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格拉斯 后奥斯威辛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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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 后奥斯威辛写作
林贤治
阿道尔诺说：“奥斯威辛(波兰地名。纳粹政权在此建立规模最大的灭绝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姑且不论对这个著名的论断作何种解释，都不得不承认，奥斯威辛是一个尺度：关于时代的、道德的、人性的尺度，无法弃置的尺度；即使作家所写的题材毫不涉及战争和杀戮，时至今日，也都与奥斯威辛有关。在这里，奥斯威辛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虽然属于过去，却向未来敞开。作为一个关键词，它不但没有被遮蔽，被克服，而且在新的语境中，一再地被政治问题和生活事件所激活，从而表现为文学自身的诉求，以及作家具体的写作态度。至于直接表现奥斯威辛题材并一生执著于此的作家，统计起来为数甚少，但是，毋庸置疑，他们是同行中最卓越的一部分。 用柔弱的手，针对这个时代写作。 ——［德］君特·格拉斯 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 格拉斯不同意这种撤离历史现场的结论，相反认为，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且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就是少数表现奥斯威辛题材的作家之一。 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后划归波兰)，父母一方为德意志人，一方为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1946年从美军战俘营获释，后沦为难民。出生地，血统，早年经历，都使得他日后的写作无法绕开纳粹统治的历史。他从中一面体验苦难，一面感受罪责；尤其是行伍经验，使他不可能从胜利者的角度，而是从底层，从失败者一方进行反思。他相继出版著名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写的是家乡但泽，故事则与二十世纪德国的那段黑暗、恐怖、荒诞的岁月联系在一起。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比目鱼》(1977)、《母鼠》(1986)、《辽阔的原野》(1995)，以及《我的世纪》(1999)等作品。除了小说，他也写诗，此外还有大量随笔、书信、评论、演讲；而所有这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维度，那就是奥斯威辛。 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晰，所以多次声明，他是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他明确指出，“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后结束。”他承认，被他写进书里的所有东西，都曾屈从于时间或者与之发生过磨擦；历史要求他用这些东西挡住现在的去路，把现在摔倒。就是说，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对此，他不无自负地说，这种企图遭到了他的叙述的抵抗。 战后德国出现一个“零起点”的口号，不问而知，这种观点遭到了格拉斯的反对。他认为，纳粹党史是血腥的历史，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一种，德国的罪恶及其影响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必须加以充分地、彻底地暴露。1979年6月，在纽约举办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奥斯威辛过去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对孩子们说？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们，在奥斯威辛、特布林卡、马基旦涅克等地发生了什么事？是谁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进行这所有的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对于一场人类的浩劫，像举办展览会或成立纪念馆一类事情固然不应被延宕，而那些没有摆放在展台和陈列柜里的东西，也都应当一道被陈述，被倾听，被解释。如果没有获得一种痛感和耻感，根本不可能从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引出每个人的责任，并且负担起来。 在后奥斯威辛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罪责问题。著名的政治学家阿伦特有关纽伦堡审判的观察和研究，也都把重点放在责任问题上。说到罪责，人们总是习惯地归之于大独裁者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 此外，格拉斯还注意到，奥斯威辛呈现出有组织的与客观必然相联系的责任，已被划分到无法辨认的程度，以致最终表现为不负责任。无论是参与或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在行动时，都有意无意地从各自对“义务”的狭隘的理解出发，寻找逃避责任的借口。连那些制造一个又一个犯罪现场的作案者，在受审时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只是出于服从纪律动用枪弹，或出于义务使用办公桌而已；而其他众多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知道情况而听之任之的人，始终不吭声的人，他们一样没有被审判，难道都称得上是清白的吗？格拉斯不同意这种撤离历史现场的结论，相反认为，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且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对于德国历史进程中无法治愈的创伤，以及引起这一无比罪恶的事件的责任问题，格拉斯确实倾向于人人有份的观点。在这里，这一观点不可能被理解为替杀人者开脱。他不能容忍作为德国人可以指责别人不忏悔而自己竟置身局外，无动于衷；说到忏悔也不认为仅仅是一个良心问题。他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学习反抗，进行反抗，敦促反抗》。在演讲中，他指出，除了健全议会制度以外，仍然需要良心的呼吁和真理的抗争，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抗争，他说：“我们总是错过反抗。德国的历史是一部错过反抗的历史。”他认为，希特勒政权所以得以巩固，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对手的软弱，缺少反抗的决心。他提出，每一个人应当拥有“抵抗的权利”。当责任问题被引导到对自身权利的思考时，显然已经超出一般的伦理范畴，而直接转变为一种政治要求了。 作家首先是一个公民 按照格拉斯的理解，民主应当保障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存在的客观性，即保护冲突的自然状态，使冲突的各方——不同的政治党派和个人——获得本来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就是：“在冲突中生活。” 格拉斯热心政治是必然的事情。 他坦言：“我的整个一生都带有政治色彩。尽管我的主要兴趣在美学方面(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但是只要在这里工作，就是在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被政治造就的世界里工作，当我试着描画现实生活中的图像时，已经在与这个为政治所造就的世界打交道了。何况，今天的政治要大量入侵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比十九世纪要可怕得多，看警察对电话的窃听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假如不是首先把自己当成一个公民，对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反应，是不可理解的。 公民必须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而从事政治，就意味着站在某个党派一边，格拉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公开表示，他的政治参与具有党派性，以至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对于那些自称为超政治超党派的作家，他是深不以为然的。他直接卷入竞选活动，参与撰写勃兰特的演讲稿，进行各种政治辩论和讨论。然而，他从来不打算通过这些特定的政治工作谋取个人权力，而是同人们一起遏制纳粹的影响，巩固和发展议会民主，以建设一个“启蒙的公民社会”。 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也就是民主政体的社会。格拉斯说，在民主政体的社会里，消除现存的阶级对立，不能通过复辟十九世纪的阶级社会来实现，而必须克服一度成为必要的阶级斗争，以使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成为日常的实践。但是，这并不等于消除社会上的所有冲突，相反他指出：“在民主社会里，如果在解决政治冲突的时候将政治上的对手都当成敌人来对待，那么这种民主离结束已经不远了”；又说，“一个民主的社会如果不能让冲突决出胜负，而是用禁令把它封存起来，那么，在它开始理解民主之前就已经不再是民主了。”按照格拉斯的理解，民主应当保障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存在的客观性，即保护冲突的自然状态，使冲突的各方——不同的政治党派和个人——获得本来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就是：“在冲突中生活。” 人为地强制性地消除冲突，惟是奥威尔笔下的《1984》的世界。“老大哥在观察你”。格拉斯多次赞扬奥威尔的洞见和勇气，在随笔《魔术学徒》中，他这样写道：“奥威尔能够洞察他所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上关于终极目标的咒语，能够品尝出加在这种或者那种许诺的粥中的知识分子调料。他从大换班、丧失地位、清除异己、人人自危的恐怖、官方的伪造历史以及语言为意识形态服务之中看到未来的日全食。他的反乌托邦超越了它们形成的原因，今天仍在发挥作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与末期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出版，从直接产生的影响来看，这两部书堪称是一位知识分子向当时的魔术学徒的宣战书。”其实，格拉斯同奥威尔一样站在“知识分子魔术学徒”的对面，捍卫启蒙的理性、正义、自由和民主，并把所有这些当作“有益的流行病”，通过他自己而使之传播开来。 写作：自由和反抗 格拉斯有这样一个说法：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为什么说文学更靠近未来，更持久呢？就因为它比起别的艺术来，更讲究思想意义，更富有对抗性。 格拉斯深知，他做的是“双重工作”，一方面是尽一个公民的义务，从事日常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是做一个作家，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就普遍的状况来说，作家总是强调这一工作的特殊性，但是，在格拉斯看来，作家不论怎样特殊，都不能把写作和政治分开。也就是说，写作带有政治性。格拉斯坦然承认，他的写作语言患了“政治病”。他说，既然他为之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一种政治后果，读者也将同作者一样，带上政治的烙印；所以，倘要寻找一种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时即使拿月亮做比喻也会变得阴森可怕。由于他经历了一场浩劫，因此根本不可能接受那种貌似拯救文学的意见，即作家不应该屈尊参与政治，而必须保持距离，不应该重视当下性，而必须追求“永恒”，才不至于败坏文学的风格。在他看来，包括作家在内，在渗透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和鲜血的现实环境中，我们的身份不能不受到质疑，可是，如果不彻底放弃距离，就不可能把自己置于真实的位置上。他说：“一种文学风格，如果只能像室内植物那样在密封的温室里依赖精心的照料才可以成长，那么，它虽然可以作为艺术的语言保持纯洁，但是遗下的现实却并非是纯洁的。” 文学不是自由的。矛盾永远存在。一种现实总是配上另一种对立的现实。这就是格拉斯的社会观和文学观。如果说，文学是自由的话，只能使用并保持反抗的权利，失去了反抗也就失去了主体的自由。他站在东西方之间，也可以说站在任意一方的边缘，不但不受国家理解力的约束，也不受各种思潮、主义、意识形态的干预，随时发表他对人类事务的批评性意见。格拉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表明，作家的反抗自由，是对权利和独立人格的尊重，自由是个人尊严的代名词。 在一个题为《德国的文学》(1979年)的报告中，格拉斯表明，在对待文化和文学的问题上，他对国家的作用持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与鲁迅的“政治与文学的歧途”的命题颇为相近。他说：“国家认为文化是装饰品，是确认书。有时候，它向文化提供资助，以便文化对它进行确认。因为国家是没有美学的，所以要颁布准则作为替代。” 艺术的自由，确实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格拉斯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家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和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里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更迭的政权的婊子。”但是，我们看到，愈是不自由的国度，作家愈是追求特权，那里的政府也愈是倾向于把少数御用文人保护起来而使之享有特权的做法。表面看起来是政府豢养文人，实际上两者同为权力共生的产物。 文学艺术，就是依靠了自由抵抗而抵达未来的。格拉斯有这样一个说法：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为什么说文学更靠近未来，更持久呢？就因为它比起别的艺术来，更讲究思想意义，更富有对抗性。在反专制、反迫害、反奥斯威辛的过程中，它唤回了许多东西，也创造了许多东西。 允许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吗？ 格拉斯所做的回答是：不但允许，而且必须。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不间断地言说，不同方式地言说。文学惟有保持与人类苦难记忆的联系，它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人生的；惟有这样，它才可能返回人类的心灵，获得为其他精神创造所没有的温暖和力量。 这就是格拉斯的启示的意义。如果说，这一意义在它的虚构性作品中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他的随笔和演说中则是直接的呈现，在那里，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一个公民作家的良知、人道主义和自由的美德。 (林贤治，学者。现居广州。著有《守夜者札记》、《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20日
林贤治
阿道尔诺说：“奥斯威辛(波兰地名。纳粹政权在此建立规模最大的灭绝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姑且不论对这个著名的论断作何种解释，都不得不承认，奥斯威辛是一个尺度：关于时代的、道德的、人性的尺度，无法弃置的尺度；即使作家所写的题材毫不涉及战争和杀戮，时至今日，也都与奥斯威辛有关。在这里，奥斯威辛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虽然属于过去，却向未来敞开。作为一个关键词，它不但没有被遮蔽，被克服，而且在新的语境中，一再地被政治问题和生活事件所激活，从而表现为文学自身的诉求，以及作家具体的写作态度。至于直接表现奥斯威辛题材并一生执著于此的作家，统计起来为数甚少，但是，毋庸置疑，他们是同行中最卓越的一部分。 用柔弱的手，针对这个时代写作。 ——［德］君特·格拉斯 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 格拉斯不同意这种撤离历史现场的结论，相反认为，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且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就是少数表现奥斯威辛题材的作家之一。 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后划归波兰)，父母一方为德意志人，一方为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1946年从美军战俘营获释，后沦为难民。出生地，血统，早年经历，都使得他日后的写作无法绕开纳粹统治的历史。他从中一面体验苦难，一面感受罪责；尤其是行伍经验，使他不可能从胜利者的角度，而是从底层，从失败者一方进行反思。他相继出版著名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写的是家乡但泽，故事则与二十世纪德国的那段黑暗、恐怖、荒诞的岁月联系在一起。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比目鱼》(1977)、《母鼠》(1986)、《辽阔的原野》(1995)，以及《我的世纪》(1999)等作品。除了小说，他也写诗，此外还有大量随笔、书信、评论、演讲；而所有这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维度，那就是奥斯威辛。 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晰，所以多次声明，他是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他明确指出，“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后结束。”他承认，被他写进书里的所有东西，都曾屈从于时间或者与之发生过磨擦；历史要求他用这些东西挡住现在的去路，把现在摔倒。就是说，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对此，他不无自负地说，这种企图遭到了他的叙述的抵抗。 战后德国出现一个“零起点”的口号，不问而知，这种观点遭到了格拉斯的反对。他认为，纳粹党史是血腥的历史，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一种，德国的罪恶及其影响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必须加以充分地、彻底地暴露。1979年6月，在纽约举办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奥斯威辛过去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对孩子们说？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们，在奥斯威辛、特布林卡、马基旦涅克等地发生了什么事？是谁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进行这所有的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对于一场人类的浩劫，像举办展览会或成立纪念馆一类事情固然不应被延宕，而那些没有摆放在展台和陈列柜里的东西，也都应当一道被陈述，被倾听，被解释。如果没有获得一种痛感和耻感，根本不可能从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引出每个人的责任，并且负担起来。 在后奥斯威辛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罪责问题。著名的政治学家阿伦特有关纽伦堡审判的观察和研究，也都把重点放在责任问题上。说到罪责，人们总是习惯地归之于大独裁者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 此外，格拉斯还注意到，奥斯威辛呈现出有组织的与客观必然相联系的责任，已被划分到无法辨认的程度，以致最终表现为不负责任。无论是参与或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在行动时，都有意无意地从各自对“义务”的狭隘的理解出发，寻找逃避责任的借口。连那些制造一个又一个犯罪现场的作案者，在受审时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只是出于服从纪律动用枪弹，或出于义务使用办公桌而已；而其他众多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知道情况而听之任之的人，始终不吭声的人，他们一样没有被审判，难道都称得上是清白的吗？格拉斯不同意这种撤离历史现场的结论，相反认为，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且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对于德国历史进程中无法治愈的创伤，以及引起这一无比罪恶的事件的责任问题，格拉斯确实倾向于人人有份的观点。在这里，这一观点不可能被理解为替杀人者开脱。他不能容忍作为德国人可以指责别人不忏悔而自己竟置身局外，无动于衷；说到忏悔也不认为仅仅是一个良心问题。他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学习反抗，进行反抗，敦促反抗》。在演讲中，他指出，除了健全议会制度以外，仍然需要良心的呼吁和真理的抗争，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抗争，他说：“我们总是错过反抗。德国的历史是一部错过反抗的历史。”他认为，希特勒政权所以得以巩固，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对手的软弱，缺少反抗的决心。他提出，每一个人应当拥有“抵抗的权利”。当责任问题被引导到对自身权利的思考时，显然已经超出一般的伦理范畴，而直接转变为一种政治要求了。 作家首先是一个公民 按照格拉斯的理解，民主应当保障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存在的客观性，即保护冲突的自然状态，使冲突的各方——不同的政治党派和个人——获得本来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就是：“在冲突中生活。” 格拉斯热心政治是必然的事情。 他坦言：“我的整个一生都带有政治色彩。尽管我的主要兴趣在美学方面(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但是只要在这里工作，就是在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被政治造就的世界里工作，当我试着描画现实生活中的图像时，已经在与这个为政治所造就的世界打交道了。何况，今天的政治要大量入侵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比十九世纪要可怕得多，看警察对电话的窃听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假如不是首先把自己当成一个公民，对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反应，是不可理解的。 公民必须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而从事政治，就意味着站在某个党派一边，格拉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公开表示，他的政治参与具有党派性，以至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对于那些自称为超政治超党派的作家，他是深不以为然的。他直接卷入竞选活动，参与撰写勃兰特的演讲稿，进行各种政治辩论和讨论。然而，他从来不打算通过这些特定的政治工作谋取个人权力，而是同人们一起遏制纳粹的影响，巩固和发展议会民主，以建设一个“启蒙的公民社会”。 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也就是民主政体的社会。格拉斯说，在民主政体的社会里，消除现存的阶级对立，不能通过复辟十九世纪的阶级社会来实现，而必须克服一度成为必要的阶级斗争，以使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成为日常的实践。但是，这并不等于消除社会上的所有冲突，相反他指出：“在民主社会里，如果在解决政治冲突的时候将政治上的对手都当成敌人来对待，那么这种民主离结束已经不远了”；又说，“一个民主的社会如果不能让冲突决出胜负，而是用禁令把它封存起来，那么，在它开始理解民主之前就已经不再是民主了。”按照格拉斯的理解，民主应当保障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存在的客观性，即保护冲突的自然状态，使冲突的各方——不同的政治党派和个人——获得本来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就是：“在冲突中生活。” 人为地强制性地消除冲突，惟是奥威尔笔下的《1984》的世界。“老大哥在观察你”。格拉斯多次赞扬奥威尔的洞见和勇气，在随笔《魔术学徒》中，他这样写道：“奥威尔能够洞察他所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上关于终极目标的咒语，能够品尝出加在这种或者那种许诺的粥中的知识分子调料。他从大换班、丧失地位、清除异己、人人自危的恐怖、官方的伪造历史以及语言为意识形态服务之中看到未来的日全食。他的反乌托邦超越了它们形成的原因，今天仍在发挥作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与末期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出版，从直接产生的影响来看，这两部书堪称是一位知识分子向当时的魔术学徒的宣战书。”其实，格拉斯同奥威尔一样站在“知识分子魔术学徒”的对面，捍卫启蒙的理性、正义、自由和民主，并把所有这些当作“有益的流行病”，通过他自己而使之传播开来。 写作：自由和反抗 格拉斯有这样一个说法：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为什么说文学更靠近未来，更持久呢？就因为它比起别的艺术来，更讲究思想意义，更富有对抗性。 格拉斯深知，他做的是“双重工作”，一方面是尽一个公民的义务，从事日常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是做一个作家，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就普遍的状况来说，作家总是强调这一工作的特殊性，但是，在格拉斯看来，作家不论怎样特殊，都不能把写作和政治分开。也就是说，写作带有政治性。格拉斯坦然承认，他的写作语言患了“政治病”。他说，既然他为之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一种政治后果，读者也将同作者一样，带上政治的烙印；所以，倘要寻找一种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时即使拿月亮做比喻也会变得阴森可怕。由于他经历了一场浩劫，因此根本不可能接受那种貌似拯救文学的意见，即作家不应该屈尊参与政治，而必须保持距离，不应该重视当下性，而必须追求“永恒”，才不至于败坏文学的风格。在他看来，包括作家在内，在渗透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和鲜血的现实环境中，我们的身份不能不受到质疑，可是，如果不彻底放弃距离，就不可能把自己置于真实的位置上。他说：“一种文学风格，如果只能像室内植物那样在密封的温室里依赖精心的照料才可以成长，那么，它虽然可以作为艺术的语言保持纯洁，但是遗下的现实却并非是纯洁的。” 文学不是自由的。矛盾永远存在。一种现实总是配上另一种对立的现实。这就是格拉斯的社会观和文学观。如果说，文学是自由的话，只能使用并保持反抗的权利，失去了反抗也就失去了主体的自由。他站在东西方之间，也可以说站在任意一方的边缘，不但不受国家理解力的约束，也不受各种思潮、主义、意识形态的干预，随时发表他对人类事务的批评性意见。格拉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表明，作家的反抗自由，是对权利和独立人格的尊重，自由是个人尊严的代名词。 在一个题为《德国的文学》(1979年)的报告中，格拉斯表明，在对待文化和文学的问题上，他对国家的作用持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与鲁迅的“政治与文学的歧途”的命题颇为相近。他说：“国家认为文化是装饰品，是确认书。有时候，它向文化提供资助，以便文化对它进行确认。因为国家是没有美学的，所以要颁布准则作为替代。” 艺术的自由，确实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格拉斯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家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和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里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更迭的政权的婊子。”但是，我们看到，愈是不自由的国度，作家愈是追求特权，那里的政府也愈是倾向于把少数御用文人保护起来而使之享有特权的做法。表面看起来是政府豢养文人，实际上两者同为权力共生的产物。 文学艺术，就是依靠了自由抵抗而抵达未来的。格拉斯有这样一个说法：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为什么说文学更靠近未来，更持久呢？就因为它比起别的艺术来，更讲究思想意义，更富有对抗性。在反专制、反迫害、反奥斯威辛的过程中，它唤回了许多东西，也创造了许多东西。 允许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吗？ 格拉斯所做的回答是：不但允许，而且必须。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不间断地言说，不同方式地言说。文学惟有保持与人类苦难记忆的联系，它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人生的；惟有这样，它才可能返回人类的心灵，获得为其他精神创造所没有的温暖和力量。 这就是格拉斯的启示的意义。如果说，这一意义在它的虚构性作品中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他的随笔和演说中则是直接的呈现，在那里，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一个公民作家的良知、人道主义和自由的美德。 (林贤治，学者。现居广州。著有《守夜者札记》、《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