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运动治国”、“口号治国”的荒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1:01:25
最近网友谈论这语言精准性问题，新时代的“差不多”先生们认为，凑合把话讲明白就行，从复杂到简单又有何不可？倒让我想起张国焘和毛泽东的一番争论来。
大革命那阵子，湖南搞痞子运动，国民党人其实是始作俑者。当时国民党人远比自称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共更重视农运，很早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毛泽东之所以卷入农运，乃是因为他当时是中共的边缘人，国民党左派的红人，这才会受命去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地方我在文革期间去过，好像是文庙一类旧建筑，却又有点像梁思成设计的中西合璧，环境挺不错的。
还是来说正题吧。张国焘在其回忆录里说：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词。他虽承认湖南农民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表了湖南同志的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凡是老帮菜都该知道，张国焘这段回忆非常可信。“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一类烂话，从来是毛泽东的典型用语。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则历来是他的“斗争哲学”的基本思想。他那意思是，一场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这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过激行为。但这是必要的。绝不能因为有过火现象出现就否定运动的大方向。“气可鼓而不可泄”，无论暴民干出什么无法无天的烂事来，都要看“主流”，都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绝不能给革命群众泼冷水，更不能把热火朝天的运动打下去。世上最大的犯罪，就是把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这就是伟大领袖一贯的治国方略，就是他的“群众路线”。在这光辉思想的引导下，咱们才会有“以钢为纲”的大跃进，才会有土高炉。据李志绥大夫说，其实毛到后期也知道全民炼钢是扯淡了，但更重要的是不能挫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他迟迟不刹车，生怕给人民群众泼了冷水。
所以，伟大领袖真是有史以来最爱护人民群众的大救星，爱到群众去把农具毁了炼钢，害得颗粒无收，都不忍心出来为他们泼冷水，打击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直到他们活活饿死都不改初衷，当真是有史以来第一明君。
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这一思想揣摩得烂熟，这才会提出“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精辟表述。在我看来，这一表述比毛的“矫枉必须过正”之类更精彩。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其实就是“运动就是一切，代价是不必考虑的”。他追求的是运动本身显示出来的史诗美与宏大气魄，至于其目的与后果如何，都是微不足道，不值得关心的。
这就是他为何是制造模糊口号与过头口号的专家。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不过是他初出茅庐时牛刀初试（或曰发轫新试）罢了。
这类口号的弊病，我早在文革期间就发现了。1966年底，“批判资反路线”那阵子，我家来了个到省城告状的亲戚。该同志是个边远地区的村学教员，竟然也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据他说，他们那个山区县的所有的小学教员都给集中到县城里去，从里面抓出了十几个“反动学术权威”，统统给关了起来，备受毒打。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从那集中营里跑出来的。
他来到我家后，除了买烟或上厕所外（那阵子都是社区厕所，私宅没有厕所，如厕必须上街），从不上街，日以继夜伏案写申诉书，把我家那贫民窟的黑屋笼罩在劣等烟草化成的烟雾之中。他写得非常吃力，每晚都熬到夜深，让我们全家陪着他熬（我家就两间，中间用残缺不全的薄板隔开。来客搭张床睡外间，若夜里有一间屋开灯，则合宅灯火通明），一边抽烟一边写作，常常熬到天亮才睡。次日我打着呵欠去收拾屋子，每次都要想起茅盾在某篇短篇小说里描写的那个有志当大文豪的中学语文教员熬夜写作的场景：“地上的香烟屁股像满天的星。”
最后他那申诉书总算写出来了，我还真说不上来他是几易其稿，也记不得是花了多少天才写出来的。那初稿我也曾看过两眼，倒不是故意去窥测他人隐私（其实当时国人也没有这种概念），而是废稿太多，扔的到处都是，不可能看不见。这位仁兄连简单句子都写不大通顺。我当时就想：NND，这也叫学术权威？
所以后来我和同学们一道去找小学老师玩，得知她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当然，和我那亲戚比起来，她确实是被冤枉了——她好歹是在大城市，怎么也数也轮不上她来作“权威”，而我那亲戚虽然没文化，写份申诉书都跟巴尔扎克写全本《人间喜剧》一般，但人家毕竟在离省城极远的山区贫困县里教村童，方圆百里之内文化最高。既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全国人民的任务，他那贫困县又岂能例外？那当然只能由他义不容辞，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来作当地的最高文化权威。这和抓地主是一个道理。尽管贫困山区的所谓“地主”可以比平原的贫农还穷，但既然土改是全国农民的任务，又有谁敢因为某个地区贫穷就豁免了该区？当然土鳖们再穷，也得当“地主老财”不是？
就从那阵起，我开始悟出了“运动治国”、“口号治国”的荒唐。最先想到的是文革的发动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口号乍提出来时，我还是狂热份子，自然不会去多想。但见识到“反动村学权威”之后，再迟钝的人也会想到：什么是“牛鬼蛇神”？划定标准是什么？连个标准都不给出来，就把群众轰起来抓牛鬼蛇神，那还能不草菅人命？用模糊口号煽动百姓起来造反，必然要使得冤狱遍于国中。
等到后来到了西方，与往事与故国都拉开了距离，心境如同澄塘返照，毛的作为就变得无比清晰：问题还不在于以模糊口号治国后患无穷，哪怕是清晰口号也不能用来治国，更不能以群众运动治国。真要搞土地改革一类的社会改革，统治者就只能通过法治轨道来进行，如同台湾土改一般，岂能发动暴民胡来一气？
就拿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说吧。就算当时中央给出了明确无误的划定标准，那又便如何？难道暴民会冷静地严格对照那些标准，来确定谁是牛鬼蛇神？当年我目击的痛打对立面派头头的批斗大会会场上，就挂着巨大的横幅：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那是毛的最新指示，而谁都知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据说是毛的政策，可文革中又有谁注意过这政策？所以，林副那句话其实应该修改一下：“群众运动天然就是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只有共产党人才会觉得它合理。”
这简单道理，毛泽东那个谋略大师绝不会不知道，而这恰恰是他为何专门用模糊口号与过头口号发动群众运动的原因。这道理他其实已经跟张国焘说明白了：“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他之所以要“大笑一阵”，恐怕是在笑张国焘“钻牛角尖”的“书生气”。的确，口号越模糊，也就越具有煽惑力与刺激性，能把群众最大限度地煽动起来，而正因为口号模糊，发动者的意愿究竟何在，谁都不知道，这就给操纵者留下了无限的回旋空间，可以任意实施有利于自己的manoeuvre.
这其实就是老张在权力斗争中败给老毛的一个重要原因：老张尽管有着“白雀园大肃反”的血染的风采，比起老毛来，老张还远远不够。而毛当国则使得国人本来就不够清晰的脑袋越发胡涂，以致模糊思维与模糊表述成了牢不可破的民族传统。其实就连老张那个辍学的北大学生，都能立即看出毛那两个模糊口号的无穷流弊。如果大多数国人有他那点水平，则既往那些悲剧闹剧就算发生，或许也不至于那么荒诞，那么极端，那么可悲了吧。
大革命那阵子，湖南搞痞子运动，国民党人其实是始作俑者。当时国民党人远比自称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共更重视农运，很早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毛泽东之所以卷入农运，乃是因为他当时是中共的边缘人，国民党左派的红人，这才会受命去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地方我在文革期间去过，好像是文庙一类旧建筑，却又有点像梁思成设计的中西合璧，环境挺不错的。
还是来说正题吧。张国焘在其回忆录里说：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词。他虽承认湖南农民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表了湖南同志的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凡是老帮菜都该知道，张国焘这段回忆非常可信。“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一类烂话，从来是毛泽东的典型用语。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则历来是他的“斗争哲学”的基本思想。他那意思是，一场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这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过激行为。但这是必要的。绝不能因为有过火现象出现就否定运动的大方向。“气可鼓而不可泄”，无论暴民干出什么无法无天的烂事来，都要看“主流”，都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绝不能给革命群众泼冷水，更不能把热火朝天的运动打下去。世上最大的犯罪，就是把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这就是伟大领袖一贯的治国方略，就是他的“群众路线”。在这光辉思想的引导下，咱们才会有“以钢为纲”的大跃进，才会有土高炉。据李志绥大夫说，其实毛到后期也知道全民炼钢是扯淡了，但更重要的是不能挫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他迟迟不刹车，生怕给人民群众泼了冷水。
所以，伟大领袖真是有史以来最爱护人民群众的大救星，爱到群众去把农具毁了炼钢，害得颗粒无收，都不忍心出来为他们泼冷水，打击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直到他们活活饿死都不改初衷，当真是有史以来第一明君。
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这一思想揣摩得烂熟，这才会提出“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精辟表述。在我看来，这一表述比毛的“矫枉必须过正”之类更精彩。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其实就是“运动就是一切，代价是不必考虑的”。他追求的是运动本身显示出来的史诗美与宏大气魄，至于其目的与后果如何，都是微不足道，不值得关心的。
这就是他为何是制造模糊口号与过头口号的专家。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不过是他初出茅庐时牛刀初试（或曰发轫新试）罢了。
这类口号的弊病，我早在文革期间就发现了。1966年底，“批判资反路线”那阵子，我家来了个到省城告状的亲戚。该同志是个边远地区的村学教员，竟然也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据他说，他们那个山区县的所有的小学教员都给集中到县城里去，从里面抓出了十几个“反动学术权威”，统统给关了起来，备受毒打。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从那集中营里跑出来的。
他来到我家后，除了买烟或上厕所外（那阵子都是社区厕所，私宅没有厕所，如厕必须上街），从不上街，日以继夜伏案写申诉书，把我家那贫民窟的黑屋笼罩在劣等烟草化成的烟雾之中。他写得非常吃力，每晚都熬到夜深，让我们全家陪着他熬（我家就两间，中间用残缺不全的薄板隔开。来客搭张床睡外间，若夜里有一间屋开灯，则合宅灯火通明），一边抽烟一边写作，常常熬到天亮才睡。次日我打着呵欠去收拾屋子，每次都要想起茅盾在某篇短篇小说里描写的那个有志当大文豪的中学语文教员熬夜写作的场景：“地上的香烟屁股像满天的星。”
最后他那申诉书总算写出来了，我还真说不上来他是几易其稿，也记不得是花了多少天才写出来的。那初稿我也曾看过两眼，倒不是故意去窥测他人隐私（其实当时国人也没有这种概念），而是废稿太多，扔的到处都是，不可能看不见。这位仁兄连简单句子都写不大通顺。我当时就想：NND，这也叫学术权威？
所以后来我和同学们一道去找小学老师玩，得知她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当然，和我那亲戚比起来，她确实是被冤枉了——她好歹是在大城市，怎么也数也轮不上她来作“权威”，而我那亲戚虽然没文化，写份申诉书都跟巴尔扎克写全本《人间喜剧》一般，但人家毕竟在离省城极远的山区贫困县里教村童，方圆百里之内文化最高。既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全国人民的任务，他那贫困县又岂能例外？那当然只能由他义不容辞，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来作当地的最高文化权威。这和抓地主是一个道理。尽管贫困山区的所谓“地主”可以比平原的贫农还穷，但既然土改是全国农民的任务，又有谁敢因为某个地区贫穷就豁免了该区？当然土鳖们再穷，也得当“地主老财”不是？
就从那阵起，我开始悟出了“运动治国”、“口号治国”的荒唐。最先想到的是文革的发动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口号乍提出来时，我还是狂热份子，自然不会去多想。但见识到“反动村学权威”之后，再迟钝的人也会想到：什么是“牛鬼蛇神”？划定标准是什么？连个标准都不给出来，就把群众轰起来抓牛鬼蛇神，那还能不草菅人命？用模糊口号煽动百姓起来造反，必然要使得冤狱遍于国中。
等到后来到了西方，与往事与故国都拉开了距离，心境如同澄塘返照，毛的作为就变得无比清晰：问题还不在于以模糊口号治国后患无穷，哪怕是清晰口号也不能用来治国，更不能以群众运动治国。真要搞土地改革一类的社会改革，统治者就只能通过法治轨道来进行，如同台湾土改一般，岂能发动暴民胡来一气？
就拿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说吧。就算当时中央给出了明确无误的划定标准，那又便如何？难道暴民会冷静地严格对照那些标准，来确定谁是牛鬼蛇神？当年我目击的痛打对立面派头头的批斗大会会场上，就挂着巨大的横幅：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那是毛的最新指示，而谁都知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据说是毛的政策，可文革中又有谁注意过这政策？所以，林副那句话其实应该修改一下：“群众运动天然就是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只有共产党人才会觉得它合理。”
这简单道理，毛泽东那个谋略大师绝不会不知道，而这恰恰是他为何专门用模糊口号与过头口号发动群众运动的原因。这道理他其实已经跟张国焘说明白了：“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他之所以要“大笑一阵”，恐怕是在笑张国焘“钻牛角尖”的“书生气”。的确，口号越模糊，也就越具有煽惑力与刺激性，能把群众最大限度地煽动起来，而正因为口号模糊，发动者的意愿究竟何在，谁都不知道，这就给操纵者留下了无限的回旋空间，可以任意实施有利于自己的manoeuvre.
这其实就是老张在权力斗争中败给老毛的一个重要原因：老张尽管有着“白雀园大肃反”的血染的风采，比起老毛来，老张还远远不够。而毛当国则使得国人本来就不够清晰的脑袋越发胡涂，以致模糊思维与模糊表述成了牢不可破的民族传统。其实就连老张那个辍学的北大学生，都能立即看出毛那两个模糊口号的无穷流弊。如果大多数国人有他那点水平，则既往那些悲剧闹剧就算发生，或许也不至于那么荒诞，那么极端，那么可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