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布克文学奖的是是非非

芮小河
英国小说在经历了十九世纪文学大师如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带来的辉煌之后，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等引领下走向了现代主义的巅峰。然而，英国文坛盛极而衰，自五十年代以后就没有能推出堪与前辈比肩的小说家，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吸引读者。另外，随着社会技术手段的进步，日常信息交流的方式多样化，大众的兴趣转向新型的休闲、娱乐形式诸如电视、电影等，再加以美国同行咄咄逼人的竞争，越发造成英国纯文学书市的低迷和读者的流失。
英国书业界曾有着赞助文学作品且不以谋利为宗旨的传统并为之而自豪，即使在“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亦不屑于商业化运作促销图书，但在纯文学图书出版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终究不得不试图在不丧失原则的基础上，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寻求平衡。由来自乔纳斯·凯普（Johnath Cape）出版社的总编汤姆·马什勒牵头，书业界于一九六八年开始酝酿设立一项文学奖，以奖励年度最佳英文严肃小说，并引导文学读者的鉴赏活动。大奖以赞助商布克公司命名，最初称布克奖（Booker Prize），后因新赞助商加入，改称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以下简称“布克奖”）。设立早期，布克奖未能引起保守、怀疑的评论界及读者们的充分关注，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届获奖作品已被人遗忘。不过，自八十年代起情况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一九八○年威廉姆·戈尔丁的《航行祭典》险胜安东尼·伯吉斯的《尘世势力》，颁奖典礼第一次由BBC转播，轰动一时，布克奖衡量作品水准的权威性自此逐渐确立。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布克奖成为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桂冠，除了英国籍作家，越来越多来自英联邦其他成员国及爱尔兰、巴基斯坦、南非，母语非英语的作家闯入候选名单并获得殊荣。大量入选小说及获奖小说代表着来自不同文化、历史、信仰、性别的声音，布克奖成为众声汇集的舞台。三十多年来，布克奖的不少获奖及入围作品不仅为大众耳熟能详，而且进入批评家、学者们的视野，还被纳入文学选本，进入学校课程，被广为研读。由于布克奖在当代英语文学界的影响，其入选名单常常被视为衡量当代英语文学状况的敏感的晴雨表，被大家用来预测近期文坛的动向。
布克奖的问世正逢声势浩大的非殖民化运动，英国丧失了帝国地位，其各前殖民地纷纷赢得独立，清算、颠覆殖民主义的后殖民意识上升并蔓延，这一历史经验进入当代英语文学中，得到了布克奖的关注及认可。当有关“英国性”的定义一度模糊之时，小说中那些与英国渊源颇深、甚至渗入英国文化中成为定义其性质的前殖民地经历尤其受到重视，彼得·查尔兹所称的“六十年代以来英语文学最令人瞩目的转向”就是针对这一时期印度作家的英文小说、英国作家有关印度题材的作品数量持续增长、影响日益扩大而言。一九七一年V.S.奈保尔的《在自由的国度里》获奖，更成为这一重要现象的标志，作品虽然写的是某一不知名的类似乌干达的非洲国家，与印度无关，但是奈保尔的印度血统一直让印度人引以为骄傲。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三本关于印度的获奖作品：一九七三年J.G.法雷尔的《围攻克利希那邦》，叙述在英国殖民者雇佣的印度士兵当中发生的一场哗变；一九七五年露丝·贾布微拉（Ruth Jhabvala）的《热与尘》，通过一位英国姑娘探秘家族丑闻，讲述在二十年代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其祖父的前妻受当地王公诱惑背叛家族的经历；一九七七年保罗·斯哥特的《滞留》，描写印度独立之后二十五年间一对英国夫妇在丧失殖民者特权的情况下继续居住在当地的生活。此外，尚有一九七○年伯尼丝·鲁本斯探索犹太裔英国人生活的《入选者》、一九七四年纳丁·戈迪默以反对种族主义为题材的《自然保护论者》名列获奖名单，同样说明，自成立伊始至七十年代，布克奖名单即呈现多元化倾向，囊括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及其作品。
八十年代后，这一多元化势头愈显上升趋势，一九八一年，印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以《午夜之子》问鼎，随后澳大利亚的托马斯·肯尼利、彼得·凯瑞，南非的J.M.库切，新西兰毛利族作家凯里·修米等步步紧跟。在这个时期，除了重写殖民历史的小说家的声音之外，布克奖亦不乏女性作家、地方作家的声音。九十年代后，大奖的多元化色彩更趋斑斓，随着非英国本土作家们频频夺冠，“二战”后在文学上声音一度微弱的国度——爱尔兰、加拿大、尼日利亚等等国家重新引起瞩目。应该说，布克奖在重绘英语文学地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即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至二○○四年的这十多年间，几位获奖的本土作家也表现出强烈的多元意识：A.S.拜厄特的《占有》（一九九○）从现实的角度关注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巴里·昂斯沃斯的《神圣的饥饿》记载贩卖奴隶的殖民岁月（一九九二年与加拿大的迈克尔·翁达杰并列获奖）；詹姆斯·凯尔曼的《太晚太晚》（一九九四）的主人公是操着方言的格拉斯哥的工人阶层，按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小说是为“被主流文化压抑的苏格兰地方文化振臂一呼”；派特·巴克的《魂灵之路》（一九九五）涉及“二战”历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最后的安排》（一九九六）交错四个来自中下层的男子对故友和个人生活轨迹的回忆；伊恩·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一九九八）反映当代英国中上层阶级生活中有违道德操守、光怪陆离的一面；阿兰·霍灵赫斯特的《美丽线条》则通过一位同性恋者的视角勾勒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画面（二○○四）。
自布克奖设立以来，各种争议、流言便纷纭不绝，每逢众望所归的作品落空，黑马作家横空出世，就会引发关于评判是否得当的讨论。争议的中心其实正是这愈演愈烈的多元化倾向，英国评论界对此向来褒贬不一：推崇者称布克奖的多元化追求是其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赞扬大奖推动了后殖民时代对英联邦诸成员国文化蕴藏和各国对英语文学贡献的认可，拓宽了经典的范围，为英语文学注入新鲜血液；抨击者痛陈在商业利润的无形驱使下，评委们倾心于富有异域色彩的、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有关后殖民时代纷扰动荡的作品，青睐无名作家、女性作家，种种猎奇之举难免有作秀之嫌，从而造成在布克奖的历史上一些具有相当水准的英国本土作家的缺席。后一论调甚嚣尘上，以致一九九八年评审主席道格拉斯·赫德不得不在颁奖晚会上澄清，作家的国别、民族、性别全然不在评审考虑之内。
对于这一轰轰烈烈的多元化发展，英国书业界逐渐建立起来的全球市场观固然在其中推波助澜，要求广泛吸引各个阶层的、异质的国际读者。不过，除了这一商业化因素的作用之外，客观地说，英国文学界自身的状况也负有责任。就战后一部分本土作家沉浸于狭隘的中产阶级生活题材，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伯纳德·伯贡兹早在《小说的境况》中就一语道出了对当代英国小说状况感到失望的批评家们的感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学一直倒退且偏安一隅，极少能表述人类的普遍境况。”在七十年代，作家兼评论家戴维·洛奇、马尔康姆·布拉德伯里等都做出了小说今不如昔、处于危机之中的断言，乃至于到八十年代，对于英国本土小说“普遍的评价”竟是“安乐地排外的，高度保守的，反对实验的，抵制改革创新的”（贾格·里森：《当代小说》）。
一方面是作家们因袭守旧、缺乏活力，另一方面，评论界同样是保守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景象，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评论家深有体会，“文学界根深蒂固的阅读习惯是小说的新发展得不到认可的主要障碍……所有主要的文学批评学派认为对新文学产生兴趣是不必要的。甚至在前殖民地的大学所开设的文学专业院系里，鄙视新兴的亚洲、非洲、南美洲文学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七十年代甚至更长的时期”（贾格·里森：《当代小说》）。
伴随战争和后殖民时期社会重组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交流、碰撞乃至产生冲突。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作家却身处于战后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物质生活充裕，充耳不闻外界的变化，创新的愿望也不再强烈，写出的作品千篇一律，自然难以当作典范。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要本土作家没有改变自身的这种状况，他们在布克奖争夺战中接连失利，不断被超越，也就在所难免。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布克奖，非本土作家那些以多元文化或本民族文化、历史为背景，及时折射世界的复杂性、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不断被推出作为新的典范，相应的批评气候也受到影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就把像自己这样一度处于文坛边缘的作家能脱颖而出、进入中心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多元文化、国际主义越来越重视：
(以前) 英国作家并不留意自己的视野是否国际化，他们可以写英国社会中最细微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生活方式必然能引起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的兴趣，因为英国文化是无与伦比的……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但英国人在“二战”多年后，才察觉到这改变……英国人明白了：我们不是宇宙的核心。我们只是欧洲北面一个闭塞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参与世界，就必须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
这样看来，在英国努力朝多元社会发展的时期，加入到国际主义作家行列的一部分少数族裔、前殖民地作家频频入围、获奖，恰恰代表了英国文学从后帝国、后殖民时代的自闭中突围的潮流。
早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畅销书：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一书中，一贯关注大众文化、因持非正统评论立场而颇受争议的约翰·苏特兰(后任一九九九年评委、二○○五年度评审主席)估计当时英美两国每年大约推出两千部原创小说，而只有四十至五十部小说登上畅销书榜，“一年之中充其量只有一部最终进入经典的行列，到达一切自珍自重的文学作品期待的圣殿”。
作品是昙花一现还是有幸成为经典，有待时间的考验。在出版物比之二十多年前成倍增长的今天，作家们在有生之年得到认可的几率微乎其微。布克奖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文学的赞助人和评判者，它的出现实在是作家们，尤其是一些具有潜力的无名作家们的一大幸事。
纵观一九六九年以来的获奖名单，有不少作家本来籍籍无名，在得奖后才声名鹊起。这其中的佼佼者又属奈保尔、戈迪默、库切等，他们在十年或数十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广为世界瞩目。许多作家都是在个人创作生涯才刚刚起步时就获得布克奖，比如戈迪默公认的代表作是后期《七月的人们》而非获奖作品《自然保护论者》，女作家基兰·德赛在二○○六年获奖的《继承的遗失》是其第二部小说作品，更有作家以处女作夺冠，如一九九七年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卑微的神灵》、二○○三年D.B.C.皮埃尔的《弗农少年》等，布克奖提携文学新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折桂者也不乏文坛宿将，默多克、戈尔丁、麦克尤恩等获奖前已堪称英国重量级作家。不过，赫赫名声并不意味会增添获胜的砝码，洛奇、布拉德伯里等著名小说家入选决选名单却与大奖失之交臂；一九八一年，来自尼日利亚的新秀本·奥克瑞击败马汀·艾米斯；还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四次入围，以至于报刊戏称其为布克奖“资深使女”（指涉阿特伍德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入围的小说《使女的故事》)，第四次凭《盲刺客》在二○○○年夺冠，等等例证不胜枚举。
应该注意的是，布克奖始终还是处于西方视野关照之下，因为评审重任毕竟主要由来自伦敦的文化界精英人物担当，有些评委还具有专业背景。这些代表一个时期西方文化某一阶层的品位及喜好的评委决定初选、决选名单及获奖者。仅以近年的评审主席为例，丽莎·嘉汀（二○○二）为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约翰·凯利（二○○三)为文学教授兼评论家（也曾任一九八二年评审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为前文化大臣(二○○四)，约翰·苏特兰（二○○五）为伦敦大学教授。布克奖使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原本抽象的“他—我”关系具体化，对处于边缘的地方作家或前殖民地作家来说，获奖往往意味着得到以伦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权威的承认，而后者往往或抱有以“他者”镜像来确立变革中自我身份的心态，或深怀拓展英语文学发展空间使其成为“现代世界主要的文化力量”的愿望。因此，大奖的评选归根结底是意识观念筛选的结果。
多年来，布克奖的评选规则细节修订变动不断。应合近年来的改革呼声，新赞助商曼公司有意推行对候选小说资格的改革，使大奖面向美国作家，从而推进其国际知名度，扩大图书的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改革者主张布克奖应当面向所有以英语语言创作的作家，尤其包括美国作家，免其沦落为二流文学奖，称“如果布克奖要保持其文化遗产的奠基石的地位，就必须让美国人有参赛的途径”。支持这一主张者还断言英国作家有与美国作家竞争的实力。不过，反对的呼声亦此起彼伏，反对者主要担心的是美国作家在数量、质量方面的优势使得布克奖被美国化。一九八二年得主肯尼利便认为，如此的规则修改将使大洋洲作家获奖难度增大，他感叹道：“美国有如此之多出色的作家，谁能竞争得过托尼·莫里森?”嘉汀教授则指出美国作家取得参赛资格将是对“英国文化和传统的背叛”。在一片喧哗中，二○○五年二月，旨在奖励终生成就的“超级”国际布克奖候选名单出笼，十八位健在的用英文写作或作品被译成英文的作家，包括菲利普·罗斯、君特·格拉斯、约翰·厄普代克和米兰·昆德拉等一些世界文坛名家榜上有名，而三位评委最终投票给了作品传播范围相对小些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德莱。
布克文学奖应运而生，催动英国文坛的边缘力量激流喷涌，促使英语文学创作向多元化发展。由于这一奖项与媒体相结合，电台、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评选进程，那些承载强烈的文化“他者”意识的严肃小说作品因而得以登上各大媒体的畅销书榜，进入商业流通，不但成为有形的消费品为众多都市居民所接受，而且产生社会能量，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互动。理查德·托德教授在把布克奖置于消费文化中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从任何角度来看，布克奖(一方面)在商业运作、(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作为一个成功的产业，布克奖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推动了文学出版涉及的方方面面诸如作家、出版商、读者、销售商等的发展，使作家行列新人辈出，激发出版商、销售商推介无名作家的积极性，扩大文学受众的范围，从而影响着小说的写作、阅读和出版方式。根据历年来的那些得奖及入围作品，便可以一窥当代英文小说发展的轨迹。相比较之下，自一九八二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在读者心目中影响日渐式微，是否可以在运作等方面借鉴布克文学奖，推动我国文学出版业的发展?
伴随战争和后殖民时期社会重组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交流、碰撞乃至产生冲突。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作家却身处于战后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物质生活充裕，充耳不闻外界的变化，创新的愿望也不再强烈，写出的作品千篇一律，自然难以当作典范。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要本土作家没有改变自身的这种状况，他们在布克奖争夺战中接连失利，不断被超越，也就在所难免。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布克奖，非本土作家那些以多元文化或本民族文化、历史为背景，及时折射世界的复杂性、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不断被推出作为新的典范，相应的批评气候也受到影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就把像自己这样一度处于文坛边缘的作家能脱颖而出、进入中心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多元文化、国际主义越来越重视：
(以前) 英国作家并不留意自己的视野是否国际化，他们可以写英国社会中最细微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生活方式必然能引起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的兴趣，因为英国文化是无与伦比的……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但英国人在“二战”多年后，才察觉到这改变……英国人明白了：我们不是宇宙的核心。我们只是欧洲北面一个闭塞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参与世界，就必须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
这样看来，在英国努力朝多元社会发展的时期，加入到国际主义作家行列的一部分少数族裔、前殖民地作家频频入围、获奖，恰恰代表了英国文学从后帝国、后殖民时代的自闭中突围的潮流。
早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畅销书：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一书中，一贯关注大众文化、因持非正统评论立场而颇受争议的约翰·苏特兰(后任一九九九年评委、二○○五年度评审主席)估计当时英美两国每年大约推出两千部原创小说，而只有四十至五十部小说登上畅销书榜，“一年之中充其量只有一部最终进入经典的行列，到达一切自珍自重的文学作品期待的圣殿”。
作品是昙花一现还是有幸成为经典，有待时间的考验。在出版物比之二十多年前成倍增长的今天，作家们在有生之年得到认可的几率微乎其微。布克奖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文学的赞助人和评判者，它的出现实在是作家们，尤其是一些具有潜力的无名作家们的一大幸事。
纵观一九六九年以来的获奖名单，有不少作家本来籍籍无名，在得奖后才声名鹊起。这其中的佼佼者又属奈保尔、戈迪默、库切等，他们在十年或数十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广为世界瞩目。许多作家都是在个人创作生涯才刚刚起步时就获得布克奖，比如戈迪默公认的代表作是后期《七月的人们》而非获奖作品《自然保护论者》，女作家基兰·德赛在二○○六年获奖的《继承的遗失》是其第二部小说作品，更有作家以处女作夺冠，如一九九七年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卑微的神灵》、二○○三年D.B.C.皮埃尔的《弗农少年》等，布克奖提携文学新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折桂者也不乏文坛宿将，默多克、戈尔丁、麦克尤恩等获奖前已堪称英国重量级作家。不过，赫赫名声并不意味会增添获胜的砝码，洛奇、布拉德伯里等著名小说家入选决选名单却与大奖失之交臂；一九八一年，来自尼日利亚的新秀本·奥克瑞击败马汀·艾米斯；还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四次入围，以至于报刊戏称其为布克奖“资深使女”（指涉阿特伍德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入围的小说《使女的故事》)，第四次凭《盲刺客》在二○○○年夺冠，等等例证不胜枚举。
应该注意的是，布克奖始终还是处于西方视野关照之下，因为评审重任毕竟主要由来自伦敦的文化界精英人物担当，有些评委还具有专业背景。这些代表一个时期西方文化某一阶层的品位及喜好的评委决定初选、决选名单及获奖者。仅以近年的评审主席为例，丽莎·嘉汀（二○○二）为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约翰·凯利（二○○三)为文学教授兼评论家（也曾任一九八二年评审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为前文化大臣(二○○四)，约翰·苏特兰（二○○五）为伦敦大学教授。布克奖使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原本抽象的“他—我”关系具体化，对处于边缘的地方作家或前殖民地作家来说，获奖往往意味着得到以伦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权威的承认，而后者往往或抱有以“他者”镜像来确立变革中自我身份的心态，或深怀拓展英语文学发展空间使其成为“现代世界主要的文化力量”的愿望。因此，大奖的评选归根结底是意识观念筛选的结果。
多年来，布克奖的评选规则细节修订变动不断。应合近年来的改革呼声，新赞助商曼公司有意推行对候选小说资格的改革，使大奖面向美国作家，从而推进其国际知名度，扩大图书的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改革者主张布克奖应当面向所有以英语语言创作的作家，尤其包括美国作家，免其沦落为二流文学奖，称“如果布克奖要保持其文化遗产的奠基石的地位，就必须让美国人有参赛的途径”。支持这一主张者还断言英国作家有与美国作家竞争的实力。不过，反对的呼声亦此起彼伏，反对者主要担心的是美国作家在数量、质量方面的优势使得布克奖被美国化。一九八二年得主肯尼利便认为，如此的规则修改将使大洋洲作家获奖难度增大，他感叹道：“美国有如此之多出色的作家，谁能竞争得过托尼·莫里森?”嘉汀教授则指出美国作家取得参赛资格将是对“英国文化和传统的背叛”。在一片喧哗中，二○○五年二月，旨在奖励终生成就的“超级”国际布克奖候选名单出笼，十八位健在的用英文写作或作品被译成英文的作家，包括菲利普·罗斯、君特·格拉斯、约翰·厄普代克和米兰·昆德拉等一些世界文坛名家榜上有名，而三位评委最终投票给了作品传播范围相对小些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德莱。
布克文学奖应运而生，催动英国文坛的边缘力量激流喷涌，促使英语文学创作向多元化发展。由于这一奖项与媒体相结合，电台、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评选进程，那些承载强烈的文化“他者”意识的严肃小说作品因而得以登上各大媒体的畅销书榜，进入商业流通，不但成为有形的消费品为众多都市居民所接受，而且产生社会能量，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互动。理查德·托德教授在把布克奖置于消费文化中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从任何角度来看，布克奖(一方面)在商业运作、(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作为一个成功的产业，布克奖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推动了文学出版涉及的方方面面诸如作家、出版商、读者、销售商等的发展，使作家行列新人辈出，激发出版商、销售商推介无名作家的积极性，扩大文学受众的范围，从而影响着小说的写作、阅读和出版方式。根据历年来的那些得奖及入围作品，便可以一窥当代英文小说发展的轨迹。相比较之下，自一九八二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在读者心目中影响日渐式微，是否可以在运作等方面借鉴布克文学奖，推动我国文学出版业的发展?
伴随战争和后殖民时期社会重组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交流、碰撞乃至产生冲突。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作家却身处于战后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物质生活充裕，充耳不闻外界的变化，创新的愿望也不再强烈，写出的作品千篇一律，自然难以当作典范。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要本土作家没有改变自身的这种状况，他们在布克奖争夺战中接连失利，不断被超越，也就在所难免。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布克奖，非本土作家那些以多元文化或本民族文化、历史为背景，及时折射世界的复杂性、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不断被推出作为新的典范，相应的批评气候也受到影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就把像自己这样一度处于文坛边缘的作家能脱颖而出、进入中心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多元文化、国际主义越来越重视：
(以前) 英国作家并不留意自己的视野是否国际化，他们可以写英国社会中最细微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生活方式必然能引起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的兴趣，因为英国文化是无与伦比的……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但英国人在“二战”多年后，才察觉到这改变……英国人明白了：我们不是宇宙的核心。我们只是欧洲北面一个闭塞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参与世界，就必须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
这样看来，在英国努力朝多元社会发展的时期，加入到国际主义作家行列的一部分少数族裔、前殖民地作家频频入围、获奖，恰恰代表了英国文学从后帝国、后殖民时代的自闭中突围的潮流。
早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畅销书：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一书中，一贯关注大众文化、因持非正统评论立场而颇受争议的约翰·苏特兰(后任一九九九年评委、二○○五年度评审主席)估计当时英美两国每年大约推出两千部原创小说，而只有四十至五十部小说登上畅销书榜，“一年之中充其量只有一部最终进入经典的行列，到达一切自珍自重的文学作品期待的圣殿”。
作品是昙花一现还是有幸成为经典，有待时间的考验。在出版物比之二十多年前成倍增长的今天，作家们在有生之年得到认可的几率微乎其微。布克奖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文学的赞助人和评判者，它的出现实在是作家们，尤其是一些具有潜力的无名作家们的一大幸事。
纵观一九六九年以来的获奖名单，有不少作家本来籍籍无名，在得奖后才声名鹊起。这其中的佼佼者又属奈保尔、戈迪默、库切等，他们在十年或数十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广为世界瞩目。许多作家都是在个人创作生涯才刚刚起步时就获得布克奖，比如戈迪默公认的代表作是后期《七月的人们》而非获奖作品《自然保护论者》，女作家基兰·德赛在二○○六年获奖的《继承的遗失》是其第二部小说作品，更有作家以处女作夺冠，如一九九七年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卑微的神灵》、二○○三年D.B.C.皮埃尔的《弗农少年》等，布克奖提携文学新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折桂者也不乏文坛宿将，默多克、戈尔丁、麦克尤恩等获奖前已堪称英国重量级作家。不过，赫赫名声并不意味会增添获胜的砝码，洛奇、布拉德伯里等著名小说家入选决选名单却与大奖失之交臂；一九八一年，来自尼日利亚的新秀本·奥克瑞击败马汀·艾米斯；还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四次入围，以至于报刊戏称其为布克奖“资深使女”（指涉阿特伍德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入围的小说《使女的故事》)，第四次凭《盲刺客》在二○○○年夺冠，等等例证不胜枚举。
应该注意的是，布克奖始终还是处于西方视野关照之下，因为评审重任毕竟主要由来自伦敦的文化界精英人物担当，有些评委还具有专业背景。这些代表一个时期西方文化某一阶层的品位及喜好的评委决定初选、决选名单及获奖者。仅以近年的评审主席为例，丽莎·嘉汀（二○○二）为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约翰·凯利（二○○三)为文学教授兼评论家（也曾任一九八二年评审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为前文化大臣(二○○四)，约翰·苏特兰（二○○五）为伦敦大学教授。布克奖使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原本抽象的“他—我”关系具体化，对处于边缘的地方作家或前殖民地作家来说，获奖往往意味着得到以伦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权威的承认，而后者往往或抱有以“他者”镜像来确立变革中自我身份的心态，或深怀拓展英语文学发展空间使其成为“现代世界主要的文化力量”的愿望。因此，大奖的评选归根结底是意识观念筛选的结果。
多年来，布克奖的评选规则细节修订变动不断。应合近年来的改革呼声，新赞助商曼公司有意推行对候选小说资格的改革，使大奖面向美国作家，从而推进其国际知名度，扩大图书的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改革者主张布克奖应当面向所有以英语语言创作的作家，尤其包括美国作家，免其沦落为二流文学奖，称“如果布克奖要保持其文化遗产的奠基石的地位，就必须让美国人有参赛的途径”。支持这一主张者还断言英国作家有与美国作家竞争的实力。不过，反对的呼声亦此起彼伏，反对者主要担心的是美国作家在数量、质量方面的优势使得布克奖被美国化。一九八二年得主肯尼利便认为，如此的规则修改将使大洋洲作家获奖难度增大，他感叹道：“美国有如此之多出色的作家，谁能竞争得过托尼·莫里森?”嘉汀教授则指出美国作家取得参赛资格将是对“英国文化和传统的背叛”。在一片喧哗中，二○○五年二月，旨在奖励终生成就的“超级”国际布克奖候选名单出笼，十八位健在的用英文写作或作品被译成英文的作家，包括菲利普·罗斯、君特·格拉斯、约翰·厄普代克和米兰·昆德拉等一些世界文坛名家榜上有名，而三位评委最终投票给了作品传播范围相对小些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德莱。
布克文学奖应运而生，催动英国文坛的边缘力量激流喷涌，促使英语文学创作向多元化发展。由于这一奖项与媒体相结合，电台、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评选进程，那些承载强烈的文化“他者”意识的严肃小说作品因而得以登上各大媒体的畅销书榜，进入商业流通，不但成为有形的消费品为众多都市居民所接受，而且产生社会能量，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互动。理查德·托德教授在把布克奖置于消费文化中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从任何角度来看，布克奖(一方面)在商业运作、(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作为一个成功的产业，布克奖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推动了文学出版涉及的方方面面诸如作家、出版商、读者、销售商等的发展，使作家行列新人辈出，激发出版商、销售商推介无名作家的积极性，扩大文学受众的范围，从而影响着小说的写作、阅读和出版方式。根据历年来的那些得奖及入围作品，便可以一窥当代英文小说发展的轨迹。相比较之下，自一九八二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在读者心目中影响日渐式微，是否可以在运作等方面借鉴布克文学奖，推动我国文学出版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