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给亿万农民指出一条道

全国农业学大寨之始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

据有关资料记载，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就《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毛主席当即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批驳这个说法，他说：“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毛主席认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大寨适时涌现出来，为毛主席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样板。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山村，不但自己留足口粮和储备，每户每年还平均向国家缴售2000多斤粮食，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获得了战胜困难和粮食增产双丰收。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展现在毛主席面前。1964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加强内地建设。中央决定，在农业战线上树大寨这面红旗，给全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专程去大寨考察调研。廖鲁言亲自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他们与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了八次联席会议，看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走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能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对这次调查很满意，并在大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大寨树立为一面旗帜。他告诫大寨人：“大寨可是给树起来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廖鲁言回去后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阅示。

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上，并第一次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的。这个报告中有相当篇幅讲了大寨，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报告叙述了大寨的条件、工作和成绩：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这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周总理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会上，周总理还脱稿讲了许多话，介绍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有关情况。

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发扬大寨精神”，同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周总理三次到大寨

周恩来总理三次到大寨，大寨人对周总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第一次是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副主席科列加一行到大寨参观。遵照事先总理在北京发出的“要吃大寨饭”的指示，大寨人这天中午就准备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和小米稀饭、饺子和油糕。总理边吃边说：“这个饭很好吃。”饭后，总理走进了大寨洪灾后新修起的窑洞里，一边拿起村民端上的瓜子，一边和大家嘘寒问暖。他感慨地对李先念副总理说：“大寨人不多，办的事情可不少，是改天换地啊!”

登上虎头山后，周总理和陈永贵俩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促膝交谈了将近四个小时。陈永贵对周总理非常尊敬，愿意掏心窝子说话。总理在肯定大寨成绩的同时，要求大寨多种树，控制水土流失；要针对三年大旱搞水利设施建设，保证稳产高产；要多储备粮食；办粮食加工厂，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还要办半耕半读的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下午，总理要离开大寨了，行前他依依不舍地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这次来访，把大寨精神提到了世界性的高度。三天后，山西省省长卫恒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学大寨的问题，现在已不是全省全国的问题，而是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第二次是1967年4月23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及副总理武元甲来大寨访问。这时，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寨的指示，大寨人都已照办了。此次总理来后看了高兴地说：“大寨变化真快呀，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周总理照例又吃大寨饭，饭后把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带了回去。

第三次是1973年4月23日，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来大寨参观访问。周总理走下车，敏捷地扫视了大寨新建的一排排石窑洞。仅隔六年，再次踏上大寨的土地，看到大寨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理兴奋不已，热情地抓住陈永贵的手说：“永贵，我不敢认大寨了。变化真大啊，你们老一辈、小一辈干得真好啊!”总理接着向外宾介绍道，“前两次来大寨时房子还没有这么多，树还没有长大，今天大寨人是在新农村欢迎我们!”总理又对省、地的领导同志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学大寨呀!要给你们些压力，没有压力不行。我们都有压力嘛!”

在与一个男子握过手后，周总理说：“你不是大寨人。”那人说：“我是县农科所的。”大家奇怪地问总理如何知道他不是大寨人，总理笑着说：“大寨人的手没有他这么软的嘛。”大家明白后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在大寨旅行社稍歇后，就兴致勃勃地提出要陪外宾参观虎头山。陈永贵说：“总理，我们把路修好了，可以坐车上山了。”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大寨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寨社员每天挑着重担上山，我要用大寨精神参观大寨，自己走!”他们路过枝繁叶茂的“乐人树”，穿过后底沟的弯曲小路往山上走去，到了绿油油的麦田边，总理还嘱咐身边的同志走路不要踏坏庄稼。路上，总理看见康家岭变成了苹果园，就问：“我第一次来，没见这里有树呀?”陈永贵说：“这几年新栽的，总理你上次来，嘱咐我们要多种果树哩!”

山路越走越陡，陈永贵因为每天爬山，走得很快，可当时总理已经是75岁高龄了，看见他走路如风，和蔼地说：“永贵同志，走慢些，总理不是十年前的总理了。”到了小石坡，要迈过一个尺把高的石坎。总理试着抬起右腿，努力却没有跨过去。于是，他回过头来喊：“永贵，来，扶我一把!”陈永贵紧跨一步，扶着总理的胳膊登上了石坎。

那天，红日当空，热风拂面，大寨接待站预备了草帽。总理执意不戴。总理陪同外宾一步一步登上虎头山，来到“军民池”旁边，周总理指着七沟八梁一面坡，给外宾介绍大寨的工程和变化，他说：“我1965年来时，山上没有树，今日树木成林，又种了这么多果树，梯田修得这么漂亮，又修了蓄水池，我说的，大寨人都做了，干了这么多事。”正在这个时候。邓颖超在一旁风趣地说：“你让永贵介绍吧，你们看，总理成了大寨的说明员了!”周总理高兴地说：“我来大寨三次了，对大寨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永贵同志补充嘛!”总理的话逗得大家笑了起来。埃切维里亚总统接着说：“我们今天来到大寨，看到了你们这样巨大的成绩，看到了精神力量。大寨不仅是你们新中国的榜样，而且是墨西哥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

总理环顾山下，看到了邻村武家坪的土地，便问那里的情况。陈永贵说：“武家坪经过五年苦干进步很大，大寨如果不注意就要被超过了。”总理听了十分高兴，说：“超过了，那我就高兴了。我很喜欢有很多地方超过大寨，你们再努力赶上去。全国都像大寨就好啦，但需要很长时间。”

当周总理走到一块被水冲刷得非常光滑的大石头前面时，问身边的郭凤莲：“小郭，你说是人的力量大呀，还是水的力量大?”郭凤莲脱口而出：“人的力量大，人定胜天嘛。”总理故意说：“我看水的力量大，水能把石头冲成这个样子。”郭凤莲说：“那水几千年才把石头冲成这样，俺大寨人三次就把狼窝掌给治住了，还是人的力量大。”总理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青年人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

周总理视察狼窝掌，称赞了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事迹后，又一次问郭凤莲：“小郭，你学不学毛主席著作?”凤莲说：“学哩。”总理说：“有了成绩应该怎么办?”风莲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周总理听了很满意，说：“对了，要继续前进。”

下午4点10分，周总理就要动身走了，全体支委来送行，一个个说，总理，有时间千万再来大寨看看。总理说，只要我身体好，一定还来大寨。临走前，他还一再告诫大寨的干部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教育后代永不变色。

曾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周总理走时叮嘱大寨人要多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周总理走后，老陈带着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开会时还讲，有树才有鸟，树多鸟才多，鸟多人快乐。如今梯田旱涝保收，山上绿树成阴，水土基本没什么流失。老陈是英雄，我们大寨是在他的带领下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我亲眼看见老一辈人付出的心血，老陈在大寨从肩扛、人抬、担挑、小平车推，到推土机搬山、填沟、造人造平原，那可是真干呀!”小辈人享受着老一辈造的福，那种由衷的感谢之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诗写春秋唱太平”

大寨人创造出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创造出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独特的大寨文化。巴金、郭沫若、孙谦……众多文化名人都慕名而来，写下了不朽的诗文。在文化汇聚交流中，为大寨文化增添了活力，在虎头山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文学泰斗巴金先生是第一个来大寨采访的外地作家。他踏着山路观看了狼窝掌、合作沟等地，了解了大寨人的事迹。回到上海后写出了2.6万字的纪实散文《大寨行》。在文中，他细致地描绘了大寨村的景象、人物和见闻，至今读起来仍然亲切感人。他笔下的大柳树、狼窝掌至今脍炙人口，现摘录如下：

“在新社会，这里是人们称为‘饭场’的小广场和会议处，大寨人有大大小小的心事，都要在这里讲给大家听，大柳树不知听了多少豪言、壮语，多少捷报、喜讯，多少笑声、歌声。‘苦人树’变成了‘乐人树’，它是大寨人最忠实的朋友，大寨人的精神面貌如何成长，它是最好的见证……我仔细地看着它，我走到树下摸摸它歪斜的树干，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好像它不是树，是我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想见陈永贵一面也见不到，可是这棵树它不知道见了陈永贵多少面，一千次!一万次!……站在这棵树下，我有多少的感想。我羡慕它，我喜欢它。我看见它，仿佛读到大寨的历史，从旧大寨变成新大寨的一部斗争史。

“著名的狼窝掌就在上面。坎高、坡陡、路滑，我那朋友已经去过两次。他劝我不要上去。但是到了合作沟，不上狼窝掌，总觉得好像不曾到过大寨似的。我说：‘上去罢!’靠着一位同志的帮忙，我还是上去了。多么壮的玉米苗!我顺着田边坎顶走到木牌前面，注意地看牌上三个红大字：狼窝掌。我只看了一眼，突然感到精神振奋，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英雄故事又来到我的心头……我们站在坡上往远处看，一道一道的坎，护着一块一块的梯田，顺着蜿蜒曲折的山势，一层一层地高上去。我知道坎一共有32条，可是我究竟看到了多少条，我没有数，我只有一种惊奇的感觉：多大的工程!多大的干劲!我不由自主地赞叹一声：‘大寨人!’在每一条石坎上，在每一块梯田上我都看见了大寨人的英雄气概!”

遗憾的是，巴金来大寨时与在外开会的陈永贵失之交臂。如果历史能够重演，“巴金笔下陈永贵”的形象定会栩栩如生。

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到大寨拍摄了纪录片《学大寨》。当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奇迹叠印成电影画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时，音乐渐起，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唱出了尽显大寨人豪情的主题曲《敢叫日月换新天》。

1965年12月7日，郭沫若先生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来大寨参观。郭老在昔阳县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座谈会，听了大寨发展史后，登上虎头山，参观了狼窝掌。面对大寨的巨变，他激情豪迈，诗兴大发，挥笔写下《颂大寨》和《参观大寨展览馆有感》，发表于《人民日报》上。郭老被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感染了。这种感受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

能成为合抱的大木

给天下的劳动人民一片清荫

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

我也希望它的残影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

郭沫若经常说：“人活着是要吃饭的，千万不要忘记农民，不要忘记大寨人。”这位文化巨人一生向往光明，追求革命，充满了传奇色彩。在逝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一半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凝重的浪漫。

1976年，著名画家杨力舟、王迎春夫妇在大寨深入生活，创作了反映大寨劈山造地英雄气概的国画《挖山不止》。著名导演崔嵬、桑弧，电影演员张平、赵子岳、谢芳等到大寨体验生活，拍摄了反映大寨精神的故事片《山花》。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寄予着影坛人士对大寨的一往情深。

1977年，电影艺术家孙道临执导纪录片《大寨》。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壮举，使孙道临更加感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由衷地说：“大寨人，了不起!”

作家孙谦用心血写成了《大寨英雄谱》。在文章的结尾，孙谦激动地写道：“大寨人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大寨人说要修沟，沟里就有了平地；大寨人说要治坡，山坡就变成了水平梯田；大寨人说要战胜灾荒，他们就把灾荒远远地甩在后边；大寨人说要修水地，就一定能修出水地来；大寨人说要亩产过长江，大寨的亩产就一定能过长江!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我们伟大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缩影；大寨人民的坚定意志，是我们伟大中国人民坚定意志的缩影!”

孙谦是陈永贵的挚友。在陈永贵人生起伏之时，总是出现在他身边，他们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孙谦为他那种农民式的智慧所折服，说：“活着是兄弟，死后还在一起喝!”孙谦留下遗愿，死后把骨灰撒在大寨，当成肥料肥田，把自己的最后贡献给大寨。陈永贵在国际友人眼里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可在国内一些人眼里，他是个大老粗，但是，为什么这些文人贤达临终前一再叮嘱，一定要埋在陈永贵的身边?他似乎没有文化，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复杂和疑难的文化课题!

大寨这块神奇而独具魅力的土地，引来了众多文化人士心甘情愿地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垂注。这令人深思，使人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