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队的编制与部署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是人们熟悉的谚语，军队是由士兵组成的战斗集体，要组编为一个单位，才容易指挥调动，并可以计算兵力。军队的编制就是军队组编士兵的方式。

现代军队编制一般都是统一的，在平时和战时的编制基本相同，要调动的话也是成建制的调动。但中国古代军队往往有两种编制，一种是平时组织训练的编制，另一种是战斗部队的编制。当要组建参战部队时需要打破原来的编制，将士兵重新组织到新的战斗编制中去。

中国古代军队编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的固定编制规模逐渐缩小，越到后来，千人以上的部队就越是习惯于采用临时组编的办法来编成。

1、什伍之制

5进位以及10进位制是人类普遍采用的记数方法，因此也很早就用来计算并编制士兵。中国古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就是一五一十点数的“什伍”之制。另外古代展开军队作战时往往会排列左、右两路或左、中、右三路的阵势，由此影响到军队有时要采用2进位或3进位（包括其倍数）的编制。

出土的商代墓葬遗址中，殉葬人大多是10人一排，墓外的殉葬坑一般也是10人一组，

陪葬的铜兵器往往也是10件为一捆，或许当时已经有了“什”的士兵编制。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行”字也就是10个“什”，由“百夫长”指挥；10“行”编为“大行”，由“千夫长”指挥；作战时习惯按照左、中、右各一个“大行”来排列阵势，投入战斗的3个大行就称之为“师”，是商代最基本战略单位。据说商王亲自率领的“王师”就是由3个“师”组成。不过根据安阳一个商朝墓葬出土的战车来看，却是5辆一组，前三后二，每辆有3套作战武器，说明每辆有3名士兵；另外前面又有3个殉葬坑，每坑殉葬5人，看来应该是为前面3辆战车提供勤务的徒役。另一处车马坑则是集中埋葬了25辆战车。据此推测，再结合一些史料的记载，商代的战车编制是实行5进位制的。5辆一队，5队、25辆战车组成的战斗单位由“马亚”指挥；而出动100辆战车时的指挥官叫“多马亚”；一次出动的战车如果超过了二、三百辆，就要由商王亲自指挥了。

一般认为商代开创的这种什伍之制后来被周朝继承。周武王伐纣发布《牧誓》就提到“百夫长”、“千夫长”。而周代的军队也是以战车为核心，1辆战车及其配属的步兵合称“乘”，是最小的编制单位。乘战车的甲士是3名，至于配属的步兵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按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司马法》一书的说法，每乘是甲士10名（3名上车作战，7名在车下作战），徒役20名。但也有人认为20个徒役中只有5名承担养马、炊饮，另外15名也参加战斗。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每5乘编为1队，由仆射指挥；每两队（10乘）由“官”指挥；每10队（50乘）编为“卒”，由“卒长”指挥；每2卒（100乘）编为“师”，由“师氏”指挥。周代仍然以“师”为基本单位，但师的数量逐渐增加，据说西周有14个师。

春秋时期军队中步兵比重逐渐增大，根据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每乘步兵从25名逐渐增加到50名、75名，而楚国军队每乘步兵为100名。西周时作战在排列阵势时一般将参战部队分为左、中、右3个集群，号为“三军”，并按照集群的战术重要性又称为上、中、下军，而以总指挥所在的中军地位为最高。春秋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繁，这种战术单位逐渐固定，成为“师”以上的又一编制单位。各个诸侯国编成的军数目不同，有的有3军，有的有4军，有的有6军。军所隶属的战车以及士兵数量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来说在200乘上下。步兵逐渐在独立作战中也形成了新的编制，据《国语》记载吴国步兵的编制，为10进位制的：10人为队，10队为行，10行为旌，10旌为军。

战国时期步兵成为主力，各国编制不尽相同。据《周礼》（一般认为该书反映的是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制度，其中有一些是成书时的制度）的说法，步兵每5名编为“伍”，由伍长指挥；5个“伍”（25人）编为“两”，由“两司马”指挥；4个“两”编为“卒”（100人），由“卒长”指挥；5个“卒”编为“旅”（500人），由“旅帅”指挥；5个“旅”编为“师”（2500人），由“师帅”指挥；5个师编为“军”（12500人），由“军将”指挥。而《尉缭子》的说法，可能是魏国的步兵编制：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商君书》提到的可能是秦国的步兵编制，则5人为伍，50人设“屯长”，500人设“五百主”，1000人设“二五百主”。骑兵的编制应当与此相近。

总的来看，早期步兵都以5人为战斗单位。据《司马法》一书，5人分别使用弓、殳、矛、戈、戟，成纵队战斗队形时，短兵器在前、长兵器在后。5个伍排列成一个方阵“两”，两司马为甲士，居中担任指挥。看来这种步兵战术与基本编制配合得很好。

秦国实行全民皆兵，索性将成年男子一律称之为“士伍”。平时按照居住地点就近编伍，由各郡的郡尉、各县的县尉负责训练，警备治安。大规模征发参战时，就由郡尉、县尉率领上前线。

参战时由朝廷任命的统帅进行实行战时编制，委派若干“将军”分领几个作战集群，集群下将各地征发的士兵按其地域集中编制为某一战斗部队，号为“部”，由朝廷委派的“校尉”指挥；部下分为若干个（一般也应是5进位制）“曲”，约1000人，由“军侯”指挥；曲以下按平时基本编制，整编为伍（有伍长）、什（有什长）、队（50人或100人，有队率）、屯（500人，有屯长）。另外每一级军官都可支配约占编制10%的另编人员为随从亲兵，担任警卫、通讯等特别战地勤务。

汉代军队编制沿袭秦代。按照战时编制的常备军逐渐固定，以部为基本单位。部由校尉指挥，因此部有时也称“校”。校尉出缺由军司马代领。东汉时直属朝廷的北军“五校尉”部队称之为“五营”，每营应该相当于过去的部，但编制定额仅千人左右。校尉的级别相当于郡尉（比二千石），军侯相当于县尉（比六百石），屯长、队率相当于县吏（比二百石、百石）。以下的什长、伍长不算官。部以下的编制不固定，根据任务各有几个“曲”；而部以上的编制也不固定，由朝廷根据战略方向、战役任务委派的将军，指挥根据该任务而组编的几个部，构成一支某个战役或战略方向的兵力，有时就称军。将军的指挥部由于要在野地宿营搭建帐篷而称之为“幕府”，朝廷往往给予相当大的人事权力，允许临时任命幕府官员，因此将军出征也就叫做“开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军队的基本编制情况相当混乱，史籍的记载也不明确。总的趋势是部、曲的地位日益下降，成为将领的随从亲兵，其中大多数都是将领的奴仆，没有人身自由，最后部、曲联称，成为法律限定的一种贱民。而将军越封越滥，所领的“军”的员额不断缩小。

西晋时每一军编制仅1500人左右，而东晋时将军踔脸晌墓俚某坪拧Ｄ铣跛问苯哟笾卤嘀莆⒋保▃huang，原义为军队的旗帜）、队3级，队以下仍为传统的什伍之制。队约有200人上下，设“队主”；若干队合为幢，设“幢主”；一般3幢合为军，1军约3000人。军以上无固定编制，由朝廷临时任命“都督”或“统军”。

关于北朝时期军队编制情况，史籍记载不是很明确。据说北魏时期也是以队、幢、军3级为基本编制。但据说军仅千人左右，则或许是100人左右为队，以上3队1幢、3幢1军。指挥官分别为军主、幢主、队主。军以上编制不固定，根据战时需要组编由“统军”、“别将”、“都督”等指挥。

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对传统军队编制的改革力度较大。据说当时在皇帝之下设6个柱国大将军，每个柱国大将军管辖两个大将军（共12名），每个大将军管辖两个“开府”（共24名开府），每个开府管辖两个“仪同”（意思为仪仗可以与开府相同，总共48名）。这些听上去级别很高的军官实际指挥的士兵实际并不多，每个开府所指挥的是“军”（也叫“团”），但是实际上只有2000人左右；每个仪同指挥约1000人左右。千人以下的编制情况不明，但想来应该还是传统的什伍之制。

隋唐继承了府兵制度，尤其是唐府兵制的编制非常规整。各地遍设折冲府，为组织、训练的编制单位，管辖兵员1200—800人，设折冲都尉，副手为两位果毅都尉；府下辖4—6个团，每团兵员200人，设校尉为主官；团下辖2旅，每旅兵员100人，设旅帅为主官；旅下辖2队，每队兵员50人，设队正为主官；队下辖5火，每火兵员10人，设火长。战国以来传统的“伍”被取消。全国的折冲府数目庞大，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达到了643个，分别由朝廷的12卫大将军统帅。

以上这种府兵的编制只是组织、训练编制，至于府兵上番组成的战斗部队的编制究竟如何，是否仍然和平时的编制相同？盛唐时期各边境军区军队的基层编制如何？尚存有疑问。但很明显的是，到唐中期后，府兵的这套编制已实际被废除。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无所谓平时战时，军队的编制就是战斗编制。到后周时组建基本战斗部队编制：100人为1个“都”，都有“都头”；5都组编为1个“营”（500人），营有“指挥”；5营即组编为1个“军”（2500人），军有“都指挥使”或“都虞候”，或直接称“军主”；10个军编为1“厢”（25000人上下，从战斗中的左、右两翼发展而来），厢有“都指挥使”，或直接称“厢主”；左、右两厢编成一个战略方向的总兵力，一般大约为50000人上下，由皇帝派出的节度使统帅。这或许就是从唐代军队的战时编制发展而来的。

后周的制度被宋朝全盘沿用。宋军以标准为500人的营（一般直接称“指挥”）为基本单位，统计兵力都计算有多少指挥，调动组编也以指挥为单位，一般并不拆散。营下的为100人的都，有都头；都以下的编制应该是什伍之制，有军头、“十将”（管辖10人）等士官的名目。

理论上5营编1军，但实际上往往不足额（也有相反的情况）。而军以上的厢由于兵员过多，因此朝廷往往采用抽军办法，使厢并不足额，甚至进一步撤消厢的番号。北宋中期后厢几乎已全部架空，朝廷直接指挥并调动军，厢都指挥使成为武官的虚衔。

先后与宋皇朝对峙的辽、西夏、金、元少数民族皇朝军队的编制情况史载不明。

最著名的是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猛安原义是“千夫长”，谋克原义为“百夫长”，在谋克之下有什长、伍长。可见原来女真族军队也是采用10进位制的编制方法。以后将被征服的各部落武装也按此制编制成军，若干个猛安编为“司”，设立都统司指挥。随着金朝的迅速扩张，难以严格贯彻原有编制，在巩固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统治后，1175年金朝曾经重新编制猛安、谋克，按照女真人全民皆兵的传统，每谋克300户，7—10个谋克编为1个猛安。1183年编成220个猛安，1878个谋克，61万多户，平均每谋克有327户，大约每个猛安下有8个半谋克。但是女真社会急剧变化，原来天经地义的服役从征逐渐不再能吸引青年人，猛安、谋克的职位世袭，官愈多而兵日少，金末谋克平均只有25人，除去旗手、鼓手等，战斗兵仅18人，而猛安平均也仅辖4个谋克而已。

蒙古兴起后建立的军队也是按10进位制编制的，10人为队，有队长或称“牌子头”；10队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1个千户，10个千户组成1个万户，万户为蒙古军最高编制单位。百户、千户、万户既是编制单位，也是长官的名号。不过实际上编制往往并不足，比如有7000人以上的为“上万户”，5000人以上为“中万户”，不满3000人为“下万户”。同样，千户、百户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出上、中、下。入主中原后元朝军队大体上保持这一基本编制。

宋军是职业军队，理论上不应再有平时、战时编制的区别。但是实际上这套编制在战时运转并不理想。到北宋中期又发生转变。范仲淹在主持陕西防务时，为适应作战需要而重新整编军队：以5人为“伍”，5伍（25人）为“队”，5队（125人）为“阵”，20队（2500人）为“将”。“将”作为独立战术单位，直接指挥下属。

后来他的部下蔡挺在宋神宗改革时又将这一编制改动后向全军推广：10人为“火”，5火为队（50人），10队为营（即指挥，500人），若干个营组编为“将”（根据战役需要3000—10000人不等）。指挥以下完整编制调动，将的编制也尽量保持稳定，指挥官有“将”和“副将”，下属尽量不打乱。1081年全国建立起92将，号为“将兵法”。

南宋皇朝在颠沛流离中匆猝建军，重新将“军”作为独立战术单位，把原来的“将”组编为若干个军，设“统制”或“统领”为军指挥官；又按照战略防御方向将“军”组编为若干个“大军”，设“都统制”或“护军”为统帅。如韩世忠为“前护军”，以楚州（今江苏淮安）为中心组织防御，下辖11个统制、13个统领，有63将编制，约8万兵马。刘光世为“左护军”，下辖10军，防御淮北方向，约有5万多兵马。张俊为“中护军”，有11军、99将编制，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展开，兵力约为8万人。岳飞为“后护军”以鄂州（今武昌）为中心组织防御，辖12军，有84将编制，10万多兵马。吴玠为“右护军”，在今陕南一带展开，约7万人，编制较为混乱。

不过至1139年与北方金朝和议成功后，南宋朝廷就裁撤了“大军”的编制，由朝廷直接控制各军。军以下仍然保留将、营、队、火的基本编制。

朱元璋在占有江南地区后开始整编军队，规定每10个士兵组成1个“小旗”，5个小旗组成1个“总旗”，两个总旗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千户，5个千户设1指挥。

建立明朝后根据刘基的“军卫法”建议，各省设都指挥使统辖驻军，以下分设卫、所。每卫编制5600人，设置指挥；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所1112人，设千户；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所112人，设百户；百户下辖2总旗；总旗下辖5小旗。

和以前的朝代一样，明代这套卫所制的军队编制也没有贯彻始终，到了明中期后，明军的编制又随着募兵制的盛行而发生变化。而且这种新的编制因为募兵常常是由各地将领在本镇（相当于军区）组织的，全国并不统一。朝廷直接指挥的“三大营”开始采用“营”为基本编制，回到过去宋代的编制。营设参将，以下仍然沿用小旗、总旗、百户的基本编制。

在福建、浙江编制的抗击倭寇的军队，则以5进位制，5人为伍，5伍为甲，5甲为队，若干个队组成营，若干个营组成镇。戚继光的“戚家军”则又不同，5人为伍，2伍为队，4队为宗，5宗为哨，4哨为营。戚继光在蓟镇组编的军队，又采用3进位制的编制：12人组成“队”（分为杀手队和鸟铳队，前者以近距格斗为主，2名圆牌手、2名狼筅手、2名长枪手兼弓箭手、2名钯手兼火箭手、2名大棒手兼弓箭手、1名火兵和1名队长混编；后者10名鸟铳手和1名火兵、1名队长），3队组成1旗（设1名旗总，共37人），3旗组成1局（设1名百总，共112人），3局组成1司（设1名把总，共449人），2司组成1部（设1名千总，共899人），3部组成1营（设将官，共2699人）。

满族军事实力在关外逐渐壮大的同时，开始建立八旗制度。其兵民合一、平战一体的基本编制是10人为1队，若干队组成“塔坦”（村落，设章京），4个塔坦组成1个“牛录”（以300人为标准，设佐领），5个牛录组成1个“甲喇”（设参领），5个甲喇组成1个“固山”（即“旗”，设固山额真，即旗主）。牛录为基本战术单位，固山为战略单位。这套编制后来推广于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但实际往往并不足额。比如蒙古、汉军八旗不到300人就可以编为牛录。入关后八旗兵长期维持这一编制体系。

作为清朝入关后主要军事力量的绿营兵，是由入关时逐步收编投降的明军组成的，而明末军队已不复有全国统一的编制，绿营兵的编制开始就很混乱。以后又因为满清统治者视绿营兵为治安军，并不以提高战斗力为编制原则，因此绿营这种混乱的编制长期保留下来。

绿营兵编制总的来说是以“营”为基本单位，根据驻防地点的重要性，各设有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等军官；而各营又按照长官的等级以及驻防重要性规定有不同的兵员编制数目，在200—1200名之间。营以下也没有统一的编制，而是分“汛”驻防。各汛分设“千总”（从六品）和“把总”（正七品），其所辖兵员定额也各不一致。按照全国有60万绿营兵，除以1653个千总、3414个把总，每汛不过百人而已。汛下又有“塘”、“卡”、“哨”等编制，最小的不满10人。

营以上的编制也是毫无统一性。一个战略地点的各营隶属于“镇”（设有总兵，正二品），该镇总兵直属的若干个营组成“协”，由副将（正三品）指挥。各省设提督（从一品）统领本省的绿营兵驻军（有的省不设提督，由巡抚统领），若干个省组成大军区性质的总督辖区，由总督指挥。这些提督、巡抚、总督也拥有直接隶属的若干个营组成的“标”。

而且以上所讲的绿营兵编制还是平时驻防编制，如果要征调出征，又不是成建制的调动，而是要从各省各镇各营各汛抽调官兵，来重新组编成战斗部队。这种战斗部队的编制居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成法，一般的原则是以原来从属于某一镇的官兵重新组编为一个营，从一个省调出的部队再组编为一支军队。

由于清朝的这套编制实在是难以应付大规模的战争，与其从各省缓慢抽调官兵组编战斗部队，还不如在当地征募士兵组建新部队方便。因此从清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以后越来越经常采用临时征“勇”代兵。勇和兵不一样，是打仗的“临时工”，为战事而征募，战后即遣散。

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曾国藩等人建立的湘军、淮军等都是全新的编制。基本制度沿袭的是戚继光在《练兵实记》中所创设的编制再加以变通。采用10进位的基本编制，每10名战斗兵加1名什长、1名伙勇，组成“队”；8队组成1“哨”，有哨官、哨长；4哨（前、后、左、右）组成1营，还有营官亲自指挥的亲兵6队。全营总兵员数500人（正勇336名，伙勇42名，什长32名，护勇20名，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哨官、哨长各4名）。另有180名长夫提供后勤运输。营为基本的战术以及经制管理单位。后期又组编若干个营（4、5个）为“军”，设立“分统”指挥，但只是军事指挥关系。若干个军上再设立“统领”，为战役方向单位。

2、四大兵种

古代军队不象现代军队那样有完整的军兵种划分。随着作战武器以及作战方式、作战地域的变化，才逐渐分离出一些专业化的部队，具有一定的兵种性质。一般有车、步、骑、舟四大兵种。两汉以后车兵消亡，主要是步、骑、水军三大兵种。不过中国古代军队主要不是按照兵种来编制和指挥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形成陆、海并列的两大军种体制。

车兵

从理论上而言，最早的军队应当都是步兵。不过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早期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商周时主要由贵族组成的战车兵，是当时最重要的兵种，在漫长的5个多世纪中，战车驰骋在中原大地上，而步兵配属于战车，在战车冲破敌人队形时进行格斗厮杀。由平民或者奴隶充当的“徒役”则在车后护卫战车、提供后勤，实际上只不过战车兵的侍从。军队的编制以战车为核心，一国的军事实力以多少“乘”为标志。当时的一辆战车乘员3人，左侧的“车左”持弓箭射击，是主要的攻击力量，为一车之长，号为甲首；右侧的“车右”持戈矛，以勾刺杀敌，又称“骖乘”；中间的甲士为驭手，驾驶战车。

春秋时期步兵逐渐成为独立的兵种，与车兵并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仍有战车兵，与步兵混编，依旧是作战兵种。西汉也仍然有“车士”的编制，以及在直属朝廷的北军中有专门的“虎贲校尉”，有“车骑将军”名号。

后世车兵没落，东汉后车兵不再是独立的兵种。直到约1500年以后，随着火器的发展，明代军队又出现“车兵”兵种。嘉靖（1522—1565）后直属朝廷的“三大营”全都有车兵编制。戚继光在组建边防军时，也专门组织了用于战斗的车兵。这时候的车兵使用的是一种两轮车，两侧装有护板，号为正厢车（仅一侧有护板的称“偏箱车”，没有护板的为“轻车”），平时用两头骡子拉动，战时靠车兵人力推进至发射阵地。车上装有火炮（大将军1座或或佛郎机2座）。每辆战车，车兵定额24人，有佛郎机手、鸟铳手、火箭手、藤牌手等。作战时以战车为依托施放火器，扎营时将战车围绕营盘一圈，首尾相连，护卫营盘。因此这种车兵实际上具有一定炮兵的性质。

清朝入关后不再采用这种战车作战方式，车兵被废除。

步兵

公元前541年，晋国统帅荀吴率领晋军与北方少数民族狄人作战，作战地点在太原北面的山区一个叫“大卤”的地方，地势险要，战车难以行使。部将魏舒提出建议：“敌人都是步兵，在这山区里我们的战车无法发挥作用，步兵困在战车旁边也没有用。不如自我以下所有甲士全都下车徒步作战。”荀吴同意这个计划，委派魏舒为前敌指挥。魏舒下令拆毁战车，将所有的甲士和原来跟随战车的“徒兵”混编列阵。自认为出身高贵的战车兵不愿下车和徒兵混在一起，魏舒就把荀吴的一个亲信当场斩首示众，这才逼迫甲士下车排阵。魏舒用一支小部队在前面诱敌，将主力排列在阵势后部的两侧。狄人没见过华夏族军队徒步作战，大声嘲笑，也不列阵就一涌而上，想不到正中了魏舒的诱敌之计，晋军从两侧合击，狄人大败。

按照蓝永蔚的观点，这是首次在战场上临时组编步兵，但步兵作为华夏族军队一个独立的兵种却是由此发端。

春秋时期步兵迅速兴起，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平民（国人以及庶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战国时期步兵已经是军队作战的主力。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步兵俑来看，有的步兵是穿甲的，有的是不穿甲的，前者大多手持各类格斗兵器，后者大多手持弓弩做发射姿势。说明当时步兵也已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之分。不过这两种步兵是混编的，并非是独立的两个兵种。只是在某些战斗需要的情况下会集中起某一类步兵，如孙膑集中万名弩手伏击庞涓。

以后历代步兵一直占了军队的绝大部分编制。建制步兵种类繁多，但一般依然保持着秦代这两大类区分，也仍旧实行混编。如汉代步兵总称“材官”，其中的弩手称“蹶张”，勇健善斗的有“奔命”、“勇敢”等名号。西汉时设置的北军“八校尉”中有“步兵校尉”，但实际上八校尉大多数都是步兵编制，这支部队守卫上林苑，是一支长于格斗的步兵。另有“射声校尉”，是专门的弓弩部队。

唐代的步兵也有以格斗见长的“奇兵”（机动队）和“跳荡兵”（突击队）以及发射武器为主的“弓弩兵”。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步兵往往主要是依靠发射类武器进行战斗的，尤其是宋代军队中发射武器的步兵要比格斗步兵多得多，平均每100名马军（并非完全是骑兵）士兵中，枪手和旗手加起来只有13人，余下的全都是弓箭手；每100名步军士兵中，刀手8人，枪手16人，弓箭手有76人。

元代开始军队装备火器，自然也就有专门的操作火器的步兵。如明代步兵编制中都有“铳手”，负责发射火炮、火枪。戚继光组建军队，无论骑兵、步兵，都有专门的鸟铳手、快枪手、火箭手、藤牌手，以及挑选“有杀气者”为近战时的刀棍手，混编为战斗基本单位。

清代绿营兵主体是步兵，但其中也混编有鸟铳手、抬枪手、炮手。

骑兵

马匹是人类很早就驯服的动物，不过早期的骑兵既没有马鞍，也没有马镫，全靠自己的双腿紧紧夹住马腹催马奔驰，在马上很难使用身体力量来进行劈砍、刺杀等格斗动作，主要是依靠射箭来杀伤敌人。只有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才善于这种高难度的骑射、格斗，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军队要到较晚的时期才开始组建骑兵。

战国时期一般讲到国家军事实力时往往“车骑”并提，足可见当时的骑兵已和车兵并列为重要的技术兵种。《战国策》提到苏秦游说秦王，说秦国有“战车万乘，奋击百万”，“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范睢也说“秦卒之勇，車骑之多”，所向无敌。与“车骑”对称的“奋击”、“秦卒”应该就是步兵，看来这就是当时军队的三大兵种了。《史记》记载苏秦的话，说是燕国有“帶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帶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魏国“武士二十万，奋击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南方的楚国则步兵比重大，“帶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总的来说各国的骑兵只占全部军力的5%都不到。

当时华夏族的服装都是宽袖长袍，骑在马上要做射箭动作很困难。公元前307年，北方的赵国在长期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中痛感骑兵的重要性，国王赵武灵王毅然推行“胡服骑射”，将骑兵的服装改为与游牧民族相同的窄袖短衣，终于建立起可以与游牧民族作战的骑兵。后来任用李牧为统帅，训练士兵骑射，并精选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百金之士”5万，弓箭手10万，组成主力部队与匈奴作战，接连打败或降伏匈奴的附属国如东胡、林胡等，使得匈奴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境。赵国这支特编的部队步骑比例还是要超过10:1。

战国时期的骑兵仍然还没有马镫，难以进行马上格斗，在野战中一般不在正面进行突击，主要用于包抄、迂回、追击。如李牧以骑兵两翼包抄战术击败匈奴大军。秦赵长平之战，白起以15000骑兵截断赵军与营垒之间的联系。骑兵的编制还不大，并不独立遂行战役任务。

秦汉时期骑兵已有很多的独立建制部队。比如楚汉相争时，两军有很多称为“骑将”的军官。公元前202年楚汉垓下决战，项羽最后失败，带领800名骑兵突围。刘邦命令骑将灌婴率5000骑兵猛追，一直追过淮河。

西汉为与匈奴作战，逐步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征兵时专门有“骑士”的兵役，朝廷任命专门的“车骑将军”，以后又设立“骠骑将军”、“骁骑将军”等名号。朝廷直属的北军中也有“屯骑校尉”和“越骑校尉”、“胡骑校尉”。汉武帝时期发动多次进攻匈奴的战争，出动的骑兵动辄数以十万计，可见当时军队中骑兵的比重加大，在边境地区已经超过了步兵。

东汉保留了西汉时的制度，但军队中骑兵的比重明显下降。几次边境战争中，由内附的南匈奴或羌族部落骑兵起到重要作用，汉族骑兵出动数量不多。如73年窦固等出击西域，89年窦宪等出击北匈奴，汉族骑兵都不到“万骑”规模。在中原地区的战争中往往“步骑”并提，在作战时仍然采用混编，骑兵起辅助作用。

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集团的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一支较精锐的骑兵。比如在200年官渡之战中，曹操亲自率5000骑兵突袭袁绍军后勤基地乌巢，获得决定性胜利。又如211年曹军进攻关中，以步兵诱敌，而以“虎骑”为主力夹击，大败马超、韩遂。这种“虎骑”很可能就是人马都披甲的重装骑兵，说明汉族军队骑兵开始有重装与轻装区别，而且这种重装骑兵已具有野战强攻突击能力。

十六国混战时期（304—439）是重装骑兵全面登上军事舞台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内迁，畜牧业的发展有可能使骑兵用马大量增加；马镫等更为完善的乘马具的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在马上的格斗能力；手工业的发展也能够为骑兵提供更完善的防护甲。因此重装骑兵已具有强大的突击能力，成为战场上令人生畏的决定性力量。军队中骑兵的比重也大大增加。如312年汉族军阀王浚组织5万军队进攻盘踞襄国的军阀石勒，石勒先败后胜，在最后的追击战中缴获“铠马”5000匹。可见在王浚军队中重装骑兵至少要占到十分之一以上。328年石勒进攻洛阳，出动的军队中“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骑兵达到全军近三分之一。383年前秦苻坚以百万大军进攻东晋，据说步兵有60万，骑兵有27万。可见步骑之比为2:1似乎是当时的惯例。而后来北魏军队动辄出动数以十万计的骑兵大兵团作战，甚至在450年大举进攻南朝刘宋时，出动的骑兵居然达到了60万，营寨绵延3000里。

北朝极端重视骑兵的传统也影响到隋唐。唐太宗是一位轻骑兵（指人披甲、马不披甲的骑兵，人披的甲是两当铠为主，主要遮蔽胸部，或者也叫胸甲骑兵）奔袭战术的积极实践者。他在建立唐朝过程中东征西讨，很多战役都是他亲自率轻骑兵奔袭、突击而获胜。唐代也是古代汉族皇朝军队骑兵的鼎盛时期。按照《通典》所载唐初大将李靖的说法，唐代军队的标准编成是骑兵要占到战斗部队的30%。而盛唐时期全部57万常备军中有16万是骑兵，差不多也占到30%。

唐代中叶起中原汉族皇朝逐渐丧失对于主要马匹产区的控制，军队编成中的骑兵比重也随之逐渐降低。到北宋建立，军队编成中尽管有相当比重的“马军”，但却大部分是没有马匹的步兵。北宋皇朝千方百计促进马匹的养育，而在农业地区难以放牧大批马群，马匹生产长期萎缩，“马军”也就只能名不副实。这种局面到南宋时更为严重，骑兵补充马匹只能依靠广西等地出产的矮种马，骑兵的比重不到5%。而与北宋对峙的辽、西夏、金、元等游牧少数民族皇朝却以骑兵为主力军，屡屡打败宋军。南宋能够与之一战的部队往往装备有较多骑兵。比如著名的岳家军，以俘获的马匹编练8000骑兵，号“背嵬军”，又编练“游奕马军”，1140年颖昌大战，这两支骑兵与金骑兵进行大规模骑兵会战，获得胜利。

明代初期为与蒙古作战，极力加强骑兵实力。尤其是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5），永乐帝亲自多次远征漠北，每次都出动大量骑兵。1409年邱福率10万骑兵奔袭鞑靼本雅失里，结果是全军覆没，邱福阵亡。明朝廷立即动员建立30万骑兵，也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可见当时有强大的骑兵后备力量。但1449年“土木之变”后，朝廷直接掌握的京军几乎被全部消灭，尤其是骑兵损失后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而战马的供应更加困难，从此明军逐步倒退到两宋时期的那种状况，骑兵在军队编成中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清代八旗兵的主体是骑兵，而绿营兵则基本是步兵为主。入关前八旗兵的骑、步比为1:1，入关后仍然基本保持这一比例。而从制度上来看，朝廷规定绿营兵部队一般原则是“马三步七”，但实际上各地均不相同。比如江西、安徽驻军都是“马一步九”；陕西、甘肃驻军则为“马64”。由于清代“马兵”是指级别最高、薪俸最多的士兵，因此“马兵”并不一定是备有马匹的骑兵，连水师的士兵也有相当比例的“马兵”。

水军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9年夏天，楚国出动了一支“舟师”讨伐长江下游的吴国，没有获得什么战果，当年退回本国。这次讨伐战役特意被称之为“舟师之役”，可见在这之前即使是在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军队中还没有普遍组建这种“舟师”。这是史籍上首次有关独立建制的水上军队的记载。而过了一年，吴国的反击，也没有组建这种舟师，仍然是从陆路围攻楚国的巢，结果吴国国王诸樊卤莽冒进，在巢的城门口中箭身亡。

楚国看来是最早组建“舟师”的国家，而且经常以舟师发动战争的也是楚国。如公元前523年，楚国组建“舟师”进攻濮；公元前517年，又与越国约定夹击吴国，也是出动舟师侵略吴国的边境地区。公元前515年吴国进攻楚的潜，楚军以舟师包抄吴军后路，使得吴军难以退兵。吴军发生内乱，阖闾派刺客刺杀吴王僚，自己称王。楚军听说吴军内乱就解围而走，吴军得以撤退。公元前508年，楚国再次进攻吴国，双方在豫章一带对峙。这次是吴国组建了一支舟师，但却只用做疑兵之计，主力暗中突击巢，拔掉了这个眼中钉。两年后吴军联合唐国、蔡国一起进攻楚国，吴军到淮汭抛弃船只，从陆路翻越大别山击败楚军，乘胜攻入楚国的都城郢。后来楚国靠秦国援军才打退了吴军。

吴国的组建舟师似乎比楚国要晚，但战斗力很强。公元前504年，吴国再次进攻楚国，吴军舟师一举打败了楚军的舟师。楚国为此担忧要亡国，一度迁都。公元前485年，吴国派出以徐承率领的一支舟师，从海路远袭齐国。这支军队顺利登陆，但在登陆后的战斗中失利。徐承又将这支军队带到海上，仍旧从海路回到吴国。一般认为，为这次远程渡海作战而编成的“舟师”，标志着中国海军编制的正式形成。

战国时期各大国先后根据需要组建舟师。如秦国为攻略巴蜀，也组建了大规模的舟师。公元前280年攻略楚国的黔中时，出动的舟师有船只上万艘。舟师的士兵也经过专门的训练，称“习流”或“楼船士”。秦统一六国后，继续组编出动大规模的舟师向南方扩张势力。如公元前214年，屠睢率以舟师为主的50万大军进攻南方的“百越”。

汉代军队确立步、车、骑、舟四大兵种的常备军。大型舰只为“楼船”，舰上有楼，可以供士兵居高临下发射箭矢。配备楼船的“楼船军”往往用于渡海作战。较为轻巧的“弋船”，适合在急流险滩航行，一般配备在南方水网地带部署的舟师，进行内河作战。

东汉后期舟师一般改称“水军”。如208年曹操准备一举攻略江南，在邺都开挖玄武池训练水军。刘备退到江夏，仅存关羽指挥的“水军万人”。赤壁之战，曹操精心操练的水军几乎全部被歼灭。但第二年即重新“作轻舟，治水军”。到曹魏代汉时，已建有一支完整的水军，有能力以水军发动东征，进攻东吴。三国中东吴的水军最为强大，建有濡须口（今安徽巢县南）、西陵（今湖北宜昌）两大水军基地，防备来自西、北两方面的威胁。同时还建造大型海船，渡海远征。如230年卫温率载有万人以上的舰队登陆台湾。东吴水军还曾远征辽东、海南岛等地。后来西晋准备灭吴时，大将王浚编练水军，建造大型楼船，得以突破吴军封锁线。

东晋南朝在江南建国，水军是重要的武装力量。这一时期水军普遍装备“拍舰”，使用大型抛石机进行水面战斗。与之对峙的十六国及以后的北朝都是长于骑兵而水军较弱，但是北方统一后，隋朝大大加强了水军建设。杨素提出进攻江南的方略，并在永安（今四川奉节东）主持建造一批大型战舰：“五牙”，有楼5层，并仿照南朝拍舰，在舰只的前后左右设置6架抛石机，全舰可容纳800名士兵；“黄龙”，可容纳100名士兵；以下还有“平乘”、“舴艋”等。588年隋朝发动全面攻势：杨素率水军主力从永安出发顺流而下，燕荣率领另一支水军自东莱沿海南下包抄，步骑兵主力则逼近长江北岸，准备在南陈水军被消灭后分两路渡江。杨素所率的水军主力出三峡，以数千艘“黄龙”乘夜攻破南陈水军以百余艘“青龙”舰组成的狼尾滩封锁线。“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杨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被南陈人称为“江神”。在荆州的水战中，隋军的4艘五牙战舰击毁十多艘陈军战舰，南陈水军主力被歼灭。隋水军主力顺利到达汉口，与步骑军主力会师，保证了步骑军一举渡江成功。隋朝另一路包抄的水军也顺利攻下江南的重镇江阴、吴郡以及会稽等地。隋朝只用一年时间就获得南北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说明其水军具有对于南朝水军的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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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筋 at 2007-8-07 17:44:44

 

唐朝初年在统一全国战争中组建水军，以后又为征讨高丽组建起庞大的海军。如660年苏定方率领这支海军降伏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第二年当地叛唐，刘仁轨坚守府城，唐朝又派出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刘仁轨率领援军在白江口与前来干涉的日本海军连续作战，四战皆捷，焚毁400余艘敌船，“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得以平定百济。但是以后唐朝的军事重心移往北方边境，水军建设逐渐萎缩，并没有建立常备的水军编制。

北宋时期在朝廷直属的军队中设有“虎翼水军”，各地部署的水军很少。南宋则倚靠水军守边，在江淮之间组建大批水军部队，有“凌波军”、“楼船军”等名号。“其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以后又在沿海地区部署水军，仅驻防各战略要地的水军编制约有33000人，另外还有直属于御前的虎翼水军等为机动部队。

元朝军队以骑兵为主力，但在攻略南方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到水军的重要性。1260年忽必烈即位当年就组建了第一支水军，任命张荣实为第一位“水军万户”。1268年阿术率领元军围攻襄樊，南宋降将刘整建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元军迅速造船5000艘，同时训练水军7万。1269年宋援军赶到，元军将新练水军投入战斗，击败宋军，“大破之，杀溺生擒五千余人，获战船百余艘”。从此水上战斗形势逆转，宋军多次从水上来援都被打败。元军将领阿里海牙以水军焚毁宋军连接襄阳和樊城的浮桥，断绝两城联系，各个击破。1273年先下樊城，后下襄阳。这次战役的胜利说明元军的水军实力已超过宋军。以后在元军南下过程中，接连打败宋水军。1275年宋将张世杰率水军在镇江焦山一带长江与元军决战，结果大败。元军同时还组建海军，在渡江进攻的同时，董文炳率领的水军也已从海道逼近南宋都城临安。以后元朝又招降南宋泉州一带的海军将领蒲寿庚，从而在海军方面也超过南宋残军。1279年张弘范指挥元军舰队在崖山海面与宋军决战。宋军将上千艘舰只抛锚固定在海面上，在船只上建立楼橹，如一座水上城市。张弘范指挥元军两路包抄，迫近宋军舰只进行接舷近战，“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军溃败。南宋朝廷至此彻底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后，继续以水军为主力向外扩张，但1281年进攻日本和1282年进攻占城，水军损失极其惨重。以后停止使用水军为主力对外进行大规模扩张。各地编练的水军改为驻防为主。

明太祖朱元璋有鉴于元朝对海外用兵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政治遗嘱中特意划出了日本、占城等15个“不征之国”，规定不得对这些海外国家用兵。另外对付退到海岛顽抗的原来割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也采用加强海岸警备力量的对策。明初在沿海设置了75个“海防卫”（军队编制单位），在各卫配备50艘舰只，平均分配，受陆地指挥官的节制。这样一来明朝廷在战略上就将海上水军限制在单纯防守的限度之内。仅在南京的上下游，设置了独立编制的两支内河水军。以后明代统治者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方针。虽然15世纪初有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航海壮举，证明了中国水军具有威慑广大海域的实力，但由于这一壮举没有转化为经济收益，结果巨大的耗费反而使统治者进一步压缩水军编制。到了16世纪，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水军居然无法对付以小股偷袭的日本海盗的侵扰。

清朝入关前已在辽东部署水师，统一全国后根据战事需要曾组建相当规模的水师，如讨伐吴三桂时，组建水师有鸟船100艘，沙船438艘，总兵力3万人。进攻台湾时调集各地水师船只500艘，施琅攻克澎湖，用战船300艘，水师2万人。以后陆续设置了奉天、旅顺、天津、浙江、福建、广东等水师，但基本上仍然沿袭明代的战略，水军编制很小，以“营”为单位配置各地。而所起作用仅是“捕盗”。但即使如此沿海商民仍困于海盗之苦。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曾国藩建议才改组水师为外海、内洋、里河三大类，并将后两类水师逐渐组建为新式海军，分为南洋、福建、北洋三大水师。

3、以内驭外、强干弱枝（中央军集群）

一般国家总是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国家主要的战略方向，中国历代也不例外，但是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地方上部署的军队实力不应超过部署在京师地区的军队。京师地区被认为是朝廷的根本所在，是“内”；全国的其他地区都被认为是“外”，在内的军力要足以威慑外地。因此在主要战略方向部署的军队一般不应是全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部署在京师地区、由朝廷直接指挥的中央军集群就好比是大树的主干，而外地战略意义再重要，相形之下仍然不过是大树的枝干。这后来被称之为“以内驭外”、“强干弱枝”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历代朝廷直属的中央军集群的变化最为复杂。既有卫护皇宫为主的警戒部队，也有威慑各地、随时可以出动的战略机动野战军。但为防止军事政变，京师地区部署的军队一般都分成好几个集群，而各个军队集群之间也互不统辖。指挥系统极其复杂，结果往往反而导致效率低下，降低中央军的战斗力。

据说西周初年在镐京保留6个师的兵力，因中原地区可能发生的商族及其盟友的反叛，在这个战略方向的洛阳附近部署8个师。后来在镐京再组编8个师，京师地区军队远远超过外地军队。但公元前771年，西北少数民族武装打败西周军队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镐京地区的军队损失殆尽，继位的周平王在诸侯的支持下迁都洛阳。但在洛阳的周王朝已没有强大的军队，无法威慑诸侯。

西汉在建都长安后，在长安附近部署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一部分驻扎在长安城南部的皇宫附近，另一部分驻扎在长安城北地区，因此分成“南军”和“北军”两大集群。后来发生朝臣诛杀掌权吕氏的政变，更证明中央军不能集中管理指挥，南北军分掌、互不统辖，有利于防止军事政变。因此以后各朝将这一制度严格化，谨慎地防止再出现周勃夺取北军、控制南军这样的政变危险。

南军也称“兵卫”，由朝廷九卿之一的“卫尉”指挥，总兵力约有上万人。负责皇宫内的警卫戒备，以及宫殿门口的出入、公文的递送，实际上是皇宫的卫戍部队。士兵号称“卫士”，从各地征发的正卒挑选出来担任。每年轮换，集结到岗服役，由丞相亲自主持迎接仪式；遣散回乡时，皇帝还要亲自来到欢送聚餐会场，以示勉励。还有一批号为“郎官”的皇帝的随从，由郎中令指挥。到西汉武帝以后，南军逐渐成为职业兵，组编有期门、羽林等禁卫军。

北军平时可视为是京师地区警备部队，战时则为战略预备队。由九卿中的“中尉”指挥，士兵主要从关中地区征发正卒，每年轮换。同时关中地区的郡县地方驻军也归中尉指挥。北军的总兵力没有明确的记载，平时员额大约是数万人。关中地区所有适役男子实际上都是北军的预备役军人，紧急情况下可以动员组编为一支大军。汉武帝后北军逐步职业军化，组编8校尉军队为职业化的常备军。

西汉的这一政策以后被历朝历代继承。京师地区总是部署精锐的职业常备军，而为防止这支军队造反，又总是将这支军队划分为几个部分，简单的就是划分为南、北军，复杂的进一步划分为不同指挥系统。如东汉在京师洛阳地区部署的军队就有宿卫军（即西汉南军，分为虎贲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骑、卫士等，共有5000多人）、北军（分为负责京师治安的“执金吾”和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5校尉，后者总兵力约5000人），以及部署在洛阳周围的黎阳营、雍营、长安营。这3个营分别防御洛阳以及长安方向，每营约集结1部兵力。虽然看上去东汉朝廷的中央军不多，但是在这同时，东汉朝廷裁撤了郡县的军队，“干”虽不强，但“枝”却更弱。

曹操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建立强大的中央军集群，号为“中军”。其基础是其亲军“虎豹骑”，以后改编为武卫营，再加上中领军、中护军、中坚军、中垒军，编成5个“营”，这里的“营”是集中扎营的意思，兵力各有上万人，是曹操的主要机动突击兵力，曹魏末年已膨胀到20多万人。中军一般由中领军、中护军将军来担任战地指挥。后来司马氏集团在曹操死后逐渐取得对中军的控制，从而发动政变，推翻曹魏。

司马氏以握兵权而发动政变建立晋朝，自然害怕有人会仿效。裁撤地方军队，加强中军。中军在洛阳城内外部署的为“宿卫军”，主力为6军：中领军、中护军外，将原武卫营分为中卫左军和中卫右军，又将“骁骑将军”所领的原司马氏亲兵分为骁骑军、游击军。此外又有前、后、左、右4军（实际兵力仅千人左右）担任宫殿外的警戒。保留原来的“五校尉”，再加上新编的“翊军校尉”，一共6个营，合称“六校”，实际兵力也有几千人。289年又组建“积弩”和“积射”营。太子的东宫护卫也被扩编为前、后、左、右卫率军。在洛阳城外又部署一支“牙门军”，和宿卫军合为中军，总兵力要有十多万人，全都是精锐的职业常备军。但是部署太分散，大约36个营互不统辖，为后来分别参与皇族内乱、自相残杀打下伏笔。

十六国混战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各朝都继承曹魏的制度，军队分为中、外军，由统治者本部族人组成中军，既护卫朝廷，又是战略机动部队。中军的精锐部分组成禁卫军。如北魏以鲜卑族部落兵组编中军，编成“羽林军”、“虎贲军”，是精锐战略部队；又从拓跋部落宗族子弟精选出卫士，组编为“庶子军”和“宗子军”，作为宿卫军。中军的规模要占到北魏全国总兵力的一半左右。中军的羽林军、虎贲军部分，以及宿卫军、驻扎在京师地区的其他中军合称“台军”，由“领军将军”指挥。而部署在京师周边东、南、西、北地区的军队统由“护军将军”指挥。依然维持西汉南、北军分治体制，只是规模要大很多。西魏、北周实行府兵制度，但军队仍然按照中、外军原则部署。平时部署在关中地区的中军要占到全军的三分之二。中军主体是世兵制的府兵，另有职业兵的“禁军”担任皇宫的警卫。

唐代中、外军制度号为完备。从府兵的基本单位折冲府来说，关中地区设立了261个，占了全国643个折冲府的40%。朝廷的12卫大将军和“东宫六率”分别统领部分折冲府，互相交叉。关中地区的折冲府士兵上番到长安服役，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动员全部府兵参战，这样就保证了中央军集群足以对付任何外来的军事威胁。另外朝廷直接指挥的“禁军”也仿照西汉制度分为“南衙军”和“北衙军”。南衙军是指由关中地区上番的府兵组成的卫士，主要驻扎在皇宫的南面由宰相控制指挥，号为“文臣南衙”；而北衙军宰相不得过问，由皇帝直接任命武将指挥。南衙禁军随着府兵制的瓦解而消亡。北衙禁军是职业常备军，历经变化后，在平定安史之乱后正式组编为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号为“北衙六军”。以后又增加由太监控制的左、右神策军，左、右射生军，北衙军扩编为10军。禁军大多被控制在太监手中，尤其是神策军，其兵力一度膨胀到10多万人。最后朱温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禁军全部控制到自己手中，唐皇朝也就灭亡了。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所有的军阀都建立自己的亲兵队伍“牙兵”（牙即衙，指在府署护卫值勤的士兵），在自称为帝王后，亲兵成为亲军，作为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如后梁朱温建立的“厅子都”，李存勖建立的“帐前银枪都”，李嗣源的“横冲都”等等，兵员不过数千，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兵。而禁军则指由其直接指挥的军队，五代小朝廷一般沿袭唐末制度，编为12军（6军再分左右）或10军。

北宋将全部野战军都组编为禁军，因此禁军不再是指中央军集群。但禁军的部署仍然是注意到“内外相制”的原则。宋太祖时22万禁军中驻扎京师地区的有一半，被宋神宗称之为“天下承平百年盖因于此”。以后宋仁宗时，尽管北方边境吃紧，京师汴梁地区部署的禁军仍然达684个指挥（营），为淮河以北全部禁军（1732个营）的三分之一。这些军队统由朝廷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3个衙门分别组编、指挥，互不统辖。皇帝的警卫任务由殿前司组编的“班直”卫士来承担，其编制名称与一般的禁军不同，为直、班两级，直大约相当于营，班大致相当于都。2到4班为1直，编制约相当于18个营，总兵力约有近万人（南宋定额为3600人）。但是士兵全部从禁军士兵中精选，是精锐部队。

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皇朝也按照同样的原则进行军队的组编和部署。如辽朝将本部族军编为“御帐亲军”，皇帝亲率的是“皮室军”，皇后亲率的是“属珊军”，两军总共有5万骑兵。以后两军合并，重新组编为5个军：左、右皮室军，南、北皮室军，黄皮室军。作为补充的有汉族6军。而与历代汉族皇朝另建宿卫军（北军）的情况相仿，辽朝也同时建立一支皇帝的私人宿卫军，号为“斡鲁朵（契丹语宫殿）军”。与汉族历代皇朝宿卫军不同的地方是每支斡鲁朵军只为一位皇帝服务，当皇帝死后他的那支斡鲁朵军就为他守陵或调到外地镇守，新的皇帝建立自己的斡鲁朵军。每支斡鲁朵军规模约在近万人左右，也是部族兵制。金朝京师地区有侍卫亲军，由殿前都点检指挥，约有5000人左右。同时又在京师附近地区集结精锐部队，由枢密院直接指挥。

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时就已经组建了一支护卫亲军“怯薛”（分班当直的意思），下分为宿卫、侍卫、环卫3队，分4班轮流值勤。卫士称“怯薛歹”，精选贵族子弟充当。至成吉思汗死时，这支军队已经膨胀为近13万人的大部队，成为大汗主要的机动突击部队。元朝建立后怯薛军继续发挥中央军作用，主要部署在大都、上都以及交通线上。忽必烈又组建枢密院指挥的“侍卫亲军”，具有汉族皇朝“南军”的性质。朝会时围绕会场警卫称“围宿军”，在祭祀仪式时称“仪仗军”，车驾巡幸称“扈从军”，看守宫殿仓库称“看守军”，夜晚巡逻京师称“巡逻军”。这支军队由3卫逐渐扩充到5卫，每卫有1万人。以后的皇帝也陆续组建类似的亲军。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在南京地区部署了48个“京卫”，虽然和全国约4、500个军卫相比所占比例不算很大，但考虑到京卫实际上主要是常备军，并不象外地军卫那样要有80%—70%的士兵从事屯田生产，这支中央军集群对于外地军队还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1420年迁都北京后，京城已处于边防前线，京军实际上也成为北方边防军的战略预备队。明成祖将京卫增加到72个，而且划出26个卫作为直属皇帝的亲军。在和蒙古的长期作战中，明成祖将大部分京卫军队按战时编制组编为5大集群：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平时集结在北京附近，号为“五军营”。以后又以边境地区俘获的3000名战俘为核心，组建“三千营”，主要承担亲军26卫以及边防军轮换到北京服役士兵的训练。又组建使用火器为主的“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号称“三大营”，由太监代表皇帝本人来担任“提督”。1449年“土木之变”，三大营在内的50万京军全部被消灭，在于谦领导下，明朝廷迅速采取补充措施。1451年重新组建10万京军，第二年扩充到15万，集结为10营，号为“团营法”。以后曾扩编到12团营，14万人。1550年重新恢复三大营，五军、神枢（原三千）、神机大营后来都以“营”为基本编制，每一大营都是10个营，各混编有战兵、车兵、城守营。这种营小于原来“团营法”每营15000人的规模，但每营也有3、4千人。京军规模仍有10多万人队。

清朝以八旗兵为战略机动部队，以集中部署为原则；而以绿营兵为警戒治安部队，以分散部署为原则。在八旗兵中又以集中部署于北京地区的所谓“禁旅八旗”为主力。禁旅八旗中又抽出部分常备军兵力，结为若干个“营”，如亲军营、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等，作为皇宫以及京城的警卫。每个营士兵分别从各旗、各牛录抽调而成。每个营的规模相差极大，前锋营仅1800人，一半为鸟枪兵；亲军营仅3000人左右；而骁骑营的骑兵（称马甲）将近3万人。又如护军营15000人，来自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的士兵守卫紫禁城内，下五旗的士兵守卫紫禁城外。步军营长官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习惯称“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既有来自八旗的21000多步军，也有绿营兵5营、8800多人。

4、“不教胡马度阴山”（北方边防军）

历代中原皇朝面临的主要边防问题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而在南方地区以及沿海地区的边防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不构成重大问题，因此历代主要是沿北方边界展开边防军队的部署。

由于受山脉地势的影响，中原皇朝如果将北方边防线推进到祁连山—阴山—燕山以北，需要防守的正面就会成倍增加，呈现出巨大的漏斗形，需要部署的军队也需要成倍增加。而这一边界处在农牧经济转换区，中原皇朝的军队很难在当地解决供给问题，只能依赖中原农业地区的支援，这又制约着部署军队的数量。不过如果中原皇朝放弃这一线，北方游牧民族军队就容易沿河西走廊，或者沿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这些呈南北方向的山脉进军中原，或者突破燕山山口进入华北平原，大致形成实行向心突击的态势。而中原皇朝部署的军队会受到这些山脉的阻挡，难以及时横向调动进行堵截，很可能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地步。因此历史上中原皇朝总是沿这一线山脉部署重兵，如果不能维持住这一线就会陷入边防危机。

自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朝代秦朝开始，北方边防军就一直是朝廷部署军队的重点，在漫长的边防线上集结着大量的军队。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在击败匈奴后，30万大军即沿着上述那条边防线部署，修筑长城，司令部设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北）。史书上对这些军队具体部署情况记载不清。从当时征伐南方动用的50万军队相比，蒙恬率领的北方边防军数量还不算太大。

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北方的边防线瓦解，匈奴势力得以迅速向南扩张，经常出没黄河河套地区，频频向南侵扰。有的部落游击于陕北高原，离长安城只有700里，轻骑兵奔袭一昼夜就可抵达长安城下。

原来西汉的如意算盘是在边界设立诸侯王国作为和匈奴的缓冲地带，可是没料到同姓王往往并不具备镇守边疆的威信与能力。比如公元前200年匈奴进攻代国（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北部地区，都城“代”在今河北蔚县），代王刘喜弃国而逃。立刘邦另一个儿子刘如意为代王，但却不敢去就国，仍然留在长安。而异姓诸侯王在与朝廷发生矛盾后，就往往和匈奴勾结，让开道路让匈奴入侵，甚至公开投靠匈奴，为虎作伥。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被汉高祖改封到太原以北地区，国都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当年就遭到匈奴的围攻。韩王信投降匈奴，让开大路，引导匈奴进攻太原。第二年汉高祖亲自讨伐韩王信，韩王信索性逃入匈奴部落，与匈奴合军，连年侵扰内地。公元前197年赵国（今河北南部，都城为邯郸）的丞相陈豨（xi）发动叛乱，自立为“代王”，与匈奴遥相呼应，也是靠刘邦“御驾亲征”才镇压下去。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造反，与匈奴同谋，在被大将樊哙打败后也逃入匈奴。

在这样情况下西汉朝廷被迫改变策略，在以“和亲”为缓兵之计的同时，加紧向关中地区移民，增加兵源。为了加强边郡兵源，西汉还在公元前169年接受晁错的建议，征募农民往边防线一带移民，号为“移民实边”。以后规模越来越大，汉武帝时期曾征发60万人前往边境实行屯田，且耕且战。

同时将沿边各郡转变为战时体制，给予各边郡郡守军事指挥权，不仅可以指挥调动各地到边郡服役的戍卒，还有权在当地征发兵役，应付紧急情况。各郡由郡尉担任日常的军队组织训练，太守在战时为最高指挥官，有权临时决断，无须请示朝廷。尤其说太守是行政长官，还不如说是军区司令。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平日每5天宰头牛慰劳士兵，军营市场的租税给士兵改善伙食。得到士兵爱戴。有匈奴入侵就带兵反击。后来只因为上报战功多报了6个首级，就被逮捕判刑。说明对太守的考核是以边防为主的。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在哪一个边郡出现危机时就被紧急调任，在40多年里先后担任过7个边郡的太守，威名远扬。

西汉边郡军队主要任务是防御小规模的侵扰，军队分散部署，固守据点。在边境线设候、障之类的堡垒，有候官、障尉、候长。这些据点相隔白天目视所及的距离，发现情况白天燃烟、晚上点火，传递消息。在判明匈奴的主要进攻方向后，朝廷再出动野战军。如公元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兵入侵，斥候到达距长安不足两百里的甘泉（今陕西淳化一带）。朝廷紧急征调军队，在长安、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一带）、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一带）这4个地区集结，形成对陕北高原上匈奴军队的袋形半包围态势。但汉军仍然避免与匈奴大规模会战，听凭匈奴饱掠月余后退走。公元前158年匈奴再次大举入侵上郡，汉军也相应集结于长安附近的霸上、细柳、棘门，以及北地郡、飞狐口（今河北涞源一带）、句注山（今山西代县一带），防备匈奴南下或东进。但当时汉朝的经济实力还养不起这些临时征发组编的大军，匈奴退走，集结的野战军也就解散。

汉武帝亲政（公元前135年），汉朝开始转变北方边防战略。公元前134年任命李广为骁骑将军，屯兵于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兵于雁门郡（今山西右玉）。这两支军队堵住了匈奴沿吕梁山入侵的道路，而当匈奴向东、向南进军时，也可以从侧面打击匈奴。可能是因为后勤问题的制约，不久就撤消了这一部署。但这是在边防线上部署野战机动部队的开始。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接受聂壹、王恢的建议，引诱匈奴进入马邑，汉军在两侧部署了30万人，打算进行一次决战。可密谋泄露，匈奴迅速退走。从此汉朝动员并部署了大量的骑兵，在边境以野战军展开机动作战。公元前129年，在匈奴袭扰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汉军从上谷、代郡、雁门、云中4路出击。第二年匈奴2万骑兵袭扰辽西（辽宁义县一带），汉军在辽西进行牵制，主力3万骑兵从雁门、代郡迂回出击，截击匈奴后路。公元前127年，汉军再次反击，在上谷等地牵制匈奴，主力5万骑兵进行大迂回作战，一举消灭在河套地区盘踞多年的匈奴楼烦、白羊部落，收复全部河套地区。

这一仗获胜后，汉军开始发动主动进攻，公元前124年至公元前121年，每年都发起新的攻势，公元前119年更是出动了10万骑兵分两大纵队、4路深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统称），击败匈奴主力，打通河西走廊，将边防线推进到祁连山、阴山以北，并开始在这一线修建长城及烽燧据点。

在边防线上长期维持如此规模的机动野战军是汉朝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不久就只留下和原来体制一样的边郡驻守军。几年后匈奴卷土重来，攻掠设立不久的五原郡（今内蒙包头附近），杀死太守。说明边郡驻守军仍不足以抵挡匈奴。

以后汉朝每隔5、6年就征调野战军出塞，前往漠北扫荡一次。公元前110年汉武帝还曾亲自率领18万骑兵“巡边”。这样的扫荡战，战果很少，还造成几次重大损失。如公元前99年李陵步兵被全歼、李广利大军也遭围歼。但至少战场都是在边防线外，战争的主动权也在汉军手中，对匈奴造成了持久的压力，导致匈奴多次发生分裂。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为5个单于部落，开始互相攻击。一批批匈奴贵族带领部落投降汉朝。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内附，要求沿汉朝边塞居住，为汉朝守边。西域诸国对于匈奴的侧击也取得很大成果。公元前36年，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征发在西域屯田的士兵以及诸国军队，组成联军，深入匈奴右翼，围攻郅支单于的王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江布尔），全歼该部匈奴。汉匈大战至此告一段落。

以后西汉一直仍然维持边郡的战时体制，只是随着边境压力的减轻，公元前54年汉朝廷下令减少20%的戍卒。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建议由内附的匈奴部落代为防守边防线。汉朝讨论时大多数朝臣都同意，只有侯应认为要“安不忘危”。汉朝决计继续维持这一体制。边境维持了几十年和平局面。到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尤其王莽篡汉后倒行逆施，百般侮辱匈奴族，多次要求匈奴首领改称号为“恭奴善于”。激起匈奴部落反抗。王莽集结起20多万大军征讨，又大大加剧沿边汉族人民的负担，也起兵反抗。边境局势大乱。东汉建立之初，边防线退后到陕北高原、吕梁山、太行山、燕山山口一线。不少原来建立的边郡放弃，人民迁往内地。好在公元48年匈奴分裂，南匈奴部落内附，北匈奴远迁漠北。辽西的乌桓部落也内附。使得东汉边防危机缓解。南匈奴、乌桓为汉朝守边，汉朝巩固了阴山北的长城防线。

东汉边防军体制与西汉有所不同。西汉的将军是战时任命，战后就撤消。而东汉在公元50年设立匈奴中郎将，负责防备匈奴；不久设立护羌校尉防守青海湖一带；设西域都护、以及戊己校尉防卫西域，都是常任的边将，集中指挥边郡军队，是名副其实的军区司令。边郡太守兵权被削弱，郡都尉也被撤消（以后又陆续恢复）。边将所指挥的军队性质也与西汉不同，士兵有的是从汉族百姓或当地少数民族中征募，或者是谪戍的罪犯，都是职业兵。公元72年后汉朝恢复攻势，89年窦宪等发动远征，北匈奴势力衰落。最后有20多万人投降。

东汉在边防线设置专门军区、以职业兵守卫边防的作法为以后各代继承。北魏在经过长期战乱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同时，大致沿汉长城线布防，设置军府或军镇，实行军管统治，镇将“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是武将兼文官，实际和西汉初年文官兼武将的制度相仿。在北魏的统治稳定后，开始将很多军镇改为州郡，但仍保留沃野（今内蒙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固阳北）、抚冥（今内蒙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武川西）、柔玄（今内蒙兴和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北）6个军镇，号为“六镇”，沿阴山南麓大致形成一条东西向平直的防御线，作为防御正北面柔然部落侵扰的边防军区。另外西北的防御则保留敦煌、鄯善（今青海西宁一带）、薄骨律（今宁夏银川）等军镇。各镇设置镇都大将（镇主）为最高指挥官，镇下要地设置据点“戍”，由“戍主”指挥，往往兼地方的太守。“六镇”军人原来都是鲜卑部族兵，地位很高，但随着鲜卑族的两极分化，军官成为贵族，而士兵地位下降。自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鲜卑贵族迁往洛阳；镇兵则大量加入很多各族战俘以及罪犯，都被划为“营户”，世袭为兵，处于贱民地位。这种地位的反差成为后来六镇发动叛乱的导火索。

橡皮筋 at 2007-8-07 17:44:58

 

唐朝建立起空前强大的帝国，唐太宗时将全国划分为41个军区，各设置都督府，主管军事，和358个州的民政系统重叠。边防线设置了6个大军区，其中5个在北方，各设置“都护府”，统管军区内军民事务。从西而东分别为：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今新疆库车），镇守天山南部及以西地区，以下设置龟兹、于阗、疏勒、焉耆4镇为军分区；北庭都护府，设在庭州（今乌鲁木齐市），统领天山以北16个府、州；安北都护府，设在金山（蒙古科布多），下辖6部都督府，统辖广大漠北地区；单于都护府，设在云中（今山西大同），下辖3个都督府、14个州，统辖漠南地区；安东都护府，原来设置于朝鲜半岛，后来内迁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南方设置安南都护府，设于交州（越南河内）。

都护府的军队大多征发当地各民族组编而成，仅在大战争情况下才由朝廷派兵。由于距离遥远，都护府有相当的自主权力，自行因地制宜组编边防军部队，一般以地名称呼，大的称某某军，小的称某某守捉、某某镇。

唐朝建国百年之后，契丹、奚等逐渐在北方兴起，吐蕃也从西向东扩展势力。唐玄宗时期重新部署边防，先是在北方设置左、中、右3大军区，各设大总管府，增加部署兵力。

以后在沿边都护府和原来的行政监察区“道”的基础上，将沿边的“道”组编为军区，设置“节度使”，作为皇帝的代表，执掌军政全权。北方设置8个节度使：原来的安西都护改为安西节度使，仍统4镇，常备军约2.5万人；北庭都护改为北庭节度使，统天山北路，2万人；河西节度使，设在凉州（今甘肃武威），防御河西走廊，隔断吐蕃和突厥，下辖8军、3守捉，有7.3万人；陇右节度使，设在鄯州（今青海乐都），防御吐蕃，下辖10军，7.5万人；朔方节度使，设在灵州（今宁夏灵武），下辖原来安北、单于2都护和3军、3城、3州，有6.47万人；河东节度使与朔方节度使并列，防备正北方向，设在太原，有5.5万人；范阳节度使，设在幽州（今北京），防御燕山山脉正北方向，下辖9军、9州，有9.14万人；平卢节度使，设在营州（今辽宁朝阳），下辖2军，以及原来的安东都护府，有3.75万人。西南地区设剑南节度使，防御吐蕃，有6军13州，3万多军队。

由于府兵制瓦解，为解决兵源，允许节度使就地征募组军。原来的都护出镇挂帅，回朝执政，到此时节度使大多为少数民族将领，长期任职。职业将领率领职业士兵，仅北方边防军就已超过了40万人，实力大于朝廷中央军集群。导致后来“安史之乱”的发生。

唐末藩镇之祸给宋朝统治者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因此北宋无所谓边防军，一律由中央派遣禁军轮流到边防镇守，而且为防止武将擅权，改派文臣挂经略使之类的头衔担任总指挥，武将不得掌握全局。北宋已丧失燕山山脉屏障，北方边界无险可守，只能以野战军机动防御，但这样的体制下，军队部署和调遣难以实现机动灵活，在面对辽、西夏的骑兵机动部队时，处处被动，处处挨打。

有的少数民族皇朝在入主中原后也遇到需要在北方边境布防的问题。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入主中原几十年后，北方蒙古势力兴起，金朝被迫组建向北、向南两大战略方向的边防军，1161年后分别在泰州（今吉林乾安）、恒州（今内蒙正蓝旗）、丰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设置“招讨使”，统辖北部边境线上的军民。组建的边防军绝大多数是被金朝降伏的各部族军，甚至东北招讨使还有奴隶组成的“驱军”。

明朝建国后长期与蒙古各部落处在战争状态，经徐达等几次征战，北方边防线稳定于燕山北麓至阴山南麓，沿线从东往西设置军事据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辽阳卫、大宁卫（今辽宁宁城西）、开平卫（今内蒙多伦北）、大同卫、东胜卫（内蒙托克托）。这些据点一般有左、右两卫兵力，是防线上的核心据点。明初还曾企图以藩王镇守边境，北方自东而西封有宁王（即原大宁卫）、燕王（北平，今北京）、谷王（宣府，今河北宣化）、代王（大同）、晋王（太原）、秦王（西安）、庆王（宁夏，今银川）、肃王（甘州，今甘肃张掖）8位藩王，都配备了3卫军队为王府护卫，而且还有指挥驻军的兵权。其中燕王朱棣军事实力最强，北平一带部署有16个卫的兵力，而且还因在1390年征伐蒙古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得以将超过万名投降的蒙古骑兵编入自己的军队。成为后来发动“靖难之役”的资本。

1402年朱棣在经过残酷的内战登上皇位后，迅速开始削减藩王的护卫兵力。在5次劳而无功的“御驾亲征”漠北的同时，明成祖改变边防战略，划定北方边防线沿大兴安岭、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口、经陕北高原沿祁连山北麓向西延伸至嘉峪关，沿线陆续修建“边墙”（习称明长城）。并在边墙一带陆续设置军镇，号为“九边”，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7个军镇，再加上靠近边境的太原与固原卫也称之为镇。明初原来设置的边卫都撤至长城以内，成为守卫长城的驻防军。长城外的防御依靠内附的蒙古部落。比如原来的大宁卫就移交给蒙古族的兀良哈部落，号为朵颜、福馀、泰宁三卫。后来将长城外各少数民族部落统辖于“奴儿干都司”之下，给各部族以“卫”的番号，共有384卫之多。如后来建立清朝的女真部落就曾被编为“建州卫”。

九边军镇各设置总兵，重要战略方向在几个总兵上设总制、总督。如“三边总制”统辖延绥、甘肃、宁夏3镇；蓟辽、宣大总督各统辖2镇等等。总制、总督有一定的临时处断权力，但和唐代节度使不同，九镇只是军区，没有干涉民政的权力。

原来明初的边卫士兵都是土著兵以及充军的罪犯，有战事情况下征调其他卫军，号为“客兵”。永乐年间，开始规定由内地军卫士兵轮流戍边，谓之“边班”。以后逃亡日甚，逐渐改为招募，兵员数额也逐渐减少。明初仅宣府一镇就有将近10万官兵。百年后官兵实有数6.69万，其中一半是招募的。

按照制度，各镇总兵官、总镇军统领正兵，副总兵分领3000为奇兵，又设游击分领3000兵员“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镇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边防线上营、堡、墩、台都依据要紧程度部署士兵。平时应时常组织出塞巡逻侦察，清理道路，修建工事。但是到后来制度废弛，军纪涣散，战斗力极差。

尽管明代修建的砖石长城是历代最牢固的，部署的边防军也达到了数十万人，并且还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但是这条边防线却是历史上最不堪一击的。蒙古部落及后来的满清都曾多次穿越这条防线，直逼北京城下，形成历代罕见的“边患”长期困扰局面。

满清皇朝是在统一蒙古各部后入主中原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北方边境太平无事，清朝廷因此并没有在北方边境部署大量的边防军队。只是在与俄罗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发生冲突与战争时，临时组建野战军出击，集中兵力解决边境问题。仅在新疆地区驻扎了较多的边防军队。

5、点线结合（地方警戒军）

中国历代疆域广阔，每个朝代都难以在全国各地设防。历代为警戒各地，总是沿着主要的交通线，以及一些重要的地点部署军队，点、线结合，来控制全局。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历代统治者在建立统治之初总是力图缩减地方军队，防止尾大不掉情况发生；可是到了朝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各地镇压力量不足，朝廷又会被迫允许各地自行组建军队维持治安；结果是地方军队逐渐强大，成为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现象在各代重复发生。

秦汉时期在各郡设郡尉、在各县设县尉，主管军队的动员、训练，以及地方的治安。适役人员不仅要到朝廷、野战军以及边防军去服正卒和戍卒各一年，其他时间还会被轮流征发，在本地服役。各郡县都保留有相当的军队数额，防备反叛动乱。地方军另一任务是充当现代警察的职务，在本地巡逻，维持治安。当时沿交通线路，每10里设有“亭”（亭原来是指供了望的楼阁），相当于现代的派出所，直属于县尉。亭有了望的楼阁，以及一些可供来往的公务人员休息的房屋，组成独立院落。亭有亭长，下有亭卒，以及负责内勤的“亭父”。汉高祖刘邦在造反前就是家乡沛县泗水亭长。

东汉初期裁撤了郡县的地方军编制，改在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中央派出的野战军，数量不一，按照部署地点称之为“某某营”，如为镇压“南蛮”，在象林（今越南顺化）设“象林营”；为防备西羌部族，在西北各郡部署了上千个军事据点“坞”。但至东汉末年，各地战乱频发，朝廷无兵可派，结果被迫允许原来的监察区“州”的长官“刺史”有权组建地方军队。在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州刺史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导致全面混战。

西晋重新实现统一后，为防止东汉末年以来的地方割据现象重新发生，索性明确将所有的州郡兵一律裁撤，只留下50—100名警察性质的“武吏”；而代之以皇族为首的500多个诸侯国的军队镇守各地。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皇族大规模内战“八王之乱”。偏安江南的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改以各地遍设都督，领州郡兵，同样也难以避免地方军阀的混战。

唐朝统一全国后，将府兵制推行到各地，各地的折冲府既是组编训练军队的机构，也是地方的驻军。从折冲府的设置来看，其主要的地方军集结在黄河流域，按照唐初监察区“道”来划分，江淮地区的淮南道仅有10个折冲府，广大的江南地区仅有5个折冲府，岭南道仅设6个折冲府。显然地方军的部署是重北轻南，表明北方是唐朝的主要战略方向。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这一严重的叛乱尚未平定，762年江南又发生袁晁领导的反唐大起义。唐朝廷算是吸取教训，在平叛的同时，陆续将北方边防军区分割缩小；同时又开始在南方地区设置节度使，允许节度使在当地组编军队，形成新的军区，以支援朝廷平叛，并弹压本地民众。各地地方军逐渐形成势力，开始对日益衰落的朝廷中央军集群占有优势，中国再次出现东汉末年那样的割据局面。

宋朝建立统治后，当务之急是要结束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状态。因此宋太祖定策，将各地健壮有力的士兵全部集中到中央，编成“禁军”；而将淘汰下来的疲顽之徒组编为镇守各地的“厢军”，由此将中央军与地方军完全分开。宋朝的制度很明确：禁军是中央军，也是战略机动野战军，部署在各要害地区；而厢军只是地方治安军，一般不用以作战，分散部署在各州县。厢军的编制和禁军一样以营（指挥）为单位，营以上设有军的编制，但实际上受本州政府直接指挥。实际上厢军还广泛用于各类官府的劳役，比如筑城、运输、挖河、垦荒等等。厢军的士兵不仅来自于因身体等条件被淘汰下来的被招募的士兵，而且更主要的来源是被判处徒、流刑罚的罪犯。各州都设“牢城指挥”的厢军编制，一般员额为几百人，罪犯士兵白天劳役，晚上收监。另外在各地交通要道还设置巡检司，征发百姓担任“弓手”，负担巡逻盘查，维持治安。

宋代虽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但是确实没有发生象东汉以及唐代末年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因此这套将中央军、野战军和地方军完全分开的制度被认为有效，而被后世统治者继承。北方的辽朝将全国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都划为“五京乡丁”的军籍，定期轮换征发作为五京（上京，今内蒙通辽；东京，今辽宁辽阳；中京，今河北平泉；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以及全国各州地方军，承担治安巡逻和官府劳役，据说总数达到110万多人。金朝也在全国各要地设置了80多个“总管府”、节镇、防御州，部署地方驻屯军，而其余的州府只有治安军。

元代由于没有北方边防压力，主要军力用于维持内地的统治秩序，不再严格区分中央军、机动野战军和地方军。部署在地方的野战军（号为镇戍军）相当多。后人估计元代部署在北京地区的中央军集群总数约有25万人，而又沿长江线部署了25万野战军，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部署的军队总数也约有10万。在普通的地方州府并不部署军队，仅设巡检司，征发当地百姓充当弓兵，担任巡逻治安。

明初沿袭了元代的制度，在各战略要地设置卫所，部署军队。在内地基本的部署是沿长江、运河、沿海、沅水一线展开，并在各交通要道、战略要地也设置卫所。而在其余的府州县并不部署军队。在明朝建国约百年后，逐渐感受到治安的压力，要求在各地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上文已经提到，1489年的“佥民壮法”，要求各府州县都从民间征发带有民兵性质的“民壮”，加以一定训练后，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但只是由当地政府指挥，并不纳入军队体系。1543年重新明确民壮的数额：大州大县1000名，普通州县700名，小州小县500名。仍然只是武装警察的性质，与当地的驻军没有任何指挥上的联系。

明末发生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而且起义军往往采取流动作战方式，奔袭没有朝廷正规驻军的地方，当尾追不舍的明朝廷野战军被逐渐拖垮后再进行会战，打败官军。后来乘机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认真吸取了这个教训，再次将军队明确区分为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以及地方军两大类。赋予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任务的当然是清朝统治者嫡系的八旗军队，以集中部署为原则，除集中于北京地区的“禁旅八旗”近20万人以外，在各地的“驻防八旗”总数也有10万之多。这些驻防八旗军队主要沿原明长城、黄河、长江、运河、东南沿海这5条路线，集中部署在各重点城市。长城线以绥远、宁夏为两大枢纽，各设将军（都统），具有监视、威慑蒙古各部的战略意图。黄河线以西安为战略重点，设将军，并驻防八旗近万，具有西北方向战略后备集群的意义。长江线具有监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战略目的，在江宁（今南京）、荆州两地驻防的八旗兵总数超过万人，各设置将军，作为两大战略枢纽。运河线是朝廷的主要的供应线，元明时代已是驻防重点，但清朝所部署的兵力并不很多，仅在杭州设将军，部署3000驻防八旗。东南沿海线在广州、福州各设将军，并授命得以节制两地水师，是水陆两军总指挥。不过部署的八旗兵力不多，两地各有几千人，总兵力没有长江线部署的八旗多。明显表现出驻防八旗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内地有可能发生的反清暴动。

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设想，驻防八旗应成为各地机动野战军，而对于面上的控制依靠为数众多、但分散驻守的绿营兵。全国绿营兵的总兵力长期维持在60万人左右，全部分散驻守在各个州县，平均每一两个州县就有1个营的绿营驻军，营以下又分汛防守，通常全营分散到十多个塘汛，只能起到对付治安案件的警察作用，遇到大规模的骚乱，就要报请上级，调动集中掌握在总兵、提督的“协”，或本省巡抚，总督处的“标”那几个营。协、标也只有两三个营的兵力，和驻防八旗相比，也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在发生大规模地方骚动的情况下，假设地方绿营兵不足以应付时，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力量可以来自驻防八旗。但是这一战略构想在清初不久就显示出其脆弱性，八旗兵战斗力随着进城享乐而迅速降低，根本就实现不了预想的机动野战军作用，能应付防守驻防城市已属不易。最后只能依靠从各地抽调绿营兵来临时组编野战军。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带来反应时间太慢、临时组编的军队战斗力不强，尤其是被抽调的地方军队实力薄弱、容易成为内地起义军下一轮作战目标的致命弱点。在清初应付边境问题时，这一弱点还不至于导致全面的失败，但到清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时，这一弱点已是暴露无疑。

根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的研究，在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廷先后从内地各省抽调绿营兵来组成与英军作战的机动部队，前后总共抽调了19拨，总兵力约5.1万人，每拨援军到达前线至少也要1个月，最远的3个月才赶到。为了这些调动开拔朝廷花去的经费达到2500万两银子，比英方跨半个地球来中国作战的费用（直接战费约合900万两银子）要多了近两倍。可见清朝的这种地方军体制根本就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在10年后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原有的军事体制全面崩溃，又回到历代末期的惯常的做法，要求各地自行组建“勇营”军队来扑灭农民起义烈火。而著名的湘、淮等军系也以此而登上历史舞台，在逐一击败各地反清武装的同时，也逐渐发展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威胁到清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