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图霸，是是非非总成空

宋襄图霸，是是非非总成空

    "三监之乱"后，周公对殷商遗民进行了新的规划，那些反抗情绪激烈的殷商遗民被强行迁至东部，由中央政府直接加以管束。为安抚起见，周成王又另封微子启于宋，公爵，建都于商之发祥地商丘，以续商之宗祀。

    微子启是商王帝乙之子，商纣王帝辛的同母长兄，名启，被封于微，故称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云："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仨仁焉。"微子、箕子、比干，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周武王伐纣灭殷，微子携祭器归周，在后人看来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

    史称微子启受封宋之后，颇有德政，深受臣民的爱戴，国家很快稳定，周人的"以殷治殷政策"也终于收到了良好效果，一度困扰统治者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殷商遗民从此开始与周人融合。

    西周时期，宋国作为前朝后裔，"于周为客"，周王给予宋国以"贵客"的待遇，规定它不必向中央纳粟，并有权使用商朝的礼仪制度，享受着其它诸侯国所没有的特权。不过，除了优厚的政治待遇，宋国的分封对于周王室而言，还有一项特殊的作用。宋国地处黄淮平原，所处的地理位置近于东南，正是阻挡淮河流域东南夷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宋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周王屏藩，战争是宋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又是周室封国，宋即有遵守西周礼法制度的一面，又被允许保留商朝礼乐和文化传统。商王朝脱胎自东夷族，民风膘悍，十分好战。读《诗经·商颂》，或是《尚书·商书》，都可以发现商人的文化内涵与周人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殷商（包括宋人）重鬼神与祭祀，而周人则重人文；二是对殷人宋人都崇尚力，而周人重德。宋人继承了商人的文化传统，对武力和征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崇尚，神权与尚力的思想贯穿始终。相比之下，周人的文化内涵是"德"与"孝"等道德观念，而将战争视为"刑"。周人将战争与刑罚视作同一类事物，仅仅视征伐为惩罚有罪者的手段。宋人作为商人的直接后裔，又身处与强大的东南夷作战的最前沿，强悍的民风始终没有退色。微子以后，历代宋君继续尊守"于周为客"的祖制，以维护周室为己任，富国强兵，发展生产，终西周一代，宋国从受封之初的百里之国逐渐随着周与东南夷的战争进程而向东南地区扩张，至春秋初年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一等大国，其疆域含今河南东部、江苏西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地处黄淮，横跨四省。

    到春秋初年，当郑国小霸中原之际，宋国一直就是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左传·桓公二年》载，宋殇公即位的十年间，曾发动了十一次战争。宋殇公于隐公四年即位，即一战伐郑，围其东门；再战取其禾；隐公五年，三占取邾田；四战邾、郑，入其郛；五战伐郑，围长葛；隐公九年，郑伯假以王命伐宋，殇公于是与郑六战；七战于隐公十年，宋鲁大战于菅；八战，宋卫入郑；九战，宋蔡卫三国伐戴；十战，郑伯入宋。隐公十一年，郑伯以虢师大败宋师是为十一战。这些战争大多还是宋国主动出击而挑起的，足见宋国的势力。

    宋国地处一望无际的平原，面对膘悍善战的夷人进攻时无险可守，也易攻难守。因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这是宋殇公在世时选择的战略。除此之外，如何有效的防御外敌，也是历代宋国国君考虑最多的问题。没有地理之便，那就只有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宽阔深渊的护城河来抵御。最早的"高筑墙，广积粮"就发端于此。考古发崛证实，宋国城池大多达到了顶宽12-15米，底宽在25-27米之间，高11.5-12米的规格。而直到战国时期的魏国城墙高度通常都只在6米上下，厚也不过十来米；鲁国城墙高不过4.5米,底宽20米。一般情况下，城墙的高大坚固是与其国力成正比的。可以看出他们的战斗力丝豪不弱。

    宋国为商朝之后，"以奉先祀"，保留着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祭祀，就连政治制度也于其它的诸侯国存在很大差异。宋国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独特的君位传承方式。商王朝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大多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自商汤至纣王帝辛，二十九帝中有十四帝是以弟继兄之位，即便传子也多传兄弟之子。这与西周及绝大多数诸侯国所采取的嫡长子继承制有很大区别。依嫡长子传承制，君主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别子、庶子、兄弟均无缘大位，嫡长制的明显优势便是从制度上尽可能减少了兄弟争立情况的出现。相比之下，兄终弟及的传继方式可以让国家得到"长君、贤君"，不至于弄出个少不更事的幼君而导致大权旁落，但缺点也很明显，君位继承不成定制，容易引发君位争夺战。

    宋国是由殷商遗民建立的国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包括继承制度。宋国的君位传继同样也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并存，这为后来的宋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微子死后，立他的弟弟子衍为国君，这是宋国建国后第一次以兄终弟及传授君位。

    据说微子的嫡子早死，所以这次兄终弟及没有留下后遗症。宋国第五代君主宋愍公去世后，立弟弟宋炀公即位，这次兄弟相继就出了乱子，宋愍公的儿子鲋祀杀死了叔叔宋炀公，夺取了君位。进入东周初年，宋宣公成为第三个立弟弟继位的宋君，把君位传给了弟弟宋穆公；宋穆公临死前，为了回报哥哥的恩情，又不立自己的儿子公子冯，而立哥哥的儿子宋殇公与夷，再次引发内乱。殇公与夷在十年后被执政大夫华督所杀，太子冯随后夺取了君位，即位为庄公。之后，宋国的内乱始终不断，几易其君，《春秋》讥讽宋国的动乱从宣公废掉太子让自己的弟弟即位开始，国家连续十代都不得安宁，宋国就是在这十世之乱中渡过了东周初年的一百年，直到宋襄公的出现为止。

    前面我们说过，宋殇公之时的宋国之乱，并不完全是因战争频繁引起的，实实有华督贪人美色的成分在；而宋庄公之乱则是因他贪赂无信之故。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死，宋庄公参与郑国的内乱，他设计逼迫郑国另立国君，随后又向其索取贿赂，最后迫使郑国反击，并且与郑结仇，其间鲁国多次充当宋郑之间的调停人，但都因宋庄公自大固执而失败。鲁桓公十二年，宋鲁盟约也随之破裂，宋国的老百姓又重新卷入战乱之中。鲁桓公十二年，《左传》便记载"宋有无信之誉"。

    宋庄公死后，闵公即位，宋乱并未停止。宋闵公之死则完全是因为一句玩笑引起的杀身之祸。

    鲁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大水；鲁庄公派使者去慰问灾情。宋闵公说："孤对于上天不诚敬，上天降灾，还以让惊动了邻国的国君，实不敢当。"你听，说得多好啊。于是鲁国大夫臧文仲便不禁赞叹说：宋国恐怕要兴起了吧。禹汤责罚自己，他们勃然兴起；桀纣责罚别人，他们马上灭亡。而且列国发生灾荒，国君称孤，这是合礼的。言语惶恐而名称合于礼，这就差不多了。然而不久又听说这是公子御说的，臧孙达便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爱护百姓之心。

    鲁庄公十一年夏，宋国为了报复乘丘一役而侵鲁国，庄公出战，鲁国"败宋师"，就是对方还没有摆开阵势。如果摆开了阵势，那就是叫"战"了。大崩溃叫"败绩"，俘虏敌方勇士叫"克"，伏兵而击败敌人叫"取某师"。

    乘丘一役中，鲁庄公用一种称之为"金仆姑"的箭射中了宋国主帅南宫长万，鲁庄公的车右孙活捉了他。在宋国人的请求下，鲁国最后释放了南宫长万。

    南宫回国后，宋公就和南宫长万开玩笑说，过去我很尊敬你，现在你成了鲁国的囚犯，我就不再尊敬你了。这本是一句玩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南宫长万因此对宋闵公怀恨在心。

    鲁庄公十二年的秋天，南宫长万在蒙泽杀死了宋闵公，《春秋公羊传》说，宋闵公是被南宫长万这个大力士玩摔跤摔死的。弄死闵公后，南宫长万又在门口把仇牧一巴掌打死，继又杀了太宰督，拥立子游为国君。公子游逃到萧国，公子御说逃到亳地。南宫牛，猛获率军包围亳地。十月，萧叔大心和宋戴公、武公、宣公、穆公、庄公的族人率曹军进攻。杀死了南宫牛，和刚刚立为国君不久的宋闵公的堂弟公子游。

    这样公子御说被立为国君，他就是宋桓公。猛获逃到卫国，南宫长万也逃到了陈国。南宫长万自己拉车载着母亲，一天就到达了。《左传》记载这一句话挺有意思。原来，宋国至陈，相去二百六十余里，长万推辇，一日便到，如此神力，更兼其逃亡之快，古今罕有。

    宋人请求卫国人归还猛获，卫国人不想给他们。只有石祁子坚决反对，他说，这种做法是不行的，普天下的邪恶是一致的，在宋国作恶而在我国受保护，保了他有什么好处？得到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结交邪恶的人而失去友好的国家，这不是好主意。

    于是卫国人只好把猛获送还卫国。宋人又到陈国去请求引渡南宫长万，并送上了礼物。陈国人打发女人去劝南宫喝酒，把他灌醉，用犀牛皮把他包起来，送往宋国。等到到达宋国，南宫的手脚都已经挣破牛皮露在外面了，宋国人把这两个人都煮熟了腌起来。

    宋桓公即位后，鲁庄公十三年，宋国人又背弃了当年齐鲁陈蔡等国的北杏会盟，说是背盟，其实就是宋桓公见齐桓公被推为盟主，心有不甘，便趁会议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提前回国了，不辞而别，这就是"背盟"。第二年，诸侯便以此为名联合攻打宋国，齐国甚至还要成周出兵。战争的结果是宋国被迫顺服于齐桓公。齐桓公也就是在这次鄄地会盟上正式开始成为霸主。

    鲁庄公三十一年，即公元前651年，宋桓公死，其长子兹甫（父）继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吸取了前任宋国国君的教训，这位宋襄公一开始就成为齐国最忠实的追随者。此后齐桓公九合诸侯，宋国都是其会盟的中坚。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姜小白去世，在春秋历史舞台上风云四十年之久的桓公时代结束了。宋襄公的努力没有白费，齐桓公临死之前，将齐国的太子昭托孤给了宋襄公。宋襄公也不负所托，在桓公死后尸骨无人收拾，而群公子争位的复杂情况下，他发兵拥立太子昭即位，是为齐孝公。当然，也有学者如吕思勉先生就认为，齐桓公托孤于宋襄公，"其事羌无证据"，即使有，"亦非正法，盖乘乱伐齐之口实耳"。这聊备一说。宋襄公死的那一年，齐国就伐宋。这一条似乎可以作为佐证。

    齐桓公之死对齐国是一个打击，加上齐国公子之乱，齐桓称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于宋襄公来说，则是一件大好事。宋襄公认为，桓公死后，中原霸主地位理应落到他身上来了。他或许还认为，堂堂的霸主桓公死后都托孤于他，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希望他能担负着新霸主的重任。

    那么，齐桓公为何要托孤于一个"外人"宋襄公呢？

    除了齐桓公看到宋襄公长期跟随自己在霸业舞台上的"忠诚"之外，在齐国国内他也别无选择，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宋襄公有仁义的令名。

    宋襄公本身是宋桓公之嫡长子，有一庶兄名目夷，字子鱼。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危之际，襄公对他父亲说，"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但目夷不敢，当即就推辞道："能以国让，仁熟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宋桓公死后，襄公即位，他就让目夷做了大司马，主管宋国军政。

    这样一件事，发生在春秋一世父子相夷，兄弟相煎这种内部倾轧习以为常的背景下，自然是个另类。因而，这一让国壮举，就为宋襄公赢得了仁义之美名。但这件事也引起了后世人的严厉批评，说宋襄公不过是虚情假意，钓名而已。

    这样说的理由便是，公元前651年春，宋桓公死后，未及下葬，宋襄公以戴孝之身，就迫不及待地会合诸侯以树威。宋襄公若是真正仁义，首先便不应该在国内大丧期间内发兵。此其一。

    其二，公元前642年，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五公子争位，宋襄公出兵平定齐国内乱后，为在诸侯中树立威信，他便决定先惩罚几个小诸侯，杀鸡儆猴。他先抓了滕君婴齐作为榜样处罚不服从的诸侯。又邀请曹、邾等国在曹地结盟，鄫国国君迟到了一会，宋襄公便以为他有意怠慢自己，竟然杀了鄫君，又把他的尸体放到鼎里煮熟来祭睢水之神。当时大司马子鱼就一针见血地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连以仁著称的子鱼都说他这样做能够善终就是大幸了，由此可见宋襄公不但不仁义，而且是个性情凶狠残忍。

    宋襄图霸

    公元前638年，宋楚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大腿受伤，第二年伤发而死。这样的下场，似乎正应了司马子鱼的话。

    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国这样的事在春秋那样一种父诛子、子弑父、兄弟相残的环境下，可以说极其罕见。宋襄公虽然因为是嫡长子而得以立为储君，但根据宋国的传统，兄终弟及都可以，怎么就不能另立公子目夷为君呢？况且他的"仁"此时己举世公认。如果说宋襄公之让国于公子目夷是虚伪的话，倘若万一真的让成了呢？他就不怕假戏真做？退一万步讲，即使宋襄公是假意相让，但比起"郑伯克段于鄢"，"州吁之乱卫"，齐五公子相争来说，宋襄公的做法也够得上仁义了。至于戴孝在身就急急忙忙会合诸侯，明摆着是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有关，倘若宋襄公按照传统的礼仪，待孝服满期后才出面会合诸侯，那不太晚了吗？宋之南有强楚，北有大晋，莫非还会等待宋襄公服孝期满才行动？宋襄公在诸侯中树立威信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宋国的利益？至于杀人家国君，则是宋襄公采取的一种策略，后面我们会详细讲到，我认为不应该受到严厉的指责，至少杀一君树威比杀戮一国百姓要仁义得多。

    后来，宋襄公邀请楚国参加由他领导的会盟，公子目夷极力阻止，不要与强楚争盟，"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宋襄公不听。公元前639年，宋国主持了由齐、楚参加的鹿上（安徽阜南）之盟，决定以三国之名召开诸侯大会。这年秋天，宋楚陈蔡曹许等国会于宋国盂地（河南睢县西北），宋襄公为显示自己遵守信义，未做军事准备，拒听公子目夷以兵车之会往的建议，固执地要以乘车之会往。没想到楚国则事先埋下了伏兵，结果，宋襄公被楚人劫持并载以攻宋。由于宋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楚军才没有攻下宋国。楚人知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不愿杀一无用之君，加之鲁僖公为宋国说情，于是在当年冬天释放了宋襄公。

    那些持批评观点的人认为，受此一辱的宋襄公本应清醒了，但他仍执迷不悟，公元前638年，郑国与楚国相亲，宋襄公效法当年的齐桓公，发兵征讨亲附蛮夷的郑国，楚人伐宋以救郑，两军战于泓水。泓水之战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战例。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对宋襄公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古往今来人们都毁誉不一。毁贬之人除宋国国人外,大司马子鱼也说："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

    宋军二度坐失战机，结果不仅宋军遭受大败，连宋襄公也受了重伤，卫队被杀殆尽。第二年宋襄公就因伤而死去。直到现在仍有学者极力贬斥,说他"由于泥守'古道',实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失去良机而致败,成了一个历史上的笑柄。"

    宋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列出宋襄公三条罪,一是平齐内乱立孝公是"奉少夺长"(齐孝公不是嫡长子),二是以小国国君为祭祀牺牲,三是武力胁曹,以证明其无德。泓水之战的表现不过是"计末遗本,饰小名妨大德"。

    怀疑宋襄公作伪的看法到了清代成为主流意见,大多数清儒都对宋襄公不以为然,其思路与胡安国大体相同,而且说法往往更趋激烈。吴曾祺《左传菁华录》说："(宋襄公)用人于社,昏暴甚矣,一败之后,无以自解,乃姑托以仁人君子之言。何不知羞耻如此。窃谓宋襄公此番举动,是为后世伪道学之祖。"清人高士奇则讥宋襄公为"妇人之仁"："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朁于残人骨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诡之杀，曾子之用，以视重伤于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后来伟人毛泽东还骂他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是纵观这些激烈言词，大都过于感情用事，缺乏足够的证据，用人于社，怎么就是昏暴甚矣？秦穆公以108人殉葬又该如何论断呢？泓水之战，怎么就是计末遗本？仁义之名怎么就是小名？还是颜世安先生说得好："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句话影响很大,很多知识分子蛰伏在中国文化深处的实用主义理念,便常在不自觉之中成为知识分子衡量事情的内在标准。诚哉斯言！

    但是更多的学者还联系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多以宋人为愚蠢的嘲弄对象这样一种现象来说明宋襄公之愚笨而不能变通是宋文化的一种普遍心理与性格所致。如"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的故事，主角便是"宋人耕者"；"拔苗助长"（《孟子·公孙丑上》）的故事主角也是宋人；《战国策·魏策》记有宋人外出学习三年后回家直呼母名的笑话；《晏子春秋》载有宋人沽酒的寓言；《左传》还载有宋大夫狂狡把一个敌兵从井里救出来，结果反而被其俘虏的故事。此外，还有宋元君"匠石运斤"（《庄子·徐无鬼》）、宋人有"不龟手药"（《庄子·消遥游》）、宋人"重带自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楚交战而不知变（《韩非子·五蠹》）、宋人湿木建房（《吕氏春秋·别类》）、宋人以石当宝（《吕氏春秋·阕子》）、宋澄子亡缁衣而强抢路人（《吕氏春秋·淫辞》）等等。这些故事的主角宋人都是集迂腐机械、幼稚无知、自以为是、冒失蛮干为一体。有人对此进行归纳，"庄子以前的愚人几乎全是宋人，韩非子之后，宋愚人仍然占很大比例。"王利器先生辑录的《宋人愚事录》20则，全都是贬低宋人，每及蠢人蠢事，多系宋人所为。且这些记录多出自于诸子著述。

    为什么包括宋襄公在内的宋人会成为众人讥讽的焦点？真的是他们愚笨、无知、自大、冒失吗？只要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就不难发现，这种指责是不能成立的。举例说来，宋人远祖、亡国之商纣一直就是周朝立国后用以打击、恶魔化前代殷商的重要道具，而作为无道暴君。《尚书》是先秦最可信的典籍之一，历数了商纣的几大"罪状"。其中最大的罪名是酗酒。其次，分别是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其实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特别了不得的罪名，但到了战国及以后，诸种罪名都加诸于其身了。恢复商纣的真实面貌有助于了解殷商文化与宋文化。

    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意识到这种现象，并开始为商纣"平反"：

    孔子弟子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荀子说："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

    《淮南子》也说："故三代之善，知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这就是商纣亡国与获得骂名的真相。既然要夺取他的政权，又要他的后代不造反，就只有在名誉上搞臭他，在舆论上战胜他。《尚书》中不少的篇幅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后世丑化宋人，亦出乎同样的心理。

    因此，我认为，东周之世，诸侯力征，相互之间除了武力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岐视，特别是针对宋国。虽然在西周之世，宋国被尊为"客"，实际上不是把你当主人看。到了东周，齐楚晋等几大国逐鹿中原之时，宋国自始就是他们最强大的阻力。因此，通过歪曲宋人形象来打击殷民的文化自豪感与自尊心就成了最突出的现象，这一点从军事上也可以看出来。其它中原小国一旦受到攻击，一般都有诸侯前来救援，而宋国多次被楚进攻，则少有人救援。《孟子·滕文公下》一语破的："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一国行王政，竟然成为别国入侵的理由，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命运的还有杞国，著名的杞人忧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杞国是夏之后裔，杞受周封，地位本与宋同，但《春秋》有意贬其为子。

    孔子所说"三仁"之一的箕子，名胥余，是殷商王族成员，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商朝末年，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曾一度出现严重危机。据说箕子为避祸，曾披发佯狂，纣王见此，以为箕子真的疯了，便将他贬为奴，并囚禁起来。如此箕子才躲过一劫。武王灭商建周后，派人出囚牢中释放箕子，并向箕子询治国之道。这段史事见载于《尚书·洪范》，《史记》亦照单收录。为了瓦解殷商遗民的斗志，箕子后来被远远地赐封到朝鲜，这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朝鲜半岛地区最早出现的文明，朝鲜首都平壤至今尚有箕子陵。

    箕子远赴朝鲜之前去朝见周天子，过殷商故都，见其宫室毁坏，悲从中来，作《麦秀》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殷商旧民听了，没有一个不流泪的。

    正因为宋国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境地，宋国三朝老臣正考父，孔子的远祖，其鼎铭就载有："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左传·昭公七年》）.这简直就到了忍辱负重的地步了。

    不过，也正是这样，培养了宋国人不屈的文化精神。《左传·宣公十五年》就体现得很明显，是年楚国围宋都长达九个月，城中缺粮，可宋人哪怕易子而食也不屈服，这种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宋国做得到。也因了这种精神，这才有了宋国封国早，灭国晚，存在时间长达800年。范文澜先生还认为春秋战国三大文化中心，其一就是宋，其光可照后世。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中国思想史三分天下，其中一份就在宋。

    前面讲过，鲁僖公十九年夏,宋襄公指使邾文公杀害曾国国君来祭祀东夷人的一种古老社坛。有学者指出，此举意在笼络东夷人。宋国是殷人之后,东夷与殷人渊源甚深,宋襄公为聚集力量,显然是想把殷商旧族以及东夷的力量动员起来。其实子鱼反对的也只是用活人祭祀,他说："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同年秋天,因曹国不服宋,宋国军队围困曹国。子鱼又不同意,对宋襄公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缺而后动。"鲁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想要会合诸侯,鲁国著名的君子臧文仲听说以后,也批评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前后三次记载对宋襄公的批评,都出自某种道德标准。子鱼和臧文仲都是那时著名的君子,他们的批评代表着舆论。那么，这种道德标准又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这种道德标准就是一个"德"字。"薄德"、"崇德"、"省德"上述三种批评都指向一个"德"字。就是说，他们的指责都认为宋襄公没有顾及"修德"。"德"是周人建国后新兴起来的一种观念，所谓"德"，最初是指一种氏族图腾。后来，有了"恩惠"、"好处"的意思，也就是说德是由抽象的天命色彩逐渐具体化，到管仲，首次把德与礼相提并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后来赵衰进一步提出"礼乐，德之则也"，《左传·文公元年》则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子产则提出"夫令名，德之兴也。"由此可见，子鱼所说的"德"更侧重于"恩惠""好处"，而宋襄公所持的德则主要是与礼相结合的德观念。二者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实际上，历史上亦不乏对宋襄公充满赞誉之人。《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宋楚泓水之战是这么评价的："君子大（注：尊崇之意）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何休注曰："《军法》以鼓战,以金止。不鼓不战。……君子不战未成陈之师。"

    军礼是周礼五礼之一，《淮南子》则认为："古之兵,弓箭而已矣,槽矛无击,戟无刺。晚世之兵,隆以攻,渠巾詹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这是认为由于人们的战争观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军礼的消失,以至将军礼的应用视为笑柄。从《淮南子》所记载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我们可见,宋襄公在泓之战中是遵循了军礼的。《孟子·离娄上》记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造成这种战争的残酷性加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之世，礼崩乐坏首当其冲的便是军礼的崩坏，到战国已全无军礼可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顾炎武语）

    《左传》虽然一再强调时人对宋襄公的批评,但从其客观的记录中却能看出,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的最初三四年的努力实际上很有成效。

    在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年),宋、齐、楚三大国在鹿上会盟,宋国竟能够迫使楚国屈从于宋之盟主地位。论实力宋国不能与此时的楚国相比,这中间除了一批中原国家在背后支持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宋襄公采取的策略得当之故。鹿上之盟表明宋襄公之争霸几乎眼看就要实现,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宋楚间利益冲突的日益尖锐,这时宋国的子鱼就预感宋国将有祸难。就在这一年秋天，诸侯在盂地举行会盟,楚国竟然不顾会盟规矩,出兵拘押了宋襄公,并挟持着襄公前来攻打宋国。《左传》对这事的记录采取了略而不详的手法,只说到这年冬天诸侯会盟于薄地时,楚国又把宋襄公释放了。

    《公羊传》不重记史事,却对这事有记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宋襄公与楚成王约定盂之会是不带兵车的"乘车之会",会盟之前，敏感的子鱼估计到楚国可能要背约,会有所动作，便建议宋襄公有所提防,但是宋襄公坚守信约不带兵力赴会,结果在盟会上被不守军礼和盟礼的楚国武力拘押。幸赖宋襄公在国外临危镇定,子鱼在国内主持大局,才使楚国无机可乘,最后不得不释放宋襄公。并不如后世某此学者所说的，楚国没必要杀一个无用之君。《公羊传》对宋襄公是持赞赏态度的。

    颜世安先生也说，战国时代,人们谈到宋襄公大多不以为然,显然与战国崇尚智谋武力的风气相关。而汉代经学兴起,认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逐渐占了上风,代表性的说法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的。他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春秋繁露·俞序》)这里说的《春秋》是《公羊传》,《公羊传》里所记古代君子盛赞宋襄公泓之战可比于周文王,是相信他本来应该像文王一样取得成功,把他失败的原因归因于宋国臣民的萎缩。董仲舒则只问是否合乎道义,不问是否能成功。

    在宋楚争霸中，宋襄公的雄心与子鱼的隐忍求全正好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泓水之战前，作为大司马的子鱼极力劝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矣。"襄公不听。为什么子鱼极力反对宋国争霸呢？为什么襄公又屡谏不听呢？到底是谁代表着宋国的民意或舆论呢？

    1934年,胡适先生发表了一篇长文《说儒》,指出春秋时有一个"殷人复国的大运动",说殷商亡国以后的几百年中,其遗民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商颂·玄鸟》中,可以看出殷人在期待一位民族英雄来做复兴的大事业,宋襄公图霸便是受到这复兴梦想的鼓荡。宋襄公失败以后,殷人武力复兴的梦想破灭,便渐渐转化成对一位本民族文化英雄的期待,孔子的学说便由这样背景而生成,故原始儒学实是以古代东方殷人文化为根本之学说。胡适先生的说法虽然有些臆测之辞，但他指出的殷民族复兴梦想应该是合理的。要不然，宋国子鱼也不会说出"天之弃商久矣"的话来。

    我认为，在宋国国内可能本身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以子鱼为代表，认为这个时候，若想复兴，谈何容易，不如求全保身；一种意见以宋襄公为代表，认为这个时候若不奋起，机会只会一瞬而过。虽然最终以宋襄公的意见占了上风，但也许正是由于国内意见不统一，才导致宋楚之战，宋师损失惨重。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国人皆咎公"。至于国人为什么要"咎公"，《左传》也没有明说。但看得出来，宋国人是把泓水之战宋师大败的责任归诸襄公的。从战争结局来看，宋师之败，襄公难辞其咎；但是，从整体来看，宋襄公虽败犹荣。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暂且搁下这个疑问。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疑问，那就是，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会两次主动放弃有利的战机?这已经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奇特事件。

    春秋时代人们对此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宋襄公是不懂打仗的道理,子鱼在战后对宋襄公的批评,主要是说在战场上没有礼义可言,如果讲究礼义,就不如不要打仗。从"国人皆咎公"这句话来看,子鱼的批评可能也代表当时宋国的民意。《左传》作者大段记录了子鱼的批评,显然也是赞同这种看法的,后来司马迁在《宋世家》中写到泓水之战时基本上是照录《左传》的原文,显然他也是赞同子鱼看法的。另一种看法以《公羊传》所记的议论为代表,《公羊传》记述泓之战的过程与《左传》差别不大,但最后引用的春秋时人评价则与子鱼完全不同："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里的"君子"便是春秋时与子鱼意见相左的一些人,《公羊传》显然赞同他们的观点。另外，司马迁在《宋世家》"太史公曰"中也提到："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他提到的"君子"对宋襄公的嘉许,证实了《公羊传》所言不诬。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呢？正方观点中既有君子，也有民意作为支持；反方观点中也主要是君子的看法。但仔细分辨，仍然不能看出，正方的观点主要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问题，反方的观点则是从战争的过程来看问题。

    我认为，宋襄公图霸之举，不能纯粹从实力和结果来看。论实力，宋国确实比不上当年齐桓公时代的齐国。泓水之战之前十八年即鲁僖公四年,齐桓公带着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迫使楚国签订召陵之盟。但此次南征，中原联军只能说是略挫了楚国北进的锋芒。中原联军与楚国从春对峙到夏,始终没有正面交过锋。一方面楚国不敢贸然应对八国联军,但另一方面中原联军也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不是对楚的军力心存畏惧,庞大的北方联军何以拖延近半年,最后以谈判了局呢?

    实力强大如此的齐桓公尚且只能如此，那么再看距泓水之战六年之后爆发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更加清楚了。城濮之战虽然是晋国战胜,也是中原华夏族第一次打败蛮夷楚国。但这一次是晋国倾全国之力对付楚军的一支偏师,且晋文公战前仍然疑虑重重,甚至一度想放弃,若非部下给他打气,城濮之战就打不起来。北方国家对楚的畏惧由此可见。而泓水之战是宋国独立抗楚,宋国军力远不逮齐、晋,几乎没有取胜的希望,即使宋军乘楚军立足未稳出击,又能有多少胜算?子鱼事后的批评,也说过即使利用险阻出击,"犹有惧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宋襄公不是傻瓜，也不是战争狂人，颜世安先生就认为，从宋襄公争霸的前后行动来看,他并不迂腐,很会用灵活手段处置不同问题,有时颇为刚狠。如为笼络东夷不惜用人祭,曹国不服则诉诸武力。他在与楚军对阵时坚持军礼,并非不会打仗,相反他运用的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策略。而不是在对付中原诸国时灵活强硬，而在对付楚国时就变成了迂夫子。宋襄公与楚国争锋时一贯注重礼义,并非泓之战时心血来潮。宋襄公自然明白宋国武力不能敌楚,利用齐桓公时形成的夷夏之辨局面,以文化故国的名义号召中原诸夏联合御楚,确乎是宋国能够扼制楚国北进的一个最好策略选择。

    那么，可不可以这么说，宋襄公是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我不这么认为，假使没有宋襄公，宋楚之间的战争就能避免吗？不能！因为宋国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其势力来说，都是北进中原的楚国霸图路上的拦路虎，即便宋国不主动出击，楚国的入侵只是迟早的事，也就是说，宋楚之间难免有一场恶战。这一点，我想宋襄公比我们考虑得更早。

    有宋八百年间，其早期受周王室的防范，后期则长期处于南北诸大国冲突的锋芒处，其特殊的身份、文化背景、经济实力以及战略位置，一直为各诸侯国所垂涎。

    据杨宽先生考证，宋国的经济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比较繁荣的，宋国所以能成为中原较强的诸侯国，自然条件的优越也是因素之一。《禹贡》徐州，土是赤埴坟，田是上中等。战国时分属鲁、宋、楚等国。"宋国以有桑林着称，蚕丝事业也很兴盛"。

    当时有名的大城市：宋的陶邑（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齐的即墨、安阳、越的吴（苏州）、秦的咸阳等。在这些商业城市中，宋的陶邑最为重要。它北临济水，东北有菏水沟通泗水，自从鸿沟开凿以后，济、汝、淮、泗之间构成水道交通网，陶邑正处于这个交通网的中间。陆路交通也是发达的。由此向东北是商业发达的卫国，向东是鲁国和齐国，向西是魏国和韩国。因为它地处中原地区水陆交通的中心，"诸侯四通"，就成为"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这里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人口众多，范蠡就曾在陶邑"三致千金"。范蠡"以为此天下之中，交通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陶朱公"之名便据此而来。直到汉初，包括定陶在内的济阴都还是个人口众多的地区。鲁仲连给燕将写信，就曾说："请裂地定封，富比陶卫。"

    在齐国灭宋前，齐秦赵三大强国都曾想夺取定陶，引起了激烈的斗争。不仅齐愍王要攻灭宋国，而且秦的穰侯魏冉和赵的奉阳君李兑都曾想攻取定陶作为自己的封地。后来张仪游说楚王，谓楚王"举宋以东指，则泗上十二诸候尽王之有己。"到秦汉之际，刘邦还在定陶称帝。由于争夺宋地，曾发生一系列合纵、连横的战争。宋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仅在军事上，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上。这一点楚国最深知其厉害，楚在逐步吞并周围小国后，将重要目标锁定在宋国，故楚北举必攻宋。它不仅自己出兵不断攻打宋国，而且还经常指使郑国等宋周边国家攻宋。《左传》中关于宋楚之战的次数最多。

    宋襄公死后，不久,宋与楚媾和。宋成公亲往楚国,主动把宋国放回了二等国家的地位,自此以后,终春秋之世,宋国再也没有机会觊觎霸主宝座。

    宋襄公死后第二年晋文公立为晋国国君,不久就成为中原霸主。史家说到春秋霸主都说齐桓晋文,没有宋襄公的位置，直到汉人才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中。

                                                           -----《大国崛起》解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