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个人吗？——遇罗克遇难40周年祭 - 一名国企老兵的喜怒哀乐 - 国企老兵 - 和...

        遇罗克的《出身论》和《谭力夫讲话》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凡经历过文革的朋友，你还记得这副对联吗？肯定记得，当然记得。尤其是数以几千万计的“黑五类”子女，它给你留下的创伤太深了，以至于只要想起那个年月，自己的心头就在流血。这副产生于文革初期的对联，其创作者是北京城的一帮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干部子弟，(后来的东城西城纠察队、联动都同是这一帮人的“杰作”）它把极左的阶级路线的内核发挥到了极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出身地富、反、坏、右、资的学生们可以被自己的“红五类”同学肆意凌辱嘲骂，甚至必须当众称自己是“狗崽子”以表明自己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而取得那些人的宽恕，期间众多”狗崽子“被迫害致死。当时在北京某中学就有一个专门折磨”狗崽子“的牢房，在布满刑具的刑讯室里的墙壁上就有虐待狂们沾着“狗崽子”的血写成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让人不寒而栗。

就是这样一幅对联，还有一个疯狂的鼓吹手，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大四学生谭力夫。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为这副对联大唱赞歌，叫嚣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这次演讲被以《谭力夫讲话》的名义印发成册，流传全国，为迫害“黑五类”学生起了及其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灭绝人性践踏人权的“革命”里，“黑五类”子女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后来“红太阳”对这个庞大的群体起了个很“温情”的称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此，“可教子女”就成了这些孩子的标签，如同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胸前的六角星和水浒中配军脸上的刺字一样被打入另册。

面对这一切，北京一个23岁的青年人，用他微弱但异常执着的声音说：不！——这就是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

《出身论》最早登载在由他主编的《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创刊号上，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文章开宗明义点明主题：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５％，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

这篇文章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深恶痛绝。他指出：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文章进一步从“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 重在表现和 受害问题”三个方面展开阐述，作者大声疾呼：“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他雄辩地揭开了“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所谓“阶级路线”的虚伪的反逻辑的本质：他质问：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他延伸分析：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他说：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当年“中学文革报”的发行盛况：在天安门广场，每期出刊立即被抢购一空。人们兴奋地用各种方式传阅传播传诵，《出身论》迅即传布全国，引起了广大长期受压抑的非“红五类”青年的强烈共鸣。

然而，然而……，还是让我们看这个时间表吧：

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出身论》发表，报纸仅发行7期后即被查封；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1970年3月5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10万人大会上遇罗克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他27岁。他的罪状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其最主要的罪状是写了《出身论》，……；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遇罗克案下达《再审判决书》：“原审遇罗克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然而晚了，晚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生命，永远无法死而复生了。他是为自己的信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为自己和数以几千万计的“狗崽子”争取做人的权力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身论》就是中国20世纪的《人权宣言》。我没有查到他就义时的详细记述，但我深信：临刑前他的头颅一定是高昂着的。——我坚信一定是的！

1980年6月，《新时期》杂志第4期登出了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文章：《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报》再次刊发了此文。

1980年7月21日、22日，由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亲自撰写编者按、由记者王晨、张天来写的长达20000字的通讯报道《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更细致地介绍了遇罗克生前的事迹，以及他在狱中的斗争。他们将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比作“划破夜幕的陨星”。文章说：

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10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的智慧之星。

一时之间，全国30余家报纸纷纷转载此文。新华社也转发了该文的主要部分。

…………

文革过去42年了。它的罪恶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决议”就可以了结的。人民没有也绝不会忘却这段苦难历史。大家心里都有盏明灯，它亮着呢。

遇罗克永远活在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永远活着。

作者附注：

1、在我写就本文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谭力夫，只是人家改名了。百度是这样介绍的，（以下原文照贴）：

　谭斌，原名谭力夫。祖籍湖南资兴。1942年8月6日生于延安。1956年毕业于华北小学。1962年毕业于北京八中，同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初在本校发表保工作组的“8·20发言”，流传全国，旋被陈伯达及“中央文革”认定为“对抗文革纲领”，受到批斗，一度入狱。1969年下放军垦农场劳动。翌年结婚，入伍参干。曾任武警总部群工处副处长（主持工作）。1987年以大校军衔奉调转业，同年被中组部任命为康华总公司人事部总经理（正局级）。1994年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主持全面工作）。1996年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1997年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2003年底退休。

——哦，原来他还是文革中受“陈伯达及中央文革”迫害的“英雄”啊。

——人家1987年就“大校军衔奉调转业”了。

——他爹是50年代的高官，他后来也是高官。豪门出贵子，瞧人家爷俩儿，个顶个得出息。

——老谭、小谭和若干个“老谭小谭”，用实例再一次深刻诠释了中国特色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内涵。

——只是深夜人静之际，你回想起自己的曾经的作为，良心能安宁吗？

——你为什么不忏悔？

2、为了让阅读本文的青年朋友更深刻地了解文革时“黑五类”遭到的迫害，我特地转贴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供大家阅读：

李诗文致遇罗文（遇罗克之弟）《财经》杂志 /总193期　 [2007-09-03]

遇罗文先生：　　　 您好！　　　

 最近有幸读到了你们编写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我是一直流着眼泪和鼻涕读完全书的。对你全家为中国“贱民”奋斗的牺牲和贡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一些读后感不得不一吐为快。　　　

我是一个家庭出身地主（1980年改为革干）的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出身论》对于我并不陌生。早在“文革”中1966年，我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以本校出身不好的教职工子女为主体的“惊雷战团”，本人任常委兼宣传部长。我们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翻印出版《出身论》，但是在印完即将发行之际，传来了《出身论》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性为大毒草的消息，致使我们的行动胎死腹中。…………　　

在留校等待分配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1967年夏秋之际，起源于我省道县，并很快蔓延到附近市县如江华、江永、邵阳等地及广西等地，挨家挨户集体大屠杀手无寸铁的“黑五类”及其亲属子女的“湘桂大惨案”。被屠杀的“贱民”尸体顺湘江竟漂流到了衡山。整个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有人说5万，甚至有说10万的。这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惊醒了我，摆脱了幻想，投身到对极左路线的斗争中去，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罗文先生，我们今天纪念罗克，一个主要的目的应是清算血统论等极左路线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彻底清除这一谬论给中国“贱民”所造成的歧视和迫害。这一歧视在我国盛行了30多年，尽管80年代在户籍登记上取消了家庭成分和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登记。但这一歧视在其后甚至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存在。…………　　　

这一歧视至今仍阴魂不散，显然与这一歧视和大屠杀没有得到充分的揭露和批判有关。“种族歧视”、“种姓歧视”，在国际上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但是我国的这一歧视，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屠杀，就是国内许多年轻人尚不知道；至于在国际上则几乎无人知道，当然也无从谴责。…………　　　

令人气愤的是，我从在我地打工的道县农民口中获悉，“湘桂大屠杀”首发地道县寿雁镇一凶手在1967年的惨案中亲手杀死四个“贱民”，而道县城关镇一被称为“日本鬼子”的凶手则更甚，在该惨案中一人亲手杀死八人，包括把婴儿抛入滔滔的潇水活活淹死。可是这两个血迹斑斑、罪大恶极的凶手，至今仍未遭到任何处理。天理何在！国法何存！至于强奸轮奸“贱民”少女，轮奸强奸孕妇致使其当场堕胎，然后将其杀死、酷刑、枪击、棍打、水淹……种种令人发指，连纳粹也自愧不如的暴行，国人又有多少人知道、多少人谴责？更不用说公诸全世界了！这是我们的耻辱！主持社会正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起来为这些被压迫、被侮辱、被蹂躏的“贱民”呼喊鸣冤，特别是那些全家被屠杀的“贱民”，谁能为他们鸣冤，只有活着的我们。　　　

罗文，你们撰写的这本书为社会、为人民做了一个大好事，为曾处被压迫、被侮辱、被蹂躏的“贱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幸哉！幸哉！！　　　

 这是我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读后感。是否妥当，盼来函指教，按信封地址回信即可。

此致敬礼！

远方的读者：李诗文2003年3月30日

【编辑附记】　　此信来自于湖南省衡山县，作者职业不详。收信人为遇罗克（因在“文革”中撰写《出身论》于1967年被枪杀）的弟弟遇罗文。　　　

信中所述“湘桂大惨案”，指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杀人事件。据有关调查记载，66天内，由道县各级政府及武装部门部署执行的大屠杀死亡人数高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 （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　　　

 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包括“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有“历史问题”的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出生刚刚十天。在道县的蚣坝区，仅八天就有1054人被杀。　　　

 这些冰冷的数字后面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无辜生命，他们有的被步枪鸟铳打死，被马刀、菜刀砍死，被土制炸弹炸死，甚至被棍棒、锄头砸死；有的死于沉河、火烧、活埋；还有许多妇女被奸杀，孩子被活活摔死。其间解放军47军6950部队曾进驻这一地区，用飞机在道县上空撒下“禁止杀人”的传单。但大屠杀的狂暴并未即刻得到全面控制。　　　

 惨剧的发生，源于1967年8月5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号召严厉打击四类分子，为大规模的滥杀做了意识形态上的武装和舆论上的铺垫。其后各地均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杀人。所以有专家认为，“文革”大规模屠杀事件是“国家机器行为与暴民政治的有机结合”。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指示说：“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江华气愤地说：“还没有和尚？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这位高法院长的堂弟就死于那次屠杀中。　　　

 1984年，道县成立“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两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受害者家属得到一纸《平反通知书》和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楝一家大小五口无辜被杀后，家中财产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0789）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379元，房屋修理费300元，共计人民币679元。1000多名屠杀者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有期徒刑的处罚。杀了几十人的刘代修，因在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依然顶风作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事判决书【86】刑字第10号）。　　　

此信中提到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辑，199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b42i233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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