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式悲剧警醒东亚一体化

　　对希腊而言，当前最大的难关是：2010年4月至5月间将有200亿欧元债务到期，全年更有530亿欧元债务到期。除非希腊政府有能力在未来数月内筹措到200亿欧元紧急融资，否则将面临“国家破产”的风险。

　　现在所有人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希腊当年的弄虚作假。但在笔者看来，欧盟和欧元区制度上的不完善，才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早在欧元进入希腊的最初阶段，欧盟统计局（Eurostat）就已察觉到希腊统计数据水分过大，但最终却收回了该报告。更何况，希腊不是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麻烦制造者”：在希腊之前，有爱尔兰；在希腊之后，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甚至比利时。显然，欧盟在成员准入和制度约束方面存在系统性风险，只将板子打在希腊身上有失公允，并无助于问题解决。

　　希腊的悲剧在于：第一，加入欧盟和欧元区后，已让渡了包括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自主在内的部分主权，也就是说，它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提高利率等办法改善贸易状况或吸引外资流入以图自救；第二，随着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一跌再跌，国际投资者已对其债券失去了兴趣；第三，欧盟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意愿和义务去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第四，作为欧盟成员，向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IMF）求救也不大可行，因为在憧憬了数十年“大欧洲梦”的德、法等欧盟大佬看来，这无疑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失败的证明和嘲讽。

　　因此，在外部可能性都被逐次否决的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只能来自欧盟内部。在过去4个月里，欧盟在救援方面一直行动迟缓，除不断要求希腊削减财政支出外，各种决议和声明尽管不少，但大都缺乏具体措施。对欧盟（欧元区）这样一个经济（货币）高度一体化的共同体而言，未能在第一时间对成员国伸出援手，这本身就令人惊奇。

　　站在欧盟立场，其实也不难理解。无论是从欧盟制度还是各成员国国内民意出发，都不赞成为其他成员国的不节制行为埋单。从静态博弈的视角来看，欧盟与希腊之间理论上存在两个“纳什均衡”之解：其一是“希腊保持财政自律vs.欧盟不救援”，其二是“希腊不自律vs.欧盟救援”。就整体收益来看，第一个“纳什均衡”比第二个更为可取。笔者相信，让所有成员国学会财政自律正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欧盟早期法律法规坚持反对强制动用其他成员国资源去救援某一成员国的重要出发点。

　　但问题是，双方并非一个同时决策的博弈，而是一个“希腊先走，欧盟后走”的动态博弈。在希腊已不自律在先的情况下，欧盟坚持不救的唯一价值无非是严肃纪律，以儆效尤；但不救所引发的后果更是灾难性的：如果希腊被迫倒下，必将引发更多成员对欧元和欧盟的前景失去信心，甚至选择一走了之。如果欧元区和欧盟都不存在了，再奢谈纪律和道德风险也没有意义了。

　　因此，正如德国前外长费舍尔所指出的，希腊危机本质上就是一场“欧元危机”。其蕴含的深层次问题十分严峻，直指欧元的内在弱点：缺乏统一的政策支持。这一点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暴露无遗，只是当时欧洲各国纷纷忙于自保，在集体行动方面并没有令人深刻的动作。

　　对于欧盟制度上的这些障碍，修改《里斯本条约》固然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远水不解近渴，只会引发新一轮旷日持久的辩论。因此，欧洲各国领导人的当务之急便是超越欧盟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商讨一个紧急融资机制。

　　希腊式悲剧也警醒世界各国。对中国和东亚地区而言，当前并不存在被希腊债务危机波及的风险。但并不等于有理由作壁上观。亚洲金融危机十余年后，汲取希腊和欧盟的教训，重新反思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得失，或许更有积极意义。

　　首先，与希腊相比，近年来中国不仅保持了连续的财政盈余，同时通过外贸顺差积累了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但过犹不及，如何保持财政平衡和将外汇储备保持在一个适当规模，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同样应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思考。

　　其次，值得肯定的是，与欧洲相比，尽管东亚地区一体化水平不高，但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各国之间相互支持的自觉性反而更高。对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说，即便危机来临，也至少有三个融资渠道：一是在“清迈协议”多边货币互换网络基础上扩充的“东亚共同基金”这样一个超级外汇蓄水池；二是与区内外一些国家所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三是最后还可以选择向IMF、亚洲开发银行等寻求帮助。

　　当然，东亚地区也存在明显短板，即债券市场发育滞后。不仅国内债券市场缺乏足够流动性和开放性，整个地区内的东亚债券市场规模也难以做大。在欧盟内部，尽管意大利财政状况未必比希腊好，但由于坐拥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其融资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明显要高出一筹。因此，推进东亚各国和地区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开放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