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真话和假话

时间:2010-08-23 15:27 作者:左春和点击:923次
　　老季有句名言，时下正在各种媒体盛传。那就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句话的前半句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象一个小学生痛表决心，意志坚定，红心向阳之状。后半句因为运用了文字的排列组合游戏，已经成了老季智慧的象征。所以，猛然听上去感到老季既正直不阿，又醒世机巧。难怪有人封他“国学大师”，封他一系列的“家”。好在他尚能自知、十分可贵，并不象余秋雨那样理直气壮地笑纳。
　　季羡林说自己不是“国学大师”，不是思想家、历史学家、佛学家和文学家。这虽是一种自谦，倒是讲了一句真话，因他知道学问并不是能与寿命成正比的。有的人一生短暂，但思想能光耀千古。有的人寿比南山，但并未能以学问惊人。看来，老季在耄耋之年能有如此清醒还是难能可贵的，“大师”的称号在他的心中自有一定的尺度。他在与他的同辈学问家比起来，显然没有接受“大师”的底气，是因为虽然著作等身，但确实不可与真正的大师比肩。著作自然也如人的寿命，著作之多，也并不能意味着数量是“大师”胜出的依据，这是普通的道理。有位搞民间故事搜集的人，挂在其名下的“著作”早就超过了几千万字，他获得世俗利益的决窍便是“书越厚越没有人去看，越不看越不知其深浅”，所以便能获得体制的承认。这方面，老羡知道自己的煌煌等身之著远不如鲁迅的一篇纪念学生的千字短文，甚至比不上北岛的几句《回答》，自然是不敢接受“大师”之封了。稍具文化领域常识的人便知道，季羡林是搞印度古代等语言研究的，语言研究最多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功夫活。这种活有的人就是做不来，比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贺卫方之类，他们释放思想还来不及，哪有时间打磨这些玩味无穷的技艺。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是心中乾坤的大小。老季研究吐火罗文虽然高深，远非一般人能够洞悉其中的堂奥，但我们知道他不是搞国学的，也不是搞思想的，也就是他的学问里没有多少堪称国学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思想。所以说“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不敢要，他拒绝“思想家”这顶帽子也是讲的真话。至于文学家，仅凭其老年写的一些散文随笔来看，只是一些个人经历认知的记录，既无文采，也无新意，更没有文学的穿透力和感悟力，严格地讲只能算个文学爱好者。有些文章的水平可能还不及机关里老干部组成的文学社所搞得文字顺溜。至于佛学家只要看看他的生死观就知道一个人的佛学领悟能力了，这个暂且不论（以后专门介绍）。这些大帽子压在一个老人身上自然是很不舒服的，虽然有人千方百计去争取，但老季还是具有一些知识人的品格，赐来之食，哪有好意？季羡林生前获得的殊荣虽已至巅峰，但他还是明白巴金的命运。这时候有些东西早已力不从心了，有些东西我们也能看到，本不是他的错，不必苛责了。
　　只是，他的“假话全不讲”是需要澄清的。反对假话的人不一定不讲假话，如同反对独裁者不一定实行民主。近日读到季羡林发表在1976年1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一文便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否则，我们肯定会认为老季真的是“假话全不讲”的耿直之士。他在这篇短文中写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文章的背景是有知识分子对文革中摧残教育界的情况进行了反思，或者批评，老季便写了一篇斗志昂扬的反击文章。此文的反击对象没有详细透露，好在时代并不久远，考证也不艰难，不外乎象顾准、李慎之这样的不识时务者。文中老季还热情地盛赞文革，他说那时候“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作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如果有人攻击这种大好形势“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在这篇充满战斗号角的热血檄文中，我们实在不愿承认老季的无知，即使再没有多少思想，就凭一个有多年西方生活、治学经验的学人，也能看清文革对教育的破坏。如此热情地赞美这场浩劫，捍卫这场人间地狱运动或许是迫于压力，迫于生存的无奈？如果这样，他的“假话全不讲”已经不攻自破了，因为这是讲的明明白白的假话，讲这些假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世俗命运不受影响。如果这样的话，已不仅是言行不一的问题，而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确认问题了。一个在学问品质上连知识分子的底线都不能恪守，又怎能荣登“大师”的宝座？因为品质不仅是一种话语，而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实践的人格方式的存在。要知道，就在季羡林“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引文同上）的时候，有多少具有独立品质的知识分子因讲真话已经被铺成了他们“阔步前进”的路灰。当老季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昂首阔步、幸福骄傲的那一刻，是否能听到张志新、林昭那飘荡在旷野中凄厉、绝望的呐喊。
　　虽然学术与思想作为一种知性存在有着明显的形式分野，但在内在品质上应该是相同的。暂不去追究王元化“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之境界，单就学术本身来讲只有追求自身的独立性，去除所有的世俗依附才能追求到可能的真理。也就是说并不能因为季羡林是搞学术而非思想就可以将其进行价值取向的豁免，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怎能让人相信你的学术结果。知识的独立判断拒绝成为任何政治的附庸和体制的环节，纯学术的研究虽然不对当下的公共问题发言，但至少不去歌颂任何一种政治谋略。季羡林作为语言学大家起码通晓一定的学术规则，没有能力和勇气去对历史的谬误进行批判，但按照他的话讲最低要做到不去讲违心之言。如果说这些“假话”是迫于当时难言的无奈，但在其晚年的随笔回忆中应该为此忏悔。可是令人失望的是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令人敬仰的机会，只是再一次提示给我们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或者说技术知识分子与思想者的根本区别。
　　弗洛姆曾经深刻地发现：动物发展程度越低，它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它的所有活动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化组织都完全是本能使然。在知识界思想程度越高越难以适应他赖以思想的体制，许多思想者则难以善终。文革中许多无法适应的思想者因为无力改变不能适应的现实而选择了自杀，有的选择了沉默，但有的知识人能够极快地适应各种风浪，甚至能够在风云变化中跃马扬鞭。这便说明这些知识人的适应能力很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便是一种生存的本能支配了他的选择。老季在文革中盛赞文革，在反思文革时又称自己“假话全不讲”，之所以生存下来是因为“真话不全讲”，新世纪到来，他又盛赞孔子和泰山。从这种权力膜拜中，不难看到他的心理依附，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受虐倒错”现象，只有在臣服和束缚的情形下才能感到幸福和快乐。本来知识的目的是摆脱束缚、走向自由，然后当拥有了知识获得了某些自由后又获得了恐惶，失去了压迫感也就失去了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狗总是喜欢趴在主人的脚下，偶有鞭打便有幸福的汪叫，而孤独之狼只能狂奔在北风呼啸的草原。
　　一个知识人获得体制的承认并不难，只要不追求真知，凭一点儿勤奋和天赋即能得到一些世俗利益。难的是有讲真话的能力，能讲出真话，敢讲真话，为了讲真话而放弃世俗利益。可悲的是当下一些文人以追到世俗利益而兴奋不已。我经常接到一些友人发来的短信告诉我，他的什么什么作品在什么级别的报刊上发表，又获了什么奖。如果这些作品能有一点独立判断和批评品质也算欣慰，只是完全为了能够“发表”而写作《公社都是向阳花》，或是《朵朵葵花向太阳》之类的无魂之作。这多少都是季羡林的精神弟子，只有这样不但能够被赐封为“专家”，还能因为物质条件的优越而长寿。当下得到季羡林精神真传的还真不是少数，看那些介绍自己的头衔比作品还长的“专家”，日常以自己是XX协会的副主席为荣的教授，他们还往往蔑视那些民间的独立思想者，甚至不屑那些公共知识分子。这里有着某种群体的先天局限，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便是路德所发现的即通过消灭独立的自我，通过使个人成为一种个人之外的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手中的工具，来寻找肯定。这类人便是这样，他对自己的研究，或写下的文字根本没有自信，或者把自己交给另一种体制来进行宣判，以此来寻找幸福的幻觉。
　　讲真话，也讲假话的季羡林本来是真实的。不讲真话，假话不全讲的季羡林也是真实的。因为他同我们一样，人的意志本身是向恶的，这一人类的局限构成了我们彼此平等的先验根据或宽恕基础。只是权力结构和传媒利益把他打造成了文化昆仑，又成为新的道德神话。只是我们无法再忍受这种压迫，偶像一旦剖开，金色的包裹之下，填充其中的不一定就是金色的重量。
　　2009年9月1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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