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制度的衍生物——文字狱-人民网名博评论员林国奋-搜狐博客

     基于这一特性，因为对旧的思想文化、制度习俗的否定和革命，任何维护既得利益的专制社会的统治集团，惑于、畏惧于自己的权势、地位、利益，因此会被质疑、动摇，或终止，或被损害；为了牢固地保有即得的一切，永远将自己的利益，权势、地位凌驾于他人之上，总要不择手段地来限制人性的自由和解放，来禁锢思想文化，推行愚民政策，用专制和暴力来消弭任何革新和进步。于是，文字狱这个专制社会的怪胎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因为他对思想和文化的专制，对人性和自由的扼杀，对生命和真善美的亵渎和践踏，历史已经证明：他是人类走向新生和光明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当着社会变革之际，思想解放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实现思想言论的自由和民主，而不是禁锢和绞杀。

     一个民族的先进和落后与否，在于他的思想和文化。老大的东方帝国，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为什么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不复有光辉可言？除了专制社会本身外，最大的弊病就在于统治阶级对国人思想文化的禁锢，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因此，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凡强权统治的时代，无不以文字狱来绞杀先进，蒙蔽视聪，愚昧百姓，阻遏革新。其恶果就是，原本落后的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人文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性解放，人的生命和价值得到重视，从而焕发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创造力，从物质世界入手，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

    相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畏惧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传播，长期闭关锁国，国民日益保守拘谨，趋于愚昧落后，社会停步不前，自然而然，就滑到一穷二白的弱国行列，被列强叱之为东亚病夫。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以来，为了削弱与消除六国臣民的力量，禁锢国人的思想，达到皇权至上，四海归依的目的，秦帝国在强化统一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但是也开启了文字狱的先河。给中国历史典籍造成了浩劫。从那时起，中华文化不断地遭受着厄运，以至中国走向先进和文明的趋势被严重的遏制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化的载体书籍，与国家、民族、社会、政治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传播思想、诠释政策法令，描绘理想追求，推广科学技术，揭示社会黑暗与不公，具有潜在的不可估量的鼓动性，和教化万民的动能。

     因此，每当统治阶级要强化专制，巩固权势地位，需要统一思想、推行愚民政策时，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就是“非我所需”的文化典籍。

     2200年间，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中国历代勤劳智慧的人民，和学者、思想家一生心血结晶的典籍，遭遇了不下12次浩劫。各个触目惊心，让智者、觉者欲哭无泪，唯有心中泣血而已！

     第一次：公元前213年，始皇帝焚书坑儒，于咸阳活埋儒生460人。下令，除秦史及卜、巫、农、医诸书外，余皆燔烧。将商鞅时，秦国“燔诗书以明法令”的禁令颁布并推及到全国。

     第二次，公元前207年，项羽攻入咸阳，不久，班师彭城，行前焚烧秦国宫殿，将国中官藏焚书后剩余典籍，系数毁于大火。

     第三次，公元纪年初，王莽篡权，意欲代汉自立。推崇表彰经古文学，为新莽代汉，托古改制制造舆论，统一学术，思想。借机排斥与剿灭今文学派，对汉兴以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荡涤。

     第四次，公元190年，遭到联盟军队攻击的董卓拟退出洛阳西归。行前令吕布发掘诸帝陵寝及百官公卿冢墓，纵火将洛阳二百里以内宫室、城郭焚毁。京畿古代典籍流失殆尽。

     第五次，公元311年，五胡乱华。后汉帝刘渊派石勒及刘曜攻晋。俘虏西晋怀帝。焚烧洛阳宫室，发掘晋朝陵墓，史称“永嘉之乱”，燔烧典籍无数。

     第六次，公元552年，叛将侯景在梁武帝养子萧正德内应下攻陷金陵。湘东王萧绎坐视不救。后萧译攻灭侯景，迁都江陵，偏安一隅。公元554年，梁武帝萧衍侄萧詧勾连北朝西魏相国宇文泰，会合西魏于谨、宇文护大军，攻灭江陵，杀萧绎。城破前，梁元帝萧绎尽焚天府藏书十余万册。

     第七次，公元前756年，安禄山、史思明叛军攻入长安，纵兵大掠，富庶的长安遭遇兵燹，文化典籍被毁掠无算。

     第八次，公元1127年，宋哲宗靖康二年，金兵攻陷汴京，掠宫室宝器典籍，并后宫妃嫔及徽钦二帝北归，有宋以来几百年文化财富积累，毁于一旦。

     第九次，自康熙始，清朝皇帝大兴文字狱，乾隆几次文字大狱，毁灭典籍达75万卷，促成了中国书籍最大的浩劫。

     第十次，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至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掳掠图书古玩宝器，毁坏城郭建筑，中国文物持续流失海外或被毁。

     第十一次，二十世纪初，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泊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以及俄国人沙布洛夫大尉，在敦煌千佛洞和黑水流域大肆盗掠经文典籍和文物，使宝库藏书精华散尽。

     第十二次，文化大革命，所有官方未明令保护或者民间未有意保护的图书典籍，包括文物与古代建筑名胜，均被焚毁或拆除。面积之广，损失之大，无以计算。

     凡此种种，每一次兵燹，或者江山衰微代谢，推行文化专制和禁锢思想，都是书籍的一次劫难。而每一次这样的劫难都伴随着文字狱。就连盛世唐朝都不能免。可见专制的权威和可怕。

     元和十年（815年），藩镇雇凶刺杀力主平藩之议的宰相武元衡。赞善大夫白居易无言官之责，却越权上书，请求缉贼并惩治元凶。朝廷权贵怒其干政，借白居易母亲新丧，白居易不该在花园赋《新井》等诗以志庆贺，有伤教化，贬其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这是文臣个人遭逢文字狱的先声。白氏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讽喻诗触犯了权贵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原因。所谓“始得名于文章，终获罪于文章”。

    宋熙宁九年（1077年），参知政事蔡确，御史谢温，学士李定、张琥检举苏轼《王复秀才所居二桧诗》有犯上做乱之嫌。诗原文为“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临空未要奇；根到九重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而言官以为：“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蛰龙，非不臣而何？”虽然宋神宗也以为此判析荒唐，苏轼仍然为此在乌台（御史监狱）坐牢一百余天。赖高太后出面，说“圣朝不杀才子”，才得以释放，被贬官惠州。

    明朝朱元璋加强皇权，命刘基制定八股取士制度，禁锢文人思想，文臣动辄以书奏用词造句有碍皇权而被廷杖、屠戮。洪武四年，杭州教授徐一为上表朝廷，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做则”句，言官以为“光天”暗讽朱元璋为和尚出身，“则”通“贼”，该员讥讽皇上，骂他为贼，徐遂遭厄运。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文字，诗词，书籍兴起大狱。雍正时御史徐骏诗集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以为诽谤朝廷，获死罪。江西考官查嗣庭依据《诗经&S226;商颂&S226;玄鸟》出：“邦畿千里，维民所止”题。本意是“国都附近的千里土地，实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所”。被言官告发其将“雍正”二字去头为“维止”，有谋叛之意，随被逮，死后鞭尸，长子伏诛。乾隆戴名世南山诗案牵连两万余人。封建皇帝的专制淫威和恣意妄为，往往使血流成河，文人觳觫。

    在这样的专制淫威下，中国人谨言慎行，思想保守，墨守陈规，亦步亦趋，缺乏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便不可避免。所以尽管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丰厚，近代却难有大的作为和创举，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这实际上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悲剧。专制制度的深重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