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宋明两朝的文字狱-人民网名博评论员林国奋-搜狐博客

  封建社会宋明两朝的文字狱

          明朝洪武年间的文字狱

    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涨船高。如此一来，那些早期追随于他的淮西武将集团顿生不满之心，认为天下是我们拼命打出来的，凭什么让那些身无尺寸战功的文人来当家？于是想出了一个压制文人的计策来。

    某日，他们推选出几个能说会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状。起初，太祖拿出“平乱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来劝他们。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一番宏论之后才小心说道：陛下之言诚然不错，但是对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人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会用隐讳的言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这么一说，太祖心里也是有些吃不准了，就问他们是否可以拿出例子来。这一问正中进言者的下怀，于是立刻说道：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们给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待士以诚，正好符合他的做为。

    进言者一笑道：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士，诚小人也”。连读出来就是“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骂人家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家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立刻命人拿来《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这句话，从此就开始留意文臣们的奏章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词句，以后又扩展到诗文书稿。

    以上这个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黄溥所著的《闲中古今录》。虽然不能就此确定这就是洪武年间文字狱的起因，但却可以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文字狱。其实，真正构成文字狱的原因还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兴起文字狱的目的无非两条：

    1.打击不顺从于明朝的文人；

    2.个人心理上的极度自卑与自尊。

    前一条从维护统治的观点来看，也还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条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了。说白了，就是变态。

    先看第一条。明太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难免受到那些以门第论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和憎恨，因此许多人是不屑与之合作，更不肯称臣。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夏伯启的人和他的侄子。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决心，甚至不惜斩断手指。后来被捉到南京后，太祖问他们：乱世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伯启答：红寇（对红巾军的篾称）作乱的时候，我避祸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里。太祖本人出身红巾军，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红寇”、“红贼”什么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怀怨恨，对朕的天下不满意。所以，你说“红寇”分明是别有所指，借题发挥地辱骂朕。好啊，你不是宁斩手指也不肯归顺吗？那就不用归顺了！朕要将你们叔侄枭首示众，来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处死。此后，又有苏州人姚润、王谟等因拒绝出仕而被抄家处死。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记载的。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文人们胆怯了。许多人不得已应征来到南京，但还是不肯做官。在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学大家杨维桢的经历最具典型性。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纪元1327年）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人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洪武三年（纪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吓唬不住的，再则名气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象杨维桢那样的故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则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纪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如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死；长乐人陈亮自以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死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的事迹，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由于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于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而这种厌恶一旦与内心之中的隐疾发生作用，则势必爆发出乖戾的行径。这就是我们即将提及的第二条。

    怎样给一个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敏感神经，立刻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的去引申原意，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明太祖基于其出身经历，内心之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所见文字之中沾上“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之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基于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达到另一种变态的顶峰。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统，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们讨论修玉堞宗谱的时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时，有一个从徽州来的朱姓地方官来陛见，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这个人拉成本家，那么对于证明自己的出身无疑是个很有力的证明。于是，他满怀希冀地问对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称）的后裔。那人不知圣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据实回答说不是。这下，太祖不免大为沮丧，再想到就连一介小官儿都不肯冒认祖先，何况自己贵为天子呢？再说，自家上溯几代也和江南徽州没有半点关系，硬攀亲的话，若是被明眼人看出，岂非惹人耻笑。于是认亲之意遂寝。

    不能认亲，但并不代表太祖就此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转到徽北大同乡汉高祖刘邦的身上。灵机一动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出身寒微，与汉高祖一样都是不籍祖荫，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汉。此后举凡圣旨、言论无不特意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称号，凸现自己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打天下，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龙位的。但是，这种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如果哪个人敢于多言，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和悲惨的结局。

    明太祖对文字是否犯禁的评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准绳，并不会去设身处地地为作文者考虑什么。这一点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狱的特性的。下面，列举一些在洪武朝较为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来加以说明。

    一、因字讳而取祸者：

   （1）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海门卫官做《谢增俸表》，这篇官样谢恩文章之中有“做则垂宪”之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做《贺万寿表》，这是贺皇帝寿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案察使做《贺冬至表》，这是庆典祝贺表，而其中出现了“仪则天下”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贺表》内有“建中则做”；澧州学正孟清做《贺冬至表》，内有“圣德作则”语。以上这些本来都是一些“颂圣”性质的马屁文章，但只因沾了一个与“贼”谐音的“则”字，就入了罪过。

   （2）常州府学训导蒋祺为本府做《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因“生”与“僧”近而入罪。

    二、因词音而取祸者：

   （1）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做《谢赐马表》内有“遥瞻帝扉”语，本义是遥望帝王宫阙的门扉，表达心怀皇帝之心。却被理解为“帝非”，帝王怎么可能有不对的事情呢？诽谤圣君，杀。

   （2）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做《贺正旦表》内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发”，去发为秃，这不就是变着法影射太祖做过和尚么？不死待何？

   （3）亳州府学训导林云为本州做《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式君父”被理解为“弑君父”，弑杀君父，岂非谋反？

   （4）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县做《贺万寿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藻饰太平”被曲解为“早失太平”，盼着国家早早失去太平，这是多么恶毒的诅咒啊！

   （5）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做《贺立太孙表》，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纪元1393年）立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时的祝贺表，只因其中有一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盗”，青门则被认为是佛寺，这下就变成了讽刺太祖做和尚的经历和加入红巾军是做盗贼。

   （6）以上这些人死得固然很冤，但却冤枉不过陈州州学的训导，他为本州代作的《贺万寿表》内，一句“寿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过来又找不到什么问题。然而，太祖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还是与前面那些人一起上了枉死城。

    以上两大类遭到杀身之祸者，都记载于《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引《朝野异闻录》。至于因句意而取祸者，在徐贞卿《翦胜野闻》中记载如下：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大概经过以上介绍后，各位读者也可以看出这句犯了多大的忌讳。“光”、“生”和“则”都是犯了太祖大忌，这一连读，本来一句老生常谈式的颂圣句子就变成了“当着和尚骂秃子”，外带讽刺太祖入红巾为贼的过去。太祖这一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气，脖子上咔嚓一刀是逃不掉了，就连礼部官员也被迁怒，遭到严厉训斥。吓得他们连忙上表请罪，并求太祖降诏，申明忌讳，以警臣民。

    于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纪元1397年），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拟定了一个《庆贺谢恩表式》，也就是一个教大家如何给皇帝写表章的规范格式。一切贺表都按照这个内容抄录，然后写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即可。是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只求保命不求文。这又是太祖变态心理所造成的一大笑话了。然而，这样的笑话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冤魂，任谁也笑不起来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狱也渐渐扩展到文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行与文字之中。

    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佥事陈养浩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这种和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样写征人怨的普通诗句落在太祖眼中，却变成了动摇军心士气的不轨之心，遂将陈养浩贬窜至湖北，却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将他丢入水中淹死（就像杀韩林儿一样）。

    同类事件又见于《蓬窗类记》、《消夏闲记摘抄》、《古穰杂录》、《静致居诗话》和《明史·高启传》等多书记载苏州知府魏观案，因其将府衙建在以前张士诚王府的遗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来又得到密报，说在为新府衙上梁的时候所写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龙蟠”四字，于是下令将魏观腰斩弃市。

    杀了魏观，太祖还觉不足，又将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项上。据《明史》本传载，青丘是他的号，名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诗风雄健，才情高远，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洪武元年（纪元1368年）应召入仕，参与编修《元史》，为魏观写“上梁文”的时候，已经致仕居于苏州。按理说，他是与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比照杨维桢，也不该被陷入文字狱中。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何况太祖对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满了。早在高启为翰林院编修的时候，就因他所写下的《题宫女图诗》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被太祖疑为讽刺而暗记在心。如今，旧欠未清，新帐复生，太祖也就顾不得是否担上“害贤”之名，干脆腰斩了事。高启死后，其诗集也遭到毁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来刊行。高启一案，被后世称为“国初冤狱”。

    如果说，这些被太祖找茬杀掉的人令人可叹，那么一个自动将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来复和尚的死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实在无话可说了。这个和尚不好好参禅念经，却为了讨好太祖，非要“知难而进”，写了一首“颂圣诗”献给了太祖。当太祖看到其中两句“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的时候，立刻下令杀了这个不长眼的和尚。因为在太祖看来，“殊”字拆开就是“歹”和“朱”，这不是在指责我朱家不好吗？那“无德颂陶唐”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骂我“无德”。陶唐就是古代传说之中的贤君尧，用尧来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却又言我“无德”，其心可诛了。从《二十二史札记》上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觉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读者又是怎样一副心情呢？

    再后来，文字狱的范围又扩大到地方官对朝廷的事务性表章之中的错字上来。兖州知州卢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兖”字被误刻为“衮”字，请求改正。结果，太祖把“衮”字认成了“滚”字，就恨上了卢熊，认为他是要自己“滚”。巧言令色的辱骂圣君，这怎么能容？结果不久之后，太祖就借胡惟庸的“党案”把卢熊给杀了。自己不认识字，却把人家给杀了，这样一个黑色幽默被记入《水东日记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觉脸面无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会演变为举国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时，明朝颁布了一系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圣孙、龙孙、皇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

    郎中和太医是针对民间医生，待诏则是针对从事梳头理法的行业的人。因此，在明代的医生只能称医者、医士、医人，如果谁看到一部明代背景的影视作品里出现郎中的称谓，那么尽可笑其无知了。至于理法师们，在那时则改称“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现代整容业的始祖了。这些，也是来自《水东日记摘抄》的记载。

    在后世史家看来，正式可称为文字狱的时代，是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这十三年的时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洪武文字狱，十三年间，只有一人得了活命。 

   其实，洪武三十年还有南北榜案，也是文字狱的延伸。 
   倒霉的就是那个，在二十九年拟定贺表格式的刘三吾和另一位主考白信蹈。发榜之日，自状元江西人宋琮以下中第者皆为南方人，北方人尽名落孙山。 
   北方考生大哗，引发御案，朱元璋命侍读张信查阅试卷，结果北方人依旧无一录取。朱元璋对张信也不满意了。后来，有人告张信是受了刘、白二人的托请，故意取不合格的卷子来披阅。太祖大怒，杀白信蹈和张信等考官，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免死，充军。状元宋琮也同样被充军。
   之后，太祖亲自出题监考，录61人，都是北方人。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
   刘白张等对北方人的歧视固然不对，但太祖之后又矫枉过正了。其实，他对此案之所以态度严厉，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准的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排斥异己行为的不满。也是为日后所发生的李善长大案做一预演。

    朱元璋的自卑使得文字狱空前惨烈 文字狱发展到明朝已经是高潮了，还有贼、寇等等，后来推广到谐音字“则”、“生”等等。

    窦娥死的时候，真的会下雪吗？
    从14世纪全球气候大异常的背景分析，也并非没有可能。有小说说,那是人死后,怨气冲天,引起的气候突变而已.嘎嘎,还好窦蛾没有修成元婴.不过，元朝能够允许这种讽刺时弊的作品流传下来，而作者本人也没遭到逮捕、关押，可见元朝是没有文字狱的。

    蒙古贵族也并非没有精通汉文化的，元文宗本人就精汉文，通书画，还亲手绘制了一幅相当出色的城市规划图。元朝大诗人忽都剌的学问就更不必说了。元代杂剧之中早有24本连台的《西游记》，从玄奘之父陈光蕊赶落水到师徒四人取经归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的形象早已完备。明人吴承恩之同名小说虽然不能算抄袭，但至少是脱胎于该杂剧。许多故事根本无需原创。这比明朝可强多了。元朝海外贸易基于蒙古征服的威力，达到了宋朝所不能达到的地域，交易国超过100个（宋朝不足80）。

    所以，元朝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国科技在元代的成就绝不在唐宋之下。如果元朝能够维持得更久些，那么这个朝代的建树当更盛唐宋。

       北宋年间的文字狱

    宋朝到了，这个朝代的文字狱在逐步升级，已不是以前那些时代的小打小敲，而是大张旗鼓，搞得热火朝天，人嚎马啸。北宋南宋两个王朝的文字狱，一个出于党争，一个出于权奸。前呼后应，愈演愈烈。
    北宋的朋党争斗将政治这口铁锅烧得通红，并且也将皇帝烤得大汗淋漓，加上国家多事，战争不断，士大夫们争权夺利的声浪一浪高似一浪。皇帝既运筹无术也驾驭不力，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来应付这些杂事了，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们在等着他去治疗性饥，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似发红的灯笼在招引他去云雨巫山。国事？权利？你们去争好了。以儒文立国的北宋，科举有着较大的发展，科举这个举贤卓才的措施从隋朝开始到这里已是第三个朝代了，北宋政府自然是十分重视科举，文人们在这个时代也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之态，他们性子硬，意气盛，议论也就多了起来，这样朋党产生了，派性林立了，一改太祖太宗时期正廉之风。到了真宗时期，腐朽奢侈之风有如遍街的垃圾臭不可闻，也就是这片土壤上滋长了两派，一派以宰相寇准为首，一派以右谏议大夫丁谓为首。这场争斗，是一场关系着北宋安危的争斗。面对契丹的犯边，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护帝往江南躲避，寇准极大阻止，可丁谓极为赞成，赵恒这个不算英明的皇帝自然是赞成。结果是好人斗不过坏人，寇准被挤出相位，丁谓小人得势登上相位，并被封为晋国公，勾结宦官雷允恭，独揽朝政，实在可恶。又值得可贺的是，仁宗即位后，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可叹只可叹寇准被罢相后被贬到雷州半岛。许多时候，好人总是斗不过坏人，这不是定律，但几乎就是规则。
    仁宗赵祯登位，他的智慧虽比赵恒丰富，但他无法压制大兴而起的朋党，朋党之险朋党之弊朋党之利，文章大师欧阳修的《朋党论》可谓切透肺腑，提出君子是以同道为朋，小人是以同利为朋，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此文的气势和战斗力倍受当时文人和后代文人的褒扬。此文在党争中推波助澜，波及后世，后世的党争都有人用它作思想武器，直到清代雍正皇帝还郑重其事地作新的《朋党论》以反驳欧阳修的论点。朋党有小人集结的朋党也有君子组织的朋党。前者害国，无恶不作；后者利国，惩奸压邪。那么作为一国的君主，他是重用小人朋党还是君子朋党呢？君主老爷就要看他自己的利益了。我要看朋党们哪个的话语顺耳，哪个更加忠君（他当然只看得出表面的一套）。两派的斗争自然是邪正的火拼，正党借用文字作品制造舆论攻击邪党，邪党就用对方的攻击文字制造文字狱回击，并且还要掇拾对方的私下文字采取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等卑鄙手段。
    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范仲淹的力谏仁宗废后事件，至使二人被贬，成了北宋邪党兴文字狱的第一阶段，发刃者乃是奸邪宰相吕夷简和恶毒权奸枢密使夏竦，他们制造的文字狱成了一种厉害的武器，用来对付正直的大臣，真是苍天无眼，这等恶毒的手段居然时时得成。文人们干起事来就有满腹的豪情，他们的满腹文章有如阵阵蒸气要冲动政治这台笨重的机器，他们热衷政治，便有意识地写诗作文为政治斗争，为刚烈的正党效忠。从某个角度讲，文人们用文学作品来献身政治对文学本身是一种伤害，对文学的发展制造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对文人自己也是一种无情的摧残。仁宗时太子中允石介的《太历圣德诗》事件就为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的文字冤狱开了路。
    说来也是伤心，文字狱总是伴着文人的安危，也伴着国运的盛衰。范仲淹被贬，缘于庆历新政之祸，庆历新政的流产主要是北宋王朝没有力佑而致，又正因为没有广施庆历新政，北宋王朝就得了个贫弱交加的疲软症。人们都在寻找出路，都在茫茫黑夜中追寻黎明的曙光，于是，天地间踏步而来一个巨人。王安石的名字便以骄傲的姿态登台亮像，变法的号角在皇朝浩荡，吕惠卿、曾布、章dun（此人我最不愿与他交往，因他害过苏轼）、邓绾等都成了变法派冲锋陷阵的枪手。有冲击派就有保守派，这一支兵团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向变法派强攻。历史潮流也确实了得，这不？郑侠使这股潮流冲出来了，他确实也是厉害，一记献图上书事件，就追使王安石退出了相位。
    郑侠原来紧跟王安石，后由于不满新法，就逐渐疏远了他。中原百姓倍受旱灾之苦，郑侠把目睹的惨象绘成了一幅《流民图》，另写一份秦疏呈奏神宗，劝神宗开仓济贫，神宗得图与疏，反复观读，倍受感动，很快开仓救灾，并废除了新法中的十八项规定。神宗变法的决心发生了动摇，王安石见新法难以施行，便请求罢相。变法派没有了主子，吕惠卿、邓绾等人惊惶失措，跑到神宗面前哀嚎痛哭，终于神宗回心转意，没有废掉新法。这下轮到郑侠倒霉，御史台判他为擅发马递之罪。郑侠不甘心失败，又画了两幅图，一幅画魏征、姚崇、宋（jing）三人事迹，另一幅画李林甫、卢杞，总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图迹》呈现朝廷，占了上风的吕惠安见郑侠以李林甫、卢杞影射他，即劾奏郑侠谤讪时政，交御史中丞邓绾、知制浩邓润甫等新法派审判，结果是郑侠被除名编管汀州。宋代刑法官员流放，“编管”是第二等级的处分，最轻的是 “安置”，最重的是“羁管”。尽管郑侠被“编管”，但他们的一方毫不畏惧，御史台吏员杨忠信把抄好的《名臣奏疏》送给郑侠，以表示敬仰，吕惠卿知道自然恼火，即唆使御史知杂事张（zao）上疏诬郑侠谩骂神宗，这样郑侠的罪更重加重处分，被“羁管”英州。吕安国本想置郑侠于死地，他没被处死，我们就得感谢宋太祖赵匡胤，是他立下了不杀死文人士大夫的规矩，并有誓约藏于太庙。后哲宗赵煦继位，由高太后听政保守派得势，郑侠被召回朝廷。哲宗亲政，变法派得势，郑侠又被流放。徽宗赵佶初立，想调和两派，郑侠被召回。蔡京专权，保守派失势，郑侠又流放。为君主服务的文字狱将一位正直的大臣折磨得死去活来，郑侠的生涯充满戏剧性，颠三倒四，荣辱等身使他一生不得安宁，而他又恰恰成了斗争的牺牲品，最后穷光而死，真是可叹可哀。
    中国古代的文字狱不得不提起“乌台诗案”，它的兴起，为苏轼的贬谪生涯作了开路先锋。
    熙宁四年（1071），苏轼坐任开封府判官，他针对初兴的变法风潮，便为救世方针提出九个字： “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其实这九字言不管在哪个朝代都会深得人民，可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极其不满。使王安石更加恼怒的事又发生了，那是在开封考进士之时，是苏轼主考，他发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原因，苏轼是借此事来影射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吃亏的自然是百姓，败坏的自然是国事。王安石见苏轼这样待他，就唆使御史谢景温搜集材料劾奏苏轼，想尽办法打击。一个人存心要揭别人的鬼找出他的错处，不是一件难事，苏轼成了恶势力的众矢之的，要在他身上找出“劣迹”也就不是难事。御史中丞李定受王安石暗使，从苏轼的数十篇诗文中搜集了谤讪皇上和朝廷的词句有六十多处，并且涉及了苏澈、司马光、曾巩、黄庭坚等人。苏轼的《山村绝句》有一首反映了盐法之弊：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

   反映青苗法之弊的有：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有了这么多“生动的劣迹”，恶势力们已是大有收获了，大文豪在狱吏的威逼下，只好作出解释。于是恶势力欣喜若狂，稳操胜券。在 “犯上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神宗下诏逮问苏轼。在狱中，他只承认那被搜集的六十多处只有《山村绝句》是咏时事的，其它的诗句根本没有什么讥讽，更谈不上什么谤讪皇上。可恶势力哪里顾得他申辩？不承认就加倍折磨，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屈认，并甘愿服法。他感到重见天日的希望已经没有了，面临人生的极限，想起了胞弟苏澈，手足就要永别了，这是何等的苦楚，身囚寒狱昏暗的光线，和着泪水向胞弟写诗遗情：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字字涕泪，句句汩血，这是一代文豪悲愤之情，绝世之声，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诛杀苏轼本来就不是他的愿望，并且神宗也不喜欢那种“望文生义”的做法。可那些附寄在神宗身边的小人是不会放过苏轼的，搜寻到苏轼的咏物诗《塔前古桧》，歪主意一下子涌了出来，像是又有了打击苏轼的法宝。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宰相王圭将此诗进呈给神宗看，并进谗言说：“苏轼确实胆大妄为，竟敢埋怨陛下无知遇之恩，对陛下无望，就把自己的向往寄托于地下的蛰龙，此情此心，是大逆不道之举”。神宗的头脑似乎越来越清醒，尽管他需要王圭等人的势力，但不欣赏他是这样罗织罪名，便驳斥说：“这样推论苏轼的诗句很不确切，也不公平，他吟桧树和我有什么干系呢？诗人写诗免不了状物寄情，如果都给戴上帽子，那世上还有谁敢写诗？”王圭算是碰了一鼻子灰，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后来苏轼免于大祸，除靠神宗的开明大度外，我们还要感谢曹太后，她老人家身患大病之际也身牵苏轼的命运，叮嘱神宗千万不要制造冤案假案，破坏皇廷的英明，创伤国家的中和气氛。这样，这桩由小人制造的文字狱便很快了结，苏轼从轻发落，贬谪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
我们十分庆幸，苏轼毕竟没有过早地身适“青山埋骨”，他的生命还会意气风发。他那样忠君爱国，不像鼠辈那样佛戾人心，他本不该贬谪，我想神宗也不会是心甘情愿的贬谪他，可能是捺不过那一伙人。身为一国之君的他，还要在许多时候依靠这些人，许多事情还得靠这些人去作，宫廷是一个大舞台，净末旦丑各种角色都离开不得，保稳皇位，掌稳政权还得靠这等角色，在行使朝廷官员升谪大事上，还得给这些人一点实权，一点面子。否则，以后办什么事情肯定有不少麻烦，神宗会想到，尽管自己高高在上，但这些人的气候也确实不小，是一种不好惹的角色，得罪了他们对自己也有不利之处。就是因为这等人也详测了一国之君的心态，才会那样大胆妄为，才会那样大兴文字狱，才会那样大借公事报私仇。也就达到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境界，也正因为那样，可恶的文字狱才会大兴不衰。
    郑侠的文字狱和苏轼的乌台诗案是北宋文字狱的 “拳头产品”，是接神宗诏命行事的 “诏狱”，是被后世之人一提起就愤然发指，嗤之以鼻的 “钦案”。文字狱到了这个朝代已是逐趋 “成熟”，并为后世立下了 “榜样”，这根烫手的接力棒被历史的魔鬼快速迓接且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传下去，将中国古代文人摧残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南宋年间的文字狱
    北宋政府的大门关闭后，南宋政府的旗杆很快立了起来。靖康之乱，将赵家的江山推向了波峰浪谷。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战争有如一场竞争激烈的篮球赛，划分了上半场和下半场，有的上半场打出了辉煌，下半场便逐趋劣势；有的是上半场狼狈，下半场便一举取胜；有的是一直勇往直前，有的是老牛拉破车一路拉浠。于是中国历史上有些朝代就出现了上半场和下半场，如东周、西周，东汉西汉，东晋西晋、北宋南宋等。南宋政府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政府，它的建立与东晋的情形相似。东晋政府的门面靠门阀士族来装璜，南宋政府的朱漆大门就靠科举士人来添光。有了士族就会有派别，党争的气焰虽亚于北宋，但乱政误国的覆辙有如气象卫星会准确地向世人预告。南宋政府也深深知道党争之祸有辱门庭，正因有此虑，便采用了一川流水的办法，只倚任一两个权臣，可有利就有弊，有如一个人穿鞋，鞋大了又穿不稳只能拖着走路，鞋细了脚又夹得难受，买一双合脚的鞋不难，制订一个恰当的治国方针实在难。没有派别的权臣自然少有角逐，如果是精诚团结，为国为民，那真是为王朝锦上添花，如果是同流合污，暗室欺心，那王朝的命运必定是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们傲睨万物，养奸蓄恶，权盛一时，不是为王朝拔丁抽楔而是为频仍的国患落井下石，治国之计人才第一，他们可不愿拔犀擢象，但特喜倾巢倒卵。想起了这类人物，就想起了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隆奸巨恶，他们简直就是南宋权奸文字狱的 “罚人代表”。是无法无天，畅行无阻吗？不，正直士大夫来了，他们临危不惧，始终反对奸恶，狼虎成性的权奸便拿起了文字狱这一锋利的凶器大势报复。 
   臭名昭著的秦桧在南宋政府中，是第一个在兴文字狱者。这个有才无德的败类，官运可是一路亨通，他于徽宗政和进士，在靖和元年升为御史中丞，绍兴年间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在抗金战争中主张投降，这样的大卖国贼，却得到高宗赵构先生的宠信。这也充分暴露了南宋政府的腐败，也就知道了赵构的治国水平。由秦桧就想到了岳飞的死，十二道金牌成了催命符，抗金的忠魂在风波亭哭泣，漫天大雪在丛林中披挂素缟致千古默哀。一份 “绍兴和议”割让唐、邓二州，并每年向金国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以此沉重的代价换来短暂的 “太平”，这太平是什么？是虎视眈眈下的羸弱的羊羔，是身患黄水肿的一种虚胖，是惊雷滚滚前的黎明，是火山爆发前的岭峰，秦桧的那支订立和议的魔笔一滩奇臭的墨水污染了民族气节，冲噬了国家命运。于是，他成了爱国者的众矢之的，文人们站起来对他口诛笔伐，强烈的雪耻之感像火焰烤得秦桧周身灼痛，于是他像虎狼一样咆哮起来，对文人们进行残酷的镇压，他大继北宋文狱之风，并且变本加厉，将文字狱变成了他的符身符，且一生受用，时间越长，文人的厄运也就随之而长。
    第一个倒霉的是枢密院编修胡铨。靖康之乱后，高宗赵构在金人面前吓破了胆，听取秦桧之意准备议和。高宗以迎还徽宗校梓宫和太后为名，准备向金国奉表称臣，任命王伦为国信计议使（国际谈判首席代表），前往全国商议订盟事项。为了表现他的民主，特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得到的结果是一致反对，高宗想借以孝行感动大臣们，然而这份虚伪的孝行被大臣们看透，历史上虽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前范，你赵构想以迎回徽宗的棺木和太后为名，想得个不爱江山尚孝行的美名吗？那汴京失守后，徽钦二帝被金国掳去，岳飞统军出击想迎回二帝你为什么阻止？此次只想迎回徽宗棺木和太后，还想让钦宗 “留守”全国，其实你的心迹路人皆知。你只是怕他们回后，你的帝位就难保了而已。此时，你为何没想到孝行？在国事和家事面前，你选择了 “国事”， “所谓顾国不顾家“，你现在选择 “家事”，就 “顾家不顾国”了？要投降，要卖国，作为民族士子，谁个不反对呢？
    于是，胡铨挺身而出，向赵构呈上一篇《戊午上高宗封事》大意为：
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天听。父子为虏，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无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裂冠毁冕，变为胡服。
    堂堂大国，面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王伦不足道 ，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给他一点鼓励），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则为陛下之罪人！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
    这篇疏文，有如一碗尖嘴辣椒汤呛得秦桧浑身燥热，有如一盆开水朝秦桧光头一淋。可恶的秦桧变成了一只疯狗，是疯狗就要咬人，疯狂的报复开始了，泄牙露齿一阵猛扑，就把胡铨咬成 “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遣送昭州编管。朝野知情后，公愤如潮，呼声极高，疯狗的嚣焰稍敛，将编管的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次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奸恶的秦桧决不会就此罢休，他还要伺机惩治胡铨，机会来了，绍兴和议订立后，徽宗梓宫和韦太后被金人归还，秦桧的记忆力也确实强，他还记得胡铨的疏文中有 “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的话，便唆使谏官罗汝楫追劾胡铨 “饰非横议”。这真是抠窟窿生蛆，徽宗的梓宫和太后被迎回，这当然是件好事，胡铨的猜测没有兑现，就要给他罪名，如果猜测是准确的，你秦桧就要表扬不成？文字狱的定律不是顺理成章，而是随时可以变形，他最终的目的是以冤整人，以小扩大，且 “芝麻开花节节高”，公报私仇也要搞一个花架子，表面看来好象是无比的忠君。胡铨逃不脱秦桧的魔掌，得了个加重处分，编管新州。满腹悲愤的胡铨写了一首《好事近》的词：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分近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胡铨的言行逃不过文字狱的网络，秦桧上有靠山，下面也有爪牙，当地官员张棣就将这首词密搜而去，向秦桧举劾胡铨谤讪怨上，于是胡铨再度处理到海南崖县，秦桧死后才减刑内移。富有戏剧色彩的是，胡铨倒霉透顶，可他的那篇疏文却名闻天下，一时被广泛传抄，刻印，连金国也重价求购，十分称赞胡铨的忠君之德和文章之才。然而悲事又来，凡是传抄刻印者都被重处，官员遭流放，百姓遭刑法。受牵累的官员有，宜兴进士吴师古，监登闻院陈刚中，荣陵县丞王庭圭，著名词人张元千，武（）军通判方畴。这一记文字狱是南宋的第一大狱，由胡铨疏文而起，这是典型的公报私仇狱，这么多官员受累，实际上给朝廷带来了不少损失。

    秦桧这样胡作非为，赵构一定是知道的，然而他能说什么呢？他能怪罪他的苟且偷安的护身符吗？大权在握的秦桧也不会怕胆小如鼠的赵构，尽管秦桧依附着赵构，但在他的内心肯定是不会把赵构放在眼里的。可怜的高宗赵构还十二分感激秦桧为他订立了和议，并为他家的楼阁亲笔提写匾额 “一德格天阁”。

    他的文字狱会就此罢休吗?不可能，他还要斩杀与他作对的人，他在一德格天阁中列下了一份 “黑名单”，主要人物是参知政事（副总理）李光、前任宰相赵鼎，再就是胡铨。他为相十九年，朝廷的许多大臣都重受文字狱之苦。可幸苍天有眼，秦桧终究要恶命亡灰，他死之后，受文字狱之害的官员我被召还，孝宗赵慎明令禁止兴文字狱，并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尊重朝廷大臣，他在位十六年，是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十六年，是朝廷大臣敢说敢谏的十六年，是脆弱的文人们不做恶梦的十六年。然而，十六年太短了，它只是光明的一瞬，像流星一样一扫而过。文人的遭难没有尽期，风雨飘摇的日子还会随时到来。宁宗驾崩，光宗赵(dun)登位，短短五年过去，就是宁宗赵扩。他一登位权臣乱政的丑剧又开始上演，操纵文字狱的魔手是知阁门事韩佗胃，右相史弥远，他们大概是研究过文字狱，了解文字狱对他们这类人的甘甜，因而大兴不减，愈演愈烈，正因如此，才使大宋渐渐走向尾声.

    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文字狱上演的速度与王朝灭亡的速度成正比，而文字狱猖狂的啸声与王朝发展的跫音成反比。

    上演的速度愈快，灭亡的速度也愈快；猖狂的啸声愈急，发展的跫音就愈弱。这是定律，也是辩证法，历史确实不需要这样的定律，但却无法拒绝；历史会尊重这个辩证法，但却无法修改。这是历史的悲哀，是王朝的大恸，是人性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