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我的早餐中下毒？

11月24日，我发现自己卷入了一连串类似政治惊险片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报刊杂志撰写了不少文章，国际电视媒体也做了详细报道。我未曾想到，自己会以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赢得国际声望。我刻意决定不接受采访。不过，我必须说出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那些在谋杀中幸存下来的人，公众舆论都会拿他开开玩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躲过鬼门关的我发现，这一点都不好笑。但公众意识的逻辑乃是一种生活现实，我们必须面对。在讲述整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会尽力保持幽默感。
11月21日，我感到极其疲惫。在之前的三周，我除了正常的工作量外，还进行了几次吃力的商务旅行。因此我想取消爱尔兰之行，休息一下。但是，爱尔兰是个很好的国家，我爱它。这次旅程也很轻松：出席一个大学研讨会，其中一项主题是：就我的《帝国的覆灭：当代俄罗斯的教训》(Death of the Empire: Lessons for Modern Russia)一书发表演讲。于是我决定不取消此次行程。
抵达都柏林后的第二天早晨，在与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外文图书馆馆长叶卡捷琳娜•格妮耶娃(Yekaterina Geniyeva)一起散步时，我认定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在一所古老而可爱的爱尔兰大学，与聪明友善的人一起共度两天，这既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快乐。
会议开幕前，我在学校餐厅用了早餐：一份水果色拉和一杯茶。然后我去了会议厅。会议开始约10分钟后，我发现自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只想回到酒店房间里躺下来。我向主持下一场会议的同事道歉，告诉他们我感觉不舒服，必须告退。格尼耶娃困惑地看着我：40分钟前我们还漫步在学校的草坪旁，愉快地聊着天。她可能会认为，我对会议主题不感兴趣。
回到房间后，我不得不立即闭上眼睛。那种感觉就像是做了全身麻醉：你心里什么都清楚，但就是睁不开眼睛。伸手接电话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我以为这种昏沉沉的状态是疲劳所致。我认定，自己必须在做完演讲后立即返回莫斯科。
下午2点半，我强打起精神去做了有关俄罗斯移民政策的演讲。演讲一结束，我的眼睛就睁不开了，全身倦意笼罩。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房间。
下午5点10分，那个显然救了我的命的电话打了进来。主办方的一位代表提醒我，关于我那本书的演讲五分钟后要开始。我还要参加吗？我想过说“不”。如果我那么做了，如果15分钟后我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那我活下来的几率就是零。但我到爱尔兰就是为了介绍我的书，我不会让小小的疾患挡道。于是我站起来，下楼，开始演讲。
演讲刚刚进行10分钟，我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继续说下去了。我向听众致歉，然后向出口走去。跨过会议厅的门槛后，我就倒在了大学的走廊里。
接下来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我几乎都不记得了。当在我躺在地上时，过来照顾我的人发现，我的鼻子在流血，而且还有血和呕吐物从我的嘴里流出来。我面色惨白，不省人事，仿佛就要死了。
不到30分钟，我开始恢复了知觉。我徒劳地尝试着抬了抬头。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然后我被抬了上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睁眼、闭眼；我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心电图记录。心电图是图表的一种，而我每天面对的就是图表。显然，即使是在神经系统受到损伤时，职业兴趣依然占了上风。
在医院里，一恢复思考能力，我就对自己做了简单的诊断：疲劳，加上50多岁的男人常患的疾病：高血糖、高血压。但检查结果令医生们疑惑不解。我的心脏像时钟一样正常；血压偏高，但只是略高于正常水平；血糖水平也是如此。然而，医生面前的这位病人状况显然十分严重。中风是一种可能性。我的手脚都还不能动。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我很快恢复了身体控制能力：到第二天早上7点，我不仅可以从床上站起来，还可以淋浴、刮胡子。我不是医生，但我知道中风的症状不是这样。我的身体肯定出了别的问题。
早上8点，我恢复知觉已有几个小时了，我可以活动、思考、做决定，并把决定付诸行动，就像24小时前一样。尽管遭到了爱尔兰医生的反对，但我还是告诉他们，我想立刻出院。他们告诉我，他们无权阻止我，但同时解释说，我的情况让他们感到困惑。我的检查结果与11月24日晚间和第二天凌晨时我的健康状况完全不符。他们告诉我，我需要接受彻底检查和深入的病因分析。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了感谢，然后解释说，在俄罗斯做这种分析更容易，那里的医生多年来一直负责监督我的身体状况，了解我的病史。我安排了相关事宜，从医院转到俄罗斯大使馆，然后飞回莫斯科。
我不是医生，也明白非专业判断的局限。然而，在性命攸关之际，你会禁不住想要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心脏、大脑、血压和血糖状况良好，或者说没有异常。尽管如此，我陷入了几个小时的昏迷或是半昏迷，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鼻子和喉咙大量出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专业大脑不可避免地会闪过一个可能的解释：中毒。我对早餐前的身体状况记得非常清楚：棒极了。但半小时之后的状况却糟糕至极。不过，这属于非专业人士的观点。我猜想会有医学上已知的病理导致上述症状。
我从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直接去了我多年来一直就诊的诊所。尽管我是在周日深夜下的飞机，但主治医生还是召集了专家会诊。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要求他们考虑一切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情形。到周一早晨，检查结果已放在了主治医生的办公桌上。在此次爱尔兰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我刚刚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现在，我们可以将原来和现在的情况进行比较。在医学已知疾病的范围内，主治医生无法用任何与中毒有关的因素来解释身体发生如此大规模系统性变化的原因，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奇异的组合。出于职业道德的原因，他不会用“投毒”这个词。要这么做，就应确定具体的有毒物质。在事故发生60小时以后，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种秘密的有毒物质、公开医学无法得到有关它的信息。但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可以谴责任何人，甚至是外星人。但如果我们按常识思考，那我们想的就是投毒。
11月25日下午，我首次想到，这可能是某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后果。当这种想法从脑海中闪过时，我开始考虑可能的策划人。谁会从中获利？我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财产。也没有盈利的金属或石油公司，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从我这里拿走。那么，如果这是谋杀的话，背后就是政治。现在，我投身俄罗斯政界已有多年，知道很多事。我非常了解那些大人物。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幸免遇难是个奇迹。康复的速度之快表明，企图的目的不是致残或伤害，而是谋杀。在俄罗斯政界，谁需要我在2006年11月24日在都柏林死去呢？我几乎立刻就排除了俄罗斯领袖牵涉其中的想法。在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11月23日死于伦敦后，俄罗斯当局最不想要的就是另一位俄罗斯知名人士在第二天遇害。如果是发生在莫斯科的爆炸或小规模冲突，那么人们会首先想到激进的民粹主义暴徒。但在都柏林？投毒？那显然不是他们的风格。
最可能的情况是，此次事件的幕后指使者，是某些俄罗斯当局或明或暗的对手，那些希望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的人。通过将过去6周发生的各项事件的日期进行对比，不到几个小时，我便就背后的原因找出了一个非常合乎逻辑而且可靠的假设。我的世界观重拾了固有的逻辑，不再像卡夫卡笔下的噩梦。尽管如此，它看起来并没有更令人满意。好吧，正如俄罗斯人所说，只要我们活着，总有一天会幸福，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本文作者曾经担任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总理，现任转型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y in Transition)所长。维罗妮卡•马雷茨卡(Veronica Malytska)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