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苏小和：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

2010年02月24日 09:09凤凰网财经

苏小和 财经作家

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叫做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学术上总结了三种模式：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1]。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必须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和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所以我要说，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对，是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称谓，那短短的10年之间，中国竟然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他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10年，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发展的轨迹，事实上跟我们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了解一下这个课题的学术框架。[2]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导向原则。常识层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经济形态，显然是有明确的导向原则的，大概是这么几个导向：

一种是以政府为导向；

一种是以党为导向；

一种是以军队为导向；

一种是以企业家为导向；

一种是以领袖人物为导向。

什么叫以党为导向，简单的定义，就是党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产权都属于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是党员，或者在企业里设党委，消减工会在企业里的作用，或者以党的组织部的名义来培训富二代；

什么叫以军队导向，缅甸是个不错的例子。不要以为缅甸人不办企业，不做生意，他们一样的有进出口贸易，一样的要办自己能掌控的企业，只是他们的生产经营，甚至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军队说了算。中国北洋军阀时代，也有军队管制企业的影子。

什么叫做以领袖人物为导向，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1950年代，公私合营，大跃进、三面红旗，表面看是当时的党和政府在操作，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作用已经涵盖了一切。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按照企业理论的框架来看，那是一个全民办企业的时代，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炼钢铁，恨不得一夜之间赶英超美，而这一切行为的主导力量，当然是那个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领袖。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以政府为导向。

有些概念是可以轻易提出的，比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行政垄断等等，但我们需要辨析几个概念。首先是要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导向原则。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就是鼓吹由政府来推动市场的运行。事实上，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政府主导方案，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其次，凯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市场的自发秩序，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是重商主义。[3]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就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所谓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79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就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里。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曾经比英国还要强大，他的势力遍及全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是不错的，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利，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显然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10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有导弹和核武器，可是苏联人却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企业家发展，向市场发展。

历史真有趣。这么几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是成功的，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的过程之中。

百年之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以政府为主导呢？是不是还处在早已经被确定为失败案例的重商主义时期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既不是政府导向，也不是以党为导向，而是党国导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国体制，中国的党和国家纠结在一块儿的，所以无法界定。

注释：

[1] 费正清、费维恺在研究晚清经济史的学术总结；

[2] 杨小凯认为，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言明的假设之多样化到达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因此反而使历史记录变得非常主观。

[3] 国内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最早由赵廼抟先生开始，他的著作《欧美经济学史》第一章主要就重商主义进行了辨析，这样的学术工作出现在1948年，可惜国家发生变故，赵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