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需要实现四个转变 m

    美国学者斯特·Ｒ·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震动了中国和世界，当全球粮食价格的不断攀升，引发的世界粮食危机使我们特别感受到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意义。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前粮食凭票供应，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基本上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已成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十分艰巨的任务。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需要从传统的分割、孤立的市场分析框架中走出来，需要从更广阔的国际国内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规划。

    从局部性的粮食安全向全局性的国家安全转变。从世界粮食危机发生后的情况来看，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经济大战已经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展开，粮食已经成为其中一张重要的战略王牌，与美元、石油等经济战略武器的排列组合过程，就是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的过程。当粮食与美元、石油等经济战略武器被投机资金紧紧地捆扎在一起的时候，粮食不再仅仅是食物，不再是分割市场中的单纯贸易品，而是博弈的筹码,是经济大战中的武器。从战略的高度来说，持续的粮食生产力就是世界经济战争中的“核武器”发展能力，拥有了世界粮食市场的垄断地位，就拥有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因为制造粮荒所具有的更广泛的生物杀伤力，是制造任何武器所无法比拟的。基辛格就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因此，粮食安全不仅严重影响到货币、能源和工业等经济安全，还关系到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国家安全。

    从被动性粮食安全向主动性粮食安全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粮食安全以解决基本供给为目标，处于被动保护与防御状态。作为世界传统的农业大国和粮食生产大国，我们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中没有话语权，大国农业成为了“口粮农业”，粮食生产大国成为了旁观世界粮食市场战略利益的“口粮大国”。在这次世界粮食危机中，危机未能波及中国，是我们的幸运；但全球粮价上涨更是中国农民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面对铁矿石和石油等生产大国对我们实施价格战争，作为世界粮食生产大国，我们却无法分享到世界粮食市场的巨额红利，这不能不是我们的遗憾。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把粮食安全定位在保障国内的粮食需求上，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我们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在于我们必须提高在世界粮食市场的竞争能力来强化国内的粮食安全。因为我国经济已经越来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我们无法反对世界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将必然与国际接轨，只有确保高市场驾驭力，才能保证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粮食市场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因此，我们的粮食安全不仅依赖于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而且还依赖于在国际粮食市场的竞争力来强化。

    从单纯的粮食安全向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转变。粮食生产绝非是能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战略产业，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却决定着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位置。目前我们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粮食市场的被动局面，要么让他们以很低的成本把我国的粮食体系逐渐蚕食直至全部摧毁，要么就要敢于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部打一场“粮食战争”：即实行高财政补贴政策以支撑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形成低成本生产优势，直接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建立起支撑着国家重大安全的战略产业，从而上升为具有综合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优势。（1）对内战略优势：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把粮食生产能力正常地发挥出来，就有足够数量的粮食分享世界粮食市场的巨额收益。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战略机遇的关键时期，特别在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扩大内需的最大市场在农村。只有通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市场竞争力，来全面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刺激广阔的农村市场需求以全面扩大内需来推进我国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顺利转型，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从而全面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2）对外战略优势：一方面，只要我们掌握了世界粮食供需的主导权，主导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走向，就能有力地制约霸权主义，担负起全球责任。另一方面，石油生产大国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出口低价格工业产品和原材料两大优势，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粮食日益依赖于进口，而我国对石油和原材料、低价格工业产品的需求压力正在不断上升，如果我们能满足这些国家的粮食需求，就能与这些国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不仅能获得国际贸易上的主动权，而且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如何将农业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将提高粮食竞争力纳入到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之中，把粮食资源和粮食安全作为一种新的战略物资在全球化竞争中发挥战略武器作用，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从强调粮食生产向同时促进农民增收转变。粮食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政府采取了多种惠农政策，仍然没有把农民种粮积极性很好地调动起来，这就关系到如何保证增加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致性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投入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投入资金和劳动资料，而且要面对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如果所有的投入得不到社会的平均利润，即使政府的粮食补贴再高，也必然热情不高。同时，一样的投入除了公平合理的收入预期以外，还有公平合理的发展预期，如果其他的投入收益远远超出种粮的收益，农民就无法有继续种粮的打算。因此，今天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公平竞争以实现自己合理价值的劳动力商品。今天的农民追求的早已不是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发家致富的问题。只要能够确保种粮收入超出在外打工的收入，农民就会马上恢复粮食生产的信心，就会自觉地全面恢复双季稻，自觉地保护耕地甚至开垦耕地。所以，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保持，最终要依靠种粮收益的持续增加来维护。粮食的生产者不发财，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根本保障。因此，要将“政府要粮和农民发财”统一起来，形成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

    可以说，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既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下应对国际竞争压力的迫切需要，更是国内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