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狐狸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土皇帝

　　1936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阎锡山不得不让晋绥军沿黄河一线设防阻击。然而在第一阶段战斗中，晋军周原健全军覆没。阎锡山大惊，深感红军的强大，绝非山西一省的力量所能抗拒，急忙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早就想把他的势力伸向山西，立即答应了阎的请求，迅速派嫡系部队入晋增援，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任总指挥，调度一切，负责“剿办”。

　　中共为避免内战扩大，令红军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和国民党政府，组成对内团结、对外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东征两个多月，苦心经营三晋大地多年的阎锡山心痛难熬，好在红军既已返河西，暂时是不会再过河来了。但蒋的军队却赖在山西不走，企图趁机削弱自己的势力，并进而待机把自己挤出山西。这时，对自己最大的、最直接的、最现实的威胁，莫过于蒋介石在山西的驻军了。

　　与此同时，日本早已对山西垂涎三尺，红军东征后，派阎留日时的同学土肥原贤二来太原，与阎锡山密谋反蒋、反共，华北自治。日本方面的企图昭然若揭。红军回师陕北后，阎锡山未与日方达成其华北自治的协议，日方很不满意，便给阎送来了“必要时准许行使武力”的最后通牒。

　　形势使阎锡山深陷困境：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冲击着他的封建专制；蒋介石策划河东独立，面临着鸠占雀巢的危险；日军加紧进犯察蒙绥，直接威胁山西。此时，阎锡山认为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拥蒋反共”。蒋介石使用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乘机进入山西占据了河东，令人担扰。你在这里拥蒋“剿共”，老蒋反而借“剿共”之名把你吃掉，岂不是做了怨大头？

　　二是“亲日反共”。本来晋方与日方关系密切，双方来往频繁，而且日方早已表示让阎在华北组建傀儡政府。如那样就会戴上汉奸的帽子，成为千古罪人，而日本早有灭亡中国之心，亲日之政策实在是风险太大了。

　　三是“联共抗日”。即表面上服从中央，事实上陕晋停战，一致对外。然而，共产党昨天还与其刀兵相见，怎样合作？实在是无从着手。

　　这三条道路如何选择？以他自己的力量，单独对付哪一股都不可能取胜，在三股力量面前，他是弱者；但是，这三股力量又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力量，哪两股都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使得他有空隙可钻，有机会可用。在高干会上，阎锡山说：“今日华北之事，应该找着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事，方能进步。谁能给我指一条最佳的途径呢？”“难哪，我现在可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而且哪一颗也不能踩破。”怎么办？阎锡山站在三条路的交叉口上迷惘徘徊。就在此时，被红军俘虏放回的团长郭登瀛带来了毛泽东谓中共愿与阎联合抗日的亲笔信。

　　看完信，阎锡山胸中一亮。是呀，既然中共有此诚意，愿意与他团结合作，而日方步步紧逼，老蒋又虎视眈眈，与其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倒不如试着走几步，缓和一下和共产党的关系，或许可以趟出一条路来。

　　从保全自己的目的出发，运用“中的哲学”，阎锡山终于在怪圈中选择了一条主线，那就是“拥蒋联共抗日”的三合一道路。当然阎锡山是不会一条路走到黑的，他早已作好准备，一切事情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要准备反共。这样才能攻守兼备。

　　当然，阎锡山从根本上是反共的，联共实在是迫不得已，其目的是要玩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的侵略。因此，他这时对中共的策略实质是：既要联共，又要在暗中防共、反共。阎认为只要他能打出“联共抗日”的招牌，取得共产党对他的支持，就既可以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与威信，动员群众来对日作战，暂保他的全部财产，又迫使蒋介石不敢干涉他的“内政”。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阎锡山为了表示对抗日的积极态度，为了拉拢和团结抗日群众，决定筹划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抗战团体，用以发动和组织民众，并将此事责成梁化之负责。梁化之经过精心推敲，将这一团体的名称定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等八条纲领。消息传开后，阎阵营内的不少高干表示怀疑和反对。面对这些意见，阎锡山坚持“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现在是需要牺牲救国的时候了”。这一方面说明他看清了当时的形势，抗战的路是非走不可；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他的思想深处，还是实用主义当家。牺盟会的成立，是阎锡山由反共转向联共的开始。

　　阎锡山想利用共产党来动员和组织民众，以“晋人治晋，共策保晋大业”为旗号，从北平请回了山西籍的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日常工作。中共北方局也先后派人参加牺盟会，并组成由薄一波任书记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以主要精力做阎锡山集团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开展全省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工作的开展，山西牺盟会变成了披着阎锡山的合法外衣，在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抗日群众组织。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山西境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国难当头，阎锡山虽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考虑，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爱国情操。他由“守土抗战”进而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他认为，“我们这次对日抗战，不是国与国的战争，也不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而是民族革命的战争。民族革命战争是政治性的全面全民抗战。在此生死关头，惟有发动民族革命战争，举我全力作最后之一拼”。当务之急当然是扩充军队。趁此机会，共产党领导下的牺盟会提出了组织新军的建议，阎锡山表示同意。于是，1937年8月，牺盟会组建起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即新军）。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938年2月，日军攻占了临汾，阎锡山被迫撤到晋西南的吉县，一度还过黄河到陕西的宜川秋林镇避难。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山西，从北到南，可以说是丧失殆尽。阎锡山在凄惶地发现自己只剩下了两三万人马时，感到了一种新的危机，也就开始了另外的算计。尽管眼下还需要八路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对付日本人，维持山西的大局，但考虑到八路军、决死队将来绝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军队，以后要控制山西，统治山西，就不能允许这几股力量过于强大。尤其是新军决死队，这时已由原来的四个总队（相当于四个团）迅速发展成为四个纵队（相当于十二个团），名义上还是他的队伍，但却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与八路军关系密切。这成为他最大的一块心病。

　　阎锡山在历史上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36年春又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但又与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曾两次策动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因此，对于蒋介石，阎锡山是既惧怕又依靠，既仇恨又拥护。

　　阎锡山搞了“十年建设计划”，在发展山西经济，不断增强自己实力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按照阎的想法，实力雄厚了，就有了与蒋争天下的资本。对蒋的表面忠诚并没有也不可能削弱取而代之的欲望，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扩大地盘，发展势力，攫取全国政权。因此，面对日本的威胁，阎锡山在开始整理军备、修建防务工事对付日本时，“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希望蒋介石给予经济上的援助。阎此举当然有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的念头，但毕竟考虑的是抗日的问题。此时蒋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阎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数次催阎出兵陕北，“剿灭”红军。阎锡山认识到，拥蒋是没有出路的。然而蒋毕竟代表中央，他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

　　西安事变的发生，阎锡山是感到意外的，形势的突变使他一时也拿不出主意。于是连夜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反复商讨应对办法。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不仅晋绥抗战的形势会立即逆转，而且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剑拔弩张，激烈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只会给日本的侵略造成可乘之机。当时在国内，只有占据中央政府位置的蒋介石有能力来领导对日战争。考虑再三，阎最后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谴责张、杨，营救蒋介石。于是，阎锡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了有名的“五乎”电报：“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以。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阎锡山的这种表态，受到中共的重视和称赞。中共中央同时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张学良也特意派出代表到太原转告阎，说明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

　　然而正当阎锡山筹划着如何在周旋中获取利益的时候，却得到蒋已经返回南京的消息。开始，他将信将疑，在办公室内独自踱来踱去来回转圈儿。到确证这是事实后，他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蒋介石把全国分为五大战区，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山西、绥远和察哈尔的部队。由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也归第二战区。山西为华北要塞，日本人也明白，“要完成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山西势必成为日军在华作战的重点目标，阎锡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向敌后根据地转移。与此相应，国民党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向着反共反人民蜕变。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国民党的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这些论调和做法，正合阎锡山的心思。于是，他紧紧追随蒋，把自己的政策也由联共转向防共、反共。而且，对于蒋的种种做法，他还感到不满足，他标榜说：“共产党太左，国民党太右。我主张土地公有，实现耕者有其田，不赞成搞阶级斗争……蒋先生重视军事反共，我则重视思想防共。思想防共，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保住自己在山西的利益，从来就是阎锡山一切算计的出发点，当华北大部沦陷，山西也丢掉了多半时，阎开始改变联共抗日的路线，准备迈出与日军勾结的步子。

　　其实，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阎就与一些日本人有了交情。他所熟悉的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都已经是侵华日军中的大头目。在他独占山西期间，他与日本的联系也从未间断。山西扩军时，通过在京津的日本特务机关从日本购买过大批军火；阎参加“北伐”时，也是得到了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大力支持，才顺利地占据了平、津两市。而阎、冯倒蒋的中原大战，也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背后支持的。阎失败后受蒋的一再逼迫，从天津逃往日本控制下的大连，乘坐的就是日本特别提供的轮船。从大连跑回山西，也用的是日本特别提供的飞机。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对阎是一面拉拢，一面压迫；阎则是一面与日寇勾结，一面表示要“守土抗战”。他的如意算盘是用讨好换得日军不攻山西，而晋绥军也不出山西作战，彼此相安无事，自己只得好处不吃亏。

　　阎感到自己独霸山西的愿望受到威胁，便运用“中的哲学”研究起他同三方面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阎锡山开始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转向制造舆论，到处宣讲“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他的高干们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生存为目的，只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之后，阎锡山就推出了“亚洲同盟”计划。他宣称，世界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亚洲同盟”，而“亚洲同盟”的盟主只能是日本。只有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起“亚洲同盟”，中国才能不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欺侮，也才能防止苏俄的“赤化”。

　　此后，阎锡山慷慨激昂的抗战言论不见了，代之以赤裸裸的投降言论：“目前只有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惟一的出路。”沿着这条“出路”，以王靖国等人的名义，派出代表，和日军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的内容是期望借助日军的力量，将在山西抗日的八路军、决死队共同“剿除”。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阎不惜利用侵略军的武力。这种寡廉鲜耻的行为，是他长期与日军勾结的结果，也是他反人民立场的集中暴露。

　　双方经过一系列接触、会谈，于1941年8月11日签订《汾阳协定》，标志着阎完全堕落成为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日军见软的诱惑不成，便来硬的。1942年3月，制定“对晋绥作战计划”，对晋绥军阵地进行炮击和进攻，并提出，关于首脑会见问题，阎方必须于4月4日前答复，否则，以往所签的协议一概作废。阎锡山害怕了，最后双方商定：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

　　会面之前，阎锡山做了充分的准备，本是投降的举动，却也想到了“以身殉国”的壮烈。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说明他对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似乎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丢弃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的梦想。他特意与警卫队长单独谈了一次话，把与日本人会面的事告诉了他，沉思着说：“我是中国人，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决不能让日本人利用。如果谈判成功了，也是维护我们独立自主得以存在的宗旨；如果谈判破裂了，决不能将我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在敌人要对我下毒手或者劫持我时，你在紧要关头要迅速朝我心脏开枪，不能让日本人把我活着劫持走。这就是你对我的忠贞。”将要卖国，何谈爱国？已经堕落，何谈忠贞？这也正是阎锡山的复杂之处和狡诈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