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上海的虚荣

2010-3-12 10:25:31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4881　跟帖 2 条没有哪一座城市像上海这样，喜欢获得“被优越感”了：“阿拉原来是高贵的上海人，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感受到了。”   　　编者按：上海，仿佛气势很大，却一直有人说它格局太小。最近上海相声演员周立波对非议上海的人放了一炮：“我把所有对上海人的偏见，都归类到嫉妒，越穷的地方越说上海不好。”立即引发口水仗。上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我们邀请文化学者吴祚来，以一名外地学人的视角，观察上海的文化格局，而上海本土作家任晓雯，则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上海浮华后面的性格。   　　郭德纲主要是通过批评贬损自己的相声搭档，让台下的北京人觉得快乐过瘾，我们看到有二个人在大街上或舞台上对骂互损，便会内心升腾起某种隐约的优越感与快意。   　　赵本山的文化战略主要是嘲笑弱势群体，春晚曾一度嘲讽过权贵们，譬如用名片打扑克，秘书大过董事长，也大过局长，但这种嘲讽让台下的权贵们受不了，于是，本山与艺人们只得矛头朝下，从《卖拐》以残疾人为嬉笑对象，到今年春晚上《捐助》以单亲母亲为笑料，这种没有道德低线的娱乐至死方式，旋即在网上遭遇万炮齐轰。   　　周立波高级而聪明得多，他的文化搞笑战略主要是哄上海人高兴，他不贬低某一个阶层或某一个地区，而是通过提升上海人的自尊心与高尚感，来使每一个听他表演的上海人感觉到优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上海这样，喜欢获得“被优越感”了。听周立波一席话，胜炒十年股，“阿拉原来是高贵的上海人，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感受到了。”   　　你看上海世博会主体建筑，就是一顶来自汉朝的帽子，这顶帽子纵横古今，冠冕天下，似乎这个世界已不需要思想的脑子与强大的身躯，只要戴上一顶有历史文化感、其大无比的帽子，就可以让全世界对你表示敬意，须仰视，你才能看清我的帽子，这是怎样的盛世气概？建筑师为上海造就硕大无比的帽子时，周立波在自己表演的剧场里，也向上海人批发自己造的虚拟的帽子。不仅通过剧场，还通过媒体，你听他在媒体上说道了什么？   　　“我把所有对上海人的偏见，都归类到嫉妒，我认为就是嫉妒。”“越穷的地方越说上海不好，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就在这里。”“我经常在外面开沙龙，我的沙龙是很昂贵的，……必须有3台以上奔驰的才能来，否则人太多。”   　　此语一出，周立波就不是周立波，而是上海人形象的维护者与扞卫者，一句话就将批评上海的人们打入穷困潦倒的窘境，而周立波同时还是中产阶级代言人，他的沙龙观众多是富甲一方人士。对周立波来说，富人是鲜美的牛粪，自己就是牛粪上插的那朵奇葩。   　　艺人一思考，读者就发笑。没有人将周立波的话当成理性思考的结晶，他说出的只是一种“腔调”。无论是周立波还是周立波代表的上海人，发自心灵的声音少，发自喉管的腔调多。甚至到了周立波这里，成为某一种自豪与优越的表现。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还有说真话的伤痕文学，还有充满希望的《萌芽》杂志，还有《于无声处》话剧，而整个90年代，我们不知道上海人说了些什么有意义有价值的话语？只出现一个文化大师余秋雨，他最终沦为“含泪”之士。余秋雨想写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趣味，他游历世界却是为了证明中国特色的趣味的伟大性与合法性，当他想用传统趣味覆盖当代人心性时，他自己的马脚露了出来，他将自己扮演成一只让权贵骑的千里马，而不是为百姓拉车的凡马。   　　这个时代的怀旧形象还有画家陈逸飞，通过笙乐华服美艳，来让上海人忆旧。上海的政治家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拆大建大发展，而上海的文化人却怀旧不止，泪伴秋风，这形成了某种巨大的反差与反讽。他们坚守的不是某一片土地或住宅，也不是某项与生俱来的权力，而是骨子里的“趣味”。如同吃饭不追求营养而只求味觉满足一样，这些艺术家或文化理论家们，追求的是文化艺术的趣味，而漠视其中的人文价值。   　　到了盛世21世纪，更多的因素源于互联网文化的发展，上海有了自己的声音，老生代有沙叶新为代表、中生代有朱学勤为代表、新生代有韩寒为典型，他们倡导自由的精神、平等的理念、人权的理想、民主的方式，还有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对制度改良的建言，以及对不公正不公开不公平不正义社会现象的抨击，体现了知识分子或公民应有的道义与良知，发出的是源于心灵的真诚的声音，而不是为了某种文化趣味，更不是为了体现某种海派的腔调。   　　好了，上海还有刘翔的速度、姚明的高度，又有一批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度，足以使上海依然在中国当代文化版图上，有自己一席之地，一座城市需要经济活力、政治活力，更需要文化与思想的活力，趣味与腔调都是文化生态中表层的东西，城市需要自由的心灵与无畏的思想，以及理性的行动。   　　顺便说一句，周立波如果喜欢与思想者们在一起，他笑起来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尊严与力度。（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