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代表

核心提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特别是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更加密切。考察共产国际有关史料，可以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是以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从1919年成立到1943年结束，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国派过多位代表指导中国革命，这些共产国际代表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也都与这些共产国际代表密切相关。

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首位代表

维经斯基，全名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1893年4月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的一个森林工场管理人员家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维经斯基加入了俄共（布）。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负责人威廉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派遣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杨明斋（翻译）等人来华。起初，这个小组并不代表共产国际组织，只是苏俄的一个共产党小组。由于他们到中国来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后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建立，他们便接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因此，维经斯基也就成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首位代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经北京大学俄文教授柏立韦介绍，维经斯基与李大钊会了面，维经斯基向李大钊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不久，维经斯基携李大钊的介绍信前往上海见到了陈独秀。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等人筹划并决定在中国发起建党。

1920年下半年，在维经斯基一行的帮助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筹划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1920年11月，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同孙中山的首次会面。孙中山向维经斯基询问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孙中山说：“广东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我们同俄国接触，是否可在海参崴或满洲里设置强有力的电台，使苏俄同广州通讯？”孙中山还表示，他希望通过中国南部的军事胜利，在中部、北部各省发展革命运动。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宣言和决议的起草工作。这是维经斯基在中共党内的最后公开露面。1927年6月，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调回莫斯科。回国后的维经斯基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远东问题的著作。1953年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病逝。

马林——中共一大的参加者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莱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00年参加了工人运动。1920年5月，马林受邀从荷兰前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以马林的名字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21年，列宁委派马林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中国，同时负责考察远东各国的建党情况，以及调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马林到上海后，就着手帮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与李达等协商并建议应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遵照马林的意见，上海党的发起组遂通知各地派代表前来上海，并同广州的陈独秀进行了联系。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马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发言。在中共一大举行第五次会议时，由于会议地点受到巡捕房的注意，为安全起见，马林决定停止会议，分散离开。以后会议改址，为避免敌人的跟踪，马林没有出席后来的会议。

1921年8月初，陈独秀被中共一大选为党的总书记，马林建议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职务，回上海专职从事党的工作。时隔不久，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就发生了分歧。马林要求中共应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与经济援助，此建议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9月上旬，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马林四处奔走，竭力营救，花重金聘请法国律师，三天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此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经过多次交谈，陈独秀基本同意马林的意见，初步确定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原则。

1921年12月，由张太雷陪同，马林与孙中山“就承认并联合苏俄问题的可能性进行了三次长谈”。与此同时，马林还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废除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但马林的意见没有被接受。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18日的决定。经过两天的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马林的意见，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10月，马林被共产国际调离中国。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马林在莫斯科期间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意见不合，4月辞职回到荷兰。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马林参加了荷兰反法西斯的斗争。1942年4月，马林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处以极刑。

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组织的教练员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年7月9日出生于俄国维帖布斯克省一个贫困家庭。他在拉脱维亚度过了幼年和少年时代。20世纪初的鲍罗廷已经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积极分子，1903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3月，鲍罗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鲍罗廷化名布兰特温被共产国际派往美洲从事工人运动。

1923年，苏联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建立联盟，共产国际关于在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方针确立。此时，共产国际决定结束马林在中国的工作。1923年9月，鲍罗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来到中国的鲍罗廷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并一起筹划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并付诸实施。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改组国民党组织的教练员。1923年底，在改组国民党工作顺利进行时，陈炯明集结了大量军队向广州进犯。形势危急，广东政府对战胜陈炯明信心不足，政府成员纷纷准备撤退，孙中山也打算逃亡日本。为扭转不利形势，鲍罗廷坚决主张：政府应发布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法令，以此来动员群众支持政府，用军事行动回击陈炯明，并力邀孙中山在不利情况下前往苏联。孙中山接受了鲍罗廷的意见，并委托他制定反击陈炯明的军事计划。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启程前给国民党要人留下手谕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由此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对鲍罗廷已经相当信任了。

孙中山逝世后，对于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鲍罗廷却执行了一条步步“和解”的策略，即对蒋介石的要求不断妥协退让。不仅如此，他还错误地认为：农民运动中出现了过火行为，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都是些“地痞”和哥老会，认为农民运动只要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我们的胜利，以此来反对农民革命。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不久，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取代了鲍罗廷。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批评了鲍罗廷。瞿秋白在肯定鲍罗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认为鲍罗廷应对大革命失败负重要责任。

1949年，苏联政府错误地指控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间谍”，并将她驱逐出境。这一事件株连到她的友人——莫斯科《每日新闻》的编辑鲍罗廷，于是鲍罗廷被监禁。1951年，鲍罗廷死于狱中。

罗易——向汪精卫泄露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

罗易，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892年2月22日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当还是一个学生时，罗易就参加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1917年7月，罗易为躲避英国殖民主义的迫害而逃往墨西哥。1919年春，罗易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在美洲建立了墨西哥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成立后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选出以罗易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罗易到达莫斯科后，列宁会见了他，列宁要求罗易参加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制定工作。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罗易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26年底，中国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感到有重新考虑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必要。为此，罗易便把他的注意力从印度革命问题转向了中国革命问题。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中国革命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罗易参加了这一会议，会后决定罗易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罗易代表共产国际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严厉批评了陈独秀认为下一时期将是革命低落期的观点，认为下一阶段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时期，应该大力开展土地革命，以巩固革命基地。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作出《中国革命问题》决议。决议提出要“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据此精神，共产国际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传到中国后，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时刻。罗易此时已经知道汪精卫正勾结其他国民党右派，并与蒋介石进行密谋，准备以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蒋介石对他的谅解。这时，罗易还幻想争取汪精卫回心转意，竭力想保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为此，6月1日，罗易竟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送给汪精卫看，于是汪精卫找到了公开反共的口实。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罗易从武汉启程回到莫斯科。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第一书记布哈林尖锐地批评了罗易。他说：“中国共产党大都是‘忠厚长者’，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他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笨的做法。”

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没有保留罗易在共产国际中的任何职务。1929年12月，罗易因同德共布兰德勒集团的关系，被清除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易蜕变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1954年1月，罗易在印度寓所中病死。

罗米那兹——八七会议上主张武装暴动

罗米那兹，1897年出生于格鲁吉亚，191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2年11月召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罗米那兹是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中国大革命失败。在此前夕，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共产国际号召中国共产党要采取种种办法，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并立即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制定新的政策和指导中共中央实现中国革命策略转变，共产国际决定派罗米那兹前往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驻中国代表的工作。1927年7月23日，罗米那兹到达汉口。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助手，25岁的德国人诺伊曼。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罗米那兹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他阐述了召开紧急会议的必要性以及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会上，罗米那兹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主张武装暴动。会议决定撤销陈独秀党的总书记职务，并选举了党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八七会议后，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农民部拟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根据罗米那兹的意见，决定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米那兹强调了他的“无间断”革命理论，以及革命形势“高涨”论。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致使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在广州起义之前，罗米那兹由于参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而离开中国，广州起义的事宜交由诺伊曼负责。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罗米那兹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刻了。他说，广州事件就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罗米那兹发言时，正值广州起义发动之后，他认为广州起义定会胜利），共产国际的政策应当是举行暴动，打倒反动的国民党”。罗米那兹刚发完言，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

随后，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米那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六大再没有选举罗米那兹担任任何共产国际领导职务。1930年12月，罗米那兹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随后，解除了其党内一切职务。1935年12月1日的基洛夫被刺事件发生后不久，罗米那兹自杀身亡。

米夫——王明宗派主义势力的总后台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尔图斯。米夫是其化名。苏联人，1901年生。

1925年秋，共产国际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山大学，拉狄克担任校长，米夫为副校长。1928年3月，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

米夫为加强其干预中国革命的势力，在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就竭力培植王明宗派主义势力。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并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王明等人也参加了大会的工作。中共六大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与米夫之间产生了分歧。1929年夏，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由于多数学生反对王明等，瞿秋白便公开发表演讲支持多数学生，指责王明等人，爆发了中共代表团与米夫之间的公开斗争。为了讨好米夫，王明提出“共产党不分国籍”的口号，以及要中山大学支部归莫斯科一个区委领导等建议。后来，米夫、王明竟给中山大学部分反对他们的中国学生扣上“江浙同乡会”的帽子，上纲为反革命组织加以打击。

1930年10月，为纠正中共党内李立三“左”倾错误，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参加了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在会上即席发言，批评“立三路线”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批评三中全会向“立三路线”投降，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于向忠发等工人出身的干部，米夫说可保留职务，不必“滚蛋”。最后，米夫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宣布成立新的临时中央机构。

1931年1月13日，米夫在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召集四中全会上不同意王明当选的二三十人开会。米夫在会上说中共党内只有王明才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1931年8月，米夫回国后，王明在米夫的默许下也在11月来到莫斯科，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5年末，米夫被调到季米特洛夫的书记处任中国问题助手。1936年，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米夫撰写纪念文章《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以他个人的观点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37年苏联“肃反”以后，苏联报刊不再反映米夫的活动与著作。1938年，米夫去世。

李德——中央苏区与红军的“太上皇”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伊斯曼尼格镇。1919年参加德国共产党。李德还有“斯特洛夫”、“特利罗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绘李德：“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德军的士兵被俄军俘虏。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俘虏都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唯独这个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后，布劳恩已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

1932年秋，李德来到上海，任中共的军事顾问。次年10月到中央苏区后，李德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主管军事战略战术和部队训练等方面的工作，支持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方针、政策，坚持红军要进行正规的防御战，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把红军长期积累起来的反“围剿”的丰富经验诬蔑为“游击主义”而加以否定。他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一切相反的意见，成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太上皇”，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撤销了李德的中央军事顾问职务，结束了他的错误军事指挥。到陕北后曾任中央军委研究委员会委员和抗大教员。1939年秋，李德回到莫斯科。

随后，共产国际对李德在中国的行为进行审查，李德承认自己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同时又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共产国际在征求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苏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后，作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此后，共产国际再没有重用李德。李德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1949年，李德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4年5月中苏论战期间，他在《新德意志报》发表文章向中共发难。1973年，出版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他在书中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恶毒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并对他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犯下的错误进行辩解。1974年8月，李德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