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庆、蒋洪两个政协委员的真话

政协委员蒋洪：财产申报和公示应从上面做起

2010-03-07 08:49   南方都市报  
 
　　■人物

 

　　蒋洪，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公共支出分析等。1995年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昨天下午，全国政协民革小组的分组讨论迎来了今年两会开幕以来最热闹的一次讨论。去年曾为阳光财政奔走呼号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蒋洪，再次用他犀利的观点引爆了全场的讨论热情。蒋洪这次剑指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更为官员财产申报困局提出了“从上往下公开”的破解之道。

 

　　关于政府透明度　31省信息公开仍在原地踏步

 

　　去年3月9日，蒋洪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讲台上，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财政透明度。这位曾说盼阳光财政盼得头发都白了的高校教师，在去年终于看到点财政公开的曙光。去年11月，广州市财政局通过互联网公布了全市各部门的年度财政预算。

 

　　昨日在小组讨论发言时，蒋洪回忆起一年前推动财政公开时的场景，仍然充满感慨。他还特别向民革组的政协委员们表示感谢，而民革组的委员们也笑答“我们是你的粉丝。”

 

　　但接下来的话题就不那么轻松了，蒋洪向在场委员通报了他最新的一个调查。蒋洪参照去年的做法再次对全国31个省进行了一次政府透明度调查，每个省涉及11个部门。但这次调查的结果让蒋洪有些失望，“可以说总体上没有进展，信息公开水平在原地踏步。”

 

　　蒋洪今年决定继续提交提案，呼吁要采取措施把阳光财政落到实处。“信息公开很艰难，但又是很必要的。我们又何尝不想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这些问题，问题是我们等了很多年，我们希望政府能通过自我控制、自我道德约束来解决公款消费等问题，但没有解决。”

 

　　关于国企分配制度　“国企必须向全国人民报账”

 

　　除了政府信息公开，蒋洪今年还将问题引向国有企业。“实际上分配不公跟权力和垄断有密切关系，不单单政府预算要公开，国有资产，特别是经营性资产要亮出来，要向社会作汇报。”蒋洪昨日提醒各位委员关注，“一个企业并不是因为挂个牌子就变成公有了，实质上是大家所有的，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财产的运行情况；第二，有些重要情况要通过人大来做出决定；第三，国有企业取得的利润要和我们共同分享。现在这三条都没有，我们凭什么说那是我们的公有财产。”

 

　　蒋洪特别提到了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够公开，这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公平。“我参加过一个银行的监事会，有一次投票让我非常吃惊。他们提出了把利润的2%作为银行高管层的激励，这个很厉害啊，我当时算了一下，大约是100多人分5个亿。而且这条激励政策还不是特例，会议材料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按照惯例’。当时所有董事会成员并没有提出异议。”

 

　　“公司（决策）是董事会定，董事会都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嘛。”现场一位政协委员接过蒋洪的话说。看到有人响应，蒋洪一边挥着拳头敲桌子一边高声认同：“就是啊，就是啊，但国有企业真正的股东是纳税人啊，但现在坐在那里投票的都是假股东啊。”

 

　　蒋洪建议参照上市公司那样建立国有财产的报告制度，而且国有企业重大决定要通过人大来决定，有了利润要全民分红，体现这是全民财产。

 

　　蒋洪一席话说得现场陷入片刻沉默，忽然有一位委员冒出一句，“我看，现在国企可能要雇杀手了。”现场随即被这句玩笑引爆，蒋洪自己也被逗乐了，笑得脸有点红。“你别吓他啦。”另一位委员马上说道。

 

　　民革组小组召集人对蒋洪说：“明天小组发言，你再发一次言嘛，再当一次最有魅力的人。”现场又是一片笑声。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　有委员建议老干部公示凭自愿

 

　　一连讲了两个问题，蒋洪仍觉得不过瘾，他还要把他思考了很久的“官员财产申报”问题抛出来让各位委员讨论。

 

　　“现在财产申报都是从下面做起，这么多官员怎么去核实啊，所以我这次提的提案是财产的申报和公示从上面做起。”蒋洪此语一出，顿时有人发笑。“你敢说高层领导干部吗？”有委员直截了当地问蒋洪。“对，我就是指他们。”蒋洪毫不犹豫地回应。

 

　　蒋洪用他透着仔细精明的江浙口音一字一句地说道：“东西不在于多少，在于来路，人家普京也有几套庄园和别墅，来路正当就好。我这样提有很多人笑我，但我觉得财产申报制度应该这样做。”

 

　　有政协委员继续为官员财产公开出点子：“还可以发动领导干部的元配来检举。”政协委员刘新文则纠正这种观点：“我听来的消息是，元配检举的情况少，小秘检举的情况多。”刘新文认为可以发动小秘的力量检举贪官资产。

 

　　一位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则认为，我国要推行财产申报，首先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法律框架，规定什么关系要申报，比如重庆准备将司法系统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布。他还强调，财产申报不是个惩戒措施，而是一个监督预警体系，是为了预防腐败。

 

　　还有政协委员现场提出了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财产申报最好从新进的公务员开始，现任的干部普遍不愿意公布财产，改革开放30年以来，由于当时市场不规范，可能有些干部通过经商或从股票市场上也赚了不少钱。”有委员接过话茬：“最好这样，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公示凭自愿。”

 

　　另有委员建议，完善我国个人信息化建设，“比如在美国大宗消费都有记录。我们国家现在灰色消费太多，个人信息监控不完善。”现场还有政协委员指出，现在最应该公示那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做什么。

 

　　■对话

 

　　“政府信息公开按这速度　再20年也到不了及格线”

 

　　蒋洪，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双重身份，让这位年过半百的教师承担起推动中国财政信息公开的民间责任。在他看来，政府部门公开的信息已经不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数据，而是承负了廉洁政府希望的公民诉求。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中国有句话叫做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应该有这么一种气概。昨日分组讨论结束后，蒋洪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讲述了他推动信息公开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自身的坚持。

 

　　制止三公消费首先要信息公开

 

　　记者：你主导的关于政府部门透明度的调查主要涉及哪些问题？

 

　　蒋洪：我们一共列了113个问题，比如机关办公楼的面积是多少、官员差旅费用具体情况等，但这些调查基本都遇到了阻力，有的根本不回答，有的说这是国家秘密。

 

　　记者：那么政府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信息怎么办？

 

　　蒋洪：今年我要继续提，保密法修订不能走过场，国家秘密几个字成为信息公开道路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障碍，应该在原则上说清楚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什么东西需要保密必须向社会做出解释，不能政府说是秘密就是秘密。

 

　　记者：那么该怎么制止和监管三公消费呢？

 

　　蒋洪：我这次大会就要作个发言，题目是《晒晒公款消费，制止公款挥霍》，像温总理说的，三公消费要依靠公开透明和民主监督来解决。现在关键是要让公民知道三公消费的信息，而且预算在审查时要把三公消费的内容单列。而且要取消接待费，现在卖的保肝药都是挥霍浪费的副产品。

 

　　记者：你怎么看待广州财政局去年公开财政预算？

 

　　蒋洪：广州114个部门公开预算应该是中国财政信息公开迈出的一大步，但公开的内容还不够详细。比如焦作的财政信息公开就优于广州，一个单位的工资可以展开细节，每个人的工资都能查到。

 

　　透明度必须要有时间表

 

　　记者：你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景怎么看？

 

　　蒋洪：透明度必须要有时间表，不能用“逐步”两个字(替代)。今年各省透明度调查平均成绩是21.87分，仅比去年高了0.16分。按这个速度，再走20年我们也到不了及格线。有的网友在我的博客留言说，蒋教授，别说你的头发白了，你孙子头发白了都看不到。

 

　　记者：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蒋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努力，如果你失去了努力的动力的话，你就永远失去了希望。

 

　　南方都市报两会记者组　王卫国　发自北京
 

   二

 

政协常委: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

 

2010-03-06 05:36:00　来源: 东北网

 

核心提示：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当前迫切需要改变的歪风，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领导视察难获真实情况。他希望高层领导带头做起，扭转这种不健康的局面。

 

东北网3月6日报道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昨日迎来最犀利的言论。发言者是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

 

他细数当前迫切需要改变的歪风，称买官卖官愈演愈烈；领导视察难获真实情况；下面有真话也不敢说。对于这些歪风，他逐条给出了建议。
买官卖官愈演愈烈

 

全国政协中共界别第二小组昨日按计划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出乎在场记者意料的是，在多名政协委员发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看法后，张维庆最后一个发言，却在近20分钟的讲话里言辞犀利地批评时下种种歪风，并希望高层领导带头做起，扭转这种不健康的局面。

 

张维庆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社会诚信和社会风气出现了一些问题，官场上也存在着许多不正之风。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高层做起。

 

他指出的第一个“毒瘤”就是腐败，称为了纠正腐败问题，首先要斩断权钱交易的利益链，其次要铲除公权私化的滋生土壤。

 

张维庆提到的第二个方面是，目前官场在用人方面，不乏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现象，而且愈演愈烈。他建议首先第一步是要选好用好省部级高级干部，如果上面是好的人才，下面也会好很多。

 

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

 

张维庆提到的第三个方面的歪风是，现在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给诚信造成了极大损害，大家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会上和会下不一样。

 

他举例说，去年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讲到中央领导同志到地方视察的陪同问题，规定每个省只能有一位领导陪同，但有些省份还是书记省长一起来了。
张维庆说，制定了的规则就要执行。

 

领导视察成本高难听到真话

 

张维庆之后重点讲到，第四个需要改变的是目前领导视察、考察、调查研究的方式。

 

“目前我们领导检查、视察、考察的方式存在不少弊端，首先是行政成本极高，领导同志下去，自身可能体会不深，但是下面体会太深了。主要领导去，那跟过去是大不一样了，我不想说得太具体。”张维庆点到为止。

 

他认为，这类视察调查得到的效果也不佳，“会上汇报的东西都是经过踩点、审查、拟发言稿、送审这一套，经过了多少筛选，最后才定下来，让这些人去发言，能听到多少真话呢。”

 

张维庆说，有些问题，领导同志讲了多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领导们了解情况的渠道不通畅，被一些表面的、虚假的东西挡着，难以听到真实的情况。
“比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年年听这话，大概听了20年了，每次话都差不多，为什么差距还越拉越大呢，就是了解情况的渠道不畅通。”张维庆建议，领导视察尽量采取简便易行的办法，“到一个地方不要急着上电视，多蹲下来，扎扎实实地开一些调查研究的会议。这样效果会更好”。

 

接待领导迎来送往负担重

 

紧接着领导人视察问题，张维庆提到，目前官场上迎来送往的接待方式也是一大弊病。

 

张维庆说，现在各种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接待的设施越来越豪华，涉及的人员和部门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他提出应该向欧洲学习，“我们到那里访问，人家领导谈判的会议室、领导出行的方式、接待我们的用餐方式，都非常简洁实用。而我们这套可不得了啊。”

 

张维庆表示，这种迎来送往的方式完全可以解决，中国是个举国体制，只要中央下决心，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原来说农村养老保险涉及到农民问题，有多么难，现在中央一下决心，不也是马上就推开试点了嘛。”

 

开会应该先讨论后领导讲话

 

张维庆接着说，官场会风的改变，多年来一直不能解决，也值得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认真考虑一下，“为什么年年讲改变会风，但总是改变不了，年年讲要精简会议，结果会越开越多，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要下决心解决的时候。”

 

张维庆表示，既然定了要精简会议，就要从高层开始持之以恒，谁要违反，就坚决整治，把会风真正扭转过来。

 

张维庆认为，开会应该先由大家讨论，领导在后面讲话。

 

“现在的干部，都有党性，领导同志一讲话，其他同志要保持一致，那我还讲什么呢，就别说了呗，说不好给自己带来政治风险，何苦呢？”张维庆举例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正式会议才三四天，但是之前的预备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大家放开讨论，最后把思想统一起来。

 

“现在我们面临这么多矛盾和问题，领导一讲话，大家怎么讨论呢，想讲心里话也不敢，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跟领导说，可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张维庆说。

 

他自称从当副省长起，做高官已经20多年，但是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

 

党八股的习气应该改一改了

 

在犀利的批评会风后，张维庆又把批评对准了文风。他说，改变文风也要从领导做起，比如贾庆林主席的这次报告，如果要写长，可以讲两三个小时，但是贾庆林只用了40分钟，这是个很好的范例。

 

“我觉得现在领导的讲话，都是秘书写稿子，领导拿来念，我们秘书班子八股习气也应该改一改了。现在讲话都是排比句、四溜句、咬文嚼字，硬凑对比句，这个东西不改的话，成本极高。”张维庆说。

 

他表示，现在应该讲短话，讲管用的话，讲真话，除了一些特别重大的会议作报告以外，其他的文风都应该尽量改过来。

 

张维庆说，他这次巡回了10个省，了解各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情况，其间发现，“很多事情人家本来做得很好，但是在汇报材料上用那些框框一框，干巴巴的，没有有血有肉的东西。”

 

讨论领导讲话不能光推敲文字

 

“我们党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领导同志要有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用法律、法规、文件、制度指导工作，让讲话服从于法律、法规、文件、制度。”张维庆说。

 

他认为，用法规代替讲话去指导工作后，下面的人就不用成天去揣摩研究领导的讲话了。这样一来，很多会议就可以减少，很多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深入，“否则大家都在领导讲话上面下工夫，讨论领导的讲话也是在文字上敲来敲去，这意义不大，改几个字加几个字又怎么样，写上你没写上他又怎么样。”

 

张维庆表示，只要解决好以上8个方面的官场歪风，社会诚信和风气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转变。

 

这名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发言一结束，得到了多名同组委员的赞同。

 

人物

 

张维庆

 

1944年3月生，陕西临潼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研究员。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1982年出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一年后，升任山西省副省长，时年39岁。此后，又历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山西省副省长等职。

 

1994年9月，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任副主任。19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200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并出任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开会应该先大家讨论，领导再讲话。现在的干部，都有党性，领导同志一讲话，其他同志要保持一致，那还讲什么呢，就别说了呗，说不好给自己带来政治风险，何苦呢？

 

领导检查、视察、考察的行政成本极高，而会上汇报的东西都是经过踩点、审查、拟发言稿、送审这一套，经过了多少筛选，最后才定下来，让这些人去发言，能听到多少真话呢。

 

秘书班子八股习气也应该改一改了。现在讲话都是排比句、四溜句、咬文嚼字，硬凑对比句。很多事情人家本来做得很好，但是在汇报材料上用那些框框一框，便干巴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