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与荣辱

Spring说台湾与大陆也差不多，又说海外的日本社区与中国社区截然不同，说明咱们的基因有问题。这话我看了不怎么舒服。幸亏phantom出来说，他见到的台湾人还是挺不错的，令我非常高兴。

于是便想起1989年在莱茵河畔遇到的一伙台湾人。我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给中国人增光了！我出来这几年，从未见过中国人出来旅游，见到的亚洲人都是日本人。他们怪怪的看着我，似乎完全不明白我的激动。半晌才有人问道：你不也是中国人么（那阵的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也在旅游么？我说是啊，可我是来开会的留学生，路费并不需要我出，我不过是掏点小钱顺便玩一下罢了，并不是如你们那样自费从台湾出来的，接着长叹：不知要到哪天，大陆人也能像你们一样，自费到欧美旅游。

那是“八九风波”以后两三个月的事，我对国家的前途绝望到了极点，当时还真没想到，过了20年，大陆人也能如台湾一样旅游了。那么，再过几十年，大陆人的基本素质会不会也能得到极大改善，跟如今的台湾人的差不多？

那位说了，你怎么知道台湾人素质不错？我觉得应该如此。从我认识的前辈知识分子来看，中国人的基本素质主要还是后来给败坏的。

刚才看见网友的跟帖，我又想起这个问题：如果没有49年的改朝换代，今天的中国是否要光明得多？我认为应该有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对国人素质败坏最大的还是左文化。传统文化虽然弊病很多，但它毕竟只是陈腐的毛病百出的旧文明，还不是是邪恶的反文明，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不改朝换代，如今的中国，顶多也就是脏乱差，不讲卫生，大声讲话，乱扔纸屑果皮，到处吐痰，家家门口挂着万国旗（尿片子），法治观念欠缺，不守纪律，等等。但本质还是善良、淳厚、诚实、富于爱心的。大节之中，可能守信这条比较差，但其他基本素质起码是合格的。反正我知道的老一辈基本是这个样子。

我个人觉得，脏乱差并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事，法治观念也可以慢慢培养，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心术。而我党造的最大的孽，还是建立了一个负筛选的恶性竞争环境，头三十年以仇恨立国，后三十年以不择手段致富为纲，生生把人化作了野兽。

这在我看来应该是造的最大的孽，也是最难治理的社会问题，其难度大概不下于把染黑了的缎子再度漂白。这可不像半瓶醋说的那些鸡毛蒜皮容易治理。要在人的素质方面赶上台湾，可不会像在经济上那么容易。

今日跟此地一个青年聊天。他3年前到中国去教书，在那儿呆了一年，印象非常恶劣。据他说，It’s all about money, money, money, good money, big money, quick money. Nothing else. 国人好像只有一个评价事物的标准：钱，只有一个追求目标：钱，非常贪婪，非常自私，好像没什么道德观念似的，而且贫富差距相当大，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最奇怪的是，据说中国是个***国家，然而那儿的政府专门保护富人，工人什么权利都没有，连罢工都不许。所以外国资本家一窝蜂地跑那儿去投资，云云。

虽然这对我来说绝非新闻，然而我还是非常吃惊，忍不住叹道：看来问题是非常严重了，明显到了连你这位不懂中文的外国人都能看出来。他说，是啊，是很明显。要观察到那些现象，其实并不需要什么语言能力。我问：到了危急的地步了么？你认为会不会出乱子？他摇摇头说，这我可就说不上来了。如果在西方，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严重污染，食品安全，贫富分化，百姓早就上街了，然而那是在中国。他们的观念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还真是不知道。

然而老金和半瓶醋也说了，社会风气毕竟有所好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这种非实质性然而仍然是正面的变化？这恐怕不是什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简单关系，“革命搞好了，生产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而是因为经济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又导致了社会环境的某种良性变化。

这良性变化半瓶醋已经说了，那就是工商社会的建立，使得诚信成了成功的前提。这毫不足怪。我在旧作中说过，我曾经通过福建盲流开的钱庄给国内汇过款，开头还怕钱寄丢了，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不料款子第二天就到了。其汇率之高，速度之快，根本就不是中国银行可以比拟的。那钱庄的老板与员工统统是大陆出来的，为什么人家如此讲诚信？还不是生存环境使然。

因此，关键还是得建立一个良性竞争环境，造成一种赏善罚恶、汰劣存优的筛选机制，使得生存竞争比赛的是创造力，而不是争夺 “合法伤害权”。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权力与财富脱钩，使得有权者无法再靠伤害或控制他人迅速致富，而这就意味着政治改革。

没有这根本性的改革，则社会风气不会自动出现根本性好转，能好转的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富裕并不能自动带来社会进步，中东那些石油国家已经昭示过这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