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关怀：我所感受到的周总理

    １９６８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周总理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几次到钓鱼台１１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１１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

    一天下午４点钟的时候，我给总理送一份文件，他接过文件以后，亲切地对我说：“银禄同志，请坐下，我现在有点时间，想和你聊聊。”

    由于总理平易近人，说话和蔼可亲，所以，我一点也不拘束。一张大长条桌，他坐在桌子的南边，我坐在桌子的西边。我和总理挨得非常近。总理问我多大岁数，老家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几口人，几个劳动力，粮食够不够吃，个人有什么困难。

    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在这里工作难度较大，有好多事不好办。”

    总理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问的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是说通过你的努力，也无能为力解决的问题，例如你和你的家庭遇到特大困难无法克服啦，由于某种因素你的亲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啦等等。”

    我不想麻烦总理，但是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还是说出一个情况。我说：“我的二姐夫叫李汉章，１９４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造反派硬说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将他不明不白地抓走了，已经三个多月了，到现在毫无音信。我姐姐整天哭泣，她现在是望眼欲穿，急切盼望他早日回家团聚。”

    总理非常认真地听完我的话后，关切地问道：“你姐夫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单位的造反派将他抓走的？”

    我说：“他在河北省定县城关区任副区长，是被城关区的造反派抓走的。”

    总理在信笺上认真记下了我姐夫的名字、工作单位，并说：“此事我请东兴同志通过中办了解一下，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能够保护的一定要保护。”

    第三天，姐姐给我打来电报，说：“你姐夫被安全送回家，勿念。”

    有一天，总理到钓鱼台１１号楼与江青谈工作，总理一进楼看到我就问：“银禄同志，你姐夫被放回家了吗？”我非常感动地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姐夫已经安全地回家了。”总理说：“那好嘛，不用谢，我说过，对老干部能保护的就保护。你们定县的革命群众还不错嘛，还是听话的嘛。”

    过了一周，姐夫给我来信，其中有一段写道：“造反派抓我的时候，气势汹汹，又推又搡，放我的时候客客气气，还给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们冤枉你了，请你原谅，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他们的态度反差这样大，转变这样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真把人搞糊涂了。”    我接到信以后，由于保密的原因，回信时我没有告诉姐夫是周总理保护了他。直到１９９４年，姐夫患了不治之症，临终前，我才将这一秘密告诉了他。年过七旬的他，听了以后，激动得老泪纵横。我也触景生情，流下了眼泪。 组织专家为我治病

    １９６９年冬季的一天，我突然患病，发热、腹痛，又吐又泻，全身无力。正巧，这天江青也感觉身体不适，请吴阶平大夫来看病。

    吴大夫给江青看完病，发现我气色不好，躺在前厅的长沙发上，便询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是。

    吴大夫是我国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人品极好。江青对吴大夫的医术也很佩服，她听吴大夫说我病了，愣愣地望着我，像是在说，怎么生了病也不说一声。

    趁吴大夫得暇，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吴大夫。经过询问、触摸，吴大夫确诊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可能已经化脓了。

    吴大夫向江青报告说：“杨秘书患了阑尾炎，估计化脓了，再不手术治疗，就有穿孔的危险，请示你尽快送他到医院治疗。”

    江青听了以后，先是一惊，很不高兴地说：“那好吧，快去快回，我这里的工作离不开他。”

    动手术那一天，周总理派去了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卞医生遵照总理的嘱托，不仅请去了吴阶平，还请去了著名的外科专家吴尉然和心脏科专家黄宛到３０５医院会诊。最后决定由吴尉然大夫主刀，其他三位专家配合。

    做完手术，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心情很不平静。

    手术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和邓大姐委派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到医院看望我。

    王良恩对我说：“总理和邓大姐对你很惦记，他们知道你心脏不好，怕你休息不好，特意嘱咐我尽量在医院给你安排一个单间住。３０５医院刚成立不久，房子紧张，你住的这间房子是一位副院长的办公室腾出来的。”

    听了王良恩的话以后，我又一次感动得掉下了眼泪。王良恩接着说：“你的手术很成功，总理和邓大姐知道以后很高兴，今天特派我来看望你，叫你不要着急，既来之则安之，安心养病。总理说，你们那里的工作很繁忙、很辛苦，精神高度紧张，现在你在医院里静养几天，也是个精神调节、缓解的过程。”

    王良恩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一袋香蕉和一袋红苹果对我说：“这是总理和邓大姐给你买的。邓大姐还叫我告诉你，手术以后，能下床活动的话，尽量早一点下床活动活动，先小活动，以后逐渐加大活动量，别光躺在床上不动，防止肠粘连。”

    我激动得哽咽着对王良恩说：“请你报告总理和邓大姐，我非常感谢总理和邓大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我一定按首长的嘱咐，安心养病，病好了，早日回去工作。”

    又过了两天，总理和邓大姐对我还是放心不下，又委派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杨德中到医院看望我。    杨德中说：“总理说，你们在那里工作很辛苦，也受了不少委屈，在你们有困难的时候，组织上要多一些同情、安慰和关心，对每一位干部和职工既要使用，又要关心，关心是为了使用，使用必须关心，这是负责同志的职责，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凡是在江青那里工作过的，都知道江青有几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其中一个就是打铃声。

    江青给我们规定，她打一声是叫秘书，打两声是叫护士，打三声是叫警卫员。打铃叫谁，谁就必须马上到，半分钟也不准耽搁，也就是说铃声停，人即到。她不能等人，稍微一等就发脾气，轻则满面怒容，训斥、谩骂，重则扣大帽子。

    有一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三层一个小会议室开会。由于会议内容保密，工作人员便都在一层等候。一层没有电铃，江青有事找我就叫大会堂的服务员打电话让我上去。

    我接到电话，想坐电梯上去，可是电梯停在三层，等着中央领导散会时乘电梯下来。我只好从一层往三层爬。人民大会堂的楼层特别高，从一层到三层有１０４个台阶，我快速爬到三层以后，已是气喘吁吁，嘴唇青紫、脸色苍白。

    我开门进入会议室时，总理正在发言，总理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停止了讲话，从沙发上站起来，很严肃地问我：“英路同志（江青给我改的名字），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江青说：“是我叫他上来的。”

    总理说：“我是问他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总理仔细看着我，更加严肃地对我说：“你不晓得你的心脏不好吗？我的医生告诉过我，你得了器质性心脏病，你要学会保护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难道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江青说：“我是个急性子，你是晓得的，我叫他们的时候，都得快速到我的身边，他们怕我着急，这是他们养成的习惯。”

    总理听了江青的解释，坐回沙发上，对江青说：“英路同志的心脏不好，不能使他过分紧张，否则会出问题的。”

    江青说：“小杨有心脏病，我怎么不知道？唉，即使心脏有点小毛病，也没必要大惊小怪的，活动活动也许会好些，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

    总理没有再说什么，叫服务员把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找来，当着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面对医生说：“把我常用的治心脏病的药给英路同志一瓶，咱们今天定下来，从今天起，你每个月给他一瓶。”

    医生点点头说：“好。”    这时，所有在场上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我手中的那瓶药上。 你们都是好同志

    １９７１年底的一天下午，服务员小李发现钓鱼台１７号楼大客厅的西门门轴在关门的时候老爱吱吱作响，出于好意，主动到机关借了一个小油壶往门轴上膏几滴油，想润滑一下。小李膏油的时候，用手指按动油壶底部，按一下就发出一声“叭哒”的声音，按动得越快，“叭哒”的声音频律也就越快。

    小李刚刚膏了几滴油，江青就从客厅的东门进去看文件了。由于西门里面被一个大屏风挡着，小李看不到江青已进入大客厅，继续膏油。

    江青听到“叭哒”“叭哒”的声音，立即惊慌起来，怀疑有人往枪里安装子弹企图打死她。

    江青打了一声长铃叫我，我进入大客厅以后，看到她两眼发直，面色苍白，精神十分紧张。

    江青用颤抖的声音小声对我说：“小杨，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安装子弹的声音？”她还没有等我回答，就肯定地说：“对，没有错，是安装子弹的声音，有人企图打死我，今天要出大事了，现在刺客就在这个大厅的西边不远的地方，你赶快循着响声，脚步轻轻地、速度快快地过去看看，不要被敌人发现你，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当场抓获这个刺客。”

    “组织上把我的生命安全交给你们，你们可要对党中央、毛主席负责呀！”江青继续颤抖着说。

    江青说完，我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声音，并不像是安装子弹的声音。我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兵，安装子弹根本不是那种声音，也不相信来了什么刺客，钓鱼台的各个大门被警卫部队把守得严严实实的。

    但我不敢违背江青的意思，还是顺着声音，来到了大厅的西门外。过去一看，小李正蹲着往门轴上膏油呢，他膏得还很认真，我走过去，他都没有发现。

    我弯下身子，小声对小李说：“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膏油呢？江青已经到大客厅办公了，你还不知道吧？你可惹下大祸了，她听到你按油壶的声音，怀疑是刺客在上子弹，企图打死她，你快别膏了。”

    小李听我这么一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立刻离开那里，快步到大厅西边的小礼堂去了。

    我回到大客厅，把我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江青，并解释说：“小李不知道你现在在这里办公。他也是好意，知道你怕声音，在门轴上膏点油，开门、关门时就不吱吱作响了，但是，他在这时膏油的确不是时候，使你受惊吓了，这是我的责任，没有把这件事安排好，你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江青听完我的汇报和解释后，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大骂道：“你混蛋！我今天要骂人了，你对我说的我根本不相信，我现在怀疑你和那个刺客是一伙的，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我命令你立即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来处理这件大谋杀案。快去，快去！”

    我矛盾极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大概过了几分钟，我看江青有些累了，火气似乎也小了，便壮着胆子向江青又说了一句：“你对我的解释如果不相信的话，我把小李叫来，请你亲自问问他，好吗？”

    这时，江青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抓起几块毛巾狠狠地摔到我的脸上，大声吼道：“你胆大包天，竟敢顶撞我，你可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你骗不了我，如果你再解释的话，就真的犯了欺君之罪！过去对犯了欺君之罪的是要杀头的，你懂吗？！快去给总理打电话，你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江青说完又一屁股坐下。

    江青给我上纲上得够高的了，如果我再说半句话，她会毫不犹豫地叫人把我关进监狱。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忙说：“请你不要着急，我去打电话。”

    说完，我立即走出大客厅。

    我走出大客厅，来到楼门厅，很不情愿地叫通了总理的电话。

    总理没有问江青找他去有什么事，只说一句：“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些事没有办完，等我办完了就去，请你报告江青同志，请她不要着急。”

    我放下电话走进大客厅，把我和总理通话的情况报告了江青。

    江青一听总理说等一下才能来，表现出很不耐烦、很不高兴的样子。

    江青瘫坐在沙发上，眯缝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也不着急，还不叫我着急，不赶快来查办。”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打铃叫我进去，我知道江青等着急了。

    果然，我一进门，江青便不耐烦地对我说：“你再给总理打电话，请他快点来，我等不及了。”

    我说：“好。”我扭头走出大客厅。

    我想，总理工作那么忙，我不能再打电话催他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总理来到１７号楼。我连忙迎上前去，把一个小时前这里发生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

    总理听了以后，慈祥地对我们说：“你们都别紧张，这件事我去向江青同志解释。”

    总理走进大客厅以后，我就听到江青大喊大叫。大客厅的门是密封门，我虽然听不清楚江青喊叫的是什么，但是，可以猜得出她对总理的解释很不满意，坚持自己的怀疑是对的。

    这时，我听到总理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完全压住了江青的喊叫，继而也听不到江青的声音了。我想一定是总理把江青说服了，我们极度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９０分钟以后，总理从大客厅出来，主动走到我们跟前，和我们在场的五位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勉励我们：“你们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了解你们，毛主席了解你们，你们都是组织上派来的，你们都是好同志，这天的事，是小李出于好意，但是，今后要注意，好的动机要有好的结果。有时候好的动机，不能被人理解，是常有的。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要沉住气。你们看着主席、看着我的面子也要好好工作，工作再细致些就更好了。”

    几天后，总理给我打来电话，他关切地对我说：“我要到外地去了，我现在是在飞机场给你打电话。那天的事，我建议你们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工作要细心，小心谨慎，你是那里的头儿，不对，你是那里的负责人，要把大家组织领导好，工作不要出纰漏。我出去这几天，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请示报告东兴同志。”

    我向总理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努力地把工作做好。”

    总理说：“那就好，我相信你们会做好工作的。”

    我放下电话，立即把总理的指示转告给大家，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做好工作为总理争气，避免因江青的生活琐事而打扰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