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改革需要再出发

　　然而，“面对日益尖锐的体制性矛盾，我们却似乎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勇气和动力。”一位青年经济学者的这句话令人思索良久。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已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改革需要“再次出发”。这种“再出发”应当建立在新的“精神准备”之上，也有人提出，“改革开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1、第一要务：政府自我改革

　　中国股市在2005年下半年时跌到了谷底，那时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一年多以后的火爆牛市--2007年春夏之际股市最火爆的那些日子里，举国上下似乎人人都在谈论股票，人人都在股市里赚了钱。截止到本书成稿之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上证综指翻了两番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健康（或者说"正常"）的市场所应有的表现，相信谁也不会认为这一年半时间里我们上市公司的内生性业绩也翻了两番。

　　的确，中国股市至今仍没有摆脱“政策市”的强大惯性，2006和2007两年的疯狂上涨恐怕也主要是由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两个因素推动的。然而，这两个因素在之前的两三年里也同样存在，而且未必比2006年的时候弱。因此，我们有把握说，是2005年以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扫除了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制度性障碍，提振了市场的信心，从而推动股市迈入了比较良性的上升通道。当然，规范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也有待大力提高。

　　这就是改革所解放的“生产力”，或者说得更深一点：对公平与透明的执着追求带来了效率。所幸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如此之大，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出哪怕很小的一点朝向公正透明的制度调整，都会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这是上天对当代中国的赐福，所谓“机遇”，这也许就是最大的机遇。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赐福（或机遇）不是无穷的，也不是永远的。我们应当趁着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加快扫除阻挠我们更好地发展的各个领域里的那些制度性障碍，惟有这样，我们才不致愧对历史的眷顾。

　　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使我联想到了另一项令人沮丧的难产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从大学毕业进入报社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费改税"这个词。时至今日，这个话题想必起码已经说了15年，但这项改革却几乎没有一丝一毫进展。开征“燃油税”，取代现行的养路费收缴可能是“费改税”这个系统性改革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项。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燃油税”几乎是每年“两会”热点议题中的保留曲目，关于它的新闻和评论更是层出不穷。可惜，15年过去了，养路费到底还是没有改革成燃油税！据我所能搜索到的信息，直到本书截稿前几个月的2007年6月初，还有中央政府部门的官员称，正在研究以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方案，何时执行看起来仍然遥遥无期。连一个燃油税改革都这么难，可想而知那些涉及到千百万基层乡镇干部饭碗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何等地不可能了！

　　任何对现行制度的改变都会遇到困难，都会遭到反对和拒抗。而且，改革在多数情况下会在一段时期内造成某种暂时的“紧缩效应”，这加重了改革者对风险的预判，也为反对的声音增添了砝码。每次讨论到“燃油税”改革，总有人表示出极大忧虑：比如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已经居高不下，改革后的成品油价格会令社会公众更加无法承受；又如收缴燃油税致使拥有公车的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增加巨额支出，甚至有可能使很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入不敷出；再如养路费与燃油税之间的转换将迫使地方和中央之间在财税方面的事权发生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准备还没有做好……等等。

　　其实，股权分置改革走过的路也不平坦。大约从90年代末开始，就不断有要求全流通的呼吁，期间人们对全流通的未来也没少担忧：有人担心流通量放大使股市进一步下挫甚至崩盘；有人担心补偿办法无法设计得尽善尽美、皆大欢喜，不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就是引发股民不满和骚动……幸运的是，股权分置改革没有重蹈“费改税”的覆辙，最终还是下决心推了出来。当然，这个所谓“决心”其实已是不得不下。谁都明白，到2005年股改之前，中国股市实质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融资功能，再不改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今天的事实也证明，全流通没有使天塌下来，甚至可以说没有造成一丁点负效应；相反，它造就了5年来最大的持续牛市。今天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一下：如果股改早3年搞，也许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小得多。

　　那么，对于同样棘手、同样令我们瞻前顾后的“费改税”，我们是否也要等到现行的税费体系难以维系的那一天才下决心去做呢？

　　归根结底，改革牵涉到既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而必然触发既有利益群体的激烈反弹，而所谓“风险”，其实也就是这些反弹对社会整体造成的伤害。改革的目的正是把原本“内卷型”的制度改变成“外展型”的制度，就拿人们时常用的一个关于“做大蛋糕”的比喻来说吧。对于如何分配蛋糕这个问题，现在的制度是：谁掌握了那把切割的刀，谁就拥有分配的权力，因此它将鼓励人们去竭尽全力争夺那把刀而不是去制作蛋糕。如果我们把制度设计成：谁对制作蛋糕出了多少力谁就能分得相应的分额，那么势必鼓励人们把力气花在做蛋糕上。这是一项能够做大蛋糕，并最终使每个人得益的改革，但在它推行之初一定会遭到那个当下正握着分割蛋糕的刀的人的强烈抗拒。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人的反对就一直等下去，等到事实上已经无蛋糕可分，就连那个握刀人也不再反对改变的那一天。

　　股权分置就是一种鼓励国有企业在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攫取社会资源的"内卷型"制度设计，而“费改税”则正是一种规范政府行为、减轻纳税人负担的“外展型”制度设计。如果说实施“燃油税”改革会有巨大风险的话，我也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它有巨大的好处。且不说财政体制的问题，就拿时下政府高调倡导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来说，照我看，“燃油税”正是一种鼓励少用车的有利于节约的制度设计，而养路费却是一种鼓励多出车的倾向于浪费的制度设计。类似税费体制这样亟须改革的领域有太多太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不断呼吁加快各领域内的改革。

　　改革，依然是改革！

　　从近30年改革历史看，凡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举措，不仅不会因为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而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损害，反而会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最终赢得所有人的认同。相反，越是犹豫不决地拖下去，将来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越大。况且，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过的，上天不会永远地、无限地赐予我们当下这样的大好时机。

　　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在2005年说，要让我国每年新出生的人口达到现有生活的水平，要让现有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并偿还以前的债务，为下一步的发展积累实力，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最低不能低于6%。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基本共识的支配之下：社会中的问题和矛盾归根结底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这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的思路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剧烈的波动和冲击，在一个平稳而可控的范围内完成社会的改良。在过去近30年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分享到了实际的好处，就是一个明证。不过，这种“发展第一”的理念毕竟只适用于宏观层面。我们必须看到，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局部，并不是所有的微观问题和矛盾都是可以在宏观的经济增长中得到顺利解决的。更重要的，其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很可能会极大地阻碍到发展本身。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如城乡二元结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对要素资源配置的高度垄断等问题越来越尖锐地凸显在我们面前。可以说，上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公正而稳妥的解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且不考虑时下舆论越来越多关注的社会公正问题，如果仅从保证更好地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思考和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持续的经济增长是靠什么造就的？

　　的确，投资是短时间内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方法，这也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的根本动机。但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不可能无限度、无成本地获得；另一方面，投资所产生的供给扩大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社会消费能力却不是人为可以提高的，它有一个自然增长的过程，一旦社会消费力不能吸收扩大投资带来的供给，投资就必定要中断。在现实经济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硬着陆”。所以，从根本上讲，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来源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两个因素：

　　其一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道理简单得几乎不需要解释，由于它是独立地在各个领域里发挥作用，所以我把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称为“绝对提升”。在当今世界，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十分正确地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不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其风险常常是人力所难以控制的。而且，随着社会化生产向纵深推进，技术开发的成败越来越受制于资本投入的规模，单一先进技术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成败还取决于全社会的整体技术水平。此外，由于技术开发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如果缺乏两好的制度保护（如专利保护等）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从宏观上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相对稀缺、法制环境尚不够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的合理引进可能是比自主开发更加快捷有效同时又能降低风险的一条捷径。（参见林毅夫的《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一文，《中国经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选编1995-1999》第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其二是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使每个生产者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长处，通过与其他生产者的交换而提高整体的产出。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单个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但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却会明显提高。由于它必须依赖交换才能在整个系统中发挥作用，我把分工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称为“相对提升”。并且，这种分工交换扩展的范围越大，全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力也越高。这其实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内部已经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对分工与交换的要求，它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寻求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相对优势，通过分工与交换提升整个世界的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源潜能的发挥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为人力资源不同于原材料（包括自然资源）、机械技术和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它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个人的意愿又取决于社会的分配制度。（参见周其仁的读书笔记《人力资本的产权特点》一文，《中国经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选编1995-1999》第51-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前半段所取得成就，主要就来源于以往被压抑的人力资源潜能的充分释放。“大锅饭”的问题在目前的中国早已不复存在，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多劳多得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事实上，我甚至认为，在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竞争积极性方面，今天的中国走得比西方发达国家更远，几乎达到了残酷的地步。然而，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能不能够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创造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平等、结果透明的竞争环境？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推动生产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分工的深化。在这种具有广泛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属于不同社会分工的人们必须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即完成各种交易；而交易是要付出成本的，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人们作出了各种制度安排。”（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第290-29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基于上述分析，经济改革的目标和立足点就应该是建立和完善这样一整套制度安排，在此框架之下，整个社会（企业和个人）对技术进步热情高涨，用于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的投入不断增加；原材料（包括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以及产品能够按照社会分工的要求畅通无阻地流动，产品和服务也能够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在全社会畅通无阻地实现交换。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着力点其实十分清晰。那就是：花大力气将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作向纵深推进。由于在社会分工中，交易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就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市场体系应当涵盖包括原材料（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和消费产品（包括服务）。

　　有鉴于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消除一切阻碍上述生产要素和消费产品（包括服务）顺畅流动的不利因素。从消费品市场看，最重要的是破除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从要素资源的融通看，必须尽早结束对土地、原材料、资金等的垄断，建立真正规范运作的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从技术进步方面看，要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开发、引进和使用先进的技术；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看，核心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是开放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改革企业干部人事制度和建立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体系。

　　用许多政府官员的话来说，中国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今后改革的内容将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上来。而在我看来，加快建设一个真正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又是重中之重。

　　2、“精英责任”与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

　　我在最近一两年内发表的一些时政评论中经常提到“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类概念，寄希望于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当下这样的历史性时刻，能够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大局为重，唤醒自己身上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拿出勇气与智慧，与社会大众携手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制度环境。

　　我的这种观点受到了相当多同事、朋友乃至从未谋面的读者的批评，我明白，他们都是“制度决定论者”，在他们看来，把社会改进的事业托付于人们内心的“道德责任”，是极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惟有制度，才是社会规范的可靠保证。记得汪丁丁教授曾经说过，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制度决定论者”，他有一句自己的名言：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对于这些“制度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我举双手赞成，不过我怀疑我的那些朋友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所谓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有初始和边界条件的。我很理智地明白而且拥护，现代社会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靠宗教、道德、甚至伦理等"绝对化"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的。现代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它的黏合剂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一整套理性化的制度体系。因此，制度的好坏决定了社会的希望或无望。

　　然而，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创造的。于是，我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下会诞生好的制度？什么情况下会诞生坏的制度？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如果当前的制度存在缺陷，什么力量能够推动它向好的方向改进而不是继续恶化？历史决定论者会回答说：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现实社会基础的投射，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人们在制定制度时并不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们只不过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我认为，同意这种观点就等于认同一种宿命论式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说：社会是没有可能由于人的努力而改善的，即使能够改善，也是历史宿命的自然展开，人是历史的奴隶。显然，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庸俗哲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让我们的思绪回朔到220年前的美国费城。1787年，经过独立战争之后从大英帝国的的锁链中挣脱出来的美国人民（他们的代表）在这个城市举行了可能是对现代世界历史而言最具深远意义的一次大会，史称“费城制宪会议”。在这次大会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先贤们围绕着政府权力与公民自由、联邦与各州权力分配和制衡、民主政治与精英管理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和协商。“制宪会议”的最终结果是一部共和国宪法，它连同1789年“权利法案”，构成了以后200多年里美国的立国基石，历久而弥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美国国父们在那一个历史节点上迸发出来的道德责任感，造就了今日世界的头号强国。当然，我们也可以笼统却也不失正确地说，美国宪法是各种观念（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妥协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不过，我们可以把美国的近邻--拉美的境遇当作一个参照物来进行比较。从19世纪初开始，拉美各殖民地相继摆脱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大帝国的统治，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其过程与美国如出一辙。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晚于美国独立，按理说它们在进行新制度设计时有足够好的参考教材。然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依然没有摆脱独裁专制统治，遑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难道时代精神垂青北美而遗弃拉美？

　　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一场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领导者握有乃至垄断制定新制度（或改革旧制度）的权力。当然，革命领导者不可能脱离时代精神，但时代精神却并非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狭隘和排他，而是丰富多彩的。对如何安邦治国，每个时代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学说和见解，其中许多可能还南辕北辙，针锋相对。领导者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拥有很大的选择自由度，这个选择过程正是对他（他们）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拷问：他（他们）究竟是更多考虑一己私利还是更多考虑国家民族公利？他究竟是更多顾及当下还是更多面向未来？

      “费城制宪会议”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距离我们都委实过于遥远，我们还可以再回想一下发端于30年前的中国、并且目前仍在前行中的伟大的改革开放。诚如当时文献中所说，“文革”的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变肯定是没有出路的。然而，朝哪个方向改变？怎么改？这个问题并非只有唯一的正解。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领导人、甚至中央主要领导中鼓吹更加左倾观点的不乏其人。如果按照他们的方案发展下去的话，今天的中国也许就会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面貌。实际上，相反的情形是完全能够想象的，因为有活生生的参照：在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它仍然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社会现实。所以，当代中国人必须感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他们在那一历史节点上迸发出来的无愧于国家民族未来的道德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伟大智慧，塑造了这样一个正在冉冉崛起中的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

　　好制度成就好社会和好公民，这一点没错。但什么东西成就好制度？是制度设计者（及最初的实践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主张退回到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决定论者"，但当我们努力追寻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时，与我们不期而遇的正是“道德”“使命”这些现代人已经陌生了的字眼。

　　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把呼吁（要求）唤醒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对象聚焦于精英阶层，这非鼓吹精英主义政治。恰恰相反，这正是对精英的高标准约束。一方面，在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中，精英阶层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使得他们理应责无旁贷地比普罗大众拿出更多更高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不然的话，长此以往他们就将被历史以激烈的方式无情地抛弃；另一方面，精英掌握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权力，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能量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进制度改善。

　　那么，在当下这个困境重重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能否本着对国家民族未来负责的态度而迸发出自身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需要足够的勇气，更需要超常的大智慧！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格外有必要纪念这样一些真正的“民族精英”。

　　2007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10周年的日子。我相信，根本用不着单位动员，组织发起，从神州大地到全世界各个角落，一定有许多人就像我一样发自内心地纪念这个伟人。

　　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家里，特别是在国家最高政治权力中发挥过主导作用的政治家里，我最敬佩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是邓小平。

　　对于孙中山先生，吾辈生也晚，无缘瞻仰英容笑貌。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录中，我们依然能够从不同侧面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人格。过去100年里中国的政治人物中，能够在两岸三地从官方到民间直至全球华人世界中得到异口同声的最高正面评价的，惟有中山先生一人而已。孙中山先生毕生的理想是寻求“民主共和”，就这个理想的实现程度而论，可以说他几乎是个彻底的失败者。然而，正如古人将“立德”置于“立功”和“立言”之上，中山先生凭借着“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树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永恒的伟大。在我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一面镜子，虽然“民主共和”的理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再被践踏，但只要有这面镜子在，后世最狡猾权谋家的狼子野心也无可避免地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即便实际上已经一手遮天的独裁者也不得不在口头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内心深处可能鄙视痛恨之极的“民主”赞歌。敢于以身试法者，其结局就一定是当世身败名裂，千载背负骂名。若论现实功绩，孙中山先生只留给我们一件有名无实的“民主共和国”的外衣而已，就像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山装”；然而，他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自由、民主和富强不懈地奋斗下去。

　　我这一代人对于邓小平的感情要直接得多，因而也厚实得多。我想，很少有当代中国人不应该感谢这位矮个子四川人的——说句最实在的话，今天我能够稳稳当当地坐在这间中央空调的办公室里在电脑上写这段文字，有一大半也是拜邓小平所赐。在过去百年中真正掌握过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领袖人物中，邓小平是少数几个从不高谈“主义”、“思想”、“理论”的人，尽管他中国古书并未见得少读，洋面包更没有少吃。然而，正是他以“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温饱”、“小康”……这些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听得懂的朴实无华的道理，深刻地改变了华夏大地。是他第一次把我们这个百年来备受欺凌的东方古国真正带进了现代，推上了世界最高舞台。这个梦，几代中国人已经整整做了150年，他让它开始变成现实。邓小平是实在的，甚至连他的理想也是如此实在：共同致富。就这一理想的落实程度而言，邓小平无疑是个成功者，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最大幸运，也是这个民族的最大幸运。邓小平也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一面“照妖镜”的话，邓小平就是一面指明前进道路的指示镜。在我看来，邓小平留给后世的最大精神遗产是这样一个朴实的启示：要想改变中国，除了要有无比的勇气、才智和谋略以外，最根本的是要有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最深沉的爱和最深切的了解。

　　作为中华民族的好男儿，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邓小平，他们身上都承载了中华传统中最优秀的品质：为了实现理想，他们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永远乐观积极，不仅与时俱进，而且灵活权变。

　　孙中山艰难地拉开了国家现代化的序幕，邓小平则奋力将它推向高潮。这部中华民族的两百年大戏最终能否圆满上演，更有赖于后继者，特别有赖于气度胸襟堪比这两位伟人的真英雄。尽管前路依然漫漫，并充满艰险，但我深信，只要这两面明镜长存，我们民族前进的方向就会更明朗，领路人的私心就会更少，而整个队伍也会更齐心协力……为此，我们--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时时在这两面镜子面前袒露心扉、扪心自问：我们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做了些什么？留下了些什么？

　　伟大的人格已经沉入历史，而这人格的力量却照亮了未来。

　　现实生活中的“精英”却是令人失望的。

　　2007年春，因为股市火爆，银行里天天排长队。为了方便省时一些，我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工商银行营业所办一张贵宾卡。走到装修豪华的"金帐户"大厅门口，两个金灿灿的英文单词扑面而来：EliteClub（精英俱乐部）。不久前有个保险推销小姐多次打电话向我推销她公司的一个险种，一向面子很薄的我经不起软磨硬泡，答应在办公室里接受她的来访。她见我第一句话是这样开头的：“像您这样的精英人士……”她递给我的名片上是这样介绍她的身份的：“××保险公司精英部销售经理”。

　　类似的“遭遇”还有不少，于是我不得不纳闷地对自己说：“哦，原来我是一个令[ 精英 ] ！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呢？”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十分不自在。我相信，相同的不自在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2003年底，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Jagger）受伊丽莎白女王册封成为一名“勋爵”。他在接受英国一家报纸采访时自嘲般地说：“我一辈子都在同资本主义和权贵阶层做斗争，怎么现在我自己也成了权贵阶层的一员？”

　　当然，我对于“精英”这两个字的不自在，与摇滚歌星和左派青年的反叛精神基本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出于那种常见的故作姿态式“低调”，而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活及思想状态与我理解中的当下中国“精英阶层”实在毫无任何共同点。我最愿意居住在人气旺盛的普通居民社区，而不是那些高档地段的冷清豪宅。一方面是供不起豪宅，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过去的那些居民小区生活配套成熟便捷，而且左邻右舍人情味十足，能让我时时感觉到人间的实在，而不是高处的寒意。我上下班和出行一般以公交车和地铁为主，当然也经常打的，但我不开私家车。不是因为我买不起和用不起私家车，更不是为了响应环保人士的倡议，而是我觉得这样最方便实惠：在上海这样的繁忙都市，市内停车实在是件费时费力费钱的大麻烦事。我对那些欧洲的名牌服饰相当欣赏，在它们过季打折的时候偶尔也会买上一两款，但我从不会一身名牌。这绝非故作清雅脱俗，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和人际交往场合与Amarni、Prada、Gucci的气质太不般配……

      “精英”这个词在现代中国人的理解中，相当于英语里的“elite”。非常有趣的是，至少在美国，elite并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羡的正面词汇。相反，它更多地意指“权贵”、“不平等”等涵义，因而含有相当大的贬义成分。美国学者赖特·米尔斯(CharlesWrightMills，1916-1962)于50多年前出版的《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一书，集中地反映了美国社会民众对“精英阶层”普遍的不信任和批判态度，它已成为20世纪社会学经典著作。（参阅《权力精英》，【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王昆、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附带地讨论过“elite”何以在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被蒙上一圈正面的光环的问题，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他颇具洞见地指出，这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有很大关系。（见《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95-96页，林毓生著，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第1版。）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居于最上层的“精英”是读书人阶层。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出仕而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还有一部分虽未做官但原本就是有财产有地位的“一方缙绅”，不过，他们藉以成为社会“精英”的核心资本，并不是他们有财有势，而是他们的“儒者”身份。在儒家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士”的身份资格，与权和钱是无关的，甚至第一位的要素也不是学问，而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之所以具有正面形象，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怀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也不论腰缠万贯还是一介布衣，他们都会自觉地背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说实话，我从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一张这样的"精英俱乐部"的入场券，但遗憾的是，我自知这一辈子可能都修炼不到那个境界了；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精英阶层”在现代中国已经不复存在。

　　今日中国的“精英”，正是我上面描述过的那些居住在戒备森严的豪宅里、乘坐高档轿车（公家或私家）、身着外国名牌，把孩子在很小时就送出国的那一群“成功人士”。最让我失望的是，对于这一群脸上时时闪现着紧张、疲惫和自得相混合的古怪神情的“elites”，我们当下的社会大众，无论是一心一意地艳羡奉承，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火冒三丈，说到底都是一种焦虑情绪在作祟（盲目嫉恨是一种反面的体现）。仿佛有一个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所有人的内心：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我靠什么才能赢得登上这班“精英特快专列”的车票？极少有人清醒理智地问一问（遑论"精英"们自问了）：这班特快要把我们带向何方？这趟专列上的那些家伙在干吗？他们对我们有什么义务和责任？我们应该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我很担心这样一种情况发生：由于“精英”与“大众”始终都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应当充当的角色，“精英”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不想承担责任，越想尽快捞一票以防日后之万一；而“大众”则急于通过各种门路获得“成功”，从而及早摆脱现有身份，跻身“精英”行列。这样，双方便不能达成一种责任与权利相互制衡的良性平衡关系，而有识之士念兹在兹的一个和谐稳定的“公民社会”也终将与我们失之交臂。

　　作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士”这个阶层是儒家“道统”的守护者。我在这里并没有呼吁复兴儒家理想的意思--这是当下的时髦，一些人正指望着靠着它来“成功”呢。我对于儒学素无太多热情，虽然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之类名言至今还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但正如新儒学宗师朱熹一针见血地总结的那样，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而在我看来，这是由儒家思想体系内在的深刻矛盾所决定的，不过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这里要讨论的主题。但是，我还是要问：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究竟应当把鲜花和掌声更多地投给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英”，还是那些在权钱的地盘上如鱼得水的当代“elites”？

　　3、愈合“社会的精神分裂症”

　　当然，上述的所谓“精英责任”是离不开“大众权利”这个重要的对应概念的，只有“精英责任意识”与“大众权利意识”共同觉醒，互为补充并互相制约，制度改进的推动力才有可能得以健全和落实。不过，无论是“精英责任”还是“大众权利”，它们都不能脱离社会的普遍精神状况，而它与寻求制度改进的推动力也是密切相关的。

　　我有不少亲友从事与法律相关的专业，其中有些直接就是法律工作者，就我了解的情况，他们均属秉公执法的正派人士。然而我还了解，每当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属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棘手问题——其中大部分明显属于制度不公或执行不公——如子女入学被强索赞助费、父母就医遭遇乱收费等等时，他们在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力争而无果的情况下，从来不会想到找相关制度的制定或执行部门去讨个说法，以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状况，他们的最后解决手段仍然是找关系、走后门。

　　法治精神的基石是人人平等，而身为法律工作者，责无旁贷地应当成为这一法治精神的捍卫者和践行者。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就连法律从业人员都不得不以寻求特权的方式维护自身原本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何况平民百姓！我丝毫不想指责他们这么做是在践踏法治精神，相反我对他们深表同情，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进一步说，当一种制度存在不公正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脱受害者的命运，包括这种制度的守护者本身。

　　问题的更深一层在于：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挺身抗争？就我的了解而言，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自私或软弱，而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他们的抗争是有用的。这就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在很多地方患有某种“精神分裂症”？是不是我们一方面天天都在高唱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些大词儿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却并不相信它们是一种应然的现实存在，甚至我们压根儿就不抱幻想它们能够在人间实现？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公正，制度有缺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个社会普遍不相信制度的改进是可能的。久而久之，社会就会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心态当中，从而在客观上认同——默认或干脆抱玩世不恭的态度——不公正现状的存在。就拿当前猖獗的权力腐败现象来说，有腐败存在，甚至有严重的腐败存在，本身并不可怕，只要全社会认定腐败是一种必须得到严惩的罪恶，并欲改进制度消除它，那么即便腐败者本身也不免惶惶不可终日。最可怕的就是腐败本身的制度化：掌握权力者以腐败为理所当然，大多数民众也视权力腐败为自然而然乃至天经地义。到了那个时候，再想铲除腐败就几乎不可能了，甚至连铲除腐败的念头本身都会变得十分荒诞奇怪，不见容于人心。

　　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上层的价值体系（或称"规范秩序"）与下层的实践体系（或称"现存秩序"）之间的裂痕（有西方学者归纳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就是说，社会“应当成为什么样”与它“现在实际上是什么样”之间总是有距离的，人们前赴后继地努力推动后者不断地去接近前者。当然，很少有人会幻想这一裂痕能够完全弥合，否则就等于认同一个纯粹的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一书中缜密地分析了所谓“美国理想”与“美国体制”之间的裂痕以及美国人民试图弥合这种裂痕的努力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他看来，美国正是凭借其人民对“自由”、“民主”、“多数人治理”、“少数人权利”和“宗教宽容”等信念的高度认同而成为现代世界中“失衡社会”的典范，“对美国未来的承诺便是对美国现实的指控”。（同上第35页。）但在我看来，这种“失衡”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现存秩序”与“规范秩序”相互一致而实现了“平衡”的话，社会就失去了改进的动力，难免陷于僵化。一个成熟的人会认识到，理想的实现不仅需要历经坚苦卓绝的奋斗，结果往往还免不了要打很大折扣；但只有对生活彻底丧失热情的老于世故者才会因此而舍弃乃至否定理想，而这时他的人生已与行尸走肉无异。

　　我深信，我们这个社会是绝不应该也绝不可能堕落到这种境地的，但作为有责任心的知识人，保持清醒的警觉仍然是有益甚至必须的。事实上，法治领域仅仅是“病灶”特别严重而已，类似的“社会精神分裂症”还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所不同的只是程度轻重。那些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主政一方的官员中有几个从内心里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呢？可能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民”中又有多少个体在主观意识上把自己当作“主人”，而不是把“公仆”当作“父母官”呢？另外，依我看当下中国的文化艺术之所以废弛，也是这种“精神分裂症”造成的：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将文化艺术当作宣传教育手段，从事文化艺术生产的知识分子则自视为曲高和寡的创作探索，而普通老百姓则仅取其娱乐消遣的商品性，三方缺乏基本的共识与信任，结果自然是它难以发展繁荣。

　　造成这种“分裂症”的客观原因有很多，这里不可能详尽讨论。但根源可能还是在于文化的缺失。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缺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等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因子；另一方面，十年“文革”又几乎彻底摧毁了传统中既有的“仁义”、“慈孝”、“中庸和谐”等积极因素。作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旧的价值系统已经崩塌，而新的价值系统又未见雏形。在这样的"道德真空期"，人心很难不茫然涣散。

　　2007年初，我同一位青年时期远赴西方求学的儿时旧友争论国家改革的方向与前景，我们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道德重建的关系问题。他的持论是国家在进行政治改革之前首先应当动员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力量重塑社会价值体系，缺乏制约性的道德资源作为准备，政治改革非但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引爆更大的动荡隐患；而我则秉持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一般规律，坚持政治应当同道德分开，亦即政治改革与道德重建并无必然联系，更无主次先后之分。之后我又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他与我的分歧主要是生活背景不同所导致的考虑问题角度不同：他看到的西方是他“生活其中”的西方，所以，他更多看到它的“社会”的一面；而我看到的西方是我“外在地审视”的西方，所以我更多地看到它的“政治”的一面。在西方基督教神权统治被推翻以后，基督教本身并没有像中国的"孔家店"那样被全盘打倒，它通过逐步的世俗化融入社会中去，成为了制约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与中国的儒家体系的全面崩溃走的完全是两条路。

　　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分歧源自不同的视角：他已经习惯于从西方社会内部看待西方，进而以西方的眼光审视中国问题；而我则完全站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希望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所用。从道理上说我并不反对他，但我觉得他的设想要得到落实更加困难，而这也正是我希望通过本书的探讨提出的根本性难题之一：一个社会如何才能从它的传统中发现、汲取、发扬有利于现代化的因子，如何才能引进、嫁接、激活外来文化的有利因子，进而将这些因子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只有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社会的精神分裂症"才有希望真正愈合。

　　我之所以认为我那位朋友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能够依靠什么力量来推动道德重建呢？在现代社会，政治是公共事务，道德则大部分属私人事务，如果连协调公共利益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那么要重建主要属于私人事务的道德就根本是天方夜谭了。在一个缺乏起码民主意识的社会里以政治权威推动民主，在一个缺乏基本法治精神的社会里以严刑峻法推动法治，也许本身就是“不民主”和“不合法”的，甚至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意味。但政治制度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毕竟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力量，缺乏这种力量的推动，达成思想价值共识的基础又在哪里呢？

　　如果说建设法治社会的首要前提是公民普遍都要有厚实的法治精神的话，那可能中国非再经历几代人（可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启蒙而很难建成真正的法治社会。即便是这个“可能”恐怕也仅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愿望而已，谁能保证这一启蒙过程必定以成功告终而不是因一些偶然或必然的挫折灾难性地中断呢？反过来，如果公民普遍缺乏法治精神，合理完善的法律体系要得以建立、施行和维护似乎也是难上加难的。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一直都没有真正想透彻过。

　　本文选自陈季冰先生著作《下一站：中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8月版。

　　内容简介：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鉴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远不只是这个东方大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命运，也将对全人类的福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复兴的过程及其对世界而言的后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民众及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准备承认中国的重新崛起，并始终以宽容友善的姿态接纳它、帮助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一片坦途，世界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极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怀疑和恐惧，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必将伴随着痛苦和挫折，整个世界也将不得不同中国一起承受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幸乃至灾难。

　　作者简介：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1990年7月毕业于同济大学热能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学士）；1992年78进入文汇报，历任经济部记者、编辑、财经新闻版主编兼经济观察专刊主编、经济部主任助理；2002年1月离开文汇报，担任上海经济报（该报后改刊号为“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2003年3月离开上海经济报，回文新集团，参与创办东方早报，任东方早报副主编。曾主持东早财经与评论工作，目前就职于上海商报社。2000年春获第二届“财经奖学金”，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经济学。近年来发表各类新闻评论及学术文章百余篇。

　　目录
　　楔子 “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1.走出“历史悲情”
　　2.从“渴望被承认”到“身份自我确认”
　　3.认识世界，认识西方，认识自己
　　4.民族复兴的精神准备

　　卷一 现代化的最后一跃

　　第一章 现代化的精神历程
　　1.穿越“历史三峡”
　　2.现代化：精神内核与现实路径
　　3.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标本

　　第二章 改革需要再出发
　　1.第一要务：政府自我改革
　　2.“精英责任”与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
　　3.愈合“社会的精神分裂症”

　　第三章 新世纪“关键词”
　　1.“和谐社会”、“利益集团”与民主政治
　　2.“以人为本”的民本叙事
　　3.“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两大问题
　　4.“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中国路径

　　第四章 百年现代转型的最后一环
　　1.一个诞生中的业主委员会
　　2.新闻自由、新闻规范与媒体的“社会共同体”
　　3.培育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卷二 西方的“中国想象”

　　第五章 从伏尔泰的天堂到黑格尔的地狱
　　1.“新加坡不在中国吗？”
　　2.西方认识中国的五个阶段
　　3.中国：西方自我关照的一面镜子

　　第六章“唱衰中国”——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上）
　　1.“中国饥饿论”
　　2.“中国统计数字造假论”
　　3.“中国崩溃论”
　　4.“中国无关紧要论”

　　第七章 “中国威胁论”——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下）
　　1.经济威胁
　　2.政治和军事威胁
　　3.人口、资源、环境威胁
　　4.“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

　　第八章 另一个中国
　　1.郑和的故事，一段历史注脚
　　2.中国历史上两次不同寻常的远行
　　3.现在，西方准备好了吗？

　　卷三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第九章 知识精英的思想分化
　　1.“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2.“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
　　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第十章 对“改革之争”的评价
　　1.“郎咸平旋风”与“改革之争”
　　2.“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终结
　　3.不是向左还是向右，而是向前还是向后

　　第十一章 “民意”的转向及其后果
　　1.“原罪”的密码
　　2.社会对管制的需求
　　3.“新双轨制”的罪与罚
　　4.“顺应民意”的新一轮政府权力扩张
　　5.“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卷四 通往文化重生之路

　　第十二章 政治与文化
　　1.当春节遭遇“圣·瓦伦丁节”……
　　2.“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

　　第十三章 古今中西之辩
　　1.“抵制圣诞节”与“弃龙”风波
　　2.古今中西，月亮哪个最圆？
　　3.佛教的引进——整合异质文化的一个成功先例
　　4.“帝国语言”的命运

　　第十四章 面向未来的文化重生
　　1.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
　　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许倬云：中国文化突破与普世世界文化之催生
　　4.为中国文化的重生努力和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