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

                     ——李凌自述在苦难中为民主民生不断求索的经历

在我的一生中，写过四张大字报。

第一张大字报，是1945年11月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11月25日晚上，联大师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蒋军第五军在会场外围用枪炮向会场上空射击，威胁我们，引起群情激愤。散会后，我和一位“民青”同志在校本部各宿舍串联，征集到七百多同学签名，要求罢课抗议。当夜整理成抗议书，张贴出去。接着，不在校本部的各学院的同学们也要求罢课。这成为“一二一”运动的前奏。

第二张大字报，是1946年末在北平北京大学写的，对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发动起了关键作用。

1957年，写了平生的第三张大字报，响应党的号召，对当时我所在的空军领导主要负责人的粗暴作风提出和风细雨的批评，这就闯了大祸，被戴上“极右分子”的铁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将近五年；后来作为“摘帽右派”又在北京通县农村继续“改造”了十六年。

1978年，为了促使平反“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大冤案，我甘冒危险，借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横遭查禁为由头，制作了一张大字报，贴在西单一面墙上，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这还成为“西单民主墙”的开端。

这四张大字报，都是我政治生命的关节点。

    下面是我对自己在50年代以后的坎坷经历的回忆和思考。
   
“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这是至理名言。

    这里的"受难”不只是指个人的受难，更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受难。受难中和受难后，自然会引起思考。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只是思考个人的恩怨和得失，更重要的是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灾难?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如果思考的结论与某些当权者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那么就会给因受难而思考的人带来更大的灾难。而灾难本身及造成灾难的原因则被隐瞒起来，这叫做掩耳盗铃，或日讳疾忌医，或日鸵鸟政策，这样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不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真正痛定思痛，才能从过去的失误中汲取深刻的教训，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改正。这样，过去的灾难就会成为一笔有特殊意义的“财富”，会给人民带来不同程度的幸福和欢乐。但是有一个前提，即当权者必须体会到“痛”，必须抛弃特权私利，真正对人民负责，彻底地全面地承认历史事实，而且让所有的人，包括受难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能有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思考，从实践中认同真理。我是在中华民族和自己遭受的深重灾难中思考而觉醒，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却又因思考而受难。在自己受难中接触了众多受难的人们，对民族的命运和自己走过的路反复进行了更多的思考，继续在思考中行进。

离开北平，又回到北平
  
    我在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地下党第二支部书记。1946年随校复员到北平在北大复学。年底到1947年初，参与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工作。不久，我得到一个消息：“棍子已经注意到你了。”“棍子”，是我们对专制当局的特务分子的蔑称。我回想自己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参加进步活动已经多年，虽然后来作为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书记不宜多参加公开活动，但是有时候也不得不抛头露面，引起“棍子”们注意是很自然的。我对解放区向往已久，很想到解放区去。于是把在北大地下党的工作作了安排，然后通知两位早就想去解放区的民主青年同盟的同志，分头准备好假的身份证明，编好应对检查的“词儿”，穿上长袍，扮作商人，乘火车到沧州后下车步行，闯过封锁线，到了泊头——这儿已经是解放区了。感觉像回到了老家，十分高兴。

    经过许多周折，到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我意外地在武安师范学校重逢在联大时的恋人马如瑛(改名黎勤)。学校留我在那里。我俩就在那里结婚，一起教历史课。

    过了几个月，就在这年秋天，接到调令，把我们两人调到当时在平山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青委。到那里的时候，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还没有结束，我们听了一些报告。然后向中央青委领导人冯文彬汇报昆明一二一运动和北平抗暴运动中地下党的情况。汇报完毕，就投入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中央青委派我和张定等十多人去新解放的济南、开封、洛阳等城市调查社会、经济情况和青年工人、学生的思想状况。回到平山不久，1949年春，随中央青委进入北平。接连参加青年团、学联、青联三个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之后，我留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

50年代初：印象深刻的三件事
  
    1949年冬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到哈尔滨，在航空学校当政治教员。原来，人民空军初建，要建立几个航空学校，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空军党委向中央申请，要求调二十多名政治上可靠、文化水平较高、能给飞行员和机械员上课的人到航校任政治教员。毛泽东批示：同意，由安子文、陆定一和刘亚楼商定。就这样，我和团中央、团校、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的一些同志被调到航校了。

    许多学员在航校毕业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有的立了战功，成为战斗英雄。消息传来，我们感到自己的努力开了花结了果，自己为国家做了贡献，心情很愉快。

    在哈尔滨航校期间，有几件事情，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一是高岗问题。高饶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我们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干部一起听内部传达，一起讨论。许多当地干部揭露高岗罪行，说他们对高岗的问题早有觉察，列举了他蛮横霸道、生活腐化的诸多事实。我问：为什么那时候不揭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还得了!还不早就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了!从这件事情中，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党和国家太缺乏民主了，人民群众和党员对高级干部有错不能提，一提就被打成反革命，这样讳疾忌医，错误积累起来，不可收拾。没有想到，我的这种想法，竟成为我后来被打成极右分子的根源。

    二是刘善本起义。刘善本是国民党政府派到美国学习归来的飞行员。抗战胜利以后不久，他反对内战，驾驶当时最先进的美制大型轰炸机B一52飞到延安，震惊中外。后来他被派到哈尔滨航校当校长。我们和他相处得很好。他为人谦逊，虚心学习，不仅飞行技术高超，而且处处吃苦在前，待人宽厚诚恳。以后他调任空军某师师长，这个师的飞行员大多是哈尔滨航校毕业的。有一次他们打了胜仗，学校派我带团去慰劳祝贺，与他们联欢，大家十分愉快。想不到，在“文革”中，竟然追查他的“历史问题”，要他交代在美的经历，还要他提供“证明人”。那时候，有什么办法去美国找到“证明人”呢!他只能含冤而死了。

    三是周宇驰问题。他原是冀东一个初中生，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地方部队。后来这个部队成为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为刘亚楼)的一部分。这个兵团整个架子改为空军领导机关，周字驰就被编人哈尔滨航校宣传科当干事。当时我这个政治教员还兼任航校政治部宣传科、文化科副科长，下面有文工团、政治教员、文化教员等二三百人，多为新参军的大学中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教学、演出任务十分繁重。周宇驰以“工农老干部”自居，平日无所事事，就调这些同志的档案看，从中“发现”家庭、历史、社会关系中的“问题”，要他们反复重写自传；查出前后有点不太一致，就残酷批斗，把无辜的同志往死里整。周宇驰的这些作为，却被领导上认为“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加以提拔重用。最后，当上了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成为林彪、林立果的死党。这说明，这种打着“阶级斗争”幌子整人以求往上爬的人，内心其实是很肮脏的。

突然戴上了“极右”的铁帽子
  
    1954年，我被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编《人民空军》杂志。我就到北京东交民巷空军政治部去报到。杂志分两部分：政治，军事。我负责政治组，五个人一起工作。

    一晃就到了1957年，毛泽东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听了录音。不久，空军党委召开大会，动员整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传达中央整风指示，讲整风的重要意义，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我印象很深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还讲了一个故事：在陕北的时候，有一天下雨打雷，劈死了一头牛。一个老太太说，老天不长眼，打雷怎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了，就说她是“反革命”，要把她抓起来。毛说，不要啊，要了解她为什么骂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到是因为陕北人民生活本来就很穷困，红军一下子来了几万人，老百姓公粮负担太重了，普遍吃不饱，所以有怨言。于是，中央决定发动部队和干部生产自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说明，共产党是欢迎不同意见的，哪怕是骂自己的难听的话也要听，从中可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他还检讨说：我刘亚楼脾气急躁，常常骂人，下边很多人对我有意见不敢说。大家要对我提意见，要打消顾虑，不要怕。特别是政治部的人，党员干部嘛，更应该消除顾虑，带头贴大字报，帮助我整风。……这一类的话说了很多，我听了很感动。

    当时空军党委决定办一份专门给空军高级领导干部看的《整风简报》，要我们政治组的五个人分头去空军直属各单位看大字报，参加整风座谈会，把重要的意见记录下来，登在《整风简报》上。各单位的同志们普遍反映：刘司令员讲话很诚恳，打破了大家的顾虑。许多人说出了原先不敢说的心里话。例如，修建部有一位工程师在座谈会上说，刘司令员曾经骂过他，甚至说要枪毙他，他从此就怕见刘司令员。一天晚上，政治组到各单位了解情况的同志们回来一凑，许多单位都有类似的反映，举了很多例子。空军机关知识分子比较多，不少人说见了刘司令员就害怕，不敢说话。汇报以后，有人说，刘司令员不是号召大家写大字报吗，不是要我们带头吗?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因为前些天《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是《整风要和风细雨》，我们就学着这个调子写。内容也真是和风细雨，大意是：听了刘司令的号召，感到有必要把我们从各单位了解的意见说一说。希望你少发脾气，不要像夏天的太阳那样可畏，而要像冬天的太阳那么可爱。大字报所用的语言，几乎都是他自己对大家讲话中自己检讨的时候说的话，只是加上了修建部那位工程师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例子。就是这样一张大字报，组里的同志们都不敢签名。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受过审查，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有历史问题，有的挨过整，所以不敢签名。他们说：老李，你是组长，是我们的头，又是老党员，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就代表我们大家签名吧!我们都支持你!我当时只觉得自己出于爱护党的一片忠心，就签了自己的名字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哪知道这一下惹了大祸，而且祸延终生。

    几天后，满院子大字报围攻这张大字报，说是“右派言论”，说李凌是个“大右派”，铺天盖地，一致声讨。前些天空军党委会议让我参加作记录的时候，我就听到过传达内部文件，包括《事情正在起变化》，知道要反右派了。万万没有想到会反到我自己头上。

    以往我到下面去采访，碰到刘司令员，各部部长，有小汽车，他们都喊我坐他们的车：“来来，李凌，我们一起走。”贴大字报后第三天，我到工程部去，恰好刘亚楼也在哪儿，临走的时候，部里的人说：李凌乘刘司令的车走吧。刘司令员看到我，那脸色就和平素不一样了，像是根本不认识。“啊，你贴了给我提意见的大字报啊!"我说："是啊，根据你的号召写的呀。"他脸色刷地变了。

    以后攻击我的大字报就更多了，还成立了几个小组集中火力批判我，质问我。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们组的一些人，为了洗刷自己，把账都算在我身上。这些人有的还没有结婚，没有家，以往星期天我偶尔请他们到我家里吃饭。这时候却说我这是收买人，拉拢他们，腐化他们。还有些本来没有的事，编造出来，随意上纲。可是，后来并没有饶过他们。我们政治组的几个人被说成是“以李凌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我被隔离起来，关在空军司令部楼上一个废了的厕所里，不许回家。怕我自杀，把厕所窗子的玻璃里边钉上板子，还派人看着。开斗争会，五六个人把我像排球那样推过来推过去。最厉害的是开空军机关的大型批判会。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美军兵营，有一个大操场，一个大礼堂。这里已经开过大型批判会，批一个原国民党起义人员白起，他发牢骚说起义时候共产党的许诺都没有兑现，说话不算话。批了他三天。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头天晚上我还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突然楼下轰轰响，我从关我的废厕所的窗子往下看，许多大汽车小汽车开到大操场，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声嘈杂，一个人上楼来大喊：“把李凌押下去!"这时候我才知道是要批判我了。

    我被押解到大礼堂。参加大会的有军委空军各部的人，还有北京军区空军的，南苑指挥所的，好多好多，密密麻麻的。刘亚楼、吴法宪亲临主持。发言的大都是各军区、军、师的政治部宣传部的头头。对我写的大字报，对我的历史、家庭，他们都不好说什么，因为大字报是根据刘司令员的号召写的，我的历史完全清白。他们怎么批判呢?

    先定了性，后找证据。这是那时候在政治运动中常用的手法。刘亚楼吴法宪一伙人找到了我两方面的“罪证”：

    其一：50年代初期，我渴望能直接阅读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原著，就刻苦地学习俄文。1955-1956年，我用俄文翻译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成长中的一代》，《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为了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继续攻读在昆明组织工人读书会的时候就自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写了一篇八千多字的论文：《论公私合营企业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定息的性质》，1956年12月23日在《大公报》上发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4期全文转载了。1957年初，空军政治部机关评选先进工作者，因为我工作一贯表现好，而且翻译出版过书，发表过重头文章，“向科学进军”有成果，就把我选上了。给我戴上大红花，让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同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下许多美国飞机的战斗英雄们一起，受毛主席、朱总司令接见。哪想到，过了几个月，把我定性为“右派”之后，原先受到表扬的这些事情，却被当成了罪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名利”。还说，由于个人名利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发展到反党，云云。——同一件事情，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其二：他们打开我的抽屉，搜出我写的六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前边说的讨论定息的性质的论文，另外五篇都是手稿，没有发表过。有一篇是我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笔记，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矛盾不会转化为对抗的论点，提出质疑。另外四篇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问题的，准备参加当时中宣部办的理论刊物《学习》开展的讨论。我的主要论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应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工农之间、体力脑力之间劳动的差别很难计算和比较，所以在分配时要注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

3．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如科学家、艺术家等，或因担负的责任重，或因对社会贡献大，应该多分，但不能过多，以免脱离群众；

4．城镇职工劳动创造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中又全是商品性消费，应多分一些，但也不能过多；

5．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文件规定，以后五年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平均都增长25％--30％；我认为，工农收入如果都能增加固然好，但是由于收入基数不同，按同样的百分比增加，过一定时候，绝对差距就会扩大，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所以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在考虑增加城镇人们的工资的时候，要考虑农民收入的情况。

他们把这些稿件搜去以后，我心中还暗暗希望，领导上可以了解，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研究而写的，没有一点反党的意思。可是我太天真了。刘亚楼吴法宪一伙就凭这些文稿，说我“有一系列反党理论和纲领”。在批判大会上，申斥我"胆敢对斯大林的伟大著作提出质疑，真是狂妄!"还说我关于分配问题的文章是"挑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罪大恶极！”批了六天。说来说去重复那几句话，谁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也不容我做任何分辩。

我的罪名因此升格，从"右派"升为"极右"。

比起其他兵种来，空军里的知识分子特别多。在连续六天批斗我的“反党纲领”大会上，凡是在北京的空军系统的知识分子，工程师啊，医生啊，会计啊，文书啊，政工人员啊，两千来人，都被拉来参加了，刘亚楼吴法宪一伙是把我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典型来批斗的，为的是收杀一儆百之效。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的，都是各部队的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的头头和一些理论工作者。有一天散会以后走出会场的时候，有一位刚在会上发言的某军宣传部长，迅速地走近我身旁，悄悄地对我说：“你的文章说的都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批判你是不得已，是违心的，不要在意。"说完立即走开，消失在人群中了。这使我心里感到一丝丝的安慰：毕竟有了解我的人!当然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气氛中，谁也不敢公开为我说一句公道话。不然，他自己也会被打成右派的。

为了把我在全军“搞臭”，刘亚楼吴法宪一伙还专门把我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和几篇未发表的文章手稿都印出来，装订成16开杂志样子的册子，作为我的罪证，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发到全军。其中一份装进了我的档案袋。到1979年平反的时候，把这些“罪证”还给了我。这些文章费了我不少心血，也使我遭受了不少苦难，使我在22年之后还能回忆起来当时我的思路和斗争会的情景，借以抚摸至今还滴着血的心灵的创伤。

我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我心如刀割。天哪!我曾冒死忘我地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十多年，如今竟然被驱逐出党!

更使我难过的是，从报上看到，40年代我在地下工作时候的战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的袁永熙，也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又知道，在校长蒋南翔的主持下，一个清华大学竟打出469名"右派分子"！ 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举行的反内战集会上，在蒋军的枪炮威胁下仍然为民主和平大声疾呼的四位教授，在“反右派”运动中，只有一人幸免，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都被打成了"右派"!

北大荒的苦难岁月
  
我被关在空军司令部楼上那个厕所里几个月。到1958年春，有一天，来了两个带枪的解放军战士，把我押送到北大荒。

    经过哈尔滨，我的联大同学好友李晓(李曦沐)闻讯到车站看我。我是"犯人”，不能和一般乘客一样在候车室，只能在霁虹桥下面铁路边上一个只有二三平方米的扳道岔工人的小房子里。他千方百计找到这里，我只能对他哭，有持枪士兵在旁，不敢多说话。他也只能鼓励我好好劳动，“改造”自己。就这样痛苦地告别了。他当时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那时候，“右派”就像麻风病人一样，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以他的身份来看望一个“右派”，是冒着危险的。诚挚的友情使我终生难忘。想起1949年12月，我满怀豪情，到哈尔滨航校担任政治教员，此后几年常带领即将当飞行员的学生外出参观杨靖宇、赵一曼等先烈的英

雄事迹，曾多次经过霁虹桥，万万没想到，几年后却以“犯人”身份在这里哭着和好友告别。

    两个战士把我押送到虎林县850农场云山畜牧场第三生产队，同许多劳改犯为邻，以“极右分子”的身份被“劳动改造”。中午到达，还没喘过气来，队长就交给我一把大铁锹，命令我按照规定的尺寸挖土，切成一方一方的大土块，然后垒起来做墙。用一些木头支起来做屋架子，用茅草做房顶。这就是我们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叫做“干打垒”的住房。

    睡的是垫着草的大连铺。每个人占的宽度大约40一50厘米。睡觉的时候，一个人要平躺，旁边两个人就得侧身。一间房子里住几十个人，冬天只有一个小火炉，房子四面透风，外面大风大雪，室内接近零度。雨天到处漏水，潮湿不堪。

    每天劳动十几个钟头，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周而复始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劳动。觉也睡不够，走路常打瞌睡。起初，玉米、高粮饭还能吃饱，后来粮食越来越少，一个月口粮标准从三十多斤减少到十八斤，棒子面粥稀得照见人影。午饭晚饭只是--个小窝头，就一点咸菜。肚子总是饿着，真是饥寒交迫。那些年大家都饿肚子，农民有几千万人饿死，何况我们这些“犯人”!

    没有了工资，一撸到底。原先工资160多元，在那时候不算少了，这时候只发给二十多元生活费，除了伙食以外只剩两三块钱，买点肥皂、牙刷之类。

    有段时候派我到生产队的伙房劳动。两百多人吃饭的伙房，我挑水，从山底下挑上来，一天挑几十挑。大家吃喝、洗脸、洗衣服用的水，全是我挑的。累得要命。北大荒土地辽阔，拖拉机开荒，派我去送饭，挑着汤和窝窝头，要走很远很远。拖拉机早上出发，从北往南，开到傍晚，或者第二天早上，才拐回来。我到地里一看，茫茫一片，看不见拖拉机在哪里。天晚了，哪里有光就向哪里走，常常这里看看不是，那里看看也不是。肩上压着沉重的挑子，底下深一脚浅一脚的。

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队长、指导员常常训斥：“你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但要用汗水来洗净自己的罪恶，还要向党交心，互相监督，用行动来证明对党的忠诚!"就是号召互相告密。一起劳动的有些人，为了"立功"解脱自己，洗刷自己，就捕风捉影地告密，甚至造谣生事。我记得，有个夏天中午，我们班被派去耪(锄)玉米地。玉米已经长得一人高了，天气闷热，大家就脱了衣服，只穿个裤衩，光膀子干活。玉米的叶片满是毛刺，大家被刺得很难受。又热又累。大家向班长(也是"右派")要求休息一会儿，班长看着望不见边的玉米地，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说：“不行不行!"一次又一次请求，他都不肯答应。后来，他大概也受不了啦，就发话：“歇歇吧!"大家坐在一起，有人忽发奇想，说：这时候要是有一杯冰牛奶喝多好啊!有人说：有冰激凌更好!有人说：有根冰棍就行。有人说，一杯凉水就行。组长就吆喝："行啦行啦!起来起来，别在这里精神会餐啦，快干活吧!再歇，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批啦！”大家就挣扎起来又去耪地了。没想到，第二天清早集合的时候，指导员就点名了：谁谁谁，出来!谁谁谁，出来!......然后训话："你们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们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还想怎么呀，还想过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吗?还梦想喝牛奶、吃冰激凌!不死心，梦想恢复你们失去了的天堂，休想!我掌握着你们每个人的思想，谁说过什么话，我都记在本子上。你们还想不想摘右派帽子？摘不摘，就凭我一句话!今天给你们加任务!......"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唉，不知道是什么人又打了小报告，作为向党交心立功的表现了。这种事情层出不穷，我精神上压力很重。自此之后，相互之间只有闭嘴沉默，不论多苦多累，不论内心多么痛苦，多么委屈，也不敢叹一口气，即使对最熟的人也不敢讲一句真心话。一群人就像一群衣衫褴褛的哑巴。

我们旁边就是劳改队，大都是杀人犯、土匪、大反革命分子。那些劳改犯不像个人样，好多天不洗脸，个个大胡子，手指粗黑，衣服又脏又破......但是我真有点羡慕他们，他们劳改到底有期限，我们却不知道当“右派”什么时候才算完，遥遥无期啊!    '

有一次，我们被派去烧炭，都没干过，不会干。农场就派来一个劳改犯当组长，指导、监管我们。到了山上，对着一片片珍贵的水曲柳、山核桃、黄菠萝木，我们问这个组长，这些都要锯下来烧炭吗?太可惜了!这一下惹恼了他："叫你锯你就锯，别说三道四!别看你们过去是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今天你们归我管！你们能不能摘帽子，就凭我一句话。”居然和那个指导员的话一个样!这一句话，就像唐僧念的紧箍咒，使我们人人恐惧，不几天，大片大片好林木都被我们锯倒，烧炭了。后来听说，农场发不出工资，为了创收，就下令把这些珍贵木材当烧炭材料。炭窑都在山上，烧出来的炭装在草袋里，担到山下，一路上跌跌碰碰，整块炭变成了碎炭，不值几个钱，而大片好森林却毁了。

  北大荒确实土地肥沃，千百年没有垦殖，野草长了又烂了，在地里形成厚厚的草炭肥，听说几年不施肥都可获得丰收。我们4月间刚一来时，看见大拖拉机拖着两台24行的播种机在广阔的平原上播春小麦，心中确实高兴，即使再辛苦，也愿为国家多打粮食贡献力量。但按一般气象规律，这里秋天收获时却是霪雨季节。我们这个农场的土地太平坦了，有些地方甚至有大片洼地，水排不出去，眼看金黄的麦子泡在水地里。原来准备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但因地里积水，机器进不去，只有靠人割。这可苦坏了我们。每人分配几十亩的任务，累得腰酸臂痛，抬头一看，还是无边无际，一片麦海，完不成每天的任务就不能回去，累极了就只得爬着，跪着割，拔……原来是准备用机器脱粒的，现在机器进不了地，就只好把割好捆好的麦子在地里堆放成麦垛，割完后用人力背出去脱粒。这时已经割麦一两个月，麦垛里藏着一窝窝老鼠，麦粒早喂肥了老鼠，所剩无多。而我们一年的辛苦——竹篮打水一场空!对于农场来说，我们这些右派是不用付工资的，是可以奴隶般地使用的队伍，小麦失收烧炭补，这就是农场的如意算盘!但是前面已说过，空毁了大片好森林，烧炭还是所得无几。

    听说以前就有人认真调查过，认为这里地势平洼，而收获季节又多雨，应该先挖排水沟，再播种，但被认为是思想右倾。于是急功近利，先播种，结果吃了亏。总算使一些人认识到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于是决定在冬天不长庄稼时挖排水沟，任务自然又落到我们右派队伍的头上。

    北大荒土地广阔，听说拖拉机开荒，晚上一直往前开不转弯，到第二天天亮才停下来，再往回开。在广阔的土地上挖排水沟当然就越挖越远。生产队住处离工地十多里甚至二三十里。老右们就不能在生产队宿舍睡觉。吃饭可以由生产队送，睡觉则只能随着工地进度往前进，即隔几天就要“搬一次家”。这种“搬家”是很特别的。每个“班”(约十来个右派)要搬的头天下午，监工头就派两个人拿着一把大锯，一把镰刀到前面几百公尺外的地方，锯几十根一人多高的木头，再割草把木头“人”字样捆起来．搭成马架式窝棚，再割些草垫在冰冻的土地上。待到天黑以后，这个班的人就陆续背着铺盖卷赶到，躺下就睡，这就算搬了家。由于任务重，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分别拿着铁镐、铁锹，推车赶到工地开挖。北大荒天寒地冻，真是冰冻三尺，三尺还不止。一大镐抡下去，在冰层上只起一个小白点，而每人每天的任务是五方土，在大跃进的年头，队领导逼着我们“放卫星”，于是任务增加到十方、十五方……“完不成任务不准睡觉!不准吃饭!""你们还要不要摘帽!"一句话把我们镇得心惊肉跳，不管多苦多累，跪着、爬着也得干。快半夜了，自己睡够了的监工放话：“回去吧，今天没完成的任务，明天补!"大家回窝棚，满身泥巴，穿着脏衣服和烂鞋子，爬进被窝倒头就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野外，有时冻醒，寒彻入骨。被窝还没有捂热，只躺三几个小时，天不亮就被赶起来干活。几个月不洗脸不刷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个个活像野兽!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快死!

  死，是唯一的解脱!

  是一个叫小安的难友的死给我的启发。

  小安，来自中央某机关的一个右派，年纪很轻，大约只有二十出头，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身体瘦弱。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奉命上山伐木，还要套上牛车把木头拉回来给伙房烧。这时是初冬，北大荒的山上已经有积雪了，山很陡，路很滑，下山尤甚。我们锯完树，两个人一组，把长达六七米的大树扛上牛车。小安和另一个难友扛一根，大概因为木头太沉，又因长期吃不饱，不够睡，小安一下滑倒，沉甸甸的大树压在他身上，他满脸鲜血，脚也崴了，顿时人事不醒。我们赶紧把他抬上牛车，送回队部。队里的“医生”(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给小安抹去脸上的鲜血，脚上涂点松节油之类，就算了事。队长又赶我们回到山上，把木头拉回来。后来听说小安在队里呆了两天，发起高烧，才送到场部医院，医生说“晚了，晚了”。不久就听说他死了。对农场和生产队来说，死了一个右派，无所谓。可是对我来说使我震惊和悲痛。后来我想开了，这倒是一个永久解脱的办法，从此我就想法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开始想过触电，但我也知道，触电不一定死得了，只落得个终身残废，而且我也没有机会接触到电闸；接着想到跳水，但一则附近没有河流，二则我会游水，入水后会自然浮起来游向岸边；我也曾想过像小安那样，在山上抬大木头时滑倒，让木头把我砸死。但此后就没有抬木头的机会，而且小安被压倒以后，鲜血淋淋的脸孔长期浮在我的脑海，实在太可怕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如果我不是在1959年底第一批就摘去帽子调离，如果我在生产队继续劳动，我就肯定累死饿死了。因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人民都挨饿，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我们这个右派队粮食就更少(一个月只有18斤定量，副食很少，油脂几乎没有)，活就更累。据曾和我在同一生产队劳动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同志在1998年出版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记载，许多右派被送去劳改的锦西煤矿劳改队，1200多名犯人，在"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饿死了1000多人!我们这里的右派队伍死亡比例略少一些，据一个队统计，为三分之一左右。

    我还算运气好的，1959年第一批摘帽子，就有我的份。那是共和国十年大庆前后，和释放战犯同时。刚摘了帽子，就分配我到850农场党校做政治教员。学员中有一位也是从部队来的，到北大荒后，曾在农场场部工作过。他听过我的政治课，双方建立了信任。他结业前悄悄地对我说：“场部在研究右派摘帽的问题的时候，看过你的档案，就那几篇文章，怎么看也不像右派，而且农场要建党校，需要政治教员。你当过政治教员。就把你的帽子摘了。”

    我们这个"右派"生产队先后有五六百名队员，工种很多，调动频繁，大部分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文化部、文联、教育部、一机部、交通部、新华社、大公报社的都有，还有军队里的“极右分子”。按规定，中央机关来的右派，摘帽后一般都要回去，或分配其他工作；而部队来的，即使摘了帽，也仍要留在农场劳动或工作。我因此留了下来。

    在农场党校，除了教课，也还要参加劳动。这是个大农场，一百多万亩地。农场干部大都是转业军人，有些成为党校学员，对我态度还平和。这是很奇怪的，被开除了党籍的“摘帽右派”，竟然给党员干部们讲党史，上政治课，而且没有人提出异议。

    后来这个党校改成了农业机械化学校。

    那还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劳动减轻了一些，但仍然饿得要命。这所学校也有劳动任务，一到农忙就停课，全校师生下田劳动，每天劳动时间也在10个小时左右，很累，但到底比在生产队好些，而且摘去帽子，思想负担也轻了。让我当政治教员，那是驾轻就熟。但还是饥饿难忍，晚上时时饥肠辘辘，无法人睡。

    有一次过春节，上级发给每人十粒水果糖，就是那种一分钱一粒的小水果糖。我真想一口气吃完，但一想，不行，只能慢慢吃。以后每天饿极时就舔一舔，一直到“五一”才舔完。学校还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搞什么“双蒸法”，就是将玉米棒子连芯磨碎、掺上糠和玉米面蒸发糕，第一次蒸熟后再掺点水蒸第二次，看起来，发糕的体积比原来的大些。但粮食还是只有那么多，吃下去一会儿又饿了，这等于自己骗自己。

    周围的农民早把附近的树叶捋光、树皮剥光，吃了。"人怕伤心，树怕剥皮"，树皮被剥光，树就死了。谁也知道这个后果，但为了一时救急活命，还是剥了。因严重饥饿而得浮肿病的人很多很多，也常听说饿死人的事。北大荒的地很多，而且很肥沃，但是过去不准开自留地，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有的人在房前屋后种了点瓜菜，还被批判斗争，后来饿死的人实在太多了，才放宽了政策，准许开点自留地。1962年以后，饥饿情况才稍有好转。

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我西南联大的好朋友黎章民(时任音乐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他对我特别关心，时时写信来温暖我的心，出版了好的新书他认为有助于我“改造”的，就寄来。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挨饿，有一次他说要寄食品来，我马上回信婉谢了，我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挨饿，他也在挨饿，我怎能要他的食品呢！

麦庄公社16年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调整政策，政治空气一时有所缓和。

西南联大同学王汉斌那时候在北京市委做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在北京解放之初当团市委组织部长，接着做彭真的秘书，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原先市委机关在东交民巷22号(原美国驻华使馆)，空军领导机关(原美军兵营)在隔壁。我在空军政治部工作的时候，下了班同他常来常往。他向彭真、刘仁介绍过我。他知道我的“右派”帽子摘了以后，向北京市委提出，为了照顾我的家庭，把我调回北京。北京市委的调令到了北大荒，我就回北京了。那时候城市人口正在压缩，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件事情办成。这件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彭真刘仁集团"的一个罪状："招降纳叛，欣赏右派分子的才华。"当然也是王

汉斌的一条“罪状”，他被认为是彭真的“亲信”、“黑笔杆子”，为了我的问题，他和他爱人彭珮云多次被造反派毒打。

从北大荒调回北京以后，听说本来是要把我安排到北京某大学教英语的，可是市委有些人说：这个大学有的专业是搞国防工业的，有不少机密，把摘帽右派放在那里不合适，就把我分配到通县麦庄公社当秘书。1962年秋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反对“翻案风”，政治空气又变得阴冷了。我也就只能长期被继续“改造”了，一呆就是十六年。

在那里做什么?做统计报表，催耕催种，在三十来个大队之间跑来跑去。三夏三秋大忙的时候，也要去参加劳动。“摘帽右派”还是被当作“右派”看待的。

在农村同农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以后，我真切地感觉到：共产党啊，对不起农民啊！共产党夺取政权，是靠农民流血流汗，用多少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是靠农民支援前线的多少万辆小车推出来的。可是，建国十几年了，就连北京郊区的农民，也还是那样穷!我们在农村里吃派饭，看到大多数农民真是家徒四壁，没有饱饭吃，大忙的时候也只能烧一锅红薯充饥。公社对各队的分配方案卡得紧紧的，有的队即使丰收了也不能吃饱，因为上面规定每人一年口粮不得超过400斤而且是原粮，折合成品粮只有300多斤。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歉收了就更少，更吃不饱。丰收了，也分不了几个钱，很多家分了口粮以后还要倒欠队里的钱，家里除了最简单的锅碗衣被别的什么也没有。

    公社机关里最苦最累的事情都落到我头上。秋收以后修水利，县里按各个公社人口多少分配任务，我们公社被派出工五六百人，由我带队上几十里外的水利工地，同民工一起参加劳动。上面规定每人每天完成十方土，很多人完不成。把土挖出来以后，还要推到两百米以外。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只有挨上级训斥。民工们说：老李呀，叫我们吃饱饭就行，吃不饱，没力气呀!那时候我还抽烟，买最便宜的两三毛钱一盒的烟，干活休息的时候在地头分给大家一起抽。老乡们对我说：老李呀，我们干一天的工分才一毛多钱，不够你买一盒烟的。我想，过去农民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了多大力气，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穷啊?内心常常有思想斗争，想不通，觉得很苦闷。

    农村的地主富农子弟更可怜。不但贫农下中农的女儿不肯嫁给他们，就连地主富农的女儿也不愿意嫁给他们，而要嫁给贫农下中农的儿子。因为她们在娘家已经受够苦了，不愿意再受那样的苦。地富子女常被派义务工，一次三四天，得不到工分。

    "四清"的时候，我和社队干部一起都是被整的对象，而且我作为"摘帽右派”被打人“地富反坏右”的队伍，同“黑五类”一起，强制劳动。夏天割麦子，农民都是三四点钟就起来下地，天热，割到八九点钟就收工。收工以后，一般社员吃了饭就睡觉，下午三四点钟凉快一点再去割。当别人回家睡大觉的时候，我和“地富反坏右”除了早上、下午割麦以外，还得给村里的大队部盖办公室。我不会砌砖盖瓦，就光着脚丫子踩泥和泥。泥里掺合着有棱有尖的小石头块、麦秸，扎着脚上疼到心里。把泥和完了，还要递到房上去，也要用很大力气。“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斗“走资派”，也总要把我这个“死老虎”弄去陪斗，拳打脚踢，被打得鼻青脸肿，满面流血。

    我虽然受到如此迫害，被开除党籍更是一直像剜心般痛苦，但在爱妻黎勤的启发和鼓励下，我暗下决心，要继续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总想着，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不能消极颓废，不能碌碌无为。按照自己的情况，再做政治工作是不可能了，文史方面也不敢摸；要继续为人民做些贡献，只有向农业科技发展。有空我就钻研农业科学。办法首先就是向农民学习。从统计表报上，看各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譬如，有的队玉米亩产去年三百多斤，今年增长到五百多斤；有的队去年亩产五百多斤，今年下降到三百多斤。我就骑自行车到两个生产队去，分别找他们座谈，请他们讲为什么增产，为什么减产，对比分析，把经验教训找出来。

有的生产大队地势低洼，是盐碱地，有什么办法能增加收入?听说大兴同样的土地种水稻产量高、收人多，我就骑车去参观，然后带麦庄公社的农民去学习种水稻。种植水稻以后，那里的农民收入果然增加了。我抓紧时间把这些经验写成文章。文章发表以后，通县农业局注意到了。我在讨论农业生产技术的座谈会上发言，引起县里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人们注意，在通县的最后一年多，把我调到了他们那里。我帮他们跑跑写写，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发表在研究农业科学技术的刊物上。我还给各公社和生产队的技术员讲过课。关于农业气象、玉米、小麦、水稻，甚至养猪、养鱼方面的文章都写过。有些科研成果还在市里展出过。如果当时把我调到《农业战线》当个杂志编辑，大概还是可以胜任的。

当时“左”的政策，片面提倡集体养猪。但集体养猪根本不行。首先是饲料太单调，只有粮食，没有青饲料；饲养员吃大锅饭，没有生产积极性，经营管理制度就更差了。我负责统计，了解98％以上的集体猪场都亏本，有几年全县平均一年亏六七千万斤粮食，三百多万元资金，平均每人每年减少收入七、八元。这在每人每年收人只有七八十元的当时，是很显眼的数字。社员户养猪则又快又好，一般两斤多粮食可以长一斤肉，而集体养猪则要三斤甚至七八斤粮食才长一斤肉。社员养的猪，出售给国家，肥料(猪圈粪)交给集体，社员自己则增加了收入。这本来是好事情，但县、公社、生产队有的领导认为，农户养猪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限制每户只准养一两只，不许多养。养母猪卖小猪，更被指责为“资本主义”行为。而生产队和大队的猪场则是集体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即使赔本，也要维持，这就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都说明"左"的政策害人。一大二公害得农民吃不饱，没钱花，工分不能兑现；还要坚持事事集体。如果哪个队没有集体养猪，或者集体养猪数目达不到上级分派的指标，队长就要挨批。“左”的结果是农民长期受穷受苦。

我经过调查多次向领导提出过应放宽对社员养猪的限制，但每一次都受到批评：“怪不得1957年把你打成右派，你现在还满脑袋瓜资本主义思想!""你知不知道，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黎勤劝我：再说也没用，不如暗暗继续调查，并和猪场饲养员、社员讨论，分析原因，积累大量材料。我俩相信，这些材料总会有用。

“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与多年没有联系的西南联大同班同学傅冬(原名傅冬菊，傅作义的女儿)又联系上了。她还在人民日报社任记者，很想了解农村青况，我就邀她到通县去。两人一起骑车几十公里，我带她到几个公社和生产队调查、座谈，看了听了许多情况，她很感兴趣。她身体比较弱，精神却很振奋。校友多年不见又相聚在一起，更是特别高兴。回来结合我原来的调查材料，两人合作写了三篇文章，一篇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天电台还广播了)；一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管理》杂志发表；一篇在《人民日报内参》刊载，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这些对调整农村养猪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主编《未定稿》突破禁区
   
1975年，邓小平在"文革"后期一度复出的时候，委托胡乔木主持办《思想战线》，目的是与“四人帮”把持的两报一刊和“梁效”唱对台戏。原先主持《工人日报》的西南联大校友邢方群，因为《工人日报》被迫停办，在干校劳动，后来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办公室主任，兼任《思想战线》副主编。他为了办这个刊物，正在组织队伍。我们原先认识，又是校友，他就提出把我调来。不久，江青知道了这个《思想战线》是和他们对着干的，大发雷霆。“批邓”开始了，这个事情当然就搁浅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需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而且“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仍有抵触情绪，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禁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急需活跃思想，冲破禁区。为此，副院长于光远建议，成立一个写作组，办一个刊物，暂名《未定稿》。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于1978年夏又向院部推荐我参加这个写作组。同年9月间，邢方群被调回《工人日报》复任总编辑。《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调到了国家建委，后来也调到了社科院，负责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书。这时候有两位青年同志——王小强和王晓鲁写文章自荐。他们都是“文革”时的插队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时，注意抓紧学习，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他们送来的文章，大家传阅后都认为很好，同意将他们调入写作组。我从通县调来后，就由我负责，和两位小王同志一起编辑《未定稿》。林韦一边写书，一边为《未定稿》审稿。这几个人把《未定稿》的摊子搭起来以后，干了几桩冒险的事情：

    我和小强合写了一篇《伟大的大会，光辉的文献》，把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扬了一番，实际是呼吁为刘少奇平反。在党中央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冤案平凡前将近一年发表这篇文章，真有点冒险。    ．

    找到一份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信，我们加了一个按语，就登出来了。目的是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冤案翻案。

上海作家沙叶新写了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揭露高级干部中的特权腐败现象，无处发表，我们也给登了出来。

农村包产到户，当时还是禁区。安徽肥西县一个区1978年大旱，眼看要饿死人，区委就宣布允许包产到户(当时叫做"救命田")，各户自发地挑灯夜战，担水浇地，结果十多万亩地麦子丰收，1979年比1978年增产265％，比没有包产到户的地区产量高得多。这时候，社科院的陆学艺等三位同志正在那里调查，带回来几篇当地干部写的说明包产到户增产的报告。陆学艺等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凡是能够增产的方式就是好的。我们当即发排，准备在《未定稿》上刊载。当时的一位副院长知道了，找我去，说这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不许发。我回家和黎勤商量，她说，这样好的经验，不传播太可惜了，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发出去，少发一些也好。我就对邓力群说，这些调查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已经开印了。他最后说：那就只准印两百份，只发给领导同志和专家看。即使这样，这期《未定稿》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甘肃省委原来准备让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停办，看了本期《未定稿》后改变了主意，决定让这些生产队继续实验，结果实行包产到户的队都大丰收了。翌年就大规模推广。

《未定稿》登了这些材料，传得很快，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纷纷打电话来，写信来，登门找，托人找关系，争着要。本来印三百份，免费发给社科院各单位；这一来只得增加印数，每期五六百份，七八百份，以至一千份，还是不够。我们向院领导人请示，改为内部征订，得到批准。订单像雪片纷飞一般，很快达到三万多份。院领导人知道之后，说不能再多印了，停止征订。不然，会发行到十来万份。

于光远提出这个刊物叫《未定稿》的用意，是想在小范围内发表一些还不成熟的稿件，讨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思想理论上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而可以不受“禁区”的限制，带点保护色。其实，叫“未定”也还是保护不了自己，后来还是常常受到上面的指责。头一期刊登了黎澍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就挨了当头一棒。黎澍同志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一文，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说明封建势力及其思想影响极其深重，它依靠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代理人，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来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倒行逆施。这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重要原因。这篇有根有据充分说理的文章，遭到了严厉的申斥。

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冤案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3月底到清明节前，北京上百万群众连续多日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我当时还在通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几乎天天下班后都回北京，为的是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花圈一层层摆得很高，纪念碑前后的广场上，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排花圈，几十排，前面一直排到长安街。有的工厂工人为了防止“四人帮”及其爪牙破坏，就把花圈造成铁的，成吨重，奏着哀乐，把花圈抬进广场。有的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流着眼泪，把他们亲手造的小花圈挂在广场的灯架

上。英雄纪念碑周围挂满了白花。那些天，不分白天黑夜，都有千百万群众聚在那里，有的哭着朗诵哀悼周总理的诗词，有的申斥“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有的呼唤为邓小平平反。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活动。这吓坏了“四人帮”。他们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邓小平煽动群众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以至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利用专政工具，从4月5日凌晨开始，在全国各地，对广大群众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血腥镇压。仅在北京一地，被捕的就有388人。

    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但因这个大冤案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所以到1978年9月，两年多仍未能平反。这成为压在全国人民心上的大石头。

    《中国青年》杂志在停刊11年之后，于1978年9月10日出版复刊第一期，在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文章中，一开头便引用了毛主席在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作迷信。”这篇文章是对当时仍占据党内高位的“凡是”派人物的一个反击。

    这一期《中国青年》突出的重点实质上是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平反。杂志中一篇以《革命何须怕断头》为题的文章，报道了"天安门事件"当事人韩志雄的英雄事迹。他因悼念周总理被捕入狱，多次被毒打，但他坚贞不屈，当审讯人员要他交代去天安门的动机时，他说："我就是对你们批邓不满，我不相信邓小平是搞修正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心群众生活有什么罪?"《中国青年》还发表了"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抄》。"童怀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同志们的共同笔名，意为“共同怀念周总理”。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每天去天安门广场书写、抄录了一些缅怀周总理，怒斥“四人帮”的诗词。在“四人帮”的淫威下，这些被当作“反动诗词”，他们一再被迫害，但他们把诗词巧妙地珍藏起来，并曾油印散发。《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们经过艰难曲折，在复刊第一期，将这些诗篇的一部分发表出来。

9月10日上午，我们《未定稿》编辑部的同志们在新出的《中国青年》上读到这些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豪杰，扬眉剑出鞘"......我们感到热血沸腾，仿佛回到了两年多以前的天安门广场上，又和百万群众一起，参加声讨“四人帮”的波涛汹涌的伟大运动。

我们旁边办公室的同志下午到街上买《中国青年》，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我们想，“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仍未平反，现在《中国青年》挺身而出，公开正面报道，需要很大的勇气，现在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压力(后来知道是汪东兴下令禁止发行的)。我们应该尽力支持，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于是我们立即到《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再买一份，我和王小强、王晓鲁三人把杂志拆开，一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贴在哪里好?当时正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妻子黎勤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局工作，我和她住在复兴门外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北门外临时搭起来的地震棚里。我天天骑车到建国门内社科院，上下班都要经过长安街，看见西单路北有一段空墙，而且那里有几路公共汽车站，常有许多人在那里上下车。我想，贴在那里，肯定有人看。我就骑上自行车，编辑部工作人员聂峙砥(《人民日报》资深编辑聂眉初的女儿)乘公共汽车，我们带着这份大字报和一桶浆糊、一把笤帚，从建国门内穿过长安街到了西单。一到那段墙下，我就赶紧刷浆糊，她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士兵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还说："你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这时围上来的人更多了，有些人对我们说：我帮你贴!我帮你贴!有的帮刷浆糊，有的帮小聂贴，更多的则是把两个士兵和我围在中心，并对两个士兵说，：“干嘛，干嘛，这些都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下午就买不到了，贴出来让大家看，这又不犯法!"有的高喊："你们怎么随便抓人?放了他!放了他!"正在大家大声嚷嚷的时候，那个土兵稍为犹豫了一下，人们一拥而上，把士兵的双手拽开，低声叫我“赶紧走!赶紧走!"我得以脱身。

离开人群一看，人们已经把杂志全都贴完，小聂也乘公共汽车回去了。我放心了，就跑到附近的大秤钩胡同教育部一位姓夏的朋友家，把事情经过向他们说了。他们说：干得好!干得好!但我的自行车还在那里，我怕那两个士兵还在，就请朋友的女儿出去看。她回来说，看的人可多啦!密密麻麻四五层，但那两个士兵还在，“李叔叔，你现在还不能出去。”我请她隔半个多钟头再去一次，到第四次时，天快黑了，她才回来说，士兵们走了，你的自行车还在。这样，我才出去骑车回我们住的地震棚。一到家，黎勤正着急，原来小聂回办公室，告诉王小强和王晓鲁说：“糟了，糟了，李凌被抓走了，要赶紧想法把他救出来!"小强马上跑到我们住的地震棚，告诉黎勤。他们正着急，看见我回来，才放了心。

    第二天早上，我骑车从复兴门外去建国门内上班的时候，经过西单，向路北看看，我们贴大字报的地方又贴出一些后续的大字报。以后我每天上下班经过那里都要看看，大字报越来越多了。起初，多是同情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要求为这次事件平反。后来，就针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了。有的大字报提出：毛主席既然说林彪不该用自己老婆当秘书，为什么他又让江青有那么大的权力?有的大字报提出了“一百个为什么”，涉及中国政治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的现象，让大家深入地思考。……这样，就渐渐发展成了“西单民主墙”。

    那时候我被错划“右派”的问题都还没有改正，有一位同志“警告”我说：“李凌，你这家伙不要命啦，你还是‘摘帽右派’，竟敢干这样的事，你不怕罪上加罪，把你打成反革命!?"我说：该做的事情总要做啊......我想，这位同志是出于善意，是根据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得出来的教训。当时“四人帮”虽然倒了，但“两个凡是”的气氛仍然很浓；如果他们得胜，我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又被戴上什么帽子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是非观念、善恶观念驱使我，良心驱使我，虽然自知前面可能布满荆棘，也自知力量微薄，但也只能这样做。好在不久天安门事件就平反了，邓小平又复出了，汪东兴也下台了，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要不然……

    《中国青年》杂志被扣押，一时成了北京舆论的话题，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同年i0月以后，《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先后发表了许多表扬在“四五运动”中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英勇搏斗的英雄们的报道。11月中，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宣布：广大群众在天安门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新华社社长曾涛立即作为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11月8日，新华社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审查的结果，宣布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完全是一宗冤案，在这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公安局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宣布在全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后来我才知道，为平反"天安门事件"大冤案，当时在党中央是经历过一场严肃斗争的。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但没有通过，原因就是有些人还认为：这案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如果为它平反，就是“砍旗”。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就坚决反对。《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之所以刚出来就被禁止发行，也是由汪东兴下的命令。

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那时候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件事情使我更加明白，广大群众对那一套专制统治的做法是十分厌恶的，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义的声音是挡不住、封不住的!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继续埋头编《未定稿》。

奉献最后的力量和心意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并改组，调我到出版社任副总编，分管文学、历史、经济、国际、综合(包括政、法、民族、宗教、社会等学科)五个编辑室书稿的编审工作。

在出版社期间，除日常工作外，我做的一件重头的事情，是与英国出版家合作，负责编辑出版英文版《INFORMATION CHINA》（中国概况），后来出了中文版叫《简明中国百科全书》。

1984年我国领导人赵紫阳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出版家马克斯维尔请求赵接见他，他在被接见的时候提出：中国发展很快，世界各国都希望了解中国，但中国出版的对外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刊，内容都很分散、零碎，没有集中地全面地反映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书。他要求中国编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全面介绍中国情况的大书，并译成英文，交给他的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赵答应了。

1985年，他又到北京来，向邓小平提了出这个要求，邓也答应了。这项任务落到社科院，社科院交给出版社，最后落到我头上。那时候我已经到了离休的年龄，但社科院领导人说，你先别离休了，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再说。此书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国土与人民，历史、地理、政法、经济、外贸、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武装力量、教育、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体育、文学艺术、文化设施、多种媒体、民族、宗教、外交、侨务，以及一国两制和统一祖国，等等，共20编，每编又分许多章节，每一章节都要请有关的权威机构和专家撰稿、翻译。我和出版社的同志对中文稿和英文稿分别审核，又要将中英文稿对照看翻译是否准确。我们还到地图出版社、新华通讯社等几十个单位搜集、选择了几十幅地图(包括古代历史地图)，一千三百多张照片。1988年，英文版三大卷出版，大12开1700多页，每套定价795美元，世界各国大学生、研究生，凡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都以此书为必备参考书。在此书中文稿的基础上，经过增删加工，1989年出版了中文版，定名为《简明中国百科全书》，全书约200万字，供不应求，连印三次，共发行三万多册。1993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1977-1993年优秀科研成果，并获奖。

    完成这项任务后，我就离休了。此后，曾到国外讲学，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写作，编书，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前夕，中央公布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名单，我发现其中有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校友13名，13名中有西南联大校友7名。又惊又喜，虽在病中，立刻找资料细细研究这些元勋的成长过程。我发现他们都是叶企孙老师的高足。叶老师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人士，抗战初期他曾把十几位清华、燕京等校物理、化学系的高才生送往冀中解放区支援八路军抗战。其中一位叫熊大缜，到冀中后帮助抗日军民制造炸药、武器等，立了很大功劳，想不到后来却被诬为特务枪决了。此事牵连到叶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叶老师也因此被诬为“特嫌”，被监禁迫害，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几年，熊、叶的冤案才得平反。我写了一篇题为《两弹一星元勋和叶企孙教授》的文章，纪念叶老师并评述此事，在《炎黄春秋》发表。

    饶毓泰和叶企孙一样，也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也是西南联大7名两弹元勋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建国后，饶老师在北大任教。“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北大，“文革”中不知有多少人被冤屈、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被污辱，被虐待，觉得生不如死，竟然反复自杀，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脉，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一位反对造反派头头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夹断手指骨，还被装进麻袋里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

党委书记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刑讯逼供，让他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这些仅是举例。“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这些事情，见于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的记述。)天哪!我的母校，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首先吹响“民主与科学”号角的北大，在“文革”中竟然变成了血腥的人间地狱！

    1998年9月28日，我患了急性胰腺炎，据说此病死亡率在85％以上。多亏黎勤和孩子们日夜操劳照料，托亲靠友，找了最好的医生，尽可能用最好的药，动了大手术，昏迷了三个多月，我终于活过来了。虽然还有许多后遗症，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今后还要继续思考，思考，再思考，要深入研究：过去这些悲剧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能够发生?今后怎样才能避免同样的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

李凌，1925年出生，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年青时代就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及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西南联大地下党第二支部书记，参与组织领导一二一学生运动。联大解散后随北大复校队伍返回北平进入北大继续学习，并从事北大地下党的工作。后进入解放区，调入中央青委（团中央前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优秀干部调入空军第一航校任教，1954年调到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任政治组长。由于工作出色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由于给空军司令员写了大字报被打成空军头号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发配北大荒劳改，受尽种种苦难，九死一生。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分回北京通县麦庄公社继续劳动改造。1979年彻底平反，并调入社科院编《未定稿》，发表了一大批突破禁区的文章，对当时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运动起了很大作用。1982年调入社科出版社任副总编、编审，1985年接受与英国出版公司合作、编辑出版英文版中国概况大型丛书的任务，并担任该书常务总编。离休后仍笔耕不辍，忧国忧民，沤心沥血，写了许多反思历史、针贬时弊的好文章。出版有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