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性别文化的创造——江西宜黄县梅湾村调查启示

12月17日从江西宜黄梅湾村回到北京,我居然兴奋得睡不着觉,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想要的东西.近两年,中国的性别比失调不断加剧,作为从事社会性别理论的工作者,我认为解决性别比失衡的关键是解决婚居制和继承制，这两个关键性环节的调整，将是治本之策，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使男女两性得以平衡。然而,理论的假设毕竟是假设,要用社会性别理论说服我们的决策者是多么的不容易，它需要实践的验证.如果拿出的是国外的经验，会视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果拿出的是其他民族的经验，会视为民族文化传统不一样在汉族地区难以推行；如果现在在汉族地区开始进行尝试，需要至少五年左右时间，遏制出生性别比的时间将会大大延迟。于是，我开始寻找在汉民族地区是否存在着婚居制和继承制的另一种可能,从而验证在汉族地区农村父权中心的婚居制和继承制是可以改变的。于是,我们走访了计生委,开始寻找线索.终于听高丽娟说在江西宜黄县东陂镇梅湾村就有着另一种婚居制和继承方式。在葛彬和魏星河的大力协助下,在江西计生委和抚州计生委的支持下,我和向春玲/林梅于2005年12月16日，直奔江西省宜黄县梅湾村。 带着疑问走进梅湾村
梅湾村—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县计生委领导告诉我们：在这个只有138户的村子，就有49户是招郎上门。我们在河北/河南的招郎上门调查中这一比例只有1%,在父权主流性别文化中招郎上门是相当受排斥的,往往贬损为”倒插门”.而在梅湾村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一还要多,逐渐形成了与父权文化抗衡的力量.这在农村汉族性别文化中几乎不可思议:梅湾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招郎女婿？我们一路猜测：是不是一个外来民族在迁移中将一个文化嵌入进来？于是产生了一种另类文化？它们来源于哪里?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种文化可以在汉民族文化圈中存活下来？
进村的路很不好走，汽车摇摇晃晃，我们坐在车里就像荡秋千，四周都是丘陵般的小山，看起来此地并不富裕。我问东陂镇的年轻副镇长：在镇上11个村子里，梅湾村的经济排几位？“中等”。汽车终于在一所小学前停下来。一群小学生在教室门口观看，女孩子的人数比起男孩子要多。小学校有两层楼，第一层是教室，第二层就是村委会和计生办公室。我们兵分两路，向春玲直奔村里采访第一任作为上门女婿的村支书，今年已年过花甲.在她看来，老者更了解村里的历史。我和林梅采访现任村支书—也是招郎女婿和两位招郎上门的民办女教师。真相大白,我们的猜测完全错了，在梅湾村居住的无一例外都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梅湾村有两大姓，黎姓和桂姓，解放前家族势力比较强大，在历史上承袭的都是从夫居的婚居方式和男性继承制,毫无从妻居的习俗.那么,从什么时候性别制度发生变革的呢?

梅弯村调查现场
1950年代以来,梅湾村招郎上门家庭越来越多,渐成风气
作为一种风尚,梅湾村招郎上门的历史很短,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今年72岁的老支部书记就是1957年来到梅湾村落户的.据老书记讲: 1958年从南山村（据梅湾村5里地）上门来到这里，原因一是因为家里穷，我是我爷爷在我三岁时买来做孙子的，在我21岁时，爷爷和奶奶都去世了，另外，我与现在的老伴在田里干活时认识，相互喜欢，于是我来到梅湾村做上门女婿。刚来时，梅湾村还没有招郎，我感到还是很受村里人的歧视，又没有亲戚，感到有些孤单。我丈母娘只有一个女儿，我来之后，他们把我当儿子看待，我也非常孝敬他们，所以家庭关系非常和睦(向春玲采访并整理)。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刚刚颁布不久,而在这部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家庭制度的婚姻法里,增加了很多性别平等的内容,但是并没有触动父权制的根源-姓氏/婚居和继承方式.显然,一向倡导妇女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将婚居制的改变与妇女地位提高联系起来.然而,解放初期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极大地弱化了传统的家族势力,而强化了国家行政权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使得招郎女婿可以在家族势力之外凭借才干和能力,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控制下迅速提高政治和社会地位.这是老支书的个人自述:” 1957年从南山村结婚来到这里,1958年参加大炼钢铁,回村担任生产队大队长,1960年担任村支书.带领村里人修路/建梅湾电站/保护森林,得到群众信任和领导肯定,与村民关系很好.” (向春玲采访并整理)榜样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 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招郎的看法,一些纯女户也开始招郎,村里招郎越来越多,而且招郎家庭都很和睦,于是,渐渐形成风气,当是推行的工分分配形式,客观上也为留女招婿提供了条件.不涉及土地的流转,在哪里干活在哪拿工分.
1984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家庭责任制,现任书记周新华就在这一年也来到梅湾村,他是民办教师又是复员转业军人,得到老支书的赏识和信任,1992年担任村支书.此后经过一次次的村民选举,一直连选连任.此时,在家庭联产承包中遇到的新问题是:女婿上门要不要分地?以往的习俗是只给孩子分地,上门女婿不分.当很多地方的领导不自觉地遵从父系制的安排时,1987年梅湾村的上门姑爷却制定了新的分地规则:上门女婿不考虑户口,只要住在梅湾村就可以分地.由此,给留女招婿提供了土地制度上的保证.正是由于一代代上门女婿进入了村决策层,将原有的父权继承制度进行调整,从而保障了招郎女婿的经济权利,使得婚居制和土地继承制不断发生改变.目前,村里不仅有女性从夫居,还有招郎上门,也有两头蹲----在男方家住一段,在女方家住一段,婚居方式越来越丰富.
招郎契约:一种新的性别文化的出现
在梅湾村许多家庭都保存着招郎契约,我们十分好奇,很想见识见识,穿着一身绿军装的周书记随即回家拿来了他的招郎契书,这是一张大红纸,上面记载着他的家族与妻子母亲家族及妻子父亲家族1984年结婚时的约定.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孩子如何继承父母的姓氏,第一个孩子随父亲,第二个孩子随母亲(母亲的姓是跟随外婆得来的),第三个孩子随外公.第二,周新华夫妇要为岳父母养老送终,中途不得反悔,这是农业社会家庭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一功能不再是通过儿子而是通过女儿实现的.第三,家庭财产的继承,上面明确写着岳父母的财产托给周新华夫妇照管,最终由罗桂姓继承,三姓子女可以继承周新华夫妇的全部财产,罗桂家族不得干预.在这里有趣的是姓氏与继承关系十分直接. 21年过去了,周书记夫妇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几个孩子正在长大,周书记已过了不惑之年.而那张招郎契书一直保留着,上面的毛笔字清晰可见,不仅记录着三个家族的当事人,还有见证人,十分正式而郑重.
为什么招郎上门会签订契约?是法制意识吗?不是,当时梅湾村人还不知道1980年的<婚姻法>已经有了婚姻居住地可以选择的法律规定,也不会状告到法院找个说法,而是一种民间的诚信合同.也许是女方家长担心上门女婿中途生变,使得女儿养老的愿望化为乌有,也许是担心父权文化过于强大要用契约的方式给自己一个保证.总之,是一种中国民间土生土长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
在这份契约中,已经不仅仅是婚居制的改变,涉及到姓氏和财产的继承和重新分配.有着不可低估的性别文化变革的深刻意义.

招郎契约
首先,第一个意义,是几个家庭一起商量孩子姓氏的归属. 至今为止,即便在21世纪,在文化先进的都市,又有多少人对于随夫姓提出疑问,要在一起讨论姓氏的传承问题,父权文化似乎那么的天经地义,对于它的默认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尽管1980年的<婚姻法>已经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理应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而在梅湾村招郎上门的家庭却认认真真坐在一起行使自己的权利,开始磋商家庭姓氏的传承问题.而且,它采用的方式是男女方家庭平等地参与和协商,这是对于父权制的根本性的颠覆,在父权制的决策方式中一切都已规定好了,不需要讨论,不允许质疑,女方家庭是永远的缺席,一切潜规则都变成男权文化的单边协议.正因为,家庭决策的民主性,使得姓氏变得越来越丰富,在父权文化下形成的宗法家族力量渐渐减弱,它可否成为中国农村削减家族势力的一种可行办法?
第二个意义,是促使父权制转向父母双系制的大胆尝试.在这里,可以看到家庭传承关系和养老责任是按照父母两个脉络展开的,女儿照样可以成为传承人,承担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成为家庭财产的享用者.周新华的妻子罗英秀是一位小学民办教师,自豪地告诉我们:她的母亲就是招郎上门,到她这里已经是第二代了,家里没有儿子,为父母养老成为她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他们夫妇有三个女儿, 她们的姓氏分别来自父亲/母亲和外公.两个女儿上了大学,一个女儿正在读高中.她没有生女孩带来的压力.在梅湾村没有过遗弃女孩的现象.
梅湾村,终于向我们展示出它的性别文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它的启示在于:在汉民族地区传统的婚居制和继承制是可以改变的,问题在于政策要引导政府要有所作为.它的实践理性,它的民主性,它与现代法律观念的契合,我以为应当通过政策和制度转变为中国性别文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