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诸神——现代印度奇怪的崛起

作者：[英]爱德华·卢斯 著 张淑芳 译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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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1)
精彩书摘(2)
精彩书摘(3)
引言(1)
引言(2)
引言(3)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1)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2)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3)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2)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3)
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1)
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2)
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1)
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2)
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3)
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1)
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2)
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3)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1)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2)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3)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4)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1)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2)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3)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4)
印度行政管理局
印度公务员制度(1)
印度公务员制度(2)
低效的政府机构(1)
低效的政府机构(2)
印度贫民窟(1)
印度贫民窟(2)
印度的工人阶级
印度政党(1)
印度政党(2)
印度富人区(1)
印度富人区(2)
印度富人区(3)
印度富人区(4)
印度富人区(5)
政治动乱
印度的宗教信仰(1)
印度的宗教信仰(2)
本书注解(1)
本书注解(2)
本书注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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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序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全球化和传统化——分裂的印度经济　　第二章　印度的官员——无处不在的政府　　第三章　正义之战——低种姓阶层的崛起　　第四章　假想之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威胁　　第五章　奉承者万岁！——国大党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不解之缘　　第六章　许多新月——分裂的南亚穆斯林　　第七章　大三角——印度与美中的关系及21世纪的世界格局　　第八章　新印度，老印度——现代化的多面性　　结语　失去的和将得的——21世纪印度面临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精彩书摘(1)   
　　第一章 全球化和传统化——分裂的印度经济　　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应商，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训练有素的员工能生产出900种不同风格的衣服，他们能随着西方流行时尚的变化而改变制衣的技巧。他们为老一代人缝衣服时会在特制的织布上绣花、镶边，而做年轻人的牛仔裤时又会在上面猛烈拍打、再撕几道口子……一件精致的棉质衬衣，上面已经粘好了85美元的价格标签和玛莎百货的商标，“如果这件衣服是在英国缝制，它的成本至少是300～400英镑，”他说，“今天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将他们的生产外包给印度或者中国，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追随他们而去，否则你就会破产。”　　第二章印度的官员——无处不在的政府　　……在一个负责管理好几个村庄的政府分支机构，650万卢比的公共费用中有450万完全是捏造的。这个村务委员会的名字叫做贾纳瓦德。　　“那真是太具喜剧性了，”尼克希尔说，“那些政府官员把我们带到一座拦河坝，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在他们的支出账目上，这座大坝已经被写成了四座。而他们又带我们从另外三条不同的路去了三次，却希望我们没有发现这是同一座水坝。我们甚至都无法生气，只是感到太可笑了。”　　两名戴着白色穆斯林头巾的惊慌失措的男子跑进来寻求帮助。他们是当地的小官员，因为把公共财产放错了地方，怕被警察控诉。这份出现问题的公共财产是一张很长的纸，上面写满了下一个月要领薪水的人的名字。他们说这张纸被邻居的羊吃了。我发现这样一个类似于“狗把我的家庭作业吃了”的笑话后，很难忍俊不禁。但是其他人似乎都相信这个故事。“邻居的羊很可能会吃了他们的薪水簿，”尼克希尔说，“在季风到来前的这个季节，这里没有草，羊会吃任何东西，包括纸张。”显然，这并不是拿替罪羊开玩笑的时候。　　第四章 假象之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威胁　　2002年10月15日，在新德里附近的加加尔镇，一大群高种姓的印度教暴徒将5名达利特男子用私刑处死。当时这5名男子正抬着他们从邻村买的一头牛的尸体。作为查谟副种姓的成员，制革是他们的一种世袭职业。有人声称，他们为了给牛剥皮，才先将它杀死，于是将他们吊死，并把他们扭曲的身体悬挂起来让人观看。……世界印度教大会的最高领导人吉里拉?克修尔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根据我们的印度教圣典，牛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言下之意即，5名低种姓印度人的生命不及一头牛重要。　　第六章 许多新月——分裂的南亚穆斯林　　我和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是迫在眉睫的阿富汗战争，气氛激烈而友好，这些学生显得非常兴奋。他们设想肯定是塔利班胜利。这位毛拉显然更有演讲天赋，他比学生们谈得更多。“美国人信仰什么呢？”他问，“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只为自己生活。他们的生活没有自律，没有秩序。而在阿富汗，塔利班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你知道吗，没有一名德奥班德学院的学生犯过一起强奸案。”…… “你在你们的西方学校里接受的是世俗教育。你们的社会里没有道德规范，只有自我放纵。你知道塔利班为什么不害怕美国士兵吗？”他停了一会儿，才说出最后一句妙语：“因为美国士兵就像一群孩子，他们还吃巧克力。”　　2004年4月，我飞往巴基斯坦的商业中心卡拉奇，去观看几年来印巴两国板球队的首场比赛。……喧嚷的巴基斯坦人群不断高唱：“阿克塔万岁，万岁，万岁！”“阿克塔万岁！”肖艾布?阿克塔是巴基斯坦最迅速的板球投手。然而，当印度的击球手表现出色时，巴基斯坦人的歌声又变成：“印度万岁，万岁，万岁！”我遇到的每一个印度人都告诉我，巴基斯坦人对待他们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去观看的人大多是男性），商店店主不收他们的钱，出租司机给他们打折，旅馆也不向他们收钱，走在街道上还有巴基斯坦人过来给他们糖果和小礼物。……印度队赢得了比赛，他们得到了一大群巴基斯坦观众长时间的喝彩。
  
  
精彩书摘(2)   
　　第七章 三角关系——印度与美中的关系及21世纪的世界格局　　当美印两国外交官在酒店的宴会上互敬香槟时，美国工会很可能就在隔壁会议室游说制裁印度的IT部门。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里，中印联手推动美国和欧盟减少农业津贴，却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组织里互相攻击。美国视印度为抵御中国崛起的关键壁垒，同时通过向巴基斯坦出售战斗机，与其保持亲密关系，而这些战斗机不知何时可能就会被用来对付印度……没有战争，美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因此它将继续支持印度崛起成为制衡中国的力量。同时，印度想既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又不危及它与中国的关系。这样的三国角力充满变数，既有机遇也有羁绊。　　第八章 新印度，老印度——印度现代化的多面性　　从我对面的铺位传来一个小孩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我转过身，看见一个锡克教男孩正在好奇地打量着我。我回答了他。然后他又问：“你来自哪个国家？”我又一次回答了他。“我曾给女王写过一封信，”他说，“她还没有给我回信。”他告诉我，他建议女王陛下应该多来拜访印度，这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他还给布什总统写过信，建议他从伊拉克撤军。同样，这一次也没有回音。通过询问，我知道他有10岁，在阿拉哈巴德上学。他的父亲是一名少校，没有和他们一起旅行。他母亲在下铺（印度的头等车厢常有四个铺位），这时起来告诉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赶快睡觉。然后，她把主灯关了。这个小男孩等了一会，直到确信他母亲已经睡着了，然后把台灯打开并照向我。就在我即将进入梦乡时，他又开始和我说话。“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今晚不打算睡觉。”　　我想尽办法劝说这个小家伙关灯睡觉，但是不论我请求、诱骗还是威胁，他都巧妙地驳回，而且不让我感到讨厌。因为他的坚持太过朴实。“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交谈一下，”他说。于是，我就同意考考他的知识面。我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从印度总理、财政部长、印度最大的河流到斯里兰卡的首都等，他答得不费吹灰之力。“我不是个大傻瓜，”他说。于是我又把问题转向问欧洲的首都，他同样觉得轻而易举。然后又问他印度的动植物，在这方面，他的知识要远比我丰富，接着又转到美国总统，如此等等。就这样一问一答大约过了一小时后，他突然决定要来审查一下我的职业和教育水平。他的问题都根据我的回答再做出调整，并逐渐开始构建出我的形象，然而这似乎更像一个罪犯。他还不时地把台灯照到我的脸上，察看我是否昏昏欲睡。　　最后，我和这位不知疲倦的拷问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以使他可以在任何想继续谈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这样他就允许我睡觉。但是，他太过于从字面上理解这项协议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枕头下的手机开始振动并把我惊醒。“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是否给了我假的手机号，”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对面传来，他用手机告诉我。我责备了他，但是立刻就后悔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说，有些垂头丧气，“再过5小时火车就到终点了，我们谈点儿什么呢？”　　于是，我们的谈话又重新开始。火车在印度北方不计其数的小镇穿行，每隔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一个小站。好几次我们都到月台上买杯香料奶茶，奶茶盛放在印度特有的土陶杯中。我逐渐对他无止境的好奇和有些早熟的智慧产生了兴趣。没有几个十岁的孩子了解如此多的东西。而且尽管他彻底地漠视我的睡眠计划，但仍然显得很有礼貌。他还颇有心计，每当我的眼皮快要合上时，他就问我：“再要一片饼干吗？”　　最终，在挖掘了他想得到的所有情报后，他宣布是睡觉的时间了。然而，晨曦已经初现，再过一小时左右火车就要到达终点。“我们真的该睡觉了，”他用一种温和的警告的语调说，同时以印度人特有的方式轻轻摇晃着脑袋，“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谈话，晚安。”不一会他就进入梦乡。而我早已错过睡觉的点，再也无法入睡了。
  
  
精彩书摘(3)   
　　不知何故我发现自己笑了。这种笑源自心底，然后慢慢地、静静地向上升腾，带着些许乐观的情绪，蔓延至全身，充满整个身体。有人曾告诉我：“记住，印度总是会赢。”印度可以让你在困惑不解的同时发笑。直到火车到达德里，我的笑意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
  
  
引言(1)   
　　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恰如演奏钢琴在双耳失聪的人看来，只有指尖的跳动而没有乐声。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已在印度生活了四年多。这位63岁的法国老人将一头花白长发梳成马尾辫，是吠檀多哲学的忠实追随者。我与他虽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我到位于印度南部的奥罗新村做短暂探访，这个国际新村是由一位年逾九旬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MiraAlfassa）于1968年建立，在这里每个人都尊称她为圣母。她用奥罗宾多?高士（SriAurobindo）的名字给这个村庄命名。奥罗宾多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从早年求学剑桥到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印度半岛景色宜人的东南海滨成为学者兼教授，这本身就可以用一两本书来记述。安德烈告诉我，圣母米拉于1973年“脱离了她的肉身”，当时距奥罗宾多逝世有23年。但幸运的是，这位富有探索精神的法国老人与圣母米拉一起度过了她在奥罗新村的最后几个月。　　自安德烈移居奥罗新村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型精神修炼所，居民已扩展至几千人。其中大多像安德烈一样是西方人，来这里寻求印度哲学的真谛。像安德烈一样，他们大多认为印度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度，拥有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安德烈说，印度是人类得以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而我此行来奥罗新村就是想知道印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人们产生这样的信仰。安德烈把我迎进他那宽敞洁白的屋子，饮着洛神花汁，然后对我说：“在欧洲，你感觉自己是完全迷失的。在西方，你是属于社会的，只能亦步亦趋地追随固定的模式，你应该拥有一套房子、一份工作，你的整个生活都得以金钱为中心。而印度不一样，印度是个独特的国家。”他强调说，“要是没有印度，这个世界将会贫穷到只剩下物质。”他的话赢得了在坐各位的一致赞同。　　安德烈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起在北非的抗法战争时期去阿尔及利亚服过役，但没有染上士兵的那些不良习气。退役后，在巴黎的某个下午，他听说有一个关于奥罗新村的会议。当时他已试着阅读了流传最广的印度教典籍《薄珈梵歌》（BhagavadGita），对印度哲学略有了解。不久他便离开法国前往印度。安德烈的这些描述都是坦率的，但他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把他吸引到印度来的。“对于我来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安德烈说，“几千年来，印度一直在调和种种分歧和差异，并将它们融汇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印度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精髓，它会告诉你在林林总总的生命背后，有种叫做‘统一体’（unity）的精神现实。”可能是看到我一脸困惑的神情，安德烈又接着解释道：“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全球危机，只有印度才能化解它。印度能够解释生命的轮回和万物的融合，指引人类通往超意识的道路。”他说道：“除了印度以外，没有哪个国家能接纳奥罗新村，它无法在西方世界存活下来——在西方，人们只会将它变成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　　圣母米拉希望奥罗新村不只是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然而关于她的各种记述五花八门，我们无法真正感知她的真实面目。她一生留下了许多神谕般的、晦涩难解的言辞。1878年，米拉?阿尔法萨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土耳其人，母亲是埃及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米拉就有一种“与大自然交流”的倾向。她还能跨越时空，与“未知世界的神灵和生灵交谈”。长大成人后，米拉开始不倦地游历不同国家，感受多样化的文明，探索人类生存的奥秘。最终，她于1916年来到印度并遇上奥罗宾多?高士，正是奥罗宾多给了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共同发起了一场新的精神运动，旨在告诉人们印度将帮助人类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将这场运动称之为“超意识主义”（supramentalism）。在印度，还有其他类似的精神运动和其他圣母级的人物。但是作为精神修炼所，奥罗新村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
  
  
引言(2)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曾参观过马特里曼蒂尔庙（圣母庙，Matrimandir），那是一座高耸的球形建筑，直径大约为150英尺，通体覆盖着金色的花瓣状的圆片。这一奇特景观不由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电影中的宇宙飞船降落在这片热带土地上。在清静宽敞的庙内，大约有二三十人散落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彼此相隔一段恰当的距离，在落日余晖中做着瑜伽的伸展动作。他们大多是白人，有一两个可能就来自洛杉矶。奥罗新村有两三千名居民，大多过着和安德烈类似的生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和欧洲人，只要浏览一下电话本就可一目了然。我的向导迈诺布?泰戈尔（ManobTagore）是一位嗓音柔和并极具亲和力的孟加拉人，他告诉我，单从电话本判断可能会高估这里的本地人的数量，因为很多西方人已经改用了印度名字。迈诺布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被带去见圣母米拉。“她总是那么平静，她那种平静也使我平静下来，”迈诺布说，“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安德烈让我解释我是谁，我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英国记者，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娅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如此多的外国人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却感受不到这种力量。我没有说的是，在我看来，几百年来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强加于它的“精神圣殿”的重轭之下，印度人也早已习惯于草草应付西方人的这种期待，只是有时会稍加点缀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许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将印度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较之许多殖民统治者的蔑视态度，大多数印度人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麦考利勋爵（LordMacaulay）曾写过一段引起公愤的话：与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个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全都不足挂齿。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则更为恶劣，他说，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就像赤道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1更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派同样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为深厚的观点。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Malraux）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2与他持相同见解的大有人在，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曾说，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3如果要在麦考利和马尔罗，或是丘吉尔和叔本华之间做出选择，人们自然会选择马尔罗和叔本华。虽然在过去的250年中，西方学术界对印度有过许多公允的评价，但是普通西方人的看法仍分为两派，或不屑一顾，或充满浪漫幻想，这样的看法延续至今。印度人大多倾向于浪漫派。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曾写道：“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这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尤为喜欢。”而这样的想法不只限于欧洲人，也绝非属于遥远的过去。当阿玛蒂亚?森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到哈佛大学后，他发现在著名的“哈佛书店”中，所有关于印度的书都被放在“宗教”栏目下。4　　安德烈自然同意后一种观点。然而我最想问他的是，他对印度的这种纯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为印度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动摇过。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并存。在印度，敬神与渎神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一些印度哲人将贫穷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错误。灵魂转世的信条则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现今的贫穷悲苦，甚至成为一些人安于贫困的精神支柱。面对身边四处可见的贫困景象，安德烈真的可以不为所动吗？他望着我，有些恼羞成怒，“印度是最富有的国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念头，于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在如今的印度，崇拜财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个国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追求财富。“但即使印度拥有了电视频道、手机和其他现代化生活设施，它也决不会滥用它们，沉溺于其中。”安德烈说，“对此我毫不担心，因为这是印度。”
  
  
引言(3)   
　　不能简单地将安德烈的这些说法看成是嬉皮士的奇思怪想，或者狂热信徒的胡言乱语。显然，这个法国人研读过艰深的《梨俱吠陀》（RigVeda）、《奥义书》（Upanishads）和其他印度教典籍，他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西方人眼里那种信徒。他的信仰里没有狂热、最后审判日以及虚妄的幻想。大多数奥罗新村人既不饮酒也不吸食(违禁词语-已隐藏)，他们不需要遵循任何具体的信条或教义。他们只需要认同印度对未来世界有着独特的哲学和道德重要性，这也是许多印度人认同的观点，无论他们有无文化修养。　　虽然奥罗新村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但在今天的印度，类似的情绪也甚为普遍。同样，安德烈的很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即便在伦敦诺丁山、巴黎蒙帕那斯区或是好莱坞贝佛利山的聚会中，也会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简而言之，一种浪漫精神仍在主导着外国人和印度人自身对印度的看法。实际上，在代表印度的那些传统形象、符号和词汇里，认为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算那些有意识地拒斥该观点的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它的宣传者。　　道别时安德烈拥抱了我。他说，尽管我是英国人，但他仍然喜欢我。他略带歉意地说，绝大部分英国人他都不喜欢，因为他们过去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他们总喜欢显得与众不同，比如靠左行驶和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还因为他们的优越感。他说：“印度将引领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点，即便英国人也不例外。”　　最近10年来，印度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宝莱坞在海外广受欢迎，无论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印度社团正变得更加富有和显赫。这还得益于1998年公之于世的深思熟虑的核武器计划。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去观察印度会扭曲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进而使我们从根本上误读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样，单纯从这些新形象来理解印度也会产生误读。按照以前的标准，印度的经济的确变化巨大，但这种变化的性质和规模往往被过分夸大了。印度人也养成了过于乐观的心态。例如近年来印度人就普遍认为，他们的国家即将成为超级大国。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会更有代表性，也更具启发性，那就是印度根深蒂固但又变动不断的政治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鲁伯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印度日益增长的英语市场，探讨在印度开办卫星和有线电视合资企业的可行性。在新德里会见了所有的政府部长后，他飞往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与印度最大的民营企业信诚工业集团（RelianceIndustries）的总裁迪鲁拜?阿巴尼（DhirubhaiAmbani）会面。阿巴尼被誉为是他那一代印度人中最精明的商人，他问默多克在新德里见到了哪些人，默多克说他曾与总理、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见面。“噢，你见到了所有该见的人，”阿巴尼说，“但是你想在印度发展，就必须见所有不该见的人。”5　　阿巴尼说的实际上是那些腐败的政客（或许还包括一些和他们合伙的政府官员）。在印度，品行不佳的人往往会从政，而正直善良的人在政界成功的可能似乎更为渺茫。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比尔?克林顿曾提醒自己，“关键是经济，傻瓜”。而在印度，在更多的情况下，“关键是政治，傻瓜”。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印度无所不包的政治文化以及政府的作用，你就不可能透彻地领会印度的经济和宗教特性的变化。　　许多人预计，印度正奋起成为21世纪的强国，本书将以此为背景，对当代印度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一章关注印度发展迅速而又极不平衡的经济，然后评析印度无处不在的政府和主要的政治运动。接下来，我要考察的是反复无常的印巴关系，以及印度对本国穆斯林的暧昧态度，同时分析它在美、中、印三边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三边关系将左右21世纪的世界格局。最后，本书将探讨印度正在经历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的宗教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极强的适应力，旧貌换新颜，自我包装成现代的形式示人。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分析印度会如何在以后的岁月中持续崛起，以及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1)   
　　在这里，我将简略考察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K.Gandhi）、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和安培多伽尔（BhimraoAmbedkar）。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他们三人都与印度的传统宗教角力，其中的两位最终抛弃了宗教，而甘地则善用民众的宗教情感，来实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　　1947年8月15日，印度在“午夜钟声”中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自由，至今已经历了三代人。1948年1月30日，独立斗争的领导者、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和战略导师甘地，在前往新德里做晚祷的途中被一名印度教右翼狂热分子南度拉姆?高德西（NathuramGodse）刺杀。然而甘地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印度人的梦想，他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彰显出崇高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仅凭一己之力就使争取自由的斗争深入到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中，激发了他们的积极参与，这种奇迹般的感召力至今仍引人瞩目。甘地用通俗的大众语言改变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最初，这场斗争不过是一群受过英式教育的衣冠楚楚的律师追求的“没有英国人的英式治理”，而甘地将其转变成了全印度人参与的群众运动。　　甘地是政治战略和战术大师，这已广为人知。然而，甘地的反物质主义哲学对印度1947年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却鲜为人知。在许多方面，这种影响历久弥新。社会就像人一样：在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会影响它的性格和决策，即使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其影响依然存在。如果现在甘地转世重生，他必会惊讶于所看到的一切。进入21世纪的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日益自信、更加物质化和全球化的国家。1991年，印度废除了独立后开始实行的严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谓的“许可证制度”（LicenceRaj），对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印度经济明显呈上升态势，它在美国和欧洲的软件市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并开始发展出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印度还获得了向超级大国迈进的军事象征：它的精英阶层公开谈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研发洲际导弹的问题，而是何时研发。普通市民，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则迅速融入消费文化和品牌文化中，就像追随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甘地泉下有知，一定会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今天的印度仍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慢性营养不良儿童（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它的人口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尤为明显。11亿印度人口，大约有7.5亿人生活在68万个村庄中，其中近一半的村庄没有全天候可通行的道路，大部分村庄没有合格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和小学。将近一半的印度妇女是文盲，而很多所谓识字的人其实只能拼写自己的名字而已。　　而印度的精英阶层仍然死守甘地的信条，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这样的信条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提出，当时是为了扩大独立运动的影响，吸引更多人加入。然而其他许多人，包括印度第一任总理、甘地的继承者尼赫鲁，其实是反对这种见解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印度正在经历缓慢的城市化，城市的不断扩张似乎势不可挡。但是许多甘地主义者仍然认为，农村应该在印度占据神圣的地位，他们阻碍了更好的城市规划。　　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甘地写道：“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世界要通过印度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大家迟早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6在甘地最重要也是今天引用得最广泛的《印度自治》（HinduSwaraj）一书中，他写道：“如果村民们能脱离长期笼罩着他们的贫困，远离文盲状态，那么他们将成为有文化、有教养、自由的公民……遵守道德是为了驾驭心智与激情，这样做即能自省。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如许多作家所言，印度已达到一种完美境界，无需向别人学习。”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2)   
　　在历史作品中，甘地的这种文化自豪感及其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机智有力地还击了殖民主义者所谓“愚昧的印度人”的侮辱，同时也鼓舞了民众的自尊。甘地亦擅长于这样的斗争。他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在1913年回到印度之前，甘地在南非已经颇具声望了，他在南非参加了当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被捕。正是在那里他发起了后来在印度影响深远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　　然而甘地主义不只是独立斗争的战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乎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哲学。时至今日，它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举一个常用不衰的例子，如果不能正确评价甘地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今印度的纺织业严重残缺，始终不能形成与它自身潜力相匹配的规模。每个学习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纺织业在许多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中国，无一例外。甘地遗留的影响表现在，印度为了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实行关税歧视7（但出口需求主要是合成纤维），还有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惩治成功者而保护失败方。　　自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以来，许多政策已经放宽，那些拒绝进一步放宽的政策不是因为甘地主义的影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印度的那些更具活力的竞争者们，尤其是中国，无需与某位现代圣人的思想遗产角力。印度的自由战士萨洛基尼?南度（SarojiniNaidu）曾说：“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这句话虽然常被引用，但仍值得在此重复，因为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甘地那里继承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尊重，这是今天的印度要重新发现并做好的事情，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安培多伽尔在印度之外的知名度要远逊于甘地，然而，对数百万的印度人来说，他似乎更为重要。安培多伽尔戴着眼镜的雕像在这块人口密集的次大陆的村庄里随处可见。与甘地不同，安培多伽尔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作为第一个得到认可的贱民领袖（贱民过去称之为“不可接触者”现在叫做“达利特”，意思是“被压迫的”或“被污染的”）8，安培多伽尔给印度最边缘的人群带来了第一线曙光，使他们看到了摆脱自己所处阶层的希望。他将印度的种姓制度视为印度社会最大的罪恶，因为它使数百万的人仅因其出生而受到非人的待遇。他给达利特带来的希望远未成为现实，尼赫鲁在独立讲话中勾勒的图景依然遥不可及。但是对于印度近200万贱民来说这已足够，自1947年始，他们开始真正品尝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滋味，长期以来，他们经历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习已经惯于顺从和服从，这样的改变显得不可思议。　　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16年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他是印度1950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这部宪法保证了不论种姓身份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赋予每个成年人投票选举的权利。这位身着蓝衣的律师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用出色的法律知识调和了印度教高种姓阶层的要求，巧妙回击了那些反对他的甘地主义者。他成功地将宪法中一些强制性的条款，包括禁止杀牛、禁酒以及将乡村置于社会生活的首位等，从“基本权利”部分移植到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指导原则中”。　　安培多伽尔对乡村的看法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遭受过种姓歧视，理发师拒绝为他理发，路边的咖啡馆也禁止他入内，直到在孟买获得求学的机会后，他的这种羞辱感才有所减轻。印度的许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安培多伽尔对印度乡村的描述——这些语言多少有些不是那么动听——“印度知识分子对村落社会的热爱是一种轻蔑的同情……什么是乡村？地方主义的泥潭、无知的深渊、狭隘的思想和共产主义？”910
  
  
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甘地(3)   
　　甚至时至今日（事实上今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安培多伽尔的雕像在哪里落成就会在哪里引发一场骚乱。他曾这样描述种姓制度，“歧视日渐消退，转为日益膨胀的怨恨。”公元前300年，麦加斯特尼斯（Megasthenes）作为塞流考斯的外交使节，被派驻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他曾这样记录印度的种姓统治：“人们不得与自己种姓之外的人通婚，不得从事非自己种姓的职业和手艺。”11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而现在这样的描述已经不再准确。　　安培多伽尔的诸多作品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民主去分解种姓制度，然而这样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以他所希望的路径实现。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它依然长盛不衰。如今，在印度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倘若这位贱民律师有知，定会颇为震惊。他同样会很失望地看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低种姓党派不是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而是通过煽动民众以扩大他们各自的权力，或通过为他们的领袖、神灵建碑立庙，凡此种种来巩固自身地位，与其他种姓对立。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　　然而，种姓制度规定的各种世袭职业已经逐渐分解。在城市中，甚至在农村，尽管有人仍然从事世袭职业，但这种从事已经不再具有强迫性。比如，许多高种姓的婆罗门开始从事皮革业，对他们而言，这曾是一个避讳的行业；而贱民也可以为其他种姓的人们烹调食物，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觉得这不可思议。尽管在大约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广大农村，种姓间的通婚依然极为罕见，但这种情况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历史终将站在安培多伽尔这边。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   
　　时至今日，依然对印度有着广泛影响的或许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以及安培多伽尔一样，他的影响多样而矛盾，但是，在塑造代表印度的现代特征方面，如政府、民主和公民社会等，尼赫鲁的角色远比另外两位重要。从1947至1964年，尼赫鲁一直任印度总理，除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曾任印度总理达14年）以外，没有一位印度领导人在最高权力位置上停留如此长时间。今天，印度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尼赫鲁时期。尽管尼赫鲁是现代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却统率着近代印度的封建皇族尼赫鲁－甘地王朝。12事实上，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才是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此人曾任国大党主席，并且是1885年成立的国大党的元老之一。　　甘地遇刺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仍半开玩笑地自称为“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曾就读于英国最纯净的贵族子弟学府哈罗公学，后考入剑桥大学，并最终在伦敦取得律师执照，尼赫鲁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英式律师，在甘地使国大党染上甘地主义色彩前，他们支配着该党。离开剑桥去巴黎度假时，尼赫鲁在信中向他父亲描述了一出在法国看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我想这些演员并不清楚这是一出舞剧，还是一部悲剧！”13虽然他认同甘地穿土布衣服的哲学，也表现得像一个印度人，但尼赫鲁的行为举止从未失去爱德华时代绅士的风范。即使在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时，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点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鲁的恋英情结远远超出了个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为印度总理时，他决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务员职位，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个时代，亲英国皇室的人在新独立的殖民地都会被驱逐、送到劳动营、到处流放，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尼赫鲁却邀请他们一起喝茶，阅读他们写的简报。他甚至说服了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在印度留任一年。14　　尼赫鲁的英式作风遗留的影响，在21世纪初的印度随处可见，也体现在几乎没有改变的区税收长（districtcollector）体系上，这种体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区域内执法与司法未能实现彼此独立。这既是优势也是缺陷。优势在于印度的行政局（IndianAdministrativeService，IAS）能像胶水一样将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样的一个国家牢牢粘连。作为缺陷是因为行政局的官员都属于无法解雇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领导大多是由选举产生，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与行政管理局间这种动荡、离奇的关系将是本书一个重复的主题。　　一直以来，信奉政府应该无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鲁的爱德华式印迹的体现。尼赫鲁曾深受一些英国上层阶级左翼人物的影响，对费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费边论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由国家中柏拉图式的专家政治论精英阶级领导，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印度应该庆幸的是，尼赫鲁受费边主义的影响远甚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尼赫鲁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应该领导国家的工业化，消费无足轻重，还有可惜无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这二者都是工业化的代价。但是直到1991年开始废除声名狼藉的“许可证制度”时，这种模式都未能实现。　　尼赫鲁对私有企业和金钱膜拜深恶痛绝，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响应者，当然在1991年以后声势已经逐渐减弱。尽管尼赫鲁对种姓制度的厌恶真挚诚恳，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鲁（一种暗示他出身的敬称）著称。作为一个婆罗门出身的人，尼赫鲁性格的复杂性可以从现代许多高种姓印度人对他的态度上略见一斑。尼赫鲁曾以贬损的口吻写“商人文明”，并且说社会主义将引导人们走出“营利社会”（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们在种姓体系中的地位要远低于婆罗门）。当代印度对于金钱与金钱膜拜极为矛盾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尼赫鲁。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2)   
　　然而尼赫鲁最为重要并且至今仍完整无损的遗产，是他的世俗主义以及他对地方自治主义的强烈鄙视。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对宗教及其礼拜仪式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同样，这种倾向在当时的许多上层英国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这种对精神性和神学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辈与导师甘地时，情形就不免有些尴尬了。　　尼赫鲁写道：“宗教在印度已经无法摆脱，它不仅残害我们的身体，而且抑制甚至扼杀了我们头脑中的许多创意。”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鲁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的能力。但是当圣雄说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时，尼赫鲁会突然说：“他（甘地）总是提到神——神让他做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举行斋戒的日期——这真让人感到愤怒。”15　　令几乎所有印度人，包括尼赫鲁感到绝望的是，1947年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暴乱接踵而至，造成近100万民众丧生，同时还触发了新划定的边界线上1200万民众的迁徙。尼赫鲁曾坚决主张穆斯林在稳定、独立的印度拥有平等的权利，这项主张使他备受右翼印度教复兴者的仇视。与甘地不同，尼赫鲁是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逝去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贯的主张却多次遭受印度教复兴者的攻击，有时他们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组织——印度人民党（IndiaPeople’sParty）——最终上台，并带领印度步入21世纪，它曾经发起选出印度著名民族人物的活动，甘地和安培多迦尔位列其中，而尼赫鲁在他死后40多年后仍然是印度教右翼人士最憎恨的人物。这种感情完全是相互的，尼赫鲁就曾写到：“据说，印度有近520万苦行僧和乞丐。其中当然有些人是诚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16此后，印度的人口翻了三倍，现在印度究竟有多少苦行僧也不得而知。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题目《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神奇崛起》，其灵感来源于尼赫鲁。他曾说印度最大的优势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并没有专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印度的优势在于尚未稳固的民主，它在印度存活了下来，并且牢牢扎根于印度文化之中，人们对它有着复杂的期望。这种期望也存在于印度多元化的传统中，由于它的多元化，几百年来，这个国家在处理社会冲突时不会自动转向暴力。由于宗教原因，印度被一分为二，随后的各种暴动造成许多流血死亡，但是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比印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残忍。印度的优势还在于它的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它们最终将推动这个国家以与它的规模相符的角色登上世界舞台。　　然而，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述，印度的崛起是神奇、或者说不同寻常的。它正在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印度社会却仍然笃信宗教，崇尚精神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充满迷信色彩，按照许多国家的标准判断，这的确与众不同。同样，在众多大国中，印度尚未拥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大量有文化的选民，就已完全实行民主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独一无二。　　印度经济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却发展迅速，这是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印度的大量劳动力仍然生活在农村。印度经济引擎的主要动力在于有较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而非来源于众多工厂、制造业或者劳动力密集行业。这种情况正逐渐得到纠正，印度的服务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使它与一些拥有更发达、成熟的经济体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有了更多相同点。　　印度崛起的独具一格还在于它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粗糙的政治体系。印度的某些联合政府由24个政党组成，这在民主政治体中绝无仅有。可以预见，分散且不连贯的政府将是印度的一大特色。于是，由此产生的腐败和行政上的犬儒主义将减缓印度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情形极其类似意大利，那里流传着一则笑话：“经济在晚上增长，而那时政府正在睡觉。”不过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3)   
　　最后，印度崛起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些国家明确期望它崛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推波助澜。面对日益提升和壮大的军事力量，世界上许多国家心存忧虑，无论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并且它们认为，在国土面积以及思维模式上，只有印度能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中国旗鼓相当，可以牵制这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邻国。对于这种既定的角色，印度时常感到恼怒。然而无论它喜欢与否（或只是表面不喜欢），印度的确享受了这种关注，它作为中国的潜在的平衡力量，是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地缘政治棋盘上，印度最为重要的一个棋子或许就是其不断增长的核力量。
  
  
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1)   
　　在印度，事情往往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这常常是你在印度生活最快乐也是最感到挫败的原因所在。我曾请求采访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AbdulKalam），向他了解连接印度各大河流的巨型工程。这个项目的反对者们（在我写作该书时反对活动仍然在继续）将它称为“法老的幻想”，支持者则说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困扰印度的旱涝灾害。　　作为总统，卡拉姆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威斯敏斯特式的印度议会体系中。他是这个项目的支持者，我非常渴望听到他的见解，然而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告诉我：“采访总统阁下是绝对不可能的，印度的总统不接受采访，”在我感到万分沮丧并想挂断电话时，他接着说道：“但是总统非常乐意邀请您喝茶闲聊。”　　卡拉姆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印度被誉为“核导弹之父”，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主持印度的导弹发展项目。1998年，印度首次公开试验核弹头时，他还是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负责人。17在一些人（但不是多数）的忐忑不安中，西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沙漠地下进行的核试爆取得了成功，卡拉姆兴奋地写道：“我听到土地在我们脚下轰鸣，然后沙尘猛烈地升腾到我们上空。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在印度，人们纷纷在街上载歌载舞，分发糖果欢庆这三次试爆的成功，而华盛顿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则深感不安。不久，巴基斯坦紧随其后，那里的人们以更盛大的场面庆祝。此后，尽管印巴双方努力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也试图解决双方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问题，但印度次大陆仍然常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核闪点”——克林顿总统最先使用了这种说法。直到2001年布什政府开始执政后，美国才开始修改并最终改变了对印度核地位的评价。　　尽管这个地区仍存在误解或意外的风险，但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核战争的爆发依然难以想象。这并非是因为巴基斯坦，它由军人统治并且将其核武器视为真正的军事工具；而是因为印度，它仅将其核威慑力看做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标志，使自己的大国地位得到认可。“噢，我们不谈论核武器，”他说，这位七十多岁的总统梳着他标志性的拖把头，“想要点饼干吗？”总统毫无新意地谈论着那些河流，我很快就感到谈话的无聊，可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无关紧要。然而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如果不尽快把谈话转向一些稍微敏感的话题，就是玩忽职守了。但我的努力并不成功。　　我第二次见到总统是在印度每年一次的国庆游行上，当时距他较远。1930年1月26日，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重要人物第一次公开展示了印度的三色国旗，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发起挑衅。75年后，我看到阿卜杜尔?卡拉姆坐在总统席位上，和来访的许多高级官员一起检阅游行。在连接总统府和印度门的那条宽阔长道上，呈现出一幅壮丽宏大的景象：坦克、飞机、各种大炮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威严地行进，同时，坦诺伊扩音系统中传出一个柔软的声音——这种声音或许用在选美游行中更恰当——“这是阿格尼Ⅱ系列可携带核弹头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我无法看到总统的表情，但我想一定是快乐的。　　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并将之发展为这个新兴国家的标志。此后，印度的民族主义发展迅速。甘地当然不会乐意看到印度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它的导弹以古老的印度教神灵命名，比如，阿格尼就是吠陀神中的火神。但尽管如此，今天的印度依然保留了甘地、安培多迦尔和尼赫鲁时期的一些印记。　　尽管本书并不想轻率地预言未来，有一两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印度许多人将继续为他们的核地位感到骄傲，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没有多少外界帮助和鼓励下完成科技的壮举。相反，巴基斯坦的大多数核技术直接来自比邻的某个国家。这种核地位也使印度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员，虽然这也许是一种错位的虚荣，但至少是一种威慑。与周边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印度已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寻求或是侵占新的领土。正如外交家所说的，印度是一个“现实的强国”。
  
  
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2)   
　　进一步说，未来印度崛起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体，会更有利于全球局势的稳定，而非增加动荡。我承认，这似乎有些预言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安德烈、圣母米拉及其他人才会那样说。印度依然存在诸多弱点和缺陷，本书将关注其中的重点，然而领土的扩张几乎可以从这张清单上剔除。正如上文所述，精神扩张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1)   
　　几乎和圈子中的每个人一样，20世纪80年代阿洛克?科日瓦尔（AlokKejriwal）在孟买一所英语学校上学。尼赫鲁曾尽最大努力使印度远离英国经济的影响（至少是在费边主义出现之前），但是由于有了他称之为“印度的胶水”的英语，这个他在独立后仍将其规定为政府和法庭的主要用语的语言，他与英国的恋爱便维持了一生。20世纪80年代，当他还在学校的时候，阿洛克就接触过《发现印度》（TheDiscoveryofIndia）、《自传》（Autobiography）和《世界历史一瞥》（GlimpsesofHistory）这些用英文写成的书，大部分是尼赫鲁在英国的监狱中完成的。尼赫鲁的一些散文写得非常优美。　　但是这位伟大的印度政治家一定会对阿洛克以及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活跃在今天印度的年轻人感到困惑。36岁的阿洛克已经成为百万美元身家的富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的母语是印度的前殖民统治者的语言。印度的中产阶级使用流利的英语，使印度在服务行业相对于中国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因为在这个行业中，能否用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进行交流对结果有天渊之别。　　尼赫鲁拥护英语也在无意之中给印度留下了另一笔遗产：他的政府创建了5所著名的工程技术大学，其中包括印度理工学院（IITs），这所大学的许多毕业生现在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成了领军人物。印度正期望着通过这些有雄心大志的工程师们建立重工业，带领印度走向经济自立。在硅谷有好几千印度的百万富翁，其中许多曾就读于印度理工学院。　　阿洛克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商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制袜商，他没有进过印度理工学院，但是他发现经营制袜业以及和那些有组织的工人们打交道没什么意思，于是在他父亲的担心和怀疑之中，他决定另起炉灶自己干。阿洛克公司办公室的墙壁用原色粉刷，上面装饰着早期的宝莱坞电影海报，这些生动活泼的墙壁折射着今天印度的新经济。阿洛克的公司位于孟买市中心区，这个区以前曾集中了大量的纺织工厂，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破产。阿洛克的办公室让我想起伦敦的克勒肯维尔区或者旧金山的嬉皮区。这种装饰的风格被有些人称为后现代主义。我和阿洛克谈了很久，也和他的C2W.{MOD}（意思是为胜利竞争）公司的60名员工中的许多人进行了交谈，他的公司服务范围横跨因特网、手机、交互电视以及其他新兴技术。　　阿洛克的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迫切地在印度新兴的消费人群中寻找皈依者。阿洛克说，印度的消费者已经厌倦于粗糙的电视广告和其他传统的营销策略，他们希望自己的市场变得灵活而有个性。阿洛克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的话让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可口可乐并不走运地回归印度时（它曾在20世纪70年代被踢出印度），美国人大声宣告“我们回来了！”印度人耸耸肩，然后继续喝他们的印度可乐（Thumsup）——可口可乐在印度的模仿者，一直是最受印度人欢迎的饮料。　　阿洛克的启动资金来自花旗银行和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本身就是一个他的市场策略的典范。法国化妆品公司卡尼尔想要在印度引入头发护理服务，而这只是一小部分经常旅行的上层人物的习惯。于是阿洛克为卡尼尔的印度网站策划了一个竞赛，赢得该项比赛的人可以免费享用一年欧莱雅的产品。这项竞赛是一种交互式的游戏，参赛者要沿着神话故事中被关在一个塔里的长发公主拉佩泽的头发爬上去，如果她的头发太干或者太油，你都不能成功。　　C2W为著名的内衣品牌约克（Jockey）开发的另一个游戏，是脱去模特身上穿的短裤，成功完成后即可以听到从电脑里传出的一阵电子笑声。第三个游戏是为雅马哈摩托设计的，要求参加游戏的人在一条窄道上急转弯，然后接女朋友上车，当你成功地使动画制作的女朋友坐上车后，屏幕上就会出现一行黑体字“小心曲线”。在印度这样一个到现在仍然信奉甘地信条的国家，上述的做法多少有些冒险。但它们同样是空前的商业成功，极大地拓展了印度的市场。斯坦福大学甚至已经对C2W的一项手机营销策略进行了案例研究。
  
  
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2)   
　　我问阿洛克，他是否在刻意违背父辈们所信奉的甘地主义信条。“事实上我并不在意甘地——甘地已经过时了。”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边喝咖啡边告诉我，“那些反对超短裙和外国影响的人都是伪君子。他们中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的私立学校，当他们需要进行手术时，他们会尽量选择到国外，这些人是倒退的。”阿洛克谈话时有些激动，似乎他面对的是一个潜在的客户，他使用了诸如“生态系统”、“最末英里”、“知识成果共享”以及“最优化空间”等经常用到的术语。当我问洗手间在哪儿时，他指向一扇上面用网址的方式写着“绅士请进”（gentstogo.{MOD}）的门。当我问他，对他而言这是不是一份在智力上足够有挑战性的工作时，他回答道：“哇，这是个可怕的问题。”事实上他一直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阿洛克相对有优势的部分——因特网、信息技术、软件维护和呼叫中心、后勤办公室处理单位、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中心等——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非常严肃的。印度的IT企业成功地吸引了大批来自海外的美国和欧洲企业的交易，这种成功的影响波及班加罗尔、海德巴拉、德里、孟买甚至其他地方。它让印度所有的怀疑主义者认识到，自己的企业也能够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赢得利润。而由于受尼赫鲁抵制英国货的哲学的影响，这些人曾陷入经济学家所谓的“出口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中。IT企业的成功，对印度的制造业、以及与IT或服务业无关的行业都有着越来越明显的示范效应。　　印度软件业的威力同样使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在1991年，印度不足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而到2006年，其外汇储备已经攀升到1400亿美元。这赋予了许多印度人新的信心。2003年，印度的软件业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度，就在那一年，软件业的收入超过了印度全国进口石油的费用——为石油买单是长期困扰这个国家的噩梦。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的入侵，伊拉克的局势不断恶化，石油价格一路上涨，从2004年到2005年印度的石油账单也达到新高。但是这次，它对印度的贸易支付状况的影响不大。　　20世纪90年代末，当西方人为千年虫问题焦虑万分时，尽管印度的IT以及与IT相关的行业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却获利匪浅，为印度软件行业的起飞铺平了道路。IT及相关产业的繁荣兴盛甚至改变了印度城市经济的面貌。这些企业雇用了几十万年轻的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英语专业毕业生，他们的薪金标准通常超过接近退休年龄的父母，于是产生了新一代的消费群体。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印度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父母长期以来当做真理的信条感到不耐烦：对老板要礼貌，好好工作争取荣华富贵，不要花的比挣的多等等。　　阿洛克说，他的绝大多数员工穿得和他们在旧金山的同行一样，谈起钱从不用现金这样的字眼。他们都用按月分期付款（EMI）衡量自己的收入，即每月银行都会从你的账户扣除一部分的钱，一直延续数年，用这种方式让你在还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时就能购买轿车、摩托车、微波炉、冰箱、空调以及公寓。你甚至可以拥有一个分期付款的假期，许多人去泰国或者马尔代夫。广告是这样说的：“现在度假，以后付款”。你拥有的分期付款数取决于你的收入以及你想提前购买的物品。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之前，阿洛克还提供了股票期权　　作为一种防止员工流失的激励方式，这在每个人都忙着跳槽的今天是非常有效的，频繁更换工作在印度也是一个新现象，以前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人们梦寐以求、终身不放的。但是，股票期权对那些将大量收入投入到更现实的按月分期付款中的员工（阿洛克公司的员工中近一半是女性）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储蓄是他们最后考虑的事情，”阿洛克说。
  
  
百万富翁阿洛克?科日瓦尔(3)   
　　阿洛克的员工以及印度大都市中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迅速富裕起来，使印度很快成为一个西方及亚洲出口商不容忽视的市场，因此不论在刚进入印度市场时要忍受多少官僚政治的折磨，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刚到印度时读到过一篇某家英语日报的文章，抱怨说印度移动电话市场的规模太小。2000年印度仅有300万移动电话使用者，这个数目是与它邻近的中国每月增加的移动电话使用者数量。而到了2005年底，印度每月增加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就达到400万，全国共有超过1亿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像这样突然兴盛的销售案例并不多见。　　我和阿洛克谈得很愉快，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专一的野心。他所想做的一切就是赚更多的钱。“我的目标就是使C2W成为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企业，”阿洛克说，“我是贪婪的，我一点也不掩饰。”我和他回到他在孟买最时尚的社区毕打路的公寓。公寓的墙壁由现代印度艺术作品装饰，阿洛克的妻子琪哈薇对现代艺术有一种长久的热情，琪哈薇每天上午在C2W上班。“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阿洛克说，“琪哈薇没有重要的负责事务。”他们的两个可爱的女儿正在起居室玩耍，其中一个穿着一件T裇，上面写着“MissBehave”。　　我想，阿洛克在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就是向印度人出售全球化，也许可以按他的方式简写为G2I。“人们的饮食起居都离不开品牌，如果你了解这些品牌，并且知道人们需要什么，那么你就站在了合适的位置上，”他说，“在当今世界，品牌是一种新的宗教。”我告诉他说：“我曾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是现在你让我别无选择，只能是个无神论者。”他笑道：“你知道，37岁已经在我们的目标年龄群体（17~35岁）之外了”。20年前，阿洛克对金钱明目张胆的追求，以及毫不掩饰的承认，即使是在孟买，这样一个自维多利亚时代起就是印度商业中心的、至今仍然是亚洲最古老的证券交易市场所在地的城市，都会使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低级趣味或者不正常的人。但是自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方面甚至变得非常激进。“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来自泰米尔纳德邦（印度最南部的邦），那里的人们在你谈起钱时仍然会皱眉头，”阿洛克说，“但是他们到今天已经成了特殊人群。”我告诉阿洛克说，现在是“采访结束时间”（interview2end.time），他笑了，但这次是礼貌的笑，因为我重复了他刚才的玩笑。
  
  
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1)   
　　德弗东德里是位于拉贾斯坦邦干旱的西部的一个小村庄。拉贾斯坦邦是印度29个邦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邦，人口却相对较少，为5200万，其中绝大多数依靠每年变幻无常的季风栽种庄稼。这个邦靠近新德里的东部地区拥有很好的灌溉系统，但是在德弗东德里附近的区域，即西部地区，土地却干燥贫瘠。那里有美丽的阿拉瓦利山（AravalliRanges），却三年中才有一年有丰沛的降雨。政府未试图弥合东西部差距，在灌溉方面投资甚少。2005年7月，在我走访这个地区时，当地饱受干旱之苦的村民正在祈雨。他们的祈祷只得到了部分应验。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去访问印度最受人尊敬和最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ArunaRoy）。20世纪80年代末，她定居在德弗东德里。尽管她来自母语是英语的上层种姓家庭，并且曾于1969年进入印度行政局工作，但是她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和广大民众生活在一起。罗伊女士是一位彻底的甘地主义者：她的纱丽几乎都是土布的；她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她像苦行僧似的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她有时也会使用绝食斗争的方法，通常是长坐绝食或者静坐抗议，以对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这两个策略都是甘地为反对英国殖民者最先使用的。而且，尽管她承认在农村脱离种姓身份要远比在城市困难，但是她仍然将农村视为印度未来的中心。　　我来自新德里的一个有空调的住所，这与阿茹娜所处的环境差别太大了。她的家是几间矮小的土屋，在几个月之前还是用自己烧制的瓦片作屋顶，现在已经用机器制成的瓦片替换了。她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是因为晚上眼镜蛇在屋顶捕食老鼠，有时会掉到地面上来。但是在季风来临前的时期，屋子里奇热难耐，我们都一排地睡在屋外的地上或者印度的轻便床上——这是一种传统的用黄麻编织的线捆起来的木床，印度农民喜欢在上面午睡，我的出现是对这里的蚊子的重大奖赏。每顿饭都是营养的速食搭配：米饭、印度面包、小扁豆，有时会换成土豆、茄子、黄秋荚，和一杯白脱牛奶。摆好食物后，我们会在很小的水流下洗手和餐具，由于这个地区经常缺水，用水都是严格节约的。然后我们开始盘着腿坐在地上用手吃饭。　　阿茹娜的助手是尼克希尔?德，这是一个四十出头的聪明且通情达理的男人，自从阿茹娜搬到德弗东德里以来，他就一直跟随着她。他也来自城市中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是印度空军的副总指挥。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系、却又无限扩展的家庭。阿茹娜的追随者们见面相互问好时，会抱紧拳头然后说“万岁”，而不是用印度人更传统的问候方式，行印度教的“合十礼”或穆斯林教的“额手礼”。他们的组织叫做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MKSS），为普通的农民向难以接近的官僚机构争取基本权利。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激发阿茹娜这样做，因为我认为这大概有助于解释她对农村的态度。阿茹娜说：“我曾经和朋友长谈，问他们政治家和政府公务员相比，谁更腐败？”阿茹娜已经50多岁了，但她的热心和激情绝不亚于一个比她年轻许多的妇女。有时她那严肃的、有些像女校长似的表情会被有感染力的笑声取代。早些时候，她的一位追随者读了一封来自一个小城的学术机构的信，信里充满了阿谀的话语，写信者小心翼翼地请求阿茹娜允许他为她写传记。“这些要命的人，”她说，“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阿茹娜说在她看来，政府公务员更应该因为腐败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拥有比政治家更有特权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的原因，”她说，“我无法继续那样的工作，我想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干活，加入到他们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中。”　　尼克希尔把我带到索罕加尔——拉贾斯坦邦一个典型的村庄，和德弗东德里在同一个地区。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对该村的800个村民进行了一项有关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调查，这项调查公正准确地描绘了印度北方农民的生活情况。和许多这样的村庄一样，村庄中心有一块小型的泥地的公共广场，有时圣牛会在上面进行午后漫步。村庄里分布着几个供奉印度教神灵的简朴的神殿。一些较为富裕的农民能用电，但每天最多也只用3～4个小时。大多数村民晚上只能使用马灯。那里水很稀少，因此人们只能每隔几天换洗一次衣服。和印度其他地方一样，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成年人擦洗身子时仍穿戴整齐——男人通常穿着白色的束腰上衣，女人则穿着五颜六色的纱丽。平均每家拥有的土地只有半英亩，生产的粮食几乎不能养活家庭，更没有剩余粮食提供给市场。每块田地都会在下一代的几个儿子之间分配，因而日渐缩小。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看到，这样小面积的农田无法给未来日渐增多的村庄人口带来物质上的保障，更无法达到富足。除非人们大量地迁徙向城市，然后自愿出售土地，这样人们拥有的土地就可以合并起来经营。而一代接一代地分配原有的土地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2)   
　　村民们常外出打工，挣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常到当地的一个城镇贝阿瓦尔，或者是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或者拉贾斯坦邦以外的大城市，当仆人或做些临时工，挣周薪。人们对印度的传统印象是，那里的农民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其实与此相反，这里的人们都设法逃离村庄，因为土地无法养活他们的家庭。在200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印度农民家庭要靠非农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18这反映了人们压抑已久的移居到城市的愿望。根据阿茹娜的调查，索罕加尔村去年的总收入是510万卢比（大约12万美元），平均每人150美元。平均每人每天得花费6卢比（大约10美分）购买额外的食物上，其中3卢比用于尼克希尔笑称的非甘地主义的习惯——喝茶和抽印度雪茄，这是一种印度穷人们普遍抽的手卷香烟。　　尼克希尔召集了一些当地的男人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生活。村里的女人们躲在后面，离我们有一段恰当的距离，好奇地偷听我们的谈话。大多数男人戴着醒目的红色穆斯林头巾，留着翘八字胡，这些都是拉贾斯坦邦农民标志性的打扮。在尼克希尔的要求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通报自己的职业。这是一份标志农业失败的登记表。第一个是个挖井人，他常常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为人们打井。另一个是信诚工业的保安人员，信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总部在德里。第三个是个织布工人，他刚在城里失业。第四个几年以来一直试图去参军，但总未成功。接下来的两个在邻邦古吉拉特的艾哈迈达巴德市一家宾馆做仆人。其余人也大体一样，几乎没有人留在村庄里，因为农业无法维持生计。他们离开后，女人和孩子就留在家里饲养牲畜，耕种田地。但是这些男人中很少有人能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既没有稳定的就业合同，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因此城市里的工作不足以说服他们卖掉自己的土地，移居到城市中。索罕加尔的男人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生活在成百上千的乡村中的人们，仍然坚守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保险。　　我问尼克希尔，他是否相信索罕加尔或者其他类似的乡村能为村民提供经济出路。和阿茹娜一样，尼克希尔是印度大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激进分子之一。甘地主义者也许是非暴力主义者，但有些却非常顽固。“这似乎有些可笑，”尼克希尔说，“但是当我还是个少年，住在德里父母的家里，享受着拥有一切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奢侈生活时，我就想住在一个农村里，做一些我现在所做的事。我并不觉得搬到农村住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当我回到父母家住时，我会发现很难适应。我不需要空调和电或者其他丰裕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东西。”“但如果农民搬到城市里，他们就会牺牲他们的文化吗？”我问道。对于这个问题尼克希尔想了一段时间才回答。“这样说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他说，“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冒险失去这些（他指向村庄）。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耕作和做家庭手工业使村庄变得更好。如果人们离开村庄，他们就会失去与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根基以及从那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到的力量。”　　我越与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交谈，就越感觉到尽管他们的确非常关注农民的福利，并且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给农民以勇气，鼓励大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可以变得更加伟大一些。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见解，认为虽然在基层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社会改革，但大部分人还是需要依赖土地。也许“抵制英国运动”最能概括他们的观点：他们希望印度能越过这个普遍的趋势，即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进行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我们是甘地主义者，在其他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尼克希尔说，“但我们希望别人不要给我们贴上任何标签。”但是，很难想象村民会主动放弃电力和像样的消费生活方式提供的其他舒适条件。同样，很难设想一种农村经济模式能为7亿印度农民提供物质保障以及一种社会文明的风气，而这正是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印度人将会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工作，那么迁移的人会更多。
  
  
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3)   
　　印度的文明同样存在于它的城市之中。100年前，法国也是一个农村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但法国的文明仍在延续。然而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现在的世界是由那些想要剥削印度人、攫取其资源、得到利润后就离开的跨国公司组成的。本质上，当今世界上的企业是18世纪利用皇家特许权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现代版，这是一个通过欺骗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获取利润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因此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今天许多印度人无论是从索罕加尔还是从其他乡村迁移到城市，他们都不是自愿的，而是被新科学技术和利润动机连根拔起的。这种资本主义新的全球形式，通过使用大机器替代人们的技能和传统劳动，迫使人们移居到城市。一旦实现城市化，这些人就会变成全球化大机器上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小齿轮。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印度能够而且应该抵抗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压力。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1)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用，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这就意味着在4.7亿劳动人口中，仅有3500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只有35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比例。而其余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处于“无组织的经济体中”。他们或者在家饲养牲畜、给牛挤奶，或者加入到季节性变换的临时的农业工人大军中，或者经营小商店和街边的零售摊，或者制作香棒和印度雪茄，或者做人力车夫、仆人、园丁和守夜人，再或者在小城镇的汽车修理厂机械地敲打金属部件。　　在这3500万有正式工作的印度人中——那些登记在案的、进行过审查核实的、符合标准的——有2100万是政府的直接雇员。他们是行政人员、教师、邮政工作人员、制茶工、清道夫、石油部门员工、军人、煤矿工人，以及反应迟缓的印度政府办公网络、火车站、工厂和学校的售票员。　　剩余大约1400万人在“有组织的”私人企业就职。其中，仅有100万左右的人（大约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0.25%）在信息技术、软件部门、内勤处理部门以及呼叫中心服务。尽管印度的软件业帮助印度人民重新树立起了信心，并且使印度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保持贸易收支平衡，但这个国家的软件业没有、也从不可能为它的劳动力大军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外国企业也不可能雇用大量的印度劳动力，按照不同的定义，大概有100万～200万人为外国企业工作。其余的人都在印度的私营企业就业。　　理解印度的有组织企业和非组织企业之间的区别是理解印度经济与众不同之处的关键：印度经济在充满自信、欣欣向荣的同时，无法为它的大多数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按照西方的常识，人们普遍认为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是靠出卖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者，事实上恰恰相反，这1400万在印度私企或外企中工作的人是属于特权阶级的那一小部分——他们是印度劳动力中的贵族。1983年，当印度抵制外国货的时期步入尾声时，在有组织的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非组织性企业员工的6倍。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倍。19员工的收入差距也与此类似。这是一个充满差别的世界，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需要良好的教育、熟练的技能以及足够的运气。而这并不会经常发生。　　如果印度要在新旧世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它就必须加大在制造业上的投资，为它的没有技能或者只有少量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从规模上说，印度的制造业远逊于中国。2005年，在印度的正式制造业中就业的工人仅有700万，而中国是1亿。如果考虑到尼赫鲁对工业的大量投资以及给予工业的诸多优先发展权，许多人会为60年后印度的制造业雇用如此少的人而迷惑不解。这是因为尼赫鲁的策略在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的：它的目的在于开发印度的科技实力，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的制造业相对疲软或缺乏竞争力。如果按照质量而不是数量衡量，印度本土的私人制造业要比它们的中国同行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从这种意义上说，印度站的位置要比人们所想象的高。只是它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处在最底层。　　这种印度式的矛盾几乎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的干净整洁、企业云集的詹谢普尔市，它位于印度内陆与喜玛拉雅山区的尼泊尔接壤的边界上。詹谢普尔是印度工业史的一座博物馆，记录了从20世纪初（远在英国殖民者离开之前）民族主义开始盛行到21世纪初的印度工业历史，电镀的钢铁从这里出口到中国，而汽车部件则出口到美国和日本。钢铁厂是由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吉姆舍提?塔塔创建的。在市中心保持得干净美丽的公园里，人们可以看到在吉姆舍提?塔塔先生有胡须的威严的塑像下面，四五代的塔塔员工都会去放上鲜花、稻米或者做朝拜，仿佛他仍然会感知到一样。20这种景象让人联想起鲁迪亚德?吉普林笔下那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彼此路边的神殿里不偏不倚地”做祷告。但是这些人是值得这样做的：对于穷人来说，塔塔集团的工作最值得拥有。有了这份工作，你就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公司医疗保健，拥有干净的、可饮用自来水的房屋以及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2)   
　　和印度许多大型制造企业一样，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工业许可体系、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以来，塔塔的经营业绩已经跃升到今天的世界水平，而它的薪水册上的名单却不断减少。1991年，这个詹谢普尔的大型钢铁厂一年仅生产出100万吨钢铁，却雇用了8.5万名工人。但到了2005年，它一年的钢产量是500万吨，工人数量却减少为4.4万。同一时期，它的销售额从8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塔塔的一名执行经理说：“我们很可能将劳动力降到2万人，并把生产量提高到1000万吨。”　　塔塔钢铁的传奇——1991年以前，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成本钢铁，而今天，它为日本最先进的汽车企业生产世界级的汽车钢材——和许多其他成功的印度制造业一样。1991年以前，塔塔尽可能在国内生产它所能生产的一切，因为在印度“进口替代”的政策下，进口备件或新的机器要历经曲折磨难。自然，这样会分散企业许多精力而不能专注于它所做的事，同时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塔塔不得不雇用一些说客和“活动者”去贿赂各部部长。像塔塔这样的企业要做出增加投资（哪怕数额很小）的决定，都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告诉它应该生产什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生产。　　尼赫鲁要建立的仁爱社会的设想留下了一项颇具争议的遗产就是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使印度企业基本上无法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哪怕他经常旷工。尼赫鲁模式中的某些部分，如奥伦威尔式的许可证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其他部分，如这严厉得近乎荒谬的劳工法（1976年在英迪拉?甘地时期变得更加严厉），却保持到现在。它意味着企业即使在扩张时期也不愿意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担心在下一个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解雇规模庞大的员工，这样会导致企业破产，每个人都将失去工作。但这同时意味着企业愿意尽可能地将它们的生产外包给那些小型的、无须经过审查的“非组织性企业”，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开劳工法，这些法律在印度迷宫似的非正式经济中是没有强制效应的。尼赫鲁的另外一些遗产也有待废除，如“检查制度”，持续的检查使印度的企业苦不堪言。前印度宝洁公司总裁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Das）曾这样写道：“在我三十年在印度的商业生涯中，我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了解我的企业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有将它摧毁的力量。”21　　尼赫鲁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遗产是，将大量资金投入为中产阶级准备的英语教学的大学，数额与投入农村初等学校的一样多，也收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人物，不是在硅谷或马萨诸塞州工作，就是为像塔塔和信诚工业这样的大企业工作。由于印度出色的大学体系，它的科技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三，22在美国和日本之后，领先于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设立的基础教育上。印度每年培养出100万名工科毕业生，而美国或者欧洲每年的工科毕业生人数不足10万人。然而印度的识字率只有65%，而中国的几乎达到90%。23“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科毕业生为我们服务，”在参观完塔塔先进的生产线后，它的一位执行经理告诉我，“而且他们比日本的工程师要廉价得多。”　　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应商，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GokaldasExports）的首席执行官迪内希?兴都喇（DineshHinduja）的财富更加生动地体现了印度经济的矛盾。在印度和中国，像兴都喇这样的商人使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对这两个相邻的亚洲经济巨人的苏醒感到畏惧。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经济发展迅速的首府城市班加罗尔，它每个月能为世界上26个品牌生产200万件成衣。它的大客户包括：玛莎百货（MarksandSpencer）、香蕉共和国（BananaRepublic）、盖普（GAP）、皮尔?卡丹（PierreCardin）以及阿贝克隆比（Abercrombie）等。甚至在这些衣服运离印度之前，其条形码和价格标签就已经被粘好。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3)   
　　兴都喇训练有素的员工能生产出900种不同风格的衣服，他们能随着西方流行时尚的变化而改变制衣的技巧。他们为老一代人缝衣服时会在特制的织布上绣花、镶边，而做年轻人的牛仔裤时又会在上面猛烈拍打、再撕几道口子。看着这些工人带着一脸的困惑在粗斜纹布上跳来跳去，使它们变得不堪入目，我的这次工厂之行变得颇为有趣。“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做好一条牛仔裤后又必须将它扯成不像样子，”兴都喇说。他拿起一件精致的棉质衬衣，上面已经粘好了85美元的价格标签和玛莎百货的商标，“如果这件衣服是在英国缝制，它的成本至少是300～400英镑，”他说，“今天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将他们的生产外包给印度或者中国，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追随他们而去，否则你就会破产。”　　按照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标准来看，兴都喇的工厂可以称为“复杂制造业”。印度的出口成衣不是像中国一样在那些大型的劳动力密集的工厂里生产，需要雇用几百万人，而是在像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一样的小型工厂里生产，仅需雇用几万人。兴都喇雇用了3.3万人。他说如果在有数百万有文化的劳动力的中国办厂，那么他的职工总数将接近20万。他的工人大多是女性，工厂还带有一个医疗中心和托儿所。“我们尽量不雇用男人，相比之下，女人更可靠，”兴都喇说，“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曾有一个男工，他是个酒鬼，于是我们把他开除了。他提起上诉，我们花了15年和大量本可以用来经营企业的时间才赢得了这场官司。”　　迪内希?兴都喇在复杂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是印度经济矛盾的贴切例证。他可以雇用许多高质量的毕业生，这些人能立刻熟练掌握时装设计软件，于是他们就可以在电脑上设计时装。由于他们还能说流利的英语，因此可以在巴黎、纽约、伦敦和米兰大型的时装发布会上推销自己的设计。结果，兴都喇就会比他的中国同行挣到更多的钱。但是他会注意尽量不扩大职工规模，因为在印度劳动力是一种沉没成本。在印度，做出雇用职工的决定之前，你必须确信自己拥有足够的耐心来应对长坐绝食，还必须准备充足的诉讼费用。“如果我要扩大规模，一定是按照资本密集型的方式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他说。　　兴都喇先生的经营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在印度其他纺织企业也非常普遍。由于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往往能得到大量的财政支持和定期的激励机制，为了使它们维持在较小的规模，兴都喇要把他的生产线分解到遍布班加罗尔的各个小型的生产单元中。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他还必须为除了棉布以外的所有布料支付更高的特许权税以及关税，棉布则作为印度民族身份的象征而得以幸免。而他的中国竞争者不需要支付这些税，也不用将生产线分解，兴都喇别无选择，只能生产高级成衣，即意味着必须使用更多的复杂技术。因此，他已经被迫向高附加值链买进了。“我们这样发展是因为比中国拥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说英语的大学毕业生，”他说，“我们在生产廉价成衣方面无法在价格上与中国竞争。”　　我的第二次有趣的工厂之旅是到一个位于清奈的印度成衣工厂。清奈是印度最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泰米尔纳德邦与斯里兰卡岛相隔一衣带水。这家企业为美国最流行的女士内衣“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Secret）”和其他内衣商生产内衣。同样，这个工厂的员工几乎都是女性。他们的工作服保守而拘谨，但他们生产的胸罩和丁字内裤却远不是这样。和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的职工一样，这家德国与斯里兰卡合资的企业——内衣时尚（IntimateFashions）——的工人也必须时刻注意调整缝制的技巧。而且它们的大部分材料都必须从国外进口，从法国进口蕾丝和从德国进口布料。“我们有情人节装、夏装然后是冬装——订单一直在变化，”经理说。与印度的北部诸邦不同，泰米尔纳德邦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受过教育的。这是一个管理相对完善的邦。泰米尔纳德邦政府还成功地在当地放宽了一些劳工法令，因为印度的联邦宪法给了印度的各邦首府相当大的调整空间。因此，内衣时尚可以更快地扩大它的员工规模，而如果它的厂址设在其他地方，这就不可能实现。令它的许多身材匀称的女裁缝师们感到困惑的是，她们缝制的内衣正变得越来越小。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大军(4)   
　　印度不断壮大的制造业也可以从它的制药业和生物科技业略见一斑，这两个行业的人才同样来源于这个国家为数众多的理科、工科和技术方面的大学毕业生。在印度西部城市普纳，普纳瓦拉集团（PoonawallahGroup）拥有的血清研究中心（SerumInstitute）每年为联合国提供近一半的牛痘疫苗，用于为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名儿童接种。这个研究中心最初是从普纳瓦拉家族的养马场分流出来，位于这个城镇的赛马跑道附近。马匹能够自然产生用于人类破伤风接种的血清。今天，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中每两个就有一个接种了这个研究中心生产的各种疫苗，如：狂犬病疫苗、脑膜炎疫苗、麻疹疫苗、风疹疫苗和破伤风疫苗等。这个全球性的重要研究中心的员工仅有几百人，几乎全是大学毕业生。但是印度医药业的优势不仅仅在于生产比西方便宜的普通药物。印度制药企业正在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申请的专利多于其他任何国家。24　　印度最大的汽车配件厂商巴拉特铸造公司（BharatForge）距离血清研究中心仅几英里。这家企业向欧洲、中国和美国出口汽车引擎部件和底盘，它将自己的优势立足于其员工中的软件和工程技术人才。在中国车间里的工人比他们的印度同行创造的产值多，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比他们低：中国基础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要低许多。与戈加尔达斯出口公司一样，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条件，巴拉特铸造公司已经转向需要更高技能的生产。由于使用了信息技术和工程技能设计更复杂的汽车部件，它具有更强的竞争性。这是整个汽车部件制造业的代表性趋势。印度的汽车部件出口产值很有希望从目前的30亿美元跃升到2012年的200亿美元。25但它仍然是资本集中型的企业。巴拉特铸造公司证明了印度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但是它还无法证明印度能使它的广大民众脱离贫困。　　印度有着极为与众不同的经济。它的联合钢铁工厂已经成功地将美国和日本的同行挤出印度。它最好的私营医院能成功地为富裕的阿拉伯患者实施大脑手术，也能为年老的英国“医疗旅游者”置换髋关节，这些人为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机构的长时间审批备感沮丧，因此选择到印度进行手术。呼叫中心的员工通过电话或电脑授权，就可以接收或拒绝来自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投保人高达10万美元的保险索赔。它的医药部门依赖印度本土的研究和开发就能生产世界顶级的新药品。但是大量的印度农民依然生活在如非洲般的生活水平上。不到100万的印度人在IT和软件业创造的外汇收入，远多于几亿农民在农业出口方面创造的收入。　　与前几十年相比，近15～20年印度经济的高增长率的确已经成功地帮助更多的人脱离贫困。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数据，1991～2001年，印度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口比例已经从35%降至25%，而且自2001年以后这个百分比降得更快了。印度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普遍认为有更高行政效率的南部各邦以及西部地区，在有组织性的和非组织性的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创造出了比以前更多的就业机会。正如印度的许多情况一样，印度的经济画面也不能简化为一个单纯印象。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1)   
　　然而，与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的期望相反，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快时，它的城市化进程却减慢了。1981年，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是23.7%,而到2001年，这个比例仅增加至27.8%。26当然，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移居到城市中的人口数量依然很大：1991～2001年间，有7000万的印度农民迁移到城市中。然而，“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当大家都在期望城市化进程加快时，它却放慢了脚步，”印度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印度中央银行副行长拉凯什?莫罕（RakeshMohan）这样写道。“原因之一是印度不完善的经济政策，它使城市就业率的增长受到抑制，另一个原因是僵化的政策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27　　印度的一些商业领袖认为，印度农村与城市间的经济鸿沟最终会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2004年，曼莫汉?辛格邀请印度最成功的IT企业之一、印度软件服务公司Infosys的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尔卡尼（NandanNilekani）加入一个有关城市化的特殊工作组。在印度的领导人中，辛格认为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更强大的制造业对印度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尼尔卡尼曾将他自己的100万美元投入到一个改善班加罗尔（Infosys所在地）的城市化管理项目中，这次他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辛格的请求。　　“印度的许多精英人物依然太过看重农村，尽管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生活在农村的。”尼尔卡尼坐在他在班加罗尔的办公室里，边喝茶边说。　　在我看来，他们犯了非常危险的错误。印度必须以比我们目前做到的更快更好的速度城市化，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是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印度无法超越这种趋势。而即使它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印度农村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农村无法为人们提供工作，而且永远也不会。因为农业改革意味着机械化耕作和工作岗位的减少。农村是低种姓人们的一个陷阱，它是一种监狱。除非我们以比目前做到的更快更好的速度城市化，否则我们将无法完成印度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许多到过印度游览的人都会震惊于城市贫民窟的悲惨景象，这些贫民窟在走出机场的那一刻起就刺激着他们的感官。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印度人主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而这些人完全可以回到农村过着给牛挤奶的生活。但是绝大多数的印度人却甘愿这样做，虽然有些人是因为自然灾害或修建大坝而被迫搬到城市。在他们看来，即使生活在最肮脏的贫民窟也比生活在农村强。尽管印度的城市规划欠科学，也无法提供大量稳定的工作，但是在许多生活在印度农村的人看来，城市为穷人以及低种姓的人们提供的经济以及社会机会依然是难以想象的。超过1亿的印度农村居民没有任何自己的土地，其中许多人在未来几年想要搬到城市中，不管贫民窟的情形是否已经得到改善。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是将人们送回到农村，这在一个民主社会是行不通的，”南丹?尼尔卡尼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进城市管理的质量以及为穷人提供真正的工作岗位。城市中的精英阶层用最先进舒适的设备装饰他们的家，然后他们想把当初帮他们的梯子撤走，剥夺其他人享有类似生活的权利。除非我们为民众提供大量的工作，加快经济的增长率，否则每个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我们必须面向未来。　　印度的经济呈现出一幅分裂的画面，一边是中世纪的穷困，一边则拥有21世纪的高科技。令人更为困惑的是印度的精英阶层是1991年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你会发现他们是旧式思维的最坚定拥护者，这种思维可以被称为特权阶级现代化、农民阶级封建化。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对印度农民的观点集中于普通民众的“共享民主”，如果将他们归为封建主义的拥护者，则不免有失公允。在各种类型的农村浪漫主义者中，他们站在进步的一端。这些人中有来自高种姓阶级的行政人员，他们的观点阻碍了人们对城市进行更好的规划；也有IT行业中南丹?尼尔卡尼的同事，他们认为如果数字革命扩展到农村，人们就不需要迁移到城市了（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28然而众多的迹象表明农民——包括印度北部的农民——都不赞同这种观点。许多穷困的农民在城市里找到临时的工作，于是他们可以往家里寄钱，而他们的家庭还留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官方统计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减慢了。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2)   
　　从新德里最高政府部门的走廊到昏昏欲睡的地方官员的法庭，印度的政府机构和法律部门有着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它们从不会在你的生活缺席，除了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如果你仅浮光掠影地观察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状况，那么你绝不会想到它正在经历一场软件业的革命。你看到的不是电脑，而是成群的人们在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文件；不是真空吸尘器，而是低种姓的清扫夫在小心翼翼地擦去你脚边的尘土。如果你想见某位官员，不是具体安排一次约会，而是告诉你“只要来就行。”是的，但是在什么时间？“别担心，只要来就行。”你不可能在等候室里坐着等，来这里请求办事的人排的长队已经溢出屋子，塞满了走廊和外面的庭院。每个人都期望着抓住那些大人物的几分钟时间，因为只要他们的几句话或是一个签名，就能为你的几百个无眠长夜或是几千个毫无意义的电话划上句号。你见到的不是公仆——无论是市政的还是其他的——而是主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拜访印度行政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公路局局长库里安（V.J.Kurian）时，问了两遍才确信自己找对了地方的原因。库里安备受尊敬的功绩之一是修建了科钦（Cochin）国际机场，科钦位于印度最南端，殖民时期曾是一个港口，我此行就是要与他谈论一些关于机场的话题。刚走进他的办公处时，我确信一定是弄错了地方，这里没有雇工在搬动那些用线捆住的布满灰尘的文件堆，没有嘈杂且古老的电传打字机，取而代之的是时髦、宽屏的电脑；这里也没有请愿者等候在这位大人物的办公室外面，寻求机会见他。库里安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快进来请坐”，这时，我的两个疑惑都打消了，但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困惑。两分钟以后，采访就正式开始了。幸运的是，库里安愿意让采访大大超出原定的时间。同样幸运的是，库里安先生和许多印度人一样，在接受一名外国记者采访时不会保持沉默。这一直是个让我很欣赏的特点。　　在印度，如果你不是对贪污过于敏感，并且不是很在意工程的最终质量，那么负责修建一个机场或是一个公共项目，都是很轻松的。因此在这方面，负责1992年科钦国际机场的库里安曾经是并且现在也是一个异类。由于他顽固地拒绝遵循这种游戏的一般规则，科钦现在拥有了一个干净且高效的国际机场。与印度其他机场不同的是，它还是个盈利的机场。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库里安不得不去解决一系列充满攻击性的障碍。“最艰难的时候是我被一位高级官员召唤过去，”当我们大声咀嚼着香蕉片、喝着加糖的办公室茶时，库里安告诉我，“这位官员要我放弃修建机场跑道的最低投标，而选择稍高的投标。在我说我不会违反规则时，他说我可以得到1000万卢比（相当于20万美元）。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位官员最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久，不出人们所料，库里安被调到一个不起眼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岗位上。在印度，你不能随便解雇一名政府公务员，因此如果引诱不成，政客们通常会将公务员调到一个偏僻的地区或是安放到一个不起眼的部门。但是不到两年，由于机场严重亏损，库里安就被重新召回。到2005年，机场利润率达70%，主要是通过将零售商店签约外包给私人公司，收取高额费用，获利最丰的是免税商店。　　到达科钦机场的感觉和初到库里安的办公室的感觉一样，让我充满了困惑。德里和孟买的那些机场曾让许多刚到达的外国客人对印度留下糟糕的第一印象。而科钦机场不同，它干净、光鲜、现代，这里的候机大厅并不需要24小时的人群疏散。但是，尽管有着专业化管理的名声，库里安仍然不时地受到一些来自部长们以及公务员们的“请求”的困扰。“有一次，当我拒绝雇用200个企业与电力部长推荐的人做机场员工时，他对我大发雷霆。我告诉他我已经把机场几乎每一个职位都外包给了私人企业，因此我没有权利雇用或解雇任何人。”还有一次，国有的印度航空（AirIndia）公司说如果不将地面保障控制——历来的赞助来源——承包给它，它就拒绝往来科钦的航线。这一次，库里安别无选择只能让步，但他在其他情况下总能成功。“如果你立场坚定，并且不介意他们把你调到任何地方，那么他们常常会对你无计可施，”他说。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3)   
　　然而在印度，像库里安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有意识地约束自己及其同事们的权力，因此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向他提起一个在印度广为流传的公式：M+D=C，即垄断+权力=腐败（MonopolyPlusDiscertionequalsCorruption）。对于一个每月挣42000卢比（大约为1000美元）的45岁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以从私营企业那里收取一小部分贿赂，提起这个爱因斯坦式的公式就等于暗示他打开话题。和印度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一样，他提到了神的话题。“我只能将幸运和侥幸存活解释为命运以及神灵的眷顾——我是受神保佑的，”他说。我说他本来也可以拿走别人给他的东西，为什么很少有印度行政局的官员像他一样做呢？“这很难说，”他解释道，“正直的印度行政局官员为了不涉嫌贪污就什么都不做——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没有什么可贪污的。问题是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说在喀拉拉邦有些人甚至崇拜受贿的官员，“他们认为如果你不想点生财之道，你就是个十足的傻瓜。”喀拉拉人甚至创造出一个词来描绘那些正直的官员——“潘文格尔”（pavangal），意思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人，但同时也有天真和容易受骗的意思。同样地，那些懂得如何给人贿赂的人被称为“布迪”（buddhi），意思是狡猾的，但同时也暗含着“将成年人与孩童区别开的辨别能力”29的意思。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词汇。　　库里安认为，许多人低估了清理印度行政系统过程中的困难。　　当我和左翼的朋友交谈时，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印度真正的剥削阶级是官僚。虽然他们是靠人民养活的，但其中大约有1%～2%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是人民真正的剥削者。”如果你看看新招入行政管理局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比我们那一代人更糟。他们会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你要钱，他们会要求你带他们到最具异国情调的度假村去吃喝玩耍，他们从不试图掩饰对金钱的热爱。现在他们总看到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们能在私营部门挣到多少钱，这就使事情变得更糟了。　　似乎是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折磨，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库里安经常被电话打断。其中一个电话是另一部门的官员打来的，他要求库里安用他的权力，将那天下午他要乘坐的航班的公务舱座位升级。还有一位来自声名狼藉的进口税以及消费税部门的官员，他将要参加在机场举行的晚间招待会，因此打来电话要求让他及其同事享受免费的停车服务。库里安两个要求都答应了。“你能怎么做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而且于别人无害。”我对这些打扰来的正是时候感到好笑，也为库里安的诚实感到好笑。如果他不得不处理这些“很小的事情”，至少他是透明的。　　我们的谈话也引发了一种思考，即在印度要驯服某种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控制之外的力量是何其艰难，尽管自1991年曼莫汉?辛格废除了许可证制度以来，中央许多政府机构的权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收敛。这同样让我想起了曾在1999～2002年任行政改革部部长（MinisterforAdministrativeReform）的阿伦?舒里（ArunShourie）的一句评论。在谈起他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所作的努力时，他说：“这就好像是要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中铺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刚前进了100码，丛生的灌木又会将它遮盖。”　　人们努力改革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也会被某些势力竭尽所能阻挠，这样往往会产生一些闹剧似的效果。舒里就曾说过一个这种例子。301999年4月，印度的钢铁部（MinistryforSteel）向舒里先生的行政改革部递交了一份正式的询问书。这个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去解决、花费了印度一些最高级官员宝贵精力的严重问题，就是是否允许印度的公务员使用绿色以及红色水笔，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批注文件用的是蓝色或黑色水笔。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在减慢(4)   
　　经历了几周的会议、磋商、做了备忘录以后，舒里部门的官员得出结论，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印刷局解决。又经历了三周颇有深度的讨论后，印刷局将文件返还行政改革部，并且建议说这个问题应该咨询培训与人事部（MinistryforTrainingandPersonnel）。在这份文件送到该部门之前，又经历了三周的时间，因为勤勉的行政改革部官员需要花时间去考虑委婉措辞以应对印刷局。于是这个政府的问题历经曲折，经历了几周又几月，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开了一次又一次讨论会，最终得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折中结论：“初稿起草时要用蓝色或黑色水笔。以后的修改过程用绿色或红色水笔，以区分最终的正确版本。”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等级制度：“只有联合秘书级别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在少数情况下（适时的宣布警告）使用绿色或红色水笔。”正如舒里注意到的，这是“一个贴切的官僚政治的解决方式：即使权力受到约束！”如果弗朗兹?卡夫卡把这种情形写入他的小说，批评家肯定会指责他过分夸张。　　曾经有多家印度私营部门中的公司邀请库里安加入他们，并且提供了不错的薪酬。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接受任何一家企业的诱惑。“在当今的时代，如果说我愿意为公共事业服务，听起来似乎有些傻，但这是事实，”最后当我要离开时，库里安说。有一度我在想，是否可以请库里安先生为我升级第二天飞回德里的航班座位。但是这种念头仅一闪而过。
  
  
印度行政管理局   
　　两百多年来，英国的地方行政区官员总自喻是“柏拉图式的卫士”，31他们是有意识地远离民众、但又护卫着民众利益的精英阶层。这完全符合皇家的目的，因为这是一种征集税收、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有效途径。但它留下了一种超然于民众之外的家长式作风传统，这在今天依然很明显。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以下这段著名的印度作家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话，对描写19世纪的印度仍然很贴切：“在我们的头顶，是永恒不变的正义与秩序的苍穹，每时每刻都笼罩在下面所发生的一切之上。”32其他人则发现，人们对今天的印度的一种更为流行的看法，是将政府看成“像季风一样，是自然的一个方面”。33很少有人认为他们能战胜自然。　　我曾经参观过许多粉刷得雪白的殖民时期的平房，现在是印度众多的地方“收税员”的办公场所——这些地方成了官员们在当地的总部，在那里他们既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又是上级主管在地方的左膀右臂。尽管在他们的办公室中悬挂的画像是甘地，而不是乔治四世，但如果一名19世纪的英国殖民官员来到这里，他的感觉肯定会像回到本国一样。这位官员的周围围绕着一群日工，而且如果没有一窝蜂似的随从人员跟随，他是不会到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去的。每到一个村庄，他（或是越来越多的她）都会被戴上一个由康乃馨、茉莉或是金盏草编织而成的花环，看起来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由于印度每个区（district）的平均人口几乎都是200万——比美国许多州的人口多——村庄很少有机会招待地方官员，因此村里的领导会竭尽一切能事，在短暂的时间中给他们的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是这位官员的座驾——殖民时期的上面有红灯闪烁的白色大使牌轿车——自英国殖民统治后期以来也从未改变过。　　今天印度行政管理局的许多官员眼光都很高，也常怀有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愿望，并以此激励自己。但是极少有人坚持住这一工作之初的理想。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地方官员将他们的工作描述成是打一场必败之仗，总是尽力挡开永无穷尽的恳请者、抱怨者、起诉者以及奉承者。就像克努特国王（KingCanute）一样，他们无法让涌起的浪潮退下。和他们的英国前辈一样，他们往往来自其他地方，远离自己的朋友以及同辈人。他们整天甚至整夜地工作，因为在印度农村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腐败在印度越来越被人们当作正常状态接受之后，34也开始变得腐败。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他们工作的合理的一部分。由于在印度这些官员是不可解雇的，即使当地的人们确信一位腐败的行政管理局的官员做了某些不正当的事，他们对他往往也无计可施。
  
  
印度公务员制度(1)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阿茹娜?罗伊，尼克希尔?德，以及他们在印度一些最贫穷的地区组织的抵制腐败的机构——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他们发起的使印度公务员承担起自己责任的运动，是到目前为止对深受殖民时期影响的官员的最大挑战之一，虽然那段时期谢幕距今已经超过三代人的时间了。我陪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到他们在拉贾斯坦邦的主要阵地贝阿瓦尔的一个大广场去，他们为了给当地政府制造压力，向公众公开政府开支，在那里分段进行了长达40天的长坐绝食。这项引起全国关注的运动远不是书呆子们所能想象的。在这样一个某些地方的公共救济资金会成为人们饿死与幸存的区别的国家，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在进行了几个月艰辛的体力劳动后，依然得不到每天73卢比（大约1.73美元）的最低工资。另外一些人什么都不用干，名字却已经登记在政府的薪水簿上了。腐败的官员们将这些“幽灵工人”的工资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全当这些幽灵工人已经做过某些劳动，比如填公路上的坑洞，或是修建小型的“水坝”，而这些通常都是虚构的。在强迫当局公开政府开支的详细清单后，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开始核实政府提供的信息。他们发现，在一个负责管理好几个村庄的政府分支机构，650万卢比的公共费用中有450万完全是捏造的。这个村务委员会的名字叫做贾纳瓦德（Janawad）。　　“那真是太具喜剧性了，”尼克希尔说，“那些政府官员把我们带到一座拦河坝，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在他们的支出帐目上，这座大坝已经被写成了四座。而他们又带我们从另外三条不同的路去了三次，却希望我们没有发现这是同一座水坝。我们甚至都无法生气，只是感到太可笑了。”他们的调查发现了伪造的薪水簿、虚构的医疗诊所、根本不存在的学校以及成千上万付出了劳动却未得到报酬的劳工。由于被媒体大量曝光而备感尴尬的拉贾斯坦邦政府，极不情愿地承诺对所有的质疑进行调查。尽管这证实了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的发现，却没有一名公务员被解雇，更不用说被判有罪。尽管如此，在拉贾斯坦邦，贾纳瓦德一案已经成为怎样与官僚受贿作斗争的象征。“我们从不绝望，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步，”阿茹娜说，“将来的官员想要腐败会更难，我们已经提高了腐败的成本。”　　在他们定期的抗议活动和集会中，尚卡尔?辛格这位木偶艺人和民间歌唱家创作了一些供农民们娱乐的歌谣，在拉贾斯坦邦的很多村庄已经广为流传。“他们（官员们）像西瓜一样胖，”尚卡尔?辛格用北印度语向抗议的人群唱道，“他们的脸像西红柿一样红。他们所知道的是怎样做虚假的保证。把这些高鼻子人物的鼻子砍去。他们用薪水簿上的假名字领钱，他们偷去了我们养家的钱！”尚卡尔的演出中准备了割去鼻子的木偶，常常逗得村民们捧腹大笑。这是人们在活动中对印度民主的一种富有幽默感的不敬的展示。在印度，越是在基层，腐败的现象就越严重，政府公务员对人们的生活就越有控制力。这可以反映在投票人数上，越往地方一级，参与投票的人数就越多，而很少有人对全国大选有兴趣。仅仅管辖少数几个村的村民委员会的投票率，往往超过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当我去拜访维仑德——我岳母的司机的家乡时，我吃惊地发现那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下议院议员的名字，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邦立法委员会的代表是谁。　　尼克希尔带我到附近一个叫做维杰普拉的村务委员会的办公室，这个村务委员会的领导卡鲁?拉姆（KaluRam）是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的一名成员，他属于“不可接触”的贱民阶级（Dalit），和政府中所有的政治党派都没有交往。他的办公室里有几把塑料椅子和一台不稳定的电扇。我们一直被不断渗漏的奶茶罐困扰。拉姆告诉我：“当我刚开始这份工作时，我一个人去见地方行政官，并向他索要划分给村务委员会的款项，他告诉我‘让我们商量一下’，我意识到单枪匹马去找他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你和一群人一起去见某位官员，那么他就无法否认他刚答应过的事。”
  
  
印度公务员制度(2)   
　　在他将要待四年的办公室外面，有一块浅黄的布告牌，上面列举着当地所有的公共建设工程，包括道路维修、妇婴医院、新挖的水井以及娱乐中心建设等的费用。每个项目都清晰地注明所花费的金额和竣工的日期。同时，墙壁还被用来充当薪水簿，上面写满了名字，于是人们可以检查自己的名字是否在上面，以及他们得到的报酬是否正确。所有这些都是这个群体的资讯权利运动（RighttoInformation，RTI）的成果，这项运动迫使拉贾斯坦邦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很快在其他邦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于是2005年新德里通过了一项面向全印度的资讯权利法。如果阿仑?舒里这位前行政改革部的部长看到官方文件中通过页眉和脚处的注解（丝毫不顾该用哪种颜色的水笔），将新德里从这项法令的某些条款中排除在外，他一定会感到非常好笑。阿茹娜和尼克希尔却并不觉得好笑，因为官僚主义的昏庸常常活跃在页边的空白处。　　“很难让人们摆脱为他们有权利得到的东西付款的习惯，”卡鲁?拉姆说。比如，人们经常需要一份有关自己出生证明的复印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本粮食配给登记薄——这本是他们应该免费得到的东西。但他们仍然例行公事地设法塞入300～400个卢比。同样，一名寡妇常想尽方法去贿赂官员，以得到她丈夫的死亡证明，从而有资格受援助。当我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两名戴着白色穆斯林头巾的惊慌失措的男子跑进来寻求帮助。他们是当地的小官员，因为把公共财产放错了地方，怕被警察控诉。这份出现问题的公共财产是一张很长的纸，上面写满了下一个月要领薪水的人的名字。他们说这张纸被邻居的羊吃了。我发现这样一个类似于“狗把我的家庭作业吃了”的笑话后，很难忍俊不禁。但是其他人似乎都相信这个故事。“邻居的羊很可能会吃了他们的薪水簿，”尼克希尔说，“在季风到来前的这个季节，这里没有草，羊会吃任何东西，包括纸张。”显然，这并不是拿替罪羊开玩笑的时候。　　再次向这两个人保证羊应该替他们承担责罚后，拉姆迎来了一位老妇人。她说话时是如此气愤，以至于她的面纱总是从脸上滑落下来。拉姆花了一会儿功夫才让她平静下来，并且弄清楚是什么把她惹得如此勃然大怒。她让我们看她的食物配给手册，告诉我们平价商店（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可以在这种商店得到救济的面粉和大米）的经理撕去了四张息票，而只给了她价值一张息票的粮食。拉姆开始记笔记。“当你在为你愚蠢的手续担心的时候，”这位老妇人嚷道，“我的胃该怎么办？”于是我们站了起来，跟随她到平价商店。最初，甘迦?辛格这位被调查的粮食商拒绝承认偷了息票。但在意识到我们不会就此罢休后，他改变了态度，笑着递给老妇人另外三张息票的面粉。但是这些面粉的质量非常糟糕，就连当地的骆驼在吃之前都会犹豫再三。像许多这样的食品商一样，辛格把政府提供的质量好的面粉拿到黑市上卖掉，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不能吃的谷糠。在更进一步的交谈后，辛格高高兴兴地承认了这种做法，因为他完全知道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吊销他的执照。最终，这位老妇人带着四份好的面粉离开了。这是在拉贾斯坦邦一个典型乡村的普通的一天。“这就是印度穷人的生活，”尼克希尔说，“政府没有好好对待他们。”
  
  
低效的政府机构(1)   
　　在苏联，有一则关于政府公务员的笑话是这样的：“你假装工作，而我们假装给你付钱。”在印度这则笑话应该改成：“你假装工作，而我们会给你不错的报酬。”现在的确存这种情况，与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辈们越来越高的薪酬比较，印度行政局的精英人物们的报酬相对低了许多。但是与大多数私营企业的员工不同，他们有许多额外的津贴，包括免费的住房、电话、用电、一流的旅行服务等。在印度2100万公共部门的员工中，90%以上不是精英人物，而是属于三级或四级公务员，如下级官员、教师、政府司机和日工等等。他们的薪酬是在私营部门中做相同工作的同辈们的近三倍。只有非洲的加纳以及科特迪瓦有比这稍高的比率。36另外，公共部门的雇员有绝对稳定的工作。在印度宪法奇怪的311条款的保护下，根本不可能使一名腐败的政府公务员降职，更不用说将其解雇了。37　　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最大的非薪酬收益也许是有许多另外的生财之道。1984年，在英迪拉?甘地被刺杀以后，拉吉夫?甘地继他的母亲之后成为印度总理，他于1991年被刺杀之前一直是政府腐败的最严厉批评者之一。他说在印度有85%的发展资金流入了官员的腰包。一些人指责他过于夸张，另一些人责怪他误导了对具体金额的估计。但是那些最熟悉这个体系的人们，即那些公务员们对他的话并没有反对。前印度内阁秘书长（这是印度最高级的文职官员）纳热西?乾德拉（NareshChandra）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在印度，腐败已经泛滥成灾，我有时在想我们对它究竟还能承受多久。”另外一位前内阁秘书长苏帕拉马尼亚姆（T.S.R.Subramaniam）告诉我，“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并没有正确评价腐败在印度蔓延的程度。他们认为这只是原有体制的一项附加的有害的东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许多方面，在印度的许多地方，腐败本身就是一种体制。”也许对此最精辟的描述来自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PratapBhanuMehta），印度最受尊敬的政治学者，新德里卓越的智囊团的领军人物，他说：“在公民和政府打交道的每个地点，在他们被记录、登记、征税、采集信息、获得许可、被批准或被评估的每一个场所，人们都会有一种公开的讨价还价的印象。”38　　这样的腐败没有引起更大愤怒的原因在于，1991年许可证制度被废除后，绝大多数的印度中产阶级以及这个国家大部分的私营企业都经从政府的过度干涉中解放了出来。那些处于精英阶层、控制着媒体并拥有塑造公共舆论的力量的人们受腐败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些人甚至认为自1991年后，腐败已经逐渐消退。印度关于配额的许可证制度更受大家诟病，它那些划分过分琐细的规章仍然存在于印度有组织的经济之外。除了齐整的印度中产阶级，许可证制度的触角依然延伸向广大的印度穷人。　　比如，据估计在新德里有50万名人力车夫，而其中最多只有9.9万个有允许经营人力车的执照。他们都是最贫困的贫民窟居民，但政府并没有提高许可证数量，或是彻底取消配额制，而是默认超过40万的人继续非法经营。为了能继续经营，人力车夫们每个月都必须定期向警察交纳贿赂。39更为糟糕的是，德里的一项法令具体规定人力车执照的拥有者必须同时是它的驾驶者。这就意味着这些来自贫民窟的车主只能维持现状，而不允许购买更多的人力车雇用其他人进行经营。自然，那些拥有多于一辆人力车的车主为了让警察对他们熟视无睹，肯定也给了他们不少好处。　　出于同样的原因，新德里60万沿街叫卖的小贩也被故意地安置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许多城市的中产阶级抱怨小贩们免费地侵占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但是这些小贩每月都花费大约800～1000卢比用于行贿。40尽管这样已经使他们微薄的收入损失了近三分之一，但他们还是经常遭遇警察或海关以及税收部门的突然袭击。他们的商品，如果汁、太阳镜、萨莫萨三角蒸饺、进口香烟以及T裇等会被“没收”，而他们几乎从未能取回这些东西。这些没收商品成了警察或海关检查员的工作好处。在印度生活对于穷人是非常残酷的。
  
  
低效的政府机构(2)   
　　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印度自独立以来能成功地摆脱饥饿，主要归因于它的民主政治。在每一次粮食严重短缺或是作物歉收的时候，选举的压力以及自由的媒体都会促使政府尽快分配救济物资。印度最近一次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统治时期，当时数百万的人饿死。但印度的民主政治与中国相比，在为穷人解除其他痛苦，如消除文盲、肺结核以及营养不良方面，可没有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录。印度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也是在1950年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职能，就是消除饥饿和向所有的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新德里在这项任务中的失败现在已经远没有二、三十年前明显了。经济的高增长率使贫困人口的比重稳步下降：生活在印度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40%降到2001年的26%。但这同样意味着在2006年仍然有近3亿的印度人上顿不接下顿。而每个家庭至少还有一个孩子死于很容易预防的水传染的疾病。每年几乎有1百万印度婴儿死于腹泻。　　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与资源短缺毫无关联。比印度更贫穷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博茨瓦纳，其人口发展指数都要好于印度。41新德里不仅有充足的资金发展和维持核弹头军火库，并且还有能力与中国展开发射无人驾驶飞船登月的竞赛——两个国家都声称要在2010年实现这个梦想。　　但是，印度政府似乎没有能力向它的大部分穷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比如为城市的贫民窟修建公共厕所，为乡村的小学老师们提供粉笔，为乡村诊所的医生们提供干净的耳咽管。在印度越来越严重的艾滋病的威胁下，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农村诊所糟糕的质量确实令人担忧。印度初级医疗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低于几乎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42　　印度政府诸多失败中最为严重的一个，是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们设定的粮食补贴机制。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饥荒时期，印度的粮食分配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有近47%的五岁以下的印度儿童患有“慢性营养不良”症。43一个营养不良的儿童，智力和身体发育都会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到他以后的生活——印度大多数营养不良儿童是女孩。当她们长大成人做了母亲以后，会把某些矿物元素的缺乏遗传给她们的孩子。　　一个在科技实力上取得真正成就的政府，怎么会在这种最基本的目标上失败呢？仔细观察印度粮食补助系统的工作会让我们了解问题所在。问题不在于缺乏粮食，独立后，印度的粮食产量翻了4倍多，而它的人口仅翻了3倍。而且印度政府还储存了大量的剩余粮食：在2003年的一个时期，印度政府在公共粮仓里储存了超过6000万吨的谷物，足够为每个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家庭提供1吨大米或面粉（印度的谷物储量超过当时世界谷物储量的五分之一）。同样，问题也不在于经费的限制。印度的国防经费和所有消除贫穷项目的经费的总和一样多。不幸的是，问题既在于印度公务员的思想情况，也在于公众不能将对官僚机构的失望，通过投票箱转化为对这个体系的真正的改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印度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将暗示着会超过其他国家。
  
  
印度贫民窟(1)   
　　我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拜访桑德纳格里的贫民窟，这个在新德里的贫民窟的名字意为“美丽的城镇”，真是绝妙的讽刺。桑德纳格里距20世纪20年代埃德温?鲁琴斯（EdwinLutyens）设计的德里那美丽与宏伟的政治中心建筑仅几英里，却是好几万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人们的收留所，这样的生活条件在很久以前就应该得到改善。一个被称为“革新者”的团体的一些成员陪同我参观，这个团体对于这座首都城市的官员来说，就像阿茹娜他们的组织对于拉贾斯坦邦的官员们一样令他们厌恶。他们把带我去见一些当地的妇女，我们到了这个贫民窟一条狭窄的小巷旁的一个小屋里，小厅装饰得颇有特色，厅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标志，上面用北印度语写着：“沉默就是死亡。”　　这里的每个妇女都有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经历。其中一个妇女到警察局登记自己被强奸的案子，她被带到一个单间，被本该救助她的人又强奸了一次。另外一个妇女失去了一个孩子，她的孩子正在外面玩耍不小心掉进下水道，溺死在污水里。德里立法委员会的一名官员答应介入此事，但是从那以后，他就杳无音信了。还有一个寡妇，几年来她一直在争取得到她丈夫的死亡证明，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份微薄的津贴，但总是未能成功，原因是她承担不起保证得到证明应交的贿赂。这些都是她们独自的悲惨遭遇。　　我不想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印度的穷人除了委曲的忍受，什么都不能做。和其他许多参观者一样，我常常被在印度贫民窟里看到的团体的精神、鲜艳的色彩以及笑声所震撼，这里居民对外人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那种慷慨，常常令我感到羞愧。然而，许多和我交谈过的妇女，以及我在印度的农村和贫民窟里遇到的许多穷人，都被剥夺了获得粮食补助的权利。印度政府可以忽视或者漠视这些问题，但是就像做大量独立的研究一样，印度政府的众多统计学家会定期地、艰难地发表证明自己罪行的报告。44这些报告在具体的细节中会有所不同，但是都指向公共粮食的醒目而巨大的“转移”，从那些应该得到救济的人那里被转移走了。不同的邦偷窃粮食的比例各有不同，在情况稍好一些的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超过80%的补助粮可以分配到穷人手中。但是在北部拥有7500万人口的印度第二穷的邦——比哈尔邦——超过80%的粮食被偷窃了。据调查，全印度公共粮食被“转移”偷窃的平均数额介于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它展示了这个国家不同层次的一种偷窃模式。　　一位妇女描述了她怎样去争取一张“低于贫困线”卡（BPL），有了这张卡她就可以得到补助的谷物、煤油和糖这些自己的家庭本来有资格获得的东西。政府调查显示，多达40%的拥有BPL卡的人本身并不贫困；他们通过行贿得到了这些卡。因此，印度接近一半的补助粮都被偷窃了，而剩下一半的人要得到这种卡就必须去行贿。“如果我不贿赂他们，他们连正确的申请表都不会给我，”这位妇女说，她是从比哈尔搬到德里的一名移民，“然后当我贿赂了他们后，他们给我一份英文表格，我不懂英语。于是我又得花钱请坐在办公室外面的一个人帮我填写申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她最终得到了那张卡，于是她可以到当地的平价商店去购买。但是这里的平价商店几乎从不开门，开的时候只有发霉的陈面粉和谷物。这个妇女抓了一把给我看，上面爬满了虫子。　　这次我忘了问这些妇女当她们的孩子们长大以后，她们希望儿女们从事什么工作，但是我敢确信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政府部门工作。有这种抱负的人一直都在宽恕他们往往是其受害者的腐败，因此对这种普遍的抱负实在没法说什么。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曾将印度人对政府的这种矛盾心态描述成为：“我们灵魂内部的战争……在一个并不经常承认个人价值和能力的社会，在一个只有少数人能通过取得巨大的成就证明自己价值的社会，腐败是证明你是个人物的一种方式。”45一份政府的工作会给予他们地位、金钱和机会。对那些居住在像桑德納格里这样的贫民窟的人们而言，这是上升到一个更高阶层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对穷人来说，政府既是敌人也是朋友。它用一把承诺使他们爬出贫穷的梯子诱惑他们，但当他们向它求助时，它经常又会公然将他们踢开。它会既给他们承诺又让他们恐惧。对印度的穷人来说，政府就像一位虐待你的父亲，你永远无法背弃它。它的罪恶正是在你的身上延续。
  
  
印度贫民窟(2)   
　　“没有一个枕头比一颗干净的良心更柔软”，一幅海报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的背后是圣城麦加的图画。这幅海报悬挂在阿伦?加夫利在孟买纺织区中心总部的一座五层楼房的客厅墙上。加夫利的支持者大多来自工人阶层，他们将他视为一个英雄，一个慈善家，甚至将他称为“父亲”。在他的总部后面是一片分间出租的宿舍，住满了工人阶层的住户，破产了的成衣工厂的废船壳里也住满了工人。这些单间宿舍每间大约长12英尺宽10英尺。10个人左右的一家人一个挨一个地挤着睡在一个大约比普通美式亚麻橱柜还小的空间。　　这片分间出租宿舍里的年轻人在一个充满汗臭的体育馆里锻炼，这个体育馆是加利夫捐赠给社区的。在他同时作为总部和住所的楼房前面，是他支持的一个医疗诊所，这个诊为所想来这里的人们提供免费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诊所的前面是一个湿婆（Shiva）神庙，庙里的祷告钟声每一个或两个小时响一次。加利夫还维持着一个小型的牛庇护所。于是吹向他住所的微风中就混合着牛粪、庙里的薰香、花香、汽车尾气以及一种让人垂涎的烤面包的气味。　　我被带到顶层，加利夫在那里就寝和祈祷。房屋外面的露台上有一个人工花园，花床被堆积成伽拉萨山的形状，伽拉萨山是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住所。这座假山上有一个小型的瀑布，流入下面的水池里。露台里面屋子的墙壁上挂满了克利须那神（Krishna）、湿婆（Shiva）、拉克西米女神（Lakshmi）以及其他神灵的画像。还有巨大的清真寺的图画。如果没有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指向加利夫说他进来了，我一定会把他误认为是一个侍茶者或是清洁工。他五十多岁，矮小的身材，穿着白色束腰上衣，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我问加利夫他是否是黑手党人物时他这样回答。“那么你的钱是怎样得来的呢？”“我父亲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养牛场，后来孟买禁止养牛，于是他把地卖了得了很多钱。这座楼房就是建在其中的一小块地上，”他说。听到有关他的收入的这种离奇的描述，甚至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坐在露台上的仆役都感到惊讶。然后加利夫声称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两次被错误地关进监狱，又两次被宣告无罪释放。他花了很长时间解释哪个黑手党人物进了监狱，哪个又从监狱释放，谁杀死了谁、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我很快就被这些细节弄得摸不着头脑，他的谈话中包含了太多的名字。而故事的主旨却明白易见。　　在20世纪80、90年代，当孟买的纺织工业走向崩溃时，许多像加利夫一样的实权派人物开始兴盛起来。管制政策与情绪激动工会的结合，给工厂主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就起用加利夫这样的人去破坏罢工，和招募临时工人进行替代。在西方他们被称为“工贼”。
  
  
印度的工人阶级   
　　在印度那些有特权的工人阶级（那些拥有正式工作的人）背后，有着一个没有工作的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只要有条件他们就非常渴望进入正式部门工作。印度社会分裂的特点，使大雇主们很容易将工会离间。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工会自身不断地分裂引起许多混乱，加重了工厂内部的无纪律性。在印度几乎没有一个车间的工人是真正团结的。安培多迦尔就曾经抱怨，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支配着工会的左翼人物控制着纺织工厂车间，拒绝与贱民阶层一起工作。这是因为在工作中需要用唾液将线沾湿，而其他种姓的人认为贱民是不洁净的、会传染的。　　被极易分裂的工人阶级腾出的政治空间大多由湿婆神军（ShivSena，即湿婆的军队）填满，这是一个右翼的印度教沙文主义政党，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孟买是孟买人的”。46其余的政治空间则由像加利夫这样的人填充，他们虽然是讲着工人阶级的俚语，但目的是金钱和权力。纺织工业崩溃以后，工厂主们想要出售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在孟买市中心的黄金区域，地价非常昂贵。孟买强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阶层，需要像加利夫这样有实力、可信赖的人物去规避开这个城市土地管理和重新开发的规则网络。加利夫可以“劝说”贫民区的居民离开，于是土地可以重新开发而更加有利可图。然而在那些分间出租的宿舍里，加利夫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英雄。“他们是我的人。我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水、电以及医疗，因为政府什么也没给他们，”他说，“我是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所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但是他进入政界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更多的犯罪案件中不受牵涉吗？“穷人是无知的，但是他们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说。“他们需要有人在政治领域为他们说话。所有在政界的官员只是为了自己赚大钱。”　　在我们下面的街道上，湿婆神庙里的钟声开始响起，已经是日落时分了。加利夫礼貌地问我能否允许他离开一会儿去做晚祷。他消失了几分钟以后，整个露台淹没在檀香的香雾之中（檀香传统上用于印度教的礼拜仪式）。我站在露台上看日落，如血的残阳慢慢滑落向孟买拥挤的地平线。那里延伸着乱七八糟的贫民窟、豪华的高层建筑，使这座城市显得混乱而充满活力。我们周围十几个清真寺的塔尖上有时会突然响起呼唤穆斯林做晚祷的声音，加入到湿婆神庙的钟声中。各种各样的声音融汇成一种奇怪的刺耳的音调，萦绕在深红色的天空中。这是一种你只能在印度找到的混合物。　　“我的生命和成功都归功于湿婆的保佑，”加利夫回来时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印度我几乎没有遇到一位政治家或实权派人物不声称他是受神灵保佑的。加利夫同时也把神灵的意旨转达给他的委托人，让他们在开斋节时向当地的清真寺做慷慨捐赠——开斋节在每个斋月的最后几天；同时也要向在街道举行的象头神（Genish）游行进行捐赠。“人们需要这个，”他说。“宗教对他们很重要。”一会儿进来了两个高大、穿着西装、带着两个大公文包的人，加利夫介绍说这是他的律师。他们帮助他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做我这行的工作需要许多律师，”他说。“全都是文书工作。”　　孟买刚遭遇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涝灾害，单天的降雨量就达947毫米。政府当局花费了几年宝贵的时间却未能使城市卫生系统升级，开始担心瘟疫流行而力求万全之策。和往常一样，媒体和社会活动家早已重视到这个问题，可政府醒悟得太晚。檀香的余香突然就被楼下小汽车喷向街道的尾气的那种工业杀虫剂的味道取代。我们一会就被烟雾吞没，不得不退回到屋内。烟雾散去后，加利夫把我带到电梯边，用印度传统的告别礼——双手合十和我道别。“这是一件乐事和一种荣幸。愿湿婆保佑你，”电梯门正在关上时他说。
  
  
印度政党(1)   
　　这是我第二次与拉鲁会面，而且我有点紧张。几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以后曾经写了一篇公开批判拉鲁的文章。当时是晚上，他正和一大批亲信坐在花园里。和他们开着善意的玩笑，引起了阵阵笑声，而我写道：“空气中毫无疑问飘着一种(违禁词语-已隐藏)的味道。”47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气味很难被混淆，而且陪我去的人也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拉鲁并没有善意地对待它。48他告诉当地媒体以及那些在意听他讲话的人们，说那名西方记者是在公开诽谤他，“他们是婆罗门的同盟，”他声称。　　然而这次，进入拉鲁的院子显得颇为困难，尽管不是因为我先前的那篇文章。他的住所被好几百呼喊着口号的人包围了。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空气里弥漫着浓雾。由于怕撞到人，我们的车不得不缓缓蠕动。很难听清楚他们口中正在喊叫什么。我发现拉鲁被包围在重重的麦克风和照相机中间，他正在花园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解散了他们，就把我接到他和妻子坐的阳台上的火炉边。拉鲁躺卧在一把藤条椅上，用一条毯子盖到肩部，偶尔把手伸到火炉上方取暖。拉伯莉?德维给我们端来柠檬茶和比哈尔糖果。我问拉鲁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他为比哈尔做出了什么样的业绩。“我们最大的两个成就是社会公平以及共生和谐，”他说，“我们给了被压迫的人们勇气。达利特现在可以将他们的头昂起来。他们现在不再被婆罗门和地主压迫。而穆斯林也是安全的。我们已经击败了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他的这些话许多都是事实。但是比哈尔没有法治。拉鲁说：“任何人在提起比哈尔时总会谈论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或谈论种姓暴力。那是因为我们在印度有一个高种姓人控制的媒体。即使外国人也会被这些报道蒙蔽。”然后他谈起，两年前有一名伦敦《金融时报》的记者写他在场时有人吸(违禁词语-已隐藏)。“那就是我，”我告诉他。“不，不，绝对不会是你，”他说，表情有点狼狈。“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你，他是，他是……”“但确实是我，”我坚持道。“噢，没关系，”他说，看起来的确很不舒服。“我相信这是一种文化的误解。这经常会发生。”我承认拉鲁的尴尬让我有种快感。由于他擅长别出心裁的攻击，而常常被印度人津津乐道。2004年全国大选时，他建议最终选票应该通过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进行跑步比赛来决定，他们分别是拉鲁结盟的索尼娅?甘地，即五十九岁的有着意大利血统的拉吉夫的遗孀，和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BehariVajpayee），七十多岁的印度民族主义总理。当时瓦杰帕伊的双膝刚动过手术，行走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赛跑。但连瓦杰帕伊先生的朋友都为拉鲁的玩笑感到好笑。　　我问拉鲁，他住所外面嘈杂的人群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的人，他们在呼喊支持我的口号，”他说。这些聚集的群众原来都是为拉鲁的政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拉票的热心人。“当我开车经过人群的时候，”他对着那些在院子里面兴高采烈的人说，“我把车窗帘拉下来，这样可以不用看到他们的脸。”然后接下来的采访从逗趣变成了杂耍。拉鲁坚持带我参观他的庭院，他已经将其改造为饲养宠物的动物园，其中有近两百头牛，还有两匹白色的阿拉伯马。拉鲁说上世纪90年代末，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看到亚达夫最敬爱的克利须那神的幻像，神告诉他要成为素食主义者并且对牛要友善。从那以后拉鲁就遵照他的指示行事。“这听起来像你正在试图成为一名婆罗门，”我说。他没有理睬我的玩笑。拉鲁出生在比哈尔农村一个赤贫的家庭，他的童年衣衫褴褛，没有鞋穿，靠照料村里的牲畜为生。现在他的九个孩子都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他的一个女儿生活在新加坡，并嫁给了当地软件业的一名高级执行官。我们已经站在牛栏里面，拉鲁向我介绍他最喜欢的牛，每头牛都有名字。有许多专职仆人负责照料这些牛。“这是我最喜欢的，”拉鲁钟爱地拍着一头牛的头说。然后他把两只手都放在牛的前面，说：“这只手代表拉鲁，这只代表拉姆?维拉斯?巴世旺（RamVilasPaswan，拉鲁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当拉鲁把代表巴世旺的手举起时，牛一动不动，但是一会儿过后罕见的事情发生了，当他把另一只手即代表他自己的那只手举起时，牛慢慢地但是用力地点了点头。我试图找看是否有仆人在扯牛的尾巴或是在拉绳子，但是没有。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它一定花费了拉鲁好个几小时的时间去训练。
  
  
印度政党(2)   
　　几个月以后，拉鲁的政党被从比哈尔的办公室里驱逐了出来，但在多党联合的国家政府中仍然保持着重要地位，而拉鲁也仍然是铁道部长。许多人将2005年的选举结果看成在拉鲁及其亲信15年的混乱统治后“为争取良好的管理”而进行的投票。但是，将拉鲁击败的低种姓和高种姓的联盟，又以与拉鲁的政党类似的方式联合在一起，而且借鉴他用过的种姓身份的手段来吸引选民。它由前铁道部长尼提什?库马尔（NitishKumar）领导，他是另一个低种姓库尔米（Kurmi）的成员。与拉鲁的政党相比，库马尔和他的同盟者中更多的人有犯罪背景。即使被击败，但是拉鲁的哲学还是被保存了下来。我毫不怀疑他仍会回来。
  
  
印度富人区(1)   
　　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参观过许多富人的宅邸，其中阿玛尔?辛格官邸的内部装修堪称无与伦比。阿玛尔?辛格是下议院议员，同时也是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的社会党成员，他的官邸位于新德里市中心的洛迪地产（LodhiEstate）27号，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游廊平房，属于首都分配给最高官员的204座风格相似的官邸之一，已被列入新德里的文化遗产。和新德里的许多建筑一样，这座官邸出自埃德温?鲁琴斯的手笔，阿玛尔?辛格曾因为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而引起颇多争论。我和另外一位我们共同的熟人有幸得到辛格的许可参观他的府邸，在带领我们参观时，他一直强调这些改造是对原有建筑的“改进”。　　尽管辛格属于相对高的拉吉普特种姓，但他是少数几个最具实力的低种姓政党领导人之一。他大约五十岁，身材魁梧，留着印度典型的小胡子。和他一起陪同我们参观的是贾娅普拉达（Jayaprada），她曾是宝莱坞影星，在2004年大选中步入政坛，尽管她自己也是下院议员，但提到辛格时她总用“阁下”相称。辛格告诉我们：“在遭到媒体的妄加评论后，我并不是很想带你们参观我的住宅。他们来到这里，受到我的款待，却在报纸上随心所欲地乱写。”　　在我参观辛格官邸的同月，北方邦首席部长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任命一名官员作为他的秘书长，此人被同事评为北方该邦第二腐败的官员，这次任命立刻激起人们的暴怒。社会党的种种丑恶黑幕被纷纷揭露出来，比如将选票出售给最高价竞买人，收取公务员贿赂将他们调到舒适的岗位，凭一己私利分配工业许可证，通过暗箱操作将城中最好地段划给亲朋等等。北方邦发展委员会（UttarPradeshDevelopmentCouncil）由被媒体称为“裙带资本家”（cronycapitalist）的一批政客和商人组成，阿玛尔?辛格是其创建者和领导人，其他重要成员还包括印度最大的企业诚信资讯和诚信能源的总裁阿尼尔?阿班尼（AnilAmbani），撒哈拉集团（SaharaGroup）总裁苏布罗托?罗伊（Subroto　Roy），该集团是横跨航空、电视以及房地产的综合企业。辛格告诉我，发展委员会已经为北方邦引入了许多新的投资项目，“如果这也是裙带资本主义，那所有人都是裙带资本家，”他说。我问，那么所有对他的政党的腐败指控该如何解释。“有些地方确实存在腐败，”辛格回答，“但你不可能对每个细节都进行检查。”　　我们的参观从花园开始，辛格带领我们沿着外围墙走，墙壁用白色大理石重新装饰，上面的浅浮雕图案是嬉闹的小天使和带翅膀的爱神，完全是希腊古典艺术和现代色情文化的离奇组合。接着我们进入到一个预制房屋，这是辛格增建的一个体育馆，里面有滑雪式竞步机和跑步机等体育器材。紧邻的房屋里有一个极可意的浴缸，上面装有金质水龙头。然后辛格带领我们穿过主楼，主楼外面是一个巨大的楼梯，直接通向露台，仿佛把电影《乱世佳人》中的楼梯移植到了这里。露台上长满绿草和玫瑰，俨然一座屋顶花园。“你们喜欢这里吗？”辛格问。　　接着我们走进屋子里面。主厅里悬挂着一张巨大的辛格及其家人的合影，旁边是镶满黄金和珠宝的克利须那神像。整间屋子的每个角落都摆满了各种装饰品，令人眼花缭乱：这里放着法国雅薇莎托盘，那里放着价值连城的古花瓶。然而，在所有这些昂贵的物品中，辛格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一台六十英寸的丹麦班欧路森（Bang&Olufsen）等离子电视，这是世界顶级家电品牌的超豪华产品，在印度每台的零售价为6万美元。　　然而压轴戏还在后面。随着参观的进行，辛格变得越来越兴奋，他将我们带到主餐厅。餐厅的一面墙壁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间伸向花园的凹室，一块玻璃荧光屏将凹室与餐厅隔开，荧光屏后面是一个波光粼粼的小型大理石水池，一线清澈的水流汩汩往外流向花园。辛格取出一个巨大的遥控器，并将它指向餐桌上方的屋顶，我想象着大概会弹出另一个电视屏幕。他按下按钮，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沉重的鲁琴斯石屋顶缓缓地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你根本想象不到里面究竟有什么。我们仿佛走进了007式的电影里，彻底被所见情景惊呆了。屋顶完全打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屋顶变成了一个完全仿照巴黎卢浮宫顶建造的玻璃金字塔，上面的玻璃折射出远处绿色的露台。每个人都长嘘了一口气，我们半是震惊，半是羡慕。辛格转向我们，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现在，你们认为这是改进还是只能算改造呢？”他问。
  
  
印度富人区(2)   
　　与印度国民志愿团成员接触的过程往往与我的设想大不相同，通常他们都极具个人魅力。有一次，我曾到一位非常好客的国民志愿团拥护者家里做客，他家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当时的另一位客人是国民志愿团在该邦的领导人曼莫汉?维迪亚（ManmohanVaidya）。这次晚宴是为了向我介绍他们的运动而设的。维迪亚向我描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国民志愿团宣传干事：首先他必须立誓过独身生活，以确保只与这场运动相结合。其次，他要住在全国各地的招待所中，以国民志愿团的工作为中心，来来往往奔波。此外，他不能喝酒、抽烟、食肉。他的存在与国民志愿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艰苦且自我否定的。“除了食素以外，”我说，“你们似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Islamicfundamentalist）有许多共同点。”听我这么说之后，维迪亚似乎有些震惊，随即笑道：“我们是非常专注的。我想你大概可以说我们有部分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太肤浅了，而我们是印度教教徒。”“只是印度教教徒，还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我问。“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这完全是两码事。”　　几个月后，我拜访了国民志愿团的总部，去参观他们每年一次的“长官训练营”。国民志愿团的主楼位于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的市中心，俯瞰着一个尘土飞扬的巨大阅兵场，国民志愿团的志愿者们正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训练营是国民志愿团遍布全国的领导人的一种大型“沙卡”，持续三十天。拉姆?马达夫（RamMadhav）陪同我参观，他是该组织全国性的发言人，非常健谈且富有个人魅力。我们看到两千人的队伍在阅兵场上来回行进，手里挥舞着一根警棍，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们穿着标准的国民志愿团制服：白色衬衣，黄褐色短裤，中间系一条结实的黑腰带，黄色短袜和黑鞋。他们还戴着国民志愿团标志性的黑帽——对白色国会帽的反叛。国民志愿团的敬礼显而易见是法西斯式的：立正，然后将右手放到胸前，手心向下。每天清晨，训练者都会聚集在迎风招展的藏红花色国民志愿团旗帜下，向它敬礼致敬，然后齐唱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圣歌——“祖国万岁”（VandeMataram）。在剩下的时间中，直到晚上10点，他们将分别进行军事训练和“品格培养”，中间插入讨论会和一些传统比赛，如卡巴迪等。卡巴迪要求两个队伍的人参加，分为攻守双方，比赛过程中，双方都竭尽全力，同时要高喊“卡巴迪，卡巴迪”。49训练营不提倡进行单项体育比赛，甚至是起源于印度的项目，如象棋。而板球尽管是个集体项目，但也被禁止，因为它是一种外来运动。　　观看完训练，我们回到国民志愿团在那格浦尔古城中心的官方总部。这里是高级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总领导和副领导共住一个套房。他们的卧室都是僧侣式的，简单得近乎单调，与一个狭小的客厅相邻。有些人争辩说，国民志愿团实质上不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分子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单个领袖的盲目崇拜上，而国民志愿团强调的是集体领导，其领导人只扮演“向导和顾问”的角色。然而在我看来，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当然，国民志愿团的成员可以被描述成苦行者，其领导人简单的卧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住宅就像卡尔特会僧侣或提倡苦修的主教的修道院。“领导人很可能就会在这张床上终老，”我的向导告诉我。　　随后我们到了国民志愿团创始人海德格瓦的家宅。这是一个保存得很好的基特帕文婆罗门（ChitpavanBrahmin，海德格瓦的一个副种姓）的住宅，展示了富有的印度教上层阶级的生活。19世纪，海德格瓦家从海得拉巴迁到那格浦尔，当时的海得拉巴是在一个专横的穆斯林领主的统治下。50海德格瓦德的伊斯兰恐惧症或许是受这个家族史的影响。“这房子漂亮吗？”我的向导问。
  
  
印度富人区(3)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如此期望得到不会拥护他们观点的人的认同。国民志愿团对世界的见解如此具有侵略性，而它的多数成员却文雅谦恭。他们鄙视外国文化和思想，却渴望得到外国人的承认和善待。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或许远比他们的思想意识复杂。陪同我到那格浦尔采访的是索海尔?阿克巴（SohailAkbar），一名德里的穆斯林摄影师。他不知道如果国民志愿团发现他的宗教背景会有什么反应，心里忐忑不安。然而没有人发现，或者说他们其实发现了却假装不知道。　　然而在我们以下的访问中，将索海尔的全名隐藏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印度国民志愿团最具战斗色彩的分支是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HinduParishad，VHP）。国民志愿团着掌控社会的整体改革，印度人民党是其政治前锋，而世界印度教大会负责印度教的改革。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Dal）是印度教大会的年轻一翼，为之提供突击部队，任何时候只要有动乱就会前去冲锋陷阵。印度青年民兵以猴神（Hanman）的名字命名，在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中，猴神用尾巴烧毁了兰卡岛，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15～30岁的男性青年。据说目前为止，已经有30万～40万人接受过训练。　　我们在那格浦尔参观了一次印度青年民兵的训练课。与国民志愿团的训练不同，这些年轻人——许多甚至尚未成年——除了使用警棍外，还用剑和气枪。教练用慢动作挥舞着一根警棍，告诉他们：“这个动作是怎样击打人的后脑，使他一击毙命，非常简单。”这些年轻人大多蓄着浓密的军人式胡须，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训练。其中一个少年来自一片基督教传教士比较活跃的区域，他说：“基督徒试图使我们的人民变节，我们需要自我防卫。”另外一个人说：“在我们的城镇，穆斯林要杀牛，并且在我们做祷告时制造许多噪音。我们不是去杀人就是被杀。”这里每个人都急切地想展示他们的技能。教练也非常友善，“这是印度教徒自卫的突击训练，”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做任何掩饰。”训练课是在那格浦尔市中心一所大学的操场上进行的，过往的车辆行人可以一览无余。我们离开后，索海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如果他们知道是一名穆斯林在给他们拍照，上帝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他的担忧的确情有可原。在上个世纪印度最严重的三次流血冲突中，印度青年民兵在其中两次中扮演了主角，即1991年和2002年的教派冲突。51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重写历史计划，直接导致了1992年的暴力冲突。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身份受到质疑时，历史将变得多么血腥，三千被屠杀的平民（绝大部分是穆斯林）就是最好的例证。1992年12月6日，一群好战的印度教暴徒捣毁了北方邦印度教圣城阿约迪亚（Ayodhya）内的一座清真寺，冲突由此爆发。1987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阿德瓦尼（L.K.Advani，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失败后，阿德瓦尼成为党主席）的带领下，发起了一场摧毁清真寺的运动。他们声称巴布里清真寺（BabriMasjid，以莫卧儿王朝开国君主名字命名），是1528年巴布尔捣毁了当地印度教寺庙改建而成的。他们还声称，寺庙原址正是罗摩王的诞生地。然而，没有证据证明罗摩王的存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印度教教徒都只将他视为一个神话人物（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认为《罗摩衍那》“是一则无与伦比的寓言”52）。而且据经文记载，罗摩的生日是在几万年以前，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个场所原来有一个印度教寺庙。印度独立后，有关罗摩诞生地和消失的寺庙的理论才逐渐盛行起来。在一名无神论者看来，阿约迪亚运动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力量的最好例证。1984年，在罗摩庙运动发起之前，545个议会席位中印度人民党仅占了2席；这项运动发起后两年，印度人民党的实力扩展到84席；而当1999年，该运动到达高潮时，印度人民党赢得了183个席位，2004年大选中才又降到138个席位。
  
  
印度富人区(4)   
　　2002年，古吉拉特的高德拉（Godhra）发生了暴乱。2月27日，一节列车车厢起火，烧死了58名印度教教徒乘客，引发了此次骚乱。这次事件与十年前巴布里清真寺被捣毁引起的大屠杀直接相关。高德拉是一座穆斯林聚居的城市，也是古吉拉特邦至北方邦铁路沿线的一个重要停靠站。在该事件发生之前几周，火车里满载的都是前往阿约迪亚的世界印度教成员，他们是为了重建罗摩神庙而赶去参加声援大会的。53高德拉火车站附近的穆斯林社区有许多人在火车站兜售货物或当苦力。他们声称，几周以来一直受到车厢中印度教教徒的奚落。后来政府对该事件的调查未能找到车厢起火的原因，但是所有目击者都说，车厢起火时他们看到一大群愤怒的当地穆斯林。　　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由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Modi）领导，他原是国民志愿团的宣传干事，该事件发生前几个周刚成为邦首席部长。事件发生后，他宣布2月28日为追悼日，将在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街道上为死去的乘客送葬。这无异于一种不加掩饰的煽动。数千印度教教徒包围了艾哈迈达巴德以及古吉拉特邦其他城市中的穆斯林聚居区，形势剑拔弩张。而暴乱发生后，莫迪引用了牛顿第三定律：“每个作用力总有一个与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他的话纵容、鼓励了凶手的暴行。随后的反作用力远非大小相等。接连几天，一波又一波的暴力冲突在这个邦蔓延，一些血腥的杀戮被电视镜头记录下来。攻击者对待穆斯林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令人发指，暴徒们聚在一起奸淫妇女，把煤油灌进她们以及孩子们的喉咙，然后将点燃的火柴扔向他们。数百人站在一旁观看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雀跃欢呼，这种焚烧象征为高德拉火车站被烧死乘客的报复。凶手们将受害者家庭里的男性成员拖到火烧现场，让他们眼睁睁地望着妻儿被活活烧死，然后再将他们烧死。这些暴行显然早有预谋：暴乱者拥有选民名册，因此他们能在混合社区挑出穆斯林家庭，而不会触及周围的家庭。他们还能准确无误地找出穆斯林的商铺，尽管这些店铺已经受到他们印度教商业伙伴的预警，改用了印度教名字的铺面招牌。暴徒们屠杀的形式和效率再次证明他们的暴行蓄谋已久。54　　而古吉拉特警察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也同样让人们感到震惊，他们对眼前发生的屠杀袖手旁观。据说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是暴徒们的帮凶，比如告诉凶手当地穆斯林的住址，将逃亡的穆斯林拉回暴徒们的控制范围内。印度和国际人权组织曾对此次事件开展了大量调查。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古吉拉特警察曾受到指示不要干涉暴力活动。55“暴徒们抓住我的丈夫，用剑在他的头上砍了两下，”詹娜?谢赫（JannatSheikh），一名穆斯林主妇，在一次独立的法律调查中说。　　然后他们把汽油浇到他的眼睛上，并把他活活烧死。我的小姑被剥光了衣服，然后被强奸，当时她怀里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他们把汽油浇在她和孩子身上，并点燃火将他们烧死。我的婆婆没法爬楼梯，因此她和一个4岁的孙子留在一楼。她告诉他们拿走所有的钱和珠宝，放过孩子。他们把钱财拿走，然后还是烧死了孩子。我所在街区的少女们都被剥光衣服、强奸然后烧死。警察在现场，他们都是暴徒的帮凶。56　　这只是众多人权组织记录的几百份目击者证词之一。几乎在每次调查中，警察都拒绝记录下证人的证词。　　印度人民党的一名部长哈伦?潘迪亚（HarenPandya）是纳伦德拉?莫迪的对手。2003年，他答应一个调查委员会出面作证，提供古吉拉特事件中给警察的指令。然而此后不久他就被暗杀，据称是穆斯林恐怖分子所为。他被谋杀后，官方没有展开过任何调查审讯。直至2006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古吉拉特暴乱中仅有少数几个人被判谋杀罪，而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根据印度反恐法，将200多名高德拉火车燃烧事件中的穆斯林关进监狱。没有一名印度教教徒根据这些法律被拘留。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对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改善。而在印度的联邦宪法中，法律和秩序是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2002年12月，在暴乱发生后9个月，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党在邦政府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以绝对优势连任。莫迪的竞选主题是“古吉拉特的荣耀”，在竞选运动中，他将古吉拉特的穆斯林称为“第五纵队”——内奸的代名词，说他们是对巴基斯坦尽忠。
  
  
印度富人区(5)   
　　古吉拉特暴乱另一个让人担忧的特征，是新德里国家政府对该事件的反应。当时的印度总理阿?比?瓦杰帕伊（AtalBihariVajpayee）在事件发生后整整一个月内，没有到冲突现场考察。据知情人士透露，被认为是印度人民党温和派代表的瓦杰帕伊在暴乱发生后曾试图除去莫迪的职务，但被他的同事驳回，于是无法主持正义的总理选择了随波逐流。事件发生后几个周，在美丽的沿海邦果阿（Goa）召开的一次政党会议上，他问道：“让我们记住整个事件最初是怎样开始的，是谁点燃了火？冲突是怎样蔓延的？”“穆斯林不论居住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会与别人和平共处。他们总是采取恐怖与威胁的手段传播他们的信仰，”他说。57
  
  
政治动乱   
　　其他人则公开庆祝暴徒们引进的“印度教荣耀”的复兴。印度国民志愿团则暗示，任何后续事件都会以流血告终。当时国民志愿团的发言人M.G.维迪亚（M.G.Vaidya）只发表了简单的声明：“让穆斯林明白，只有当大多数人对他们抱有善意，他们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全。”这样的声明言下之意就是，和穆斯林不一样，印度教教徒是宽容的。我认识的绝大多数印度人，无论是印度教教徒还是穆斯林，以及许多不想被冠以任何宗教标签的人，都非常温和宽容。这是他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民族遗产的氛围中，要对国民志愿团进行准确定位确实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古吉拉特暴乱最后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该事件造成的后果。20多万人民无家可归，只能居住在难民营里。他们失去了亲人、家园、事业，而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资助，邦政府则只提供了微乎其微的一点救济。伊斯兰救济委员会（IslamiyaRelief{MOD}mittee），是由伊斯兰逊尼派（SunniIslam）的一个保守且相对强硬的分支主持的慈善机构，它为难民们提供了绝大多数的临时学校和住所。58在屠杀中遇害的大多是波拉派（Bohra）或依斯马宜里派（Ismaili），它们都是伊斯兰什叶教派（shiah）里人数很少的分支派别，与逊尼派占主导的巴基斯坦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在巴基斯坦，人数较少的什叶穆斯林也是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同时他们却被古吉拉特的警察、司法系统和福利官员遗弃。于是，许多愤怒的穆斯林青年男子——既有什叶派也有逊尼派，转向了一种在最需要时会帮助他们的指导原则。“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冲突前那些没有任何激进意识的穆斯林青年男人，在经历了冲突后变得异常激进，”哈尼夫?拉克达瓦拉（HanifLakadawala）说，他是一名艾哈迈达巴德的穆斯林，主持着一个为居住在贫民窟中的妇女提供帮助的慈善团体。“如果政府为这些穆斯林做点事情，或对他们的福利表示出些许关注，或为他们主持正义，这些年轻人就会有其他可以诉诸的途径。”假想的群体需要有其他假想的群体作为对手，才能彼此蓄积力量。
  
  
印度的宗教信仰(1)   
　　尽管离斯力?斯力?拉唯?珊卡（SriSriRaviShankar）的修行处所还有几英里，但我已经能辨认出在蓝色和白色微光中的雄伟的禅室。斯力?斯力?拉唯?珊卡是新一类最成功的印度教福音传道者中最杰出的一个，我此行是去他在印度南方的“生活之艺术基金会”（ArtofLivingFoundation）拜访。我们抵达时正直傍晚，几百名信徒已经聚集在那里做祷告。在近处观看禅室更让人感到震撼。它在几年前刚落成，共5层，通体全是大理石，形状酷似一朵莲花。共有1008瓣大理石花瓣覆盖在建筑表面，象征着人类思维的多样性。这座奢华建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捐助（主要是附近的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以及教授颇受欢迎的气息技巧和冥想课程的基金收入。“请进，”一位负责接待的年轻女士礼貌地告诉我。“您来得真巧，刚好赶上观看大师解答晚间提问。”　　禅室内部像一个古罗马的圆形剧场，显得颇为壮观。中央有一个舞台，四周环绕着逐级下降的大理石台阶。坐在光滑的大理石台阶上，我感觉像是走入一个大型婚宴蛋糕的内部。在我们上方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镶嵌满粉色的荷花。中央舞台的四周是支撑着圆屋顶的柱子，上面刻着世界主要宗教的标志：伊斯兰的新月、大卫王之星以及耶稣十字。在中间的柱子上，刻着一个比其他象征物大的拉克希米（Lakshmi）像，她是印度教象征财富的女神。在舞台上单独摆放着一个大型王座似的座椅，上面坐着一个穿白袍的人，他长长的胡须垂在胸前，浓密的丝般的长发散在肩上，看起来仿佛耶稣在做洗发香波的广告。他就是斯力?斯力?拉唯?珊卡。　　接着响起伴有击钹声的圣歌，于是祈祷结束，整个大厅顿时鸦雀无声。然后是大师回答提问的时间。我想人们大概会问一些超意识或玄学的问题，然而大多数问题都与世俗世界的日常生活有关，诸如怎样教育叛逆的青少年、是否应该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以及怎样选择配偶等。大师用一种平静、洪亮的声音回答着提问，但是他的回答更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姑母的劝解，而不是先知的寓言。有人问他怎样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是个好人。“你不需要总是非常非常温和、非常非常善良，”大师说。听众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我感到迷惑不解，于是扭头往四周看了看，只见一片闪闪发光的眼睛和心醉神迷的面孔。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由大师的一名助手朗读，邮件的结尾是：“我深深地爱着你，大师。”然后有人问行贿是否总是错的。“你不能太理想主义，”大师说，“有时你不得不做些很小、很小的妥协。”观众又一次爆发出笑声。我开始对“生活之艺术”（ArtofLiving）的气息技巧课程感到好奇了。　　“提问与回答”过程结束后，有人告诉我可以“拜见”斯力?斯力?拉唯?珊卡了。然而过了好大一会儿采访才能真正开始，因为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围着大师，寻求他的保佑，其中许多是西方人。“我能得到您的保佑吗，大师？”当他走向接见室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妇女叫道。他慢慢地转过身，然后把手放在这位妇女身上，她年轻的面孔立刻散发出幸福的快乐。最后，大师终于走进了接见室。我们都坐好后，我问他怎样看待坎奇的商羯罗大师被捕事件。“这让我感到震惊，”他说，“让我同样震惊的是听到寺庙里的财政黑幕。但我不惊讶公众反应冷淡。印度教教徒都是非常温顺的。我们是有着非暴力传统的人民。但也许还与商羯大师的寺庙没有真正深入到民众中有关，社会其他团体对他的寺庙没有很深的感情。”　　与商羯罗大师在坎奇的肮脏的寺庙相反，“生活之艺术基金会”里几乎纤尘不染。它的会议室看起来就像经理们的会议室，里面还装有液晶显示屏。各种主要的信用卡都可以在这里使用。不同职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这里都会受到欢迎。斯力?斯力?拉唯?珊卡以神秘主义和自由主义者著称，然而这位大师不为多数人所知的一面，是他与印度国民志愿团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公开会议中他会与世界印度教大会的领导持相同立场。我问他罗摩庙是否应该建在阿约迪亚。“设想一下，”他说，“那是耶稣或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你会怎么做？你能忍受另外一种建筑物建在那儿吗？让我们建罗摩庙，让穆斯林将这视为一种善意的行为，然后这座寺庙也就同时属于阿拉，属于所有穆斯林了。”“属于阿拉？”我问道。“是的，你也许已经看到了，我们接受通往神灵的所有路径。有时我们希望其他宗教也能这样。”
  
  
印度的宗教信仰(2)   
　　这位大师的话让我想起，阿德瓦尼曾说希望见到更多的“印度教穆斯林”和“印度教基督徒”，也让我想起与纳伦德拉?莫迪的会面。莫迪说：“我们没有反对非印度教教徒，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人们说‘我们比白人更白，我们的宗教比你们的优越’。”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莫迪以一种更激烈的方式表现了这些人的观点。我怀疑这位大师是否真的信仰他自己所说的一切。他显得温文尔雅——尽管我怀疑他有一点点自恋的倾向。“为什么人们总要让别人转换自己的宗教信仰呢？”他问道，“这真让人感到遗憾。我们应该尽力保护这个星球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它。”我告诉他“生活之艺术基金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加利福尼亚、伦敦以及荷兰等很盛行。“是的，但我们不是一种宗教。我们从未试图让任何人皈依。通向神灵的途径有许多种。”　　几个周后，我接到一个来自拉姆?马达夫（RamMadav）的电话，马达夫是印度国民志愿团的新闻发言人。“我是以斯力?斯力?拉唯?珊卡的名义给你打电话的，”他说，“几天前我和珊卡先生交谈，他对你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失望，你只引用了他关于政治以及商羯罗大师事件的见解，他希望你能引用他关于宽容以及维灵论的观点。”的确，我的文章没有足够的空间引用大师关于这些问题的见解。然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众多可以选择的组织中，他选择了国民志愿团来向我表达他的不满。我承诺有机会我一定更长地引用斯力?斯力?拉唯?珊卡的观点。现在我终于兑现了这个承诺。　　我承认与大师的会面没有让我感到被保佑，然而，与印度许多有名的宗教领导人，如迪帕克?肖普拉（DeepakChopra）、拉姆德夫（Ramdev）一样，他的确深谙公关之道。如果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团要重新崛起，它们就必须向印度的现代商业精英们学习，因为他们的营销策略和公关技巧能深入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商羯罗大师是否真正有罪尚无定论，但他却完全可以因为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视野受到惩罚。相反，像斯力?斯力?拉唯?珊卡这样的人物就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印度人民党面临的挑战是向珊卡大师这样的人学习。　　“显然，旧有的婆罗门秩序很难接受这样的挑战，”关于印度民族主义最著名的印度报纸评论员斯瓦潘?达斯古普塔（SwapanDasgupta）写道，“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有一种可以简单成为印度教福音主义的强大传统，它是现代印度教的罗伯逊牧师（PatRobertson）和葛培理牧师（BillyGarham）。有组织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不能形成的原因在于它无法与这些个人福音传道者的集会联合。”　　在印度，婆罗门支配政治的时代已经逝去。消费者价值正在它的各个城市中迅速蔓延，深入每个种姓阶层，在这样一个国家，高种姓阶层占主导的国民志愿团的信条，诸如蔑视外在物质以及自我否定已经丧失了吸引力。人们再也不会主动将印度教与贫穷或独身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婆罗门还是首陀罗，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消费者们都只关注自己的钱包。将这些钱包转化成选票将是印度人民党在未来几年的目标。同样，梵语化的潮流，即低种姓阶层采用高种姓阶层的生活方式、模仿他们的特征，对于右翼印度教教徒来说，也是一种有利的现象。印度人民党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现在就为它写讣告为时尚早。
  
  
本书注解(1)   
　　1拉玛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Guha），《丘吉尔的印度演讲》（Chruchill’sIndiaspeak），印度教徒报星期日增刊（TheHinduSundaymagazine），2005年6月5日。　　2安德烈?马尔罗（AndreMalraux），忧郁的热带（TristesTropiques），转引自潘卡季?米什拉（Pankaj）编的《心中的印度》（IndiainMind），纽约：古典书局，2005，第172页。　　3阿玛蒂亚?森，《好辩的印度人：论印度文化、历史和身份》（TheArgumentativeIndian:WritingsonIndianHistory,CultureandIdentity），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2005，第152页。　　4同上，第14页。　　52003年，在孟买举行的迪鲁巴伊?安巴尼纪念演讲上，阿伦?舒里首次提到这个故事。该故事已得到迪鲁巴伊?安巴尼的次子安尼尔?安巴尼的证实。　　6阿克巴（M.J.Akbar），《尼赫鲁：缔造印度》（Nehru:TheMakingofIndia）第三版，新德里：罗里书局经典文集，2005，第469页。　　7甘地使用简单的手纺车作为工具向民众宣传英殖民者充满剥削的关税体系，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在独立后仍将它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8安培多伽尔反对使用“神子族”（意思是神的儿子）这个名字。甘地将它用来称呼贱民。　　9共产主义在印度是指自己宗教群体的联合，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联合，通常用于指宗教群体，有时也指种姓群体。在西方共产主义常指“共同的”，即共同生活、共同分享，在本书中并不适用。　　10克里斯托弗?詹弗里洛特（ChristopheJaffrelot），《安培多迦尔博士与不可接触贱民:对抗种姓阶级》（DrAmbedkarandUntouchability:AnalysingandFightingCaste），新德里：深邃出版社，2005，第110页。　　11理查德?兰诺依（RichardLannoy），《说话的树：印度文化及社会研究》（TheSpeakingTree:AStudyofIndianCultureandSociety）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第138页。　　12英迪拉嫁给了弗雷兹?甘地，一个来自北印度的善于调情的记者，他本人与圣雄甘地没有任何关联。弗雷兹是波斯索罗亚斯的一名拜火教信徒，年轻时死于心脏病。拜火教徒更为普遍的姓是托迪瓦拉（意思是售酒者）。如果是尼赫鲁－托迪瓦拉家族，你觉得会成功吗？　　13见阿克巴《尼赫鲁》，第71页。　　14尼赫鲁与总督的妻子爱德温娜?蒙巴顿有着亲密的友谊，这也是他劝说他们留下的原因之一。　　15同上，第239页。　　16同上，第242页。　　171974年，印度曾进行过“和平核试验”。　　18奥姆卡?戈斯瓦米（OmkarGoswami）是经济智囊机构CERG咨询公司总裁、印度工业联合会前主席，他关于印度农业及农村消费形式的研究，使我深受影响。　　19蒂姆?戴森（TimDyson），罗伯特?卡森（RobertCassen）,里拉?维萨里阿（LeelaVisaria）编，《21世纪印度:人口、经济、人类发展及环境》（Twenty-firstCenturyIndia:Population,Economy,HumanDevelopmentandtheEnvironment），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168。　　20“-ji”是一种尊称的后缀，是尊敬的表示。如果你在印度想做某件事，却没有成功，在你想要找的人的名字后面加上“-ji”，就会收到神奇的效果。　　21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Das），《印度模式》（TheElephantParadigm）新德里：印度企鹅出版公司，2002。　　22见鲁道夫夫妇，《追寻拉克什米》，第10页，或参考近几年美国《国家情报评估》。　　23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24CLSA，《印度困境》（TheInidaParadox），2005春季刊。　　25麦肯锡和印度工商联报告，《印度制造：下一个制造业传奇》（MadeinIndia:TheNextBigManufacturingStory），2005年10月。
  
  
本书注解(2)   
　　26拉克什?莫汉（RakeshMohan），《地铁运营》（ManagingMetros）研讨会，2006年第1期。　　27同上。　　28鉴于印度的许多农村还缺水、缺电、没有柏油路，认为印度经济社会的主要鸿沟是数字化鸿沟的观点似乎有些奇怪。这让人想到，印度的一些城市领导人对印度农村的经济现实缺乏认识。　　29菲利普?奥塞拉（FilippoOsella），卡罗琳?奥塞拉（CarolineOsella），转引自C.J.福勒（C.J.Fuller），韦罗尼克?贝内伊（VeroniqueBenei），《现代印度的日常政府及社会》（TheEverydayStateandSocietyinModernIndia）。新德里：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49～150页。　　30阿伦?舒里，《管理及其症结》，新德里：鲁帕出版公司，2004，第3～7页。　　31同上。　　32尼拉德?肖都里，引言，引自《无名之士的自传》。　　33鲁道夫夫妇，《追寻拉克什米》，第61页。　　34大部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任期之内，曾经对腐败有过一句著名的话：“你能拿它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但是由德国一个非营利组织作出的腐败“透明度指数”统计中，印度总是位列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列。　　35世界银行，《印度政府财政改革》，2004，第21页。　　36世界银行，《印度政府财政改革》，2004，第21页。　　37比马尔?迦兰，《印度的未来》，新德里：维京出版社，2005，第27页。　　38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民主的负担》，新德里：企鹅出版公司，2003，第115页。　　39帕特?沙，纳文?曼达瓦，《法律、自由和生活：在街道上谋生》，新德里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基金会，2005，第28页。据他们估计，每月平均贿赂为200卢比。　　40同上，25页。　　41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国家间的指数比较。　　42同上。印度用于公共医疗保健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而中国是2%。　　4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44可以参考许多资料，如印度计划委员会、政府的腐败预警中心的报告，著名经济学家让?德雷兹的许多著作，以及新德里的智囊机构发展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等。　　45梅塔，《民主的负担》，第104页。　　46湿婆是17世纪马拉塔的一名将军，他经常与入侵的莫卧儿王朝作战，并多次将他们击退。他的名字还与印度的湿婆神重名。　　47爱德华?卢斯，《击退婆罗门》，《金融时报》杂志，2003年7月5日。　　48在印度许多地方以及许多邦，包括比哈尔，(违禁词语-已隐藏)是合法的，它在政府许可的商店销售。但是，它只允许在宗教节日使用。　　49要了解印度国民志愿团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沃尔特?安德森，斯里达尔?达莫尔，《藏红花的手足情谊：印度国民志愿团和印度教复兴主义》，新德里：维斯塔尔出版社，1987。　　50三分之一的英属印度被分为各个独立的小邦，受当地领主统治。这500个公国中，大多数很小，微不足道。但像海得拉巴和克什米尔却是大邦，足够独立出去，自主统治。但它们并没有这样。　　51另外一次冲突是在1984年10月，英迪拉?甘地被他的锡克教保镖刺杀后，国大党的支持者与锡克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　　52森，《好辩的印度人》，第48页。　　53这项运动至今还未达成其目的。印度司法部门迟迟未能裁决哪个宗教对寺庙遗址拥有法律权利。而只有这次，司法部门的拖延才有理由被原谅。　　54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2月27日，即高德拉焚烧事件发生的那天，正是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的日子，希特勒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纳粹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55许多简要的报告都得到同样的结论，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印度相关市民法庭等的报告。
  
  
本书注解(3)   
　　56引自报告《古吉拉特大屠杀怎样影响少数民族妇女——幸存者谈话录》，该报告收录于约翰?达亚尔编的《古吉拉特2002：印度教群体未说和重说的故事》，德里：媒体出版社，2002，第289页。　　57转引自作者在《金融时报》2002年4月15日发表的文章。　　58值得一提的是，冲突过后，数以千计的印度年轻人，其中许多是印度教教徒，志愿到古吉拉特帮助受害者。冲突中，冒着巨大危险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的记者也大多是印度教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