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均鹤的荣辱人生

 对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潘汉年、扬帆”冤案，人们并不陌生。

    １９５５年４月３日，公安部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主要列举他的“罪行”有两条：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组织；二是说他在饶漱石、扬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

    １９６３年１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给他立了三项“罪名”：一是说他在１９３６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暗藏于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二是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三是说他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提供情报给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引起１９５０年“二六轰炸”。因此将潘汉年定性为“内奸”、“特务”、“反革命”。

    在潘汉年的主要“罪状”中，涉及这样一个人——胡均鹤。
　　
　　
    早年的团中央书记
　　
　１９０７年，胡均鹤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早年丧父，靠母亲做佣人养家糊口。在叔叔的资助下，念完小学，１４岁离开家乡到上海学做生意，当过学徒和帮工。

    １９２５年，在五卅运动的感召下，胡均鹤投身到革命之中。就在这一年，他经瞿景白（瞿秋白之弟）和另一位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胡均鹤出身贫苦，又有点文化，在当时迅速崭露头角。大革命失败以后，胡均鹤担任了团中央组织部长，并于１９２８年作为少共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回国以后，他先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３２年１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上，胡均鹤当选为苏区团中央局的组织部长。不久，他又回到白区，在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１９３２年秋，胡均鹤被捕。在狱中，他经受住国民党情治部门的严刑拷打，不屈，也曾经自杀，但没成功。顾顺章向徐恩曾建议：对此类共党分子，拷打是不顶用的，一定要攻心为上。于是徐叫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几本共产党刊物（其实很可能是伪造的），放到胡面前说：你看看这些刊物吧。你还在为信仰奋斗，但共产党早已将你视为叛徒，把你开除出党了。再说你的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脆弱的胡均鹤信以为真，成了叛徒。
　　
　　汉奸生涯
　　
　　１９３８年，胡均鹤被中统派往苏沪区任副区长兼情报股长。１９３９年３月，早已投靠日本人的原国民党军统丁默村和中统李士群，成立特工总部（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７６号，后以“７６号”为该组织的代称）成立。９月，与胡均鹤同为苏沪区副区长的苏成德投靠了“７６号”，并将除了区长与会计之外的苏沪区全部人马供出，胡均鹤被汪系特工逮捕。

    这一次胡均鹤又背叛民族。投靠汪精卫组织以后，胡很快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汪系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被调往上海任特工总部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中共。同时还兼任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书记长，专门破坏学生运动。他不苟言笑，手辣，被李视为心腹。

　当时，上海的情报战非常复杂。美、英、法等国及苏联都在这里有情报机构，重庆方面的军统和中统在上海也派有数量很多的特工人员，中共秘密组织及一些团体也在此从事情报活动，而且各方人员状况也十分复杂，常常相互交叉渗透。

    １９３９年秋，既投机过中共又投过国民党的李士群、胡均鹤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既和国民党地下人员取得联系，又通过关系向中共地下党组织表示希望建立联系。为了解敌情，负责中央社会部华南情报局上海情报站工作的潘汉年经组织同意，开始和李、胡交往。已升任汪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的胡作为李的助手，专门负责李潘之间的联系。

　上海的租界被日全部占领后，中共指示在上海秘密情报机关人员撤出上海。

　１９４２年９月，潘汉年向李提出要求，希望对方确保我方撤退人员安全抵达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胡均鹤在李的安排下，专程到镇江，安排护送潘一行。

　　为了充分利用李、胡这一情报资源，潘一行安全抵达根据地后，经代军长陈毅和代政委兼华中局代书记饶漱石首肯，按事先商定的方法继续与胡保持联络。

　　１９４３年初，形势严峻。种种迹象表明，日伪可能对中共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但具体情况一时无法搞清。而正在此时，潘与李、胡之间的秘密联系却中断了。为通过李、胡加强搜集情报，经饶漱石批准，潘来到上海，找到胡。未曾想，李胡设下圈套，是想借中共代表潘来为自己在汪精卫面前邀功，同时以壮汪政权的声势。为获取情报，潘不得已随同胡去南京见汪精卫。虽然这次会见谈话没什么实质性内容，但就潘个人而言，由此种下日后厄运的祸根。
　　
　　改恶从善
　　
　　１９４５年日本败后，已再次投靠中统的胡均鹤，被当局判处１０年徒刑（一说１５年），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兵败，为给即将接管政权的共产党增添麻烦，就将监狱中关押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胡被释放后，国民党命他作潜伏特务。

　　胡大势已去，便又派人与在香港的潘取得联系，表示愿投奔解放区，将功赎罪。潘汉虑到他虽做过汪系骨干，但也曾为中共情报工作、掩护中共要人撤退做过有益的事，便将情况和要求电告华东局情报机关。经中央情报部门同意、华东局批准，胡被带往上海，协助公安部门镇反，并在上海公安局成立的“情报委员会”担任主任一职。他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中统和军统）人员表”，供肃反时参考使用，为破获国民党地下抵抗活动提供线索。

　　胡的反戈一击，使台湾方面恼火。他们通过电台的广播威胁他，后来又派一个特务对他进行试探，企图策反。当时上海时局尚不安定，谣言四起。在关键时刻经常动摇的胡，这一次却坚定。他不但没有被吓倒，还协助有关部门抓获了这个台湾派遣人员。

　　１９５４年９月，胡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一下车即被扣押，一关就是２８年。妻子赵尚芸（著名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妹妹）也受到牵连，被关押７年。１９５５年４月３日，潘汉年也在北京被捕。潘、胡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然关在同一所监狱里。

　　１９８２年，潘汉年冤案平反。１９８３年，胡被保外就医，走出监狱。１９８４年，公安部给胡作结论：对于他已交代的历史罪行，根据政策既往不咎；肯定他当年与中共建立联系后所做的一切。有关部门对胡宣布撤销原有的判决，无罪释放。根据政策，上海方面给他享受有关待遇。１９９３年３月，胡阖然长逝，走完荣辱相间的复杂人生。



红色“潜伏者”：共青团中央书记 胡均鹤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他兴冲冲跑到北京，没想到，一下车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28年。

１９５５年４月2日，公安部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主要列举他的“罪行”有两条：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组织；二是说他在饶漱石、扬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     在潘汉年的主要“罪状”中，涉及这样一个人——胡均鹤。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期间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这两件事都与胡均鹤有关。殊途同归，这样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历史人物，却在同一座“秦城监狱”里悲惨地度过了各自的余生……

    １９６３年１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给他立了三项“罪名”：一是说他在１９３６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暗藏于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二是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三是说他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提供情报给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引起１９５０年“二六轰炸”。因此将潘汉年定性为“内奸”、“特务”、“反革命”。

　　1982年，这宗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隐私 终获平反，可潘汉年和他的夫人董慧却早已长眠在九泉之下！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出狱时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什么事都记不清了。胡均鹤的儿子向共产党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肯定了他为左翼人民----共产党所做过的一切。

胡均鹤作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高级离休老干部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相比潘汉年，他总算活着走出监狱并有了一个颇为特殊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