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度建设的遐想：我爱美女更爱“猛男”－陈国华 －反腐倡廉强博谈－强国博客－人民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做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卓越工作，这和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恰有天壤之别。以至形成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代盛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渐成国策，真个是千古未有之也。但现在我们的制度覆盖之广，包罗万象；内容之多，多如牛毛。我们的制度像一个美女，秀发披肩、让人心旷神怡，或者像维吾尔族少女的辫子，满头满脑都是，美则美矣，多亦多哉，但有的中看不中用。我更喜欢满族男人的形象，前额剃得光光的，就是所谓增加透明度，后面有一根又黑又长的辫子，就是所谓抓住主干，从而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执行认真的权力运行机制。在制度建设这个问题上，我爱美女更爱当年的关外大汉。
        人们都说香港廉政公署的工作卓有成效。它直接对特首负责，而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委负责，体制其实比他们先进。香港廉署一手抓预防教育、一手抓惩处，而我们也是教育、监督、惩处并重。但为什么它能有效解决问题，使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我们的实际效果却不如人家？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的制度更具操作性、前瞻性。最最可贵的是它在执行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认真，这种说到做到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头，正是我们时常所难以持之以恒具备的内在特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遵循制度的氛围成为常态。有了这种特质制度才会有实效。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神鞭》，那位大清国的子民把一根大辫子功夫练得端是了得，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如果我们的监督制度也能像这位大侠的辫子功，又稳、又准、又狠，那该多好！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抓住了制约权力的主干制度，虽也有腐败问题，但不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状。因此，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应该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制度建设就是要做到“删繁就简三两枝、标新立异二月花”。落实制度就是要公开透明，执行制度就是要有刚性，这样的制度才有公信力，大家才愿意按制度办事。事实上中国的监督文化还始终缺少阳刚之气，我们千万不能满足于现状。
        制度建设是一项庞大、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各行各业的重点不尽相同，随着形势的变化也会发生改变，需要我们认真的加以把握。实践中我们不要一味追求面面俱到、追求大而全，有时看似编织了一张张“天罗地网”，让人有透不过气的感觉，但往往是“牛栏关猫”，中看不中用。如提出官员不许“包二奶”，就如同对学生提出上课不许走神的规定一样。前些天网上还在讨论班主任有没有权力批评学生，都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你想想，孔圣人有时发“圣火”也破口骂学生“朽木不可雕也”。当今的老师为何不能批评学生！我们有好多制度，这也不许，那也不许，可仍然有人我行我素。所以在制度建设中一定要抓住主干、抓住关键。不在于数量，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管用，也就是所谓“科学”。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我军建军初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妇孺皆知、简洁明了的制度，给制度建设起了很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全国公安系统实施的“五条禁令”，要求很简单，违反之后的后果也很明确。所以我们看到，“五条禁令”的效果是好的。
        再好的规章制度，如果不去执行，就会形同虚设。现实生活中一些好制度被束之高阁，成为“纸老虎”，这就削弱了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如此恶性循环，会从根本上动摇制度建设的根基。中国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对制度都很重视，典章书籍，汗牛充栋，如女人美丽有之，如男人刚烈亦有之，但在权、利面前就变通了，久而久之规章制度就形同虚设。变通成为植根中华民族历史的遗传基因。曹操“割发代首”就是一例，此风一开，使制度成为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只剩下骚首弄姿，缺少凛然端庄的气质了。现在更有种不好的风气，破坏制度者往往被认为是思想解放、有能力、有魄力，遵守制度者往往被认为是思想保守、没本事、不敢闯，你说这样的制度下谁还会去遵守制度？
        好制度“贵”在执行，制度变通要有“度”。管理制度本身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管理制度制定应尽量做到科学全面；在制度执行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谁都必须遵守。不然的话，管理制度将成为“一纸空文”，成为粉饰自己的“花瓶”。我们的制度往往刚刚出台，就会遇到特殊情况，开始特事特办，开口子、绕弯子。更多的还在以人为本、人性化执纪执法等幌子下，对违反制度的人进行处罚时，必先晓之以礼，动之以情，讲究“严法”也要有“柔情”，使多少“高压线”变成了“斑马线”。
        在这点上，我们要学习朱元璋的“零容忍”。明代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也有自己的理想，他要建一个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有一个廉洁的官僚队伍，于是实行严刑峻法。朱元璋严刑峻法严到什么程度？他规定了贪污60两以上的银子的，要把这个人处死，剥皮实草。当时管仓库的一些官员，贪污了粮食，朱元璋怎么处理呢？把他的这个脚筋割了，膝盖挖掉了，这个人就成残废了。他说：“朕谓斯刑酷矣(我说我做的够残酷的了)。闻见者将以为戒(听到人的都应该警省)。所以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很多人批评他，但是实际上也是让贪官、赃官，逼出来的。我举这个例子，绝对不是推崇朱元璋的这个法西斯刑法，事实上他并没有解决有明一代的腐败，而且最后还是腐败亡了大明。但我对老朱的“零容忍”精神而且一贯始终还是佩服的，至少他老人家当政，官员基本上还是勤政加廉政的。他的子孙没有这样坚持，不想也不敢坚持的，又拿不出好办法，所以就跳不出周期率。我们现在有的家长对小孩犯错就是“零容忍”，考试考了99分，不是去表扬孩子绝大多数做对了，而是关注哪一点做错了。但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有时还远不如家长对小孩子的水平。
        与此相关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专项治理”多多。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都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每遇到一次就出台一项制度，开展一次专项治理。目前，我们许多部门、许多工作都似乎陷入了一个“专项治理”的怪圈。比如劣质奶粉，被曝光后全国范围内“专项检查”；比如安全生产，出一次大事故后进行全面“专项整顿”；比如酒后驾车，也是一样。总之是“专项治理”之声不绝于耳。如果我们对违纪违法行为做到发一案查处一案，实行了“零容忍”，又哪里会有面上普遍泛滥的问题来供“专项治理”？当然，我不是说“专项治理”不应该搞，但“专项治理”一多，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什么事都成“专项治理”，又什么都“不专项”了，又成了原来的老样子。就像学生学习，他应该各门功课都努力学好，哪门课差一些专门补一下，但不应该今天补这个，明天补那个，到头来一门课都学不好。
        今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几个文件，就形成了一根辫子，抓住权力制约这个主干，使党内监督向科学化迈进了一步。希望我们的制度建设从此一改有商有量的温柔形象，使我们制度建设中阳刚之气充盈，使我们的民族从生理到心理都真正强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