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真话的文化基础

不说真话的文化基础

2009-11-18 载广东《同舟共进》2009年12月刊

很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讲话的艺术是多么重要。

某个开国皇帝少年时很贫穷，和一帮小伙伴放牛，某天一起偷别人地里的芋头，盛在砂罐里煮熟后，众牧童争抢，将罐打破，汤汁流了一地，只剩下芋头。多年后，起于布衣的皇帝坐了龙椅，昔日小伙伴来投奔。第一个人找到皇帝，当着皇帝扈从的面如实讲述那段往事，皇帝觉得很没面子，大声叱呵说不认识这人，把他赶了出来。第二个人进来跪下后，说：万岁爷曾记否，微臣当年随驾征讨，攻破砂罐城，捉了芋将军，跑了汤将军。-----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讲述皇帝微末时和自己的交情，龙颜大悦，重重地赏赐了他。

对这种传说不必去考证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中国王朝中真正出身低微的开国君主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二人并不避讳自己出自乡野农家。但民间的戏曲、评书中喜欢讲这类故事，实际上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流行的处世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文化：不提倡讲真话。中国传统的儒家圣贤有诸多的论述谈到如何以诚待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从士大夫阶层还是到引车卖浆之流，多数人信奉：“与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一片心”，这“三分话”指的就是不真实的想法，所以至今某些西方人和中国人打交道，对中国人暧昧的态度很是恼火，不知道对方说的话是真实的意图或者另有隐情。如此，并不说明我们民族天生就虚伪，而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种利益考量：讲真话吃亏，讲假话获利。对多数人来说，道德上的追求总是要让位于现实利益。

不讲真话，或者尽量少讲真话，即使不得不讲真话也要讲得委婉动听，这样的文化形成自有其社会基础。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国家，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泛政治化的社会，政治规则对普通人的生活哲学影响巨大。而“不讲真话”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所谓的逆耳忠言，多是君王或皇帝不喜欢听的真话，我国昏君或暴君的标准脸谱就是拒绝真话和实话，讲真话的臣民在其治下没好下场；而圣明的君主相反，但这样的君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基本上算稀缺物种。记录上古政治活动的《尚书》的《泰誓》中，周武王历数商纣王的罪状之一就是“焚炙忠良”，而据说惹得纣王动怒的原因是比干这类忠良给他说大实话。

在天下礼崩乐坏，诸侯见攻伐不已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孟这些圣人企图以儒家的政治伦理来救世，其重要内容就是仁义诚信，提倡讲真话，办实事。孟子游说各国君王，这老先生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说出一些让诸侯不喜欢的话。但多数时候为了游说的效果，他不得不用各种比喻，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温柔的包装，哪怕对着他内心瞧不起的、“望之不似人君”的梁惠王。这种不得已的做法，到后世更是普遍，而被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学问。出自儒家荀子门下的法家代表人韩非，专门有一篇文章《说难》，就是论述讲话特别是对君王和上司讲话的技巧：“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春秋战国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雄，没有绝对的权威，因此相对后世而言，形成不了大一统的文化专制，孟子、韩非这样的人还是相当幸福的，说些真话，顶多得不到官爵，还没有什么人身威胁。而等到秦始皇灭六国，开始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采纳李斯建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从此，文化专制是历代王朝的常态，讲真话得咎的风险更大。而秦始皇死后，赵高指鹿为马是这种文化专制恶果最典型的显现：事物之真假的表述已经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表态。在权力的威慑下，必须说假话才能活下去，而权力明目张胆不许人说真话，铲除真相呈现的基础，才能进一步推行专制。

这种不讲真话的文化大行其道，如果不能及时地予以必要的矫正，很快就会结出恶果，秦二世而亡就是例子。因此后世的中国统治者面临一种两难：完全提倡讲真话，让真实的信息畅通无阻，必然冲垮专制的堤坝；但一味地打压说真话，从上到下都这么干，那么绝大多数臣属合伙“欺君”------对自己说的都是动人的假话，那么建立在信息虚假基础的统治同样是不牢固的。一些有雄才大略的所谓明君更是注意这个问题，生怕被臣下欺骗。朱元璋建立特务制度，康熙更是对明朝皇帝的做法发扬光大，在全国安插“情报员”，有时在与地方来的官员谈话时，故意透露出从密折中获得的当地气候、物价信息，以示明察秋毫。

然而，整个皇权政治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控制信息，皇帝要想在实现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为自己留个特例-----不被人欺，获知真实的信息。这种平衡是很难达到的。因为整个官场文化已经是说假话才能办大事，得大利益，欺上瞒下是各级官员合乎逻辑的选择。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中所说那种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也是帝制时代的常态。明末陕西农民王二起事后，各州县民变蜂起，当时陕西巡按胡廷宴，最讨厌听到接连不断的民变报告，让兵士打各州县报信者的屁股，斥责他们夸大其词，说这些无非是没饭吃的饥民而已，抢掠到明年春天，他们自然会停止。这种处置方式看起来荒唐，但符合当时陕西地方官的利益考量。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忠诚来替朝廷主动安抚或剿灭零星民变，而且太主动很可能卖力不讨好，被政敌抓住把柄。最保险的方式是粉饰太平，当维持会长维持到自己卸任，后任者是不是面临洪水滔天，则与他无关了。而袁克定为了自己能做太子，不惜办一份只印一张的假《顺天时报》，蒙骗父亲袁世凯，让他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后把袁家命运蒙骗到沟里去了。
    
只要是文化专制的土壤还在，统治者热衷于钳制舆论、控制信息，那么不说真话一定会大行其道，靠圣贤的道德宣讲，靠明君贤臣的个人努力，不可能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