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红彤彤大上海帷幕下的受难人

十年浩劫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最惨绝人寰的莫过于把整村的地富反坏右赶尽杀绝，此风所生之处凡属五类分子包括他们的家属立遭乱棍打死，杀戮，活埋，连婴儿也不放过，此类事例在控诉文革的血泪史中已有所披露。

若说此事发生在偏僻的农村自不奇怪，谁又能想到，号称东方大都会的上海也有类似的事件，与明目张胆地杀害不同的是，有了文明的外衣和虚伪的方式，而且时间提前了十年，这就是发生在1958年上海的秋天，把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的”运动“，理由是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要把阶级敌人统统消灭或赶走，但这又是“不是运动的运动”，因为这件事并没有来自中央的红头文件，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更不是全国性的动员，这是出自上海柯庆施主政时一手策划的事件。1958年当全国都沉浸在“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的美梦中时，柯庆施在上海大讲特讲，到共产主义上海每天要向每人供应多少牛奶鸡蛋，每家都有四世同堂的住房等等，殊不知在这娓娓动听的背后，正图谋对上海的“阶级敌人”及其“残渣余孽”斩草除根，以造就“红彤彤的大上海”，这一举动牵涉数万之众，又造成多少人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之所以成为这件事的见证人，是因为在我的周围有两个受害者，一是我的同班同学陈城，他的父亲是右派，被通令连同她母亲要在一周内离开上海；另一个是我的亲戚上海一名菜场职工刘聚霞。前者拖延了出发日期，不久即不了了之，据说这是因为上面制止了这一事态的发展，才得以侥幸逃脱这一灾难；后者由于响应号召，及时出发，并由于我的参与，肇成二十多年冤沉海底。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天真幼稚，多年紧跟党的步伐已经成为习惯，我的不幸也在于此，用党的教育改造自己也异化了自己，从活泼泼的个性变成俯首听命的驯服工具。当刘聚霞告诉我她作为五类分子的家属被通知离开上海，同时也被里弄的动员所感召，以为到西北参加工业建设，从此摆脱五类分子家属的帽子，堂堂正正做人而高兴。在这忧喜交加的情况下，征询我的意见，我不加思索地鼓励她响应党的号召。后来再一思量，一个妇女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到举目无亲的大西北，能生存下去吗?当我带着犹豫准备再找她商量时，她已举家北迁了，从此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慢慢地在我的印象中也已淡忘了。二十四年后不期而遇，突然见到她，看到她竟然苍老得像八十岁的老人就很吃惊，更为她非同寻常的磨难和经历而震撼，为此我深深自责，如果当初劝阻她一下，哪怕等一等哩，不就可以避免这一家人的不幸吗?这一家是六条生命，二十多年在刀山火海中煎熬，这里也有我的罪过，因此我暗暗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哪怕头破血流在所不惜。为此，我从北京跑到上海，从走访基层到上告中央，一度求告无门，1982年我给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写了一封信，如今我把这封信公布出来，是为了让今日的读者了解在这“红彤彤大上海”的后面，一个受难者的经历：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

我为一个老实、善良的劳动妇女申诉，她不幸的经历使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深为不安，希望党的政策能照亮这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而她在这个角落里含辛茹苦地生活了二十四年。

这件事也许不是你老人家或中纪委份内应管的事，但我不忍一个双目已快失明的老人申诉无门。二十三年前，你为中国人民的危难仗义执言，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至今我仍然怀着深深地敬意恳请你为一个人，一个最不起眼的劳动妇女说句公道话，使她艰辛的一生有个光明的结局，让她在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安宁地离开人间。

她名叫刘聚霞，解放前是个家庭妇女。她的丈夫是个本份的小商人，1949年因不堪忍受国民党溃兵的敲诈，稍示违抗，便惨死在反动军队的枪口下。留给她这个28岁年青寡妇的是4岁、3岁、2岁和待产的4个幼儿，从此她领着孩子离开家乡镇江，流落到上海棚户区。建国后她成为上海闸北区热华菜场的营业员，以她菲薄的工资维持五口之家，生活是艰难的，为了找个生活的帮手，不得不考虑改嫁，经人说合，与上海合兴制缸厂的职工吴浩荣结合，婚后不久在肃反运动中得知，这个人曾因隐瞒上尉副官的伪职，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5年(后病死)。她的再醮原是想抚养幼小的儿女，不幸的是这个后夫留给她的，是又增加一个襁袍中的婴儿。命运是这样的不幸，又能给她多少指责呢?

她只能自叹命苦，独自支撑起更为艰难的生活重担，在菜场她担菜进货，沿街串巷叫卖，回到家里操持6口人的衣食，日日夜夜像个转驴一样劳碌不息。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来了，吃饭不要钱，大家都吃供给制的宣传，激起她改善贫困生活的幻想，强烈地渴望共产主义的到来，为了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她更是舍身忘我，豁出命去干。这年11月，她住处所在的派出所和菜场通知她去兰州支援建设，动员报告讲得多么动听：“甘肃生活很好，水果掉在地上也没人吃，去那里干3、5年仍旧回上海。”会后又明确告诉她属五类分子的家属，是迁徙对象，不走也得走，希望她识相，带个头，并要安排她任带队的队长，表示对她的信赖。这对一个老实、善良的妇女来说，领导的话就是指令，到兰州过好日子的向往，又给了她强烈的吸引，她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报了名。从动员到出发只有4天，既不是离职、退职，也没有得到任何安家费用，就这样拖着5个孩子，小的3岁，大的不满13岁(原已被上海艺宣扬剧团录取为艺徒，参加演出，这时也被强制迁走)，连哄带逼，稀里糊涂地被送上了火车，开往大西北。谁知车过兰州，不准出站，又继续西行，同车厢的有34户，纷纷质问护送人员，为何不在兰州下车，回答是：“兰州名额已满，改到别处了。”就这样用火车、汽车、牛车一直送到沙漠地区黄渠公社，才亮出底细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简直是睛天霹雳，弄得她目瞪口呆，同行者中有的哭成一团，有的要以自杀抗争，有的不服这口气，到城里找护送人讲理，这又谈何容易，茫茫大戈壁，没有交通工具，步行迷了道的，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有的全家倒在沙漠深处。她们一家连行李也丢失了，因为行李本是寄往兰州的，岂料未在兰州下车，更无人过问她行李的下落，就这样一个38岁的孤身女人，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随身只有两条被子，就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的荒原上。

她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了，为了让孩子活下去，她苦撑苦熬，又像转驴一样在西北高原上劳碌不息。冬天，冻开裂的手露出带血的骨头，不停地挑沙、积肥；一个瘦弱的江南女子，一肩挑起150多斤，远远超过她自己的体重，在风沙中奔波；烈日当空，烤焦了皮肤，晕到在地里，醒来后依然片刻不息。她用顽强的、超常的劳动获得劳模的称誉，出席过县的劳模会议。但是就这样也填不饱肚子。饥饿的年代到来了，同去的100多名上海人，饿死了三分之一，她带着孩子吃树叶、啃树皮，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一度濒于死亡，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同去的上海人，有门路的，一户一户离去，返回上海的，迁往原籍的，进县城的都走了，就剩下她一家，这最困难也最勤苦的一户。如今艰难的岁月已经使这61岁的老人过度地衰老，牙齿全落光了，双眼快失明了，像是一支残烛，熬尽了灯油。她本人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任何运动的打击对象，正是因为如此，当初她无反可定，现在也无反可平。难道仅仅因为后夫这个短暂的婚姻关系，就遭受24年的惩罚，株连前夫的子女，直至万劫不复!她也是国家的正式职工，能这样不经任何离职、退职手续，被抛弃到万古荒原而置之不顾，至今连申诉也无人受理吗?

我义不容辞地为她申诉，也为了尽一点小小的私情，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亲戚，重要的是我良心上的负疚。当初在她被动员征询我意见的时候，我不加思索地鼓励她到西北去，那时的我，是一个幼稚的共产党员大学生，没有对她的情况进行清醒的分析和劝阻，后来音信全无，隐隐悔悟对她的失言，有可能给她带来多么不堪设想的后果!20多年后，再见到她，为她的苦难和无辜深深地震撼，也为她毫无怨尤地抚育了5个孩子而油然起敬。这是一个多么淳朴、善良、勤苦的老人啊!可是现实又是怎样对待她呢?1979年她向上海原单位、派出所和上级领导多次申诉，希望对她的错误政策也能反正过来，落实到她的身上，当地的大队、公社也很同情她的境遇，主动帮她与上海联系，但是上海的这些单位，扯皮、踢皮球、推诿责任，甚至不耐烦地对她加以训斥。请这些同志看一看她的经历吧，能这样长久地欺负一个老实善良的苦命人吗?

1958年政策中的失误，给她们孤儿寡母，带来多大的灾难，非人所能忍受的困难，她都默默承受了，作为共产党员能够无动于衷吗?如今普天同庆拨乱反正，什么时候落实政策的甘露才会落到她的头上?!

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老人，并不强求国家之难再返回大城市，只是要求两点：补办退休手续，恢复她应得的退休职工的待遇；就近安排她到县城，或者迁回原籍，或落户到上海郊区。这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要求兑现政策的最低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职工应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众多的落实政策中，这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可对于她苦难的一生，正是像盼救星一样，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她行将摘除眼球，有生之年已经不长了。而我，她这不幸事件的见证人还健在，我有责任为她申诉，即使她已不在人间了，我还要为她申诉，直到有了公正的答案，这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共产党员的良心和中国公民最起码的正义感。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我不得不求助您和中纪委的同志主持公道，打扰您了，请您能谅解。

衷心地祝福您

健康长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志琴1982.4.14

我是噙着泪水写完这封信的，因为我深深为这老人的人格而感动。当我问她，在那样困难时为什么不给亲友写信，再怎样我也可以给点粮票和资助的。她淡淡地一笑说：“不!我已因为吴浩荣的关系受牵连，对不起子女，又怎能再把这关系连累亲友哩，”为此，她主动与亲友断绝一切联系，从不伸手求助，独自承受一切苦难，这是多么令人敬重!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株连政策的严酷，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呢?我想给她些钱以弥补当初的过失，也被拒绝了，她说，包产到户后她承包了一个果园，生活有了温饱，还有些积余。她要的不是补偿，是一份公道。尤其令人叹息的是，在她谈到自己遭受的种种磨难时，居然没有一点怨言，只叹命运不济，这使我下意识地感到她是不是像祥林嫂一样，被苦难折磨得有点麻木了；可当她谈起怎样承包果园，经营一些小买卖的兴奋，我又觉得她简直是中国的阿信。一个受难者拥有的却是金子般的心啊!

黄克诚同志见到这封信后，当即要他的夫人唐棣华接见了我，表示会尽快与上海方面联系，还准备解囊相助，以帮助受害者治病，当我说起她谢绝一切资助时，夫人也不禁为之动容。但是时隔20多年，所在单位和人事都已有了变动，会有许多周折，为了能够顺利进行，夫人又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到上海找黄克诚的老部下杨光池，这位受冤狱株连，被囚禁多年而平反昭雪的老人，虽然现在已不在职，但50年代初曾出任上海公安局长，有许多老关系可能促成这件事的解决。像这样一件最不起眼的凡人冤情，受到黄克诚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人的费心尽力，使我感动不巳。

我是事出无奈才向中央领导人求助的，在这以前我在上海跑了好儿个单位，受够了白眼和子难，最令我难忘的是见一位区委书记，当然我是不敢贸然求见的，这是通过他的亲戚介绍，并事先通了电话约我到他家的。第二天我准时敲开了他家的门，一个保姆样的人，一下子把我堵在门外说，书记不在家，抨的一声就把门关了。我又敲开了门，说明是书记约我来的，并一脚跨进了门槛说我等他。就这样我在客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他的家人出出进进，没有一个正眼看我一下，也不问个来意和长短，好像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尤其是一位小姐，高跟鞋登登地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连连向我抛出不屑的眼光，后来又与保姆耳语，似乎是要把我打发走。这无异是在羞辱，我愤然而起，不辞而别。回到旅馆就给这位从未谋面的书记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今天是你失了约，你家人不愿接待我，我只好走了。我找你，不仅是为一个人平反，极左路线从根本上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如今正是要通过一件件的具体工作，重新修复人民对党的信念，所以你该帮助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受到伤害的人民群众。信寄出后就回到北京，这件事重重挫伤了我找基层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才向中央申诉。

黄克诚和夫人的古道热肠，重新燃起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我赶到上海去拜访杨光池。按事先所约来到杨的住所，这是坐落在淮海路不远的一所破败的欧式小楼，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刻钟，见到他房门牙着缝，不便冒昧，就在门外徘徊。不意，门内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你进来吧。”进了门，一间偌大的客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高高的窗台帷幔低垂，幽暗的光线中一个衰弱的老人深深地埋在大坐椅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早了，没有准时。”话语尽管有些不客气，但我对他肃然起敬，就凭他在室内就能发觉室外的动静，保持了老公安的高度敏感，就有些不同凡响。那严谨的时间观念，说明他办事一丝不苟，令人钦佩。我恭恭敬敬地呈上申诉报告，他说眼睛看不清了，让我念给他听。我一面逐段、逐段地往下念，一面见他眯着眼，一声不吭，几乎有些怀疑他是否睡着了，谁知刚刚读罢，他霍地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这是我们对人民欠下的债!”这近乎吼样的一声，使我顿吃一惊，这时我才看清他的眼睛灼灼闪光，这是一个威震上海滩的公安局长的剑眉怒目，虽然如今已老态龙钟，然而锋芒不减当年，原来他是听得如此入神、动情呵。接着，他就谈了怎样尽快落实政策的方案，并由此打开了话匣子，说他的经历，与黄克诚夫妇的战斗情谊。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没有孩子，老伴也离他而去，平反后就他一人住在这深宅里，靠一个公务员兼秘书照顾他生活。谈话中我发现他的孤独和寂寞，内心里充满了解社会问题的渴望和对受害者的同情。难道他缺少朋友吗?我在想象当年的他，一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主宰过多少人的生杀大权，是不是也有过错捕错杀的情况呢?要不，在他火热的同情心后面，不时有一种隐隐的负疚感，这究竟是为他个人过失还是党的失误而不安呢?我没有问他。

按理说，事情到这一步，能够顺利落实政策了吧，不然，据说这牵涉到好多万人，还得慢慢来。想当初，一周之内赶走几万人，何等雷厉风行，一旦事实昭彰，顺理成章的事偏偏又以不在理的理由拖延，所幸的是落实政策的每一程序都有杨光池的亲自过问，那些没有领导人关怀的人呢?这事情的最终解决还得感谢北京市政法委员会负责人王仲方同志，是他把我的又一份申诉报告，转给甘肃省委，经过省委冯书记、酒泉地委麻书记、敦煌县委李书记逐层批示，并很快转给我县委信访室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表示积极配合上海方面落实政策。这件事终于在1984年得到圆满解决。

现在想来这又有点可笑，惊动了中央纪委、甘肃省委、酒泉地委、敦煌县委、上海市委和区委等各位领导的并非是要案大案，而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即是恢复无辜者应得的退休待遇和就近安排户口进入城镇的问题。这样极其简单的事，微不足道的要求，竟然拖了6年。所幸的是，刘聚霞终于在生前看到这一纸“昭雪”，阖然长逝了。

这件事留给我的是一种可悲的感觉，作为一介草民要申冤昭雪，太难了，难于上青天，青天难及，清官还可盼。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那样歌颂清官，盼望清官，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地方，民众的去留存亡没有法制保障，只有梦想清官下凡。41年前一个“红彤彤的大上海”肇成多少人间悲剧!但愿这一悲剧不要被人遗忘。

这件事给我感召最深的是杨光池留下的一句话：“这是我们对人民欠下的债!”八十年代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每逢在院、所级的党务会上遇有落实政策或平反问题，我义无反顾地为受害人讲话，因为我既然是党的一分子，就有义务清偿这笔债!

党和人民的关系在那里被破坏，就要从那里修复，这是我的信念!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刘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