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溃退台湾后的凄凉结局

在一片凄风愁雨中 阎锡山乘专机飞往台北
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在广州励志社礼堂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新的组阁成员为: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长杭立武等。在宣誓仪式上，阎锡山发表了施政演讲。他说:“新内阁的施政总目标就是要扭转时局。政治上要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军事上要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经济上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洁奉公，勤俭节约。” 从阎锡山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上台后并没有什么新的招数，那些大而空的口号式演讲，只是老调重弹。
总统府与行政院办公的地方在维新北路的兰园宾馆。李宗仁住北楼，阎锡山住南楼。两楼之间虽用围墙隔开，但中间有一圆门相通。院子里百花繁茂，树影婆娑。阎锡山上任伊始，十分卖力，工作累了，就到院子里来走走，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
这天，阎锡山正在院子里散步，在北楼办公的李宗仁也来到了小院。
李宗仁看到阎锡山面露倦色，便关心地问道:“阎院长，近几天处理国事的情况如何？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阎锡山摇摇头，长叹了一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李宗仁闻罢，默然无语。
回到办公室，阎锡山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之中。眼下，国民党病入膏肓，李宗仁已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蒋介石复职，局面才有可能有所改观，我何不主动提出，请蒋先生重新出山呢！想到这里，阎起身坐到办公桌前，提笔起草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文。这份电文，既是一封向蒋的效忠信，也是逼李屈服蒋，为自己以后跳过总统府直接向蒋请示留下伏笔。看着这份电文，阎锡山得意地笑了，目前形势所迫，估计李宗仁不会不同意。
第二天，阎锡山拿着起草了的电文来找李宗仁:“岭南局势危若累卵，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感觉总裁仍在幕后独揽全权，以后要是局势不堪收拾，我俩徒负骂名。考虑再三，我以为还不如现在主动请总裁出山，这样对时局或许会有些帮助。”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幕后操纵早有反感，他对局势也已彻底失望，他草草浏览了一遍电文，拿起笔，在文稿上签了字。 这个时候，广州的立法委员们，在CC系的策动下，也发起签名运动，请蒋介石复职。据说，当时有个山西籍的立法委员拿不准该不该签这个名，便跑来找阎锡山商量，阎告诉他说:“当今扭转国运，非蒋莫属。”
阎锡山上台后，局势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每况愈下，所以，国民党内的官员们讽刺说:“阎院长在施政演讲时所说的扭转时局，大概首先就是扭住李代总统转向蒋先生。”
阎出任行政院长之初，倒是励精图治，颇有一番抱负，但面对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互相倾轧，他也感到无能为力。阎多年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他在6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此时，尚有部分国民党军事力量残留在大陆，他们是盘踞在中南、西南的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胡宗南集团。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计划是，让白崇禧驻守湖南南部，力图阻止解放军进攻两广；胡宗南驻守秦岭，防止解放军由陕入川。如果这两边的防线被突破，就撤入川、桂，负隅顽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毛泽东显然已看出了国民党的这一着棋，制订了“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计划，命令二野、四野及一野一部，在南方各游击队的配合下，向中南、西南纵深进攻，再回过头来消灭国民党残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白崇禧的部队还没有见到解放军的影子，就望风而逃。
10月12日，解放军逼近广州。李宗仁宣布“政府”迁往重庆办公。14日，广州解放。
11月2日，川东形势告急。解放军向西挺进，很快逼近重庆。李宗仁因不满蒋介石，跑到桂林老家养病去了。重庆只剩下阎锡山苦撑局面。此时的阎锡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害怕自己成了替罪羊，担当国民党垮台的罪责，多次电请蒋介石与李宗仁“即日来渝，共挽危局”。
在阎锡山的接连电请下，蒋介石于11月14日由台湾飞重庆。蒋一下飞机，就让人给李宗仁发电报，要他速来重庆“共商全局”。李宗仁不接电报则罢，一接电报就飞到南宁，跑得离重庆更远了。在南宁没待几天，李宗仁又飞抵香港，住进了太和医院，并发表声明:治病期间，军政事宜，由阎院长负责。
李宗仁远走香港，蒋介石暗自高兴。但李并未声明辞职或引退，又使蒋介石非常恼火。毕竟，他现在只是国民党的总裁，从“法统”上讲，只能管理党务，而无权过问政事。这使得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事到这个地步，蒋介石也顾不得什么法统不法统了，到重庆后，他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每天从早到晚会见党政要员，召开大会小会，商讨如何挽回败局的方针策略。 蒋介石在重庆忙乎了几天，最终也没有拿出阻止解放军南下西进的办法。
11月6日，广西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十三兵团沿黔桂边境运动，切断了国民党军南逃云南、贵州的退路；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进驻广东的茂名与信宜地区，阻止了国民党军企图由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四野第十二兵团则牵制国民党军队，待其余两路完成迂回包围后，即由北向南夹击。
很快，重庆郊外炮声隆隆，解放军兵临山城。
阎锡山再也没有什么扭转时局的豪言壮语了，他带着“行政院”大小文武官员跑到了成都。
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下贵阳、遵义后，兵分三路，直指成都。
眼见大势已去，12月8日下午，阎锡山率“副院长”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人，在一片凄风愁雨中，乘专机离开成都，飞往台北。阎锡山到达台北后的当天，即在寓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自即日起移台办公。
自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台北郊区的菁山，种树养花，著书立说
阎锡山刚到台湾，颇有几分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意味。他频频召开新闻发布会，简述来台后的施政方针，并多次发表演讲，总结失败教训，批评国民党内的不团结，决心立足台湾干一番“事业”。
殊不知，这个时候，蒋介石已在重新考虑人事上的安排。
蒋介石的用人政策，是以我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上，阎锡山曾几次倒蒋，甚至在中原大战中与蒋直接对垒。蒋对他一直心存芥蒂。但考虑到国民党刚到台湾，百废待兴，一切以稳定为，于是去台之初，对阎还比较客气。
但阎锡山有自己的个性，自任了“行政院长”后，他方知道自己这个“院长”，看似权力很大，其实是一切以老蒋的意见为是。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阎十分讨厌，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敢说敢做，他到处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指责就是国民党的腐败才将大陆拱手相让给共产党，同时对国民党内部帮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十分不满。对国民党一败再败的战略指导思想，更是大加责难。
阎锡山的讲话，尽管是一片苦心，却处处刺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这些话如果让老蒋本人来讲，一点事也没有，而阎却毫不顾及蒋的面子，句句话带刺，这就使蒋感到难堪。于是，马上换掉阎的想法很快就在蒋介石脑子里形成。
这时，李宗仁远在国，按照所谓“宪法”，“总统”、“副总统”缺位时，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台湾就是绝对的权威。但蒋介石早就把这些所谓的“法统”丢在脑后，直接过问“行政院”的人事。
1950年元旦刚过，蒋便把阎锡山叫到办公室，说是与他商量“行政院”改组人选，其实就是通知他应该换掉哪些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形成了如下的人事任免名单:
1.谷正纲代理“内政部长”；
2.陈良任“交通部长”；
3.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
4.“政务委员”张群辞职，由丘念台继任；
5.关吉玉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由俞鸿钧继任。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谷正纲、顾祝同、俞鸿钧等蒋的嫡系接替了阎锡山的人马。就连阎锡山本人任职多年的“国防部长”一职，也失去了。
“行政院”改组，引起了国民党各方人士的不满。一天晚上，阎锡山刚刚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散步，一帮四川籍的“立法委员”闯进了官邸，他们气愤地质问阎锡山:“这次‘政府’改组，四川这么一个大省，为什么无一人‘入阁’？”
这一问，倒把阎锡山问住了。因为他名为“行政院长”，但改组人事，他不能做主。这次改组，他圈子里的人也“改”掉了不少。但这怎么好与人明说呢。阎锡山一肚子苦水无处倒，自己没有落得好，反而处处遭人埋怨。
蒋介石频繁干预“行政院”事务，弄得阎锡山十分窝火，时间一长，他就产生了卸任的念头。
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总统”职权。
三天之后，“立法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恢复蒋介石“总统”的职位。
不久，蒋介石在台北举行仪式，正式“复职”。仪式完毕，阎锡山便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
阎锡山提出辞呈，蒋介石求之不得，暗自高兴。但是，他仍要假意挽留一番。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来到“行政院”阎锡山的办公室，与阎长谈，安抚阎锡山。
“百川兄，你行政院长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呀？是对我当总统有什么想法吗！”蒋介石没有落座，就笑着问阎锡山。
“哪里，哪里，总统多虑了。锡山我年事已高，最近身体也一直不好，唯恐辜负总统重托，行政院长一职我想让给年富力强的人来干，会比我干得好些。”
“百川先生临危受命，自任行政院长以来，呕心沥血，为党国日夜操劳，没有人出您之右，您还是好好干吧。”
“总统的夸奖，锡山实在担当不起。眼下政府来台，一切从头开始，急需年轻有为之士整治政局，请总统一定答应我的辞请。”阎锡山知道老蒋在假意挽留，但面子上的话又不得不说。
“那您认为谁接任为好？”其实，自阎锡山一提辞去“行政院长”，蒋介石就已考虑好了合适的人选，但此时他故意想问问阎锡山。
“党国人才济济，能干好的人多着呢！”阎锡山没有正面回答老蒋的问话。 蒋介石见阎锡山不愿就“行政院长”的人选发表意见，便将话头转到其他方面去了。3月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会议批准了阎锡山的辞呈，决定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打了一辈子仗，到了老年似乎才悟到什么。离职前，手下的人在“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阎意味深长地说:“无珠宝而不争珠宝，不是不争，是无所争；有珠宝而不争，是自己心上无珠宝，才足为奇。人不污辱你，你不和人争，不是不争，是无争；人污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这番话语，表明了人至老年时的阎锡山与世无争的某种心态。
阎锡山卸去“行政院长”一职后，第二天就将家搬到了地处偏僻的丽水街。
从此，阎锡山深居简出，将自己关在家里读书写书。
半年后，阎锡山由丽水街搬往台北市郊的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 菁山原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兴建未完工的农场。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小道两旁，杂草没膝，人到之时，野兔四处乱窜。
阎锡山来到这里之后，让人略加开垦，修建了一座草庐。
台北地处台湾北部的盆地，每到夏季酷热难耐，而且台风频频光临。草庐抵挡不住炎热与台风，他便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何不在这里建一座窑洞呢，冬能御寒，夏能防暑，又不怕台风侵袭。他找来当地的一位老农询问:“为什么台湾没有窑洞？”那老农回答说:“这里的土地潮湿，不适挖洞。窑洞空气不流通，再说台湾经常闹地震，恐怕窑洞受不了震动。”
阎锡山考虑了一下，说:“窑洞的这三个缺点，都有办法解决。在窑洞四周糊上水泥，就可以防止潮湿。在窑洞前后各开一扇窗户，就可以解决空气流通的问题。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一样，楼房设计能防震，窑洞设计得好，也一样能防震。”
于是，阎锡山便让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建了一个窑洞。窑洞建成后，他以自己的所谓种能宇宙观，将窑洞命名“种能洞”。后来，他又向附近的金铜矿务局租了一大片地，建了一座“种能农场”，种植了许多柑橘和松树。
阎锡山忘情于这荒山野郊，用读书、种地打发剩余的岁月。
阎锡山的儿子在美国，他在日本也有许多亲戚。据说，卸任后他曾一度想移居美、日，但没有得到老蒋的批准。让这个多年的政敌自由出入美、日，蒋介石确实是有些不放心。现在听说阎锡山改变初衷，移居菁山草庐，种树养花，著书立说，这正合蒋介石之意。没过多久，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往菁山探视。蒋果然看到脱下军服后的阎锡山研究学问很有心得，一副心境淡泊、超脱世外的神态，蒋介石放心了。
阎锡山的墓地茂林修竹，远山如屏，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他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10点准时入睡。阎锡山在国民党中也算是老资格了，自从卸任以后，便门前冷落鞍马稀了。这固然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阎锡山来台后，从大陆带来的嫡系不多，且从政多年，结怨太多。如他与蒋介石进行过中原大战，与政学系争夺过西南地方权力，与白崇禧争过国防部长。这样一来，势必把自己放到了与众人为敌的位置上。所以，他在菁山10年，除老蒋去看过他二三次，陈诚接手“行政院长”，出于礼仪，去看过他一次外，国民党政要，再没有其他人去看过他。倒是一些报纸的记者，出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经历清王朝、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以及残留台湾的“五朝###”颇感兴趣，屡屡造访菁山。所以，阎锡山潜心研究的所谓“大同主义”中和哲学，常见之于台湾各报纸，台北有些学术方面的活动，也常请阎下山出席。这对处于世人冷漠之中的阎锡山，多少有些慰藉。
离职后的阎锡山，自称是“脑不留事，腹不存食”，虽然年岁增高，但身体一直很好。他埋头写书，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孔子学说》、《世界大同》、《大同之路》、《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著作。
1959年，阎锡山77岁。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阎锡山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住院治疗。
阎锡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记挂着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阎锡山出院后，为了尽快完成《三百年的中国》，日夜劳顿，也打乱了平时的生活起居习惯。
1960年元月，《三百年的中国》一书终于完稿。虽然阎锡山此时的身体已不行了，但他仍雄心勃勃，制订了一个研读二十五史及十三经的计划。
这一年的5月2日，阎锡山忽然腹泻不止。第二天起床，发现腿部浮肿，经过医生治疗，身体很快康复。可是到了5月20日，阎又感不适，便请医生来家治疗。次日半夜，开始气喘。这时，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赶到，诊断为急性肺炎并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病情已十分严重。
5月23日上午，阎锡山被送进医院抢救。到中午1点30分，阎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心脏停搏。虽经医生大力抢救，最后回天乏术，时年78岁。
阎锡山死前，曾嘱其家属七点:
1.一切宜简，不宜奢；
2.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幛；
3.灵前供无花之花木；
4.死后早日出殡，不要久停；
5.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
6.墓碑刻上他的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
7.7日之内，每天早晚各读他的《补心灵》一遍。
家属将他的日记打开，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只见上面分别写着: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阎锡山死后，台湾当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阎锡山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之后。这里茂林修竹，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条河流左右萦绕，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阎生前，曾自作挽联数幅，嘱其家属在他死后，贴在他的墓地。其中有一副挽联上写道:“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一生积极反共，据说在死前，还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他一生从政从军，得意的时候少，不得意的时候多。这副挽联，就是他临死前的心境表露和无可奈何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