的过程吗?

　　我认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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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事件属于什么性质，能不能称之为“革命”，是有标准的，倘若你对此不以为然，把杀一只鸡也喧嚷为革命，话就没办法再往下说了。那么，什么才是革命呢?有这样一个定义：“某些既定的关系模式被改变了，它们脱离旧的社会秩序，成为一种新的存在了。”话很拗口，然而我认为它道出了革命的最重要特征，即：一个社会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

　　这种改变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渐进式革命。我们经常说中国改革是一场革命，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强调，而非对现实的改革状况的陈述。这种强调当然指的是渐进式革命，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已经30年了，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改革“渐进”成为“革命”，相反，我们不断听到“改革死了”的说法。改革真的死了吗?我想还不能这样说。没死，是不是活得很好，很健康，就像十八九岁小伙子一样有活力呢?不是;那是不是“不死不活”，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呢?也不是。“不死不活”是很和平很安适的一种状态，纵观中国几乎爆炸了的社会舆情，你真的不能用“不死不活”来形容我们的改革。

　　那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状况很严重，我们甚至不得不用上“生死攸关”这四个字，这就是说，这么着你活下去，并且活得很好很有尊严;那么着你就得去死，死得很难看。状况还不严重么?我认为严重极了。

　　我们已经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谁也不希望改革死掉，那么，怎样才能让它活下去呢?我们做一个善良的假设：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犹如威力巨大的火山，聚积了大量熔岩，但是，如果执政者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向人民借力，真的以“至死方休”的气度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搭设起对话交流的平台，大规模向人民让权(被国家权力非法褫夺的权利)、让利(被国家和资本强行掠夺的利益)，为聚积的熔岩开凿出一条涌流和纾解的通道，是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和平顺遂地完成渐进式转换，走上一条新路的，那将是祖国的幸运，人民的幸运。当我们沿着这条新路意气风发地走下去，一直走到中国的“社会系统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改革确确实实完成一场革命了。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并且只是一个假设，中国走哪条路，最终还要取决于历史给现实提供了怎样的条件，任何个人的任何愿望，哪怕赌咒发誓，在无情的历史规律面前都将是微不足道的。

　　话扯远了。

　　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革命都是突变式的，我们前面说到的苏联崩溃和东欧巨变，就是这种突变式革命最典型的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在悄声议论世界那一端发生的大事的时候，都情不自禁赞叹：“干得漂亮!”指的就是在极短时间内，苏联和东欧所有的“社会系统”都爆炸式地“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往往能够鼓荡起人的热情，让人忘乎所以。

　　“突变式”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经常伴随着鲜血，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流血革命”。1949年发生的事情就是这种革命——残酷的解放战争导致中国人流了大量鲜血，无数宝贵的生命，在保卫政权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毫无意义地流逝了。流血革命是一种社会代价巨大的革命。

　　“突变式”革命也有不流血的，苏联崩溃和东欧巨变虽然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却并非以暴力的方式实现，换一句话说，这场结束极权主义统治的伟大革命，不是以大规模暴力乃至于国内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它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民的选择——体现为各方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来实现的。

　　这是代价最小的社会革命。

　　不管哪种方式，发生还是不发生革命都与如下因素息息相关：1.不同阶层民众是否广泛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人心向背”作为一个政权能否存在的重要历史条件)?是否具有坚决维护自身权益的意图与意志?2.民众是否获得了组成团体的社会条件(在一个未经改革造成的松动动摇极权主义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民众绝无可能获得这样的条件)?是否产生了作为政治反对派的领导人?3.武装部队和警察是否动摇或者丧失了对政府和国家首脑的忠诚?4.政治制度是否丧失了调节社会机制的灵活性?5.政治领导人是否丧失了驾驭社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6.国家财政状况与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是否背道而驰?

　　答案如果是“否”，革命不会发生;答案如果是“是”，革命必将发生。

　　我们还是说苏联的崩溃。进入1991年8月，也就是苏联崩溃开始的那个月份，这些至关重要的环节和因素全部出了问题：1.苏联政府机构陷入混乱，基本上无法再继续对国家施行有效的管理，某些机构出现了“空转”;2.历来从旧制度攫取好处的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疯狂反对和抵制进一步改革，导致国家政治陷入分裂;3.把自己的全部命运都抵押在改革事业上的人，对改革迟迟不能深入推进感到极度失望，情绪不稳;4.两难之下，虽然尚未失去权力却颟顸迟钝的国家领导人茫然无措，再也拿不出连贯有效的改革措施了;5.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公安)分化为维护旧制度和追随改革的两大派别，丧失了统一调度和行动的能力;6.一部分民众把对祖国的忠诚转移到自己从属的民族上来，为民族冲突开启了一扇不详的闸门;7.不同阶层民众对滑向深渊的经济惊骇不已，无法驱散改革失败的心理阴影，一种深深的厌倦情绪开始在社会上蔓延。

　　于是，历史进入到了发生不寻常事件的不寻常阶段。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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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必然性链条上的政治事件，往往需要偶然性来触发，就像炸药遇到雷管，它们一旦相互发生碰撞，爆炸就将不可避免。

　　精确地说，极权主义的苏联存在了74年，然后垮塌，宣告死亡。病菌侵袭造成生命体死亡，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到最后生命体再也无力抗击病菌了，生命过程也就结束了。如果说这是生物学规律，那么，在社会学范畴，我们可不可以探究是哪种病菌导致了苏联的死亡呢?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苏联的死亡是极权主义制度内在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必然性过程，只是到了最后阶段，才表现为人民对国家和政府作为权威支柱的社会认同感发生动摇，对国家和政府不再抱任何希望，完全失去对法律和执行机构的信任，改革才真正进入到中国语汇中所谓的“攻坚阶段”，于是，偶然性突兀而至，爆炸骤然发生，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寿终正寝，土崩瓦解，消失在历史时空之中，一场未必意味着革命的改革，终于按照历史的要求，以革命的辉煌结局载入了历史。

　　事情说简单其实也就真的这样简单。

　　(201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