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治理公款吃喝立法不是最迫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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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亲眼目睹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浪费的种种恶果。2009年,他提交了一份议案——《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在议案中,他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两会召开之际,中纪委对他的建议进行了答复:将畅通监督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公款大吃大喝的,一经发现,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3月9日《中国青年报》)
在不少官员心目中只有贪污受贿才是犯罪,没有装入腰包的公款吃喝不算腐败。人大代表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严管吃喝腐败,对遏制公款吃喝无疑具有震慑意义。
当下如何有效遏制过高公务接待消费、堵住公款吃喝漏洞?笔者认为,最迫切的不是立法,而是尽快完善财政预算制度。避免疲软预算成了公款吃喝的大漏斗。换言之,建立刚性财政预算机制比公款吃喝入罪更具现实意义。
经济学者焦建国认为,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渊薮。要让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这种说法比较中肯。由于财政预算随意性大,对会议费、招待费隐性腐败的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对公款吃喝的监督与处罚措施比较疲软,而且有的地方“上梁不正下梁歪”,难从根本上动摇吃喝腐败的根基。
要管住公款吃喝,堵上公务消费黑洞,当下政府不仅要公布公务接待的财政预算项目,而且相关财政预算项目还要征求公众意见,做到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此外,还要严格监管预算外收入,杜绝“小金库”、“账外账”。同时,对公务招待费超标单位的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考虑把公务招待腐败与政绩挂钩。只有提高公款吃喝违规成本及风险,这一官场顽疾才有望得到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