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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义无反顾

                              ——就官员财产公示问题与韩国《东亚日报》记者的谈话

引言：2009年9月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前夕，本人接受到《东亚日报》记者李宪镇LEE HEON JIN的采访。尽管采访内容很温和，但国内媒体均未转载，我本来想即时在博客载出，但因怕“干扰”十七届四中全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现全会已开过三个月，年历又要翻开新的一页。我赶在年底将消息发出来，以满足关心我的网友的要求。《东亚日报》是一份具有90年历史的老报纸，比较严肃，因是记者采访稿，不一定全是本人的原话，有差错之处，望朋友们见谅。 

以下为采访文字实录：  

记者李宪镇：您上届全国人大会时候提起了3次‘公示官员财产’的议案和建议，是对吗？您为什么这样坚持推行‘公示官员财产制度’。您公开主张以后，有没有什么压力或者什么害怕的事情？

王全杰 ：是的，我在上届人大曾三次提出官员财产公示的议案和建议。

    因为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影响了人民对中央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已经到了不出重拳不下猛药不能制止的地步，为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为了遏制贪污腐败的蔓延，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我坚持提出官员财产公示的建议，履行了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人民代表替人民说话，当然心里很踏实，否则对不起人民代表的称号，这个代表就白当了。

    我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任何批评和阻止，只是很多官员不喜欢我提出的建议和议案，他们都是掌握我命运的人，我心中当然感到有些压力，但是我还是要坚持这个主张，因为任何改革和社会的进步总要有人付出牺牲，若以少数人的利益牺牲换得一个好的制度，我认为还是合算的，所以无论受到什么委屈，从不感到后悔。

记者李宪镇：我听说过从1995年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什么的以来，党一直推进相似的措施。这样一系列的措施有没有见效？和您的公示官员财产制度比起来的话，有什么区别呢？

王全杰 ：早在1995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中央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1997年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1年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规定》，2006年又出台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中央曾多次推出关于领导干部申报财产的规定，但成效甚微，据我所知，至今没有一例腐败案件是因为申报收入为线索而发现的，足以说明收效不大。我提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和收入申报制度有本质的不同。过去推出的申报制度是内部申报、内部监督，是内部人监督内部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而我提出的公示制度是向媒体和人民群众公开财产，是将自己的一切暴露在阳光之下，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进程。与收入申报规定相比，实质上由党内组织监督秘密监督发展为公开透明全民监督，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人民监督才是最彻底的监督，人民的监督要通过媒体的开放来实现。

记者李宪镇：您怎么认为中国官场的腐败？ 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王全杰 ：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法，干部的腐败严重到了危及政权稳定，影响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的地步，因此必须尽快拿出根本措施整治腐败，肃清吏治，获得民众信任和支持。

记者李宪镇：据有的报道称，在这次四中全会上，‘公示官员财产制度’将可能被讨论或者被采纳。您认为此可能性多大呢？

王全杰 ：我无法对四中全会作出估计，但我相信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反腐的必由之路，迟早会被采纳的。

记者李宪镇：要是证实的话，意义是什么？

王全杰 ：从此中国告别了官员收入不透明的局面，将官员财产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实现了阳光法案。尽管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仍然会有贪污受贿，但与不实行这个制度不可同日而语。我本人估计，最少可以让贪污腐败减少90%，另一个意义是官员公示财产制度的实施会使我国的行政成本大大降低，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当然，这个制度本身就是社会民主的推进，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记者李宪镇：有人说：“‘公示官员财产制度’是有点儿过激”，您同意吗？。您是否觉得有什么副作用呢？，有没有什么防止副作用的方法？

王全杰 ：我认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过激，是大部分民主国家所采用的正常制度，是反腐的利剑，既然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都可以推行，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推行呢？我觉得我国推行这个制度一点也不过激。你们韩国推行这个制度不是也很成功吗，同是东亚国家，你们能推行成功，我们中国也一定能推行成功，不会“过激”。

至于有没有副作用，在人民群众这里是没有副作用的，全国人民都会拥护的，只是在官员中间有些阻力，因为侵犯了不少人的既得利益。但廉洁的官员还是欢迎的，因为这个制度可以证明他的清白，获得人民的拥戴。为了防止所谓的副作用，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实行任前财产公示，只公示那些还要继续任职的干部，不公示者自然就不再任职了。第二是先从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做起，然后再逐步发展到基层，这样就减少了基层干部的阻力。第三是留出三个月的“缓冲期”或者叫“退赃期”，在三个月之内，只要将自己的不明财产交到某个账户，在公示财产时就不需要公示这么多了，这样就会保护一大批愿意改过自新的干部，减少所谓副作用，减少推行这一政策的阻力。以上三条措施，虽然表面上看有些妥协，但可以减少很多“副作用”，以有限的妥协换得一个惠及百年的政治制度的推行，从政治策略来看还是明智之举。

记者李宪镇：据报道称， 现在已经4个试点实行那个制度？ 成就怎么样？

王全杰 ：成就虽然不大，但很有象征意义。

    为什么成就不大，有两条原因：一、缺乏政治和政策的氛围；二、缺乏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和保驾护航，没有上级领导做后盾，单靠地方官员的努力是很难成气候的。

记者李宪镇：还有顺便问一下，除了‘反腐败’以外，这次四中全会的重要话题是什么？您能否具体一点儿的对我说？谢谢

王全杰 ：因为中央没有公布，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而且我也不便猜测。但我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有胆识有魄力能够逐步推出诸如“官员财产公示”之类的进步制度。

——感谢您对我国“公示官员财产”制度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