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的言者——章乃器与梁漱溟

作者：章立凡
梁漱溟先生比我的父亲章乃器年长四岁。父亲1921年在北平郊外的北通州京兆农工银行当会计主任时，梁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系）讲授印度哲学。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虽同住古都，却无缘相识。与梁先生同龄的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图书馆抄写卡片，住在准岳丈杨怀中先生家里，经常开门迎送这位已成名的学者，不过梁先生说对他记忆不深。
父亲与梁漱老的相识，应该是在1939年11月重庆各在野党派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时期。但后来父亲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而退出了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发起，而于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创立了民主建国会。梁漱老则一直参与民盟的工作，并一度担任秘书长，直到1946年底脱离民盟。
1950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父亲那时是政协的财经组组长，开始有机会共事。两人50年代先后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但一直共事到1963年父亲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为止。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物，因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被视为“反动”甚至“顽固”的“反面教员”；但从个人交往上，似乎是“公谊”多于“私情”。从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中，我查到若干有关梁漱老的记载，特整理成文，作为对这两位民主先驱的纪念。
一、西南土改，直抒己见
1951年5月至8月，为了让党外人士了解土改，全国政协组成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父亲担任团长。当时梁先生圣眷正隆，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父亲率团员梁漱溟、于学忠、尹赞勋、陆志韦、马彦祥、张国藩、林亨元、汤璪真、金善宝、周士观、林传光、黄艮庸、张光宇等二十余人，一同前往川东的合川县。梁先生与父亲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了三个多月。
同去的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当时的安排来看，与其说是要他们去领导土改，不如说是去接受教育，因此在下乡之前，先后听取了中共高级领导安子文、张际春、邓小平、阎红彦等的动员报告，以及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合川县长武永嘉、书记傅茂如等各级地方干部的情况报告。土改的工作阶段日程，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梁漱溟回忆说，我们这个团“实际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土改。大家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安排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和活动。我和随同我去的黄艮庸商量，既然来了，就要深入下去，不能只当参观者。我们提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不久便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晚间住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直接与农民谈话等，都参加了。”1)
建国之初的民主人士们，确实希望努力跟上共产党的步伐，而面对革命成功后新国家“法治”与“人治”的歧路，其思想上的疑惑与尴尬，在父亲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
在5月23日的团员座谈会上，梁漱溟第一个发言，谈到这次报名参加的“动机在考验教育自己，同时考察土改是否合法”。他谈到一点新的认识：“土改不但改变了人与土地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经过斗争人与人关系才能改变，人的本身才能改造。必须退押、反违法才能发动贫雇，发动贫雇就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关系，这是目的之一。去年六月制定土改法时是生产第一的形势，所以内容可以和平一些。但西南情况，尤其是援朝以后的情况，是与蒋匪作战时比较近似的。”团员汤璪真（北京师范大学代校长）同意梁的观点：“认为依法办理，也可以整垮地主阶级，所以作土改应该严格执行法律。”
不过在中国大地上，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暴力革命。斗争地主时使用肉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解释是贫雇农“出于义愤”。在“矫枉不妨过正”的惯性政策下，干部为了早日斗出果实，一般不去制止。民主人士们在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法律之间，陷入了困惑。
父亲赞成土改，认为“革命斗争当然是剧烈的，没有和平的可能”；但他不同意肉刑吊打，一直主张与地主“斗理斗法”，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与一些领导干部意见相左。他在魏思文做土改报告时提问：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魏想一想后只好回答：绝对禁止。后来川东区党委秘书长赵增益传达了区党委书记谢富治的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此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与中共的距离在缩短中”，并批评以前“宣传政策不够”，“干部抓得太紧，包办代替，任务观点”。
父亲7月1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与梁漱老谈话”的要点，主要是对封建主义和土改作哲理上的探讨。他们讨论的命题有三：一、“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的与个别的——不是封建是什么？”；二、“本质的与形式的——人与土的解放”；三、“自由——农村人多了可以放任”。梁漱溟指出中国历史上“官吏代贵族，郡县代封建”是“更提高集中”的形态，对于“封建内部的软化分解”的个别现象，不可忽略其“更集中的一面”，父亲也认为对封建社会不可“以少蔽多，不从发展看问题，不从实际出发”。梁判断中国封建社会“盘旋不进而不是缓进，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父亲则提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是二？”的疑问。对于当前土改中工作团内的种种思想困惑，梁先生的看法是：“理性开发太早，斗争是教育——知识分子主观”，中国文化传统“缺宗教，不重武力——重理性不重武力是提高”；父亲认为“理性变为更高的宗教”。
7月23日，中共西南局来函，批评赵增益所传达的谢富治指示，认为“这是右的命令主义。会使农民束手束足，甚至变成和平分田。”父亲再度感到困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过去减退，吊打流行，可能太‘左’，这次也可能太右。但问题在于会否成为和平分田，及吊打能否打开僵局。过去普遍吊打，减退果实2)也不过30%，这次不吊打，已超过30%了。吊打显然无效。但激于义愤也不能打，可能是右。”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主持下，对合川地区的土改进行“加工”，重新补课一遍，结果是“加工”出了人命。父亲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工作团“团内会报”的情况：天星三村“加工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但其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没得’”。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二人被扎（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二石3)，死二人”。 东北军元老于学忠反映：“吊何芸樵时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梁漱溟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否暗示吊打？”
在8月12日的会上，梁漱溟又提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领导吊打是将领导与群众混同……两偏（按：指左偏、右偏）要掌握，主动掌握，不是能[掌握]”；他认为“政策是理性的，但也必须承认群众的感情”。梁还批评说：“魏不知命令包办之势已成，不准摸地主，又不断追果实，群众生产损失、疲劳”；对于“义愤”问题，他分析说：“乱不乱是依法不依法，义愤应在诉苦时。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追果实中因（地主）顽抗而忿怒”。其他工作团成员也对魏的做法表示不满。父亲会上谈到自己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仇行动与复仇主义不同”；“‘革命不是绣花’，是同情群众义愤；对干部必须要求细致，反对粗枝大叶。”
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在四川的土改工作于8月底结束。在27日最后一次的总结座谈会上，梁又有发言，表示“同意了总结，但也另有自己意见”，他回顾自己近年去东北、华北参观到参加土改，并读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论文，“是思想转变的开始。到云门以后才承认中国革命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作胜利了，但工作不圆满。初期是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足，接近和平土改。抗战时看到了干部与人民是相依为命的，今天似乎干部不必依靠农民了。‘加工’时的缺点是放任自流，让群众去乱斗。我相信我爱土改工作，也站在人民立场。”
8月30日工作团返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父亲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吊打地主导致死人命等问题。
毛泽东向父亲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时，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据梁漱溟回忆，毛对他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认真执行好土地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4)在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时，梁还表扬了邓小平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赞同。
与此同期，父亲的老同学陈诚也正在台湾岛上推行土地改革。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丢失了大陆的国民党，此时才接受失败教训，实践40年前建立民国时“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这一场以赎买方式进行的“和平土改”，没有死什么人，不过规模比大陆要小得多。搬走大陆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拿出少许以换取小岛土著地主的田地，当然比无偿平分自家的祖业来得容易。父亲后来一直被指责在川东搞“和平土改”，“反右”时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
秋月春风，白云苍狗，十四年后“文革”爆发，已入另册的父亲和梁漱溟都被抄家、批斗和殴打，经受了一场类似土改“加工”的冲击。据报刊披露，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5) 。政坛上也物是人非，星移斗转：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政协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刘少奇，竟成头号打倒对象，被幽禁虐待而死；原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全国 “第二号走资派”，批斗后放逐出京；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已升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多年（据说“反右”时他还打了不少“右派”），1967年10月30日遭毒打致死 ；原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却成为大“左派”，一路青云直上。
“文革”中的广泛暴力，近因当源于土改，远因则可追溯到湖南农民运动，连土改的大小领导人也未能幸免。慨叹世事轮回之余，父亲对我说：以今度之，当年谢禁止吊打的指示仍是对的。
劫难余生的父亲曾做过一首诗，如今我只记得起一句：“遗臭万年‘暴力论’”。
二、腐败成因，探讨无终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 “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6)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
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
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
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
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7)、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提出：“行贿犯能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但从理论讲本质，则是对的。发财与享乐不一定坏，但其发展则损人、损公。”他认为“‘进攻’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
工商界大老陈叔通批评梁“咬文嚼字”，认为“不法行为是从思想本质来的，进攻是事实”，资产阶级对干部队伍“拉出去，派进来”，是“友变为贼”。
音乐家潘怀素发言甚长，认为“三反”不能只反贪污，梁的“侵蚀性”提法不能够说明问题。新政权建立在旧社会上，接收而未加改造。发展太快，干部不够，本身有弱点。他举出新干部的五个弱点所在：1.理论；2.政策；3.文化；4.经验；5.人地生疏。又举出贪污的原因；1.干部执行政策错误；2.为歌功颂德所包围，不听朋友的话，统战政策有偏差；3.“摸索”中中计；4.供给制思想，蛮干到底。他认为“此四者为干部政策错误”，故而“不法商人打不完”。
教育家陈其瑗对几个运动名词作了考据：“进攻即斗争；经济有战线。战争术语有‘攻守同盟’、‘内奸’、‘俘虏’等。”
经济专家钱昌照举苏联历史为例：“经过大扫荡，但新经济政策后商人仍发财”；他认为“超过合法利润就是进攻。阶级斗争才能基本消灭贪污。‘三反’后会有不景气，不要怕。进攻还要来。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分。”
文史学家章士钊则引经据典：“贪污是传统的，人性恶。去贪污是要人为功夫。‘物腐而后虫生’，人有弱点，才被贪污进攻。人人有贪污思想，靠教育才能消灭贪污。资产阶级不会受影响，中间有人格高尚的人，一时被冤，后来自明。提‘进攻’口号有必要。”
原国民党桂系魁首之一的黄绍竑不同意章的提法，认为“物必虫生而后腐”。
2月28日的座谈会上，民主人士们继续考证运动名词。原北洋交通系元老叶恭绰分析，报刊上提出“害群之马”的概念，“是指资方不要因为有害群之马而恐慌，以为没前途”。钱昌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二字有问题。只分守法与不法”。章士钊提出：“要消灭贪污必须消灭阶级”，大概是因为上次的发言受到了批评，他检讨自己“错有四：一、谈政治不应谈哲学；二、主观重，不[把]自己放进去说‘人性恶’；三、说话必须合群众要求，所以‘物腐虫生’不应讲；四、不应贻敌人口实（说政府行政策，正当商人应受屈）。但未见梁漱溟发言的记录。
3月6日的座谈会，民革中常委吴茂荪的发言大有火药味。他列举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和平大会中民主人士被起用的比例，证明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当前民主人士的问题所在是“对统战认识不够，不接受领导，不愿改造”；他提出：“资产阶级猖狂近于敌人，能不能斗争？四敌三友8)是胡说”；“请章行老（按：章士钊字行严）答复，一、‘三反’是否阶级斗争？二、是否资产阶级进攻？”
此时行老的“先腐论”已正式受到批判，孙起孟在3月3日民建的座谈会上，指出“‘先腐论’与资产阶级进攻相结合”（近年章含之女士撰文说，行老在“反右”时因这一观点受到批判，恐是不了解这段史实）；章士钊不得不解释说，自己“接受‘三反’，但认为不够，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他谈到民国初年南下议员亦讲价，是资产阶级本质；当时即认为资产阶级即贪污，故自己曾提倡“农业救国”。又引述毛主席的话说：墨子、荀子、王充是唯物的。另据《史记.五帝本纪》，饕餮即是贪污，有五千年历史。他再度为自己辩白：“‘先腐虫生’ 是指一般人，不是指中共与政府”。
大概因为是有人对“扣帽子”不满，兼具中共和民建双重身份的孙起孟作出诠释——“扣帽子”是指“不根据事实，不分析道理”。
最后梁漱溟提出两点：“一、减少资产阶级罪恶分子；二、减少进攻、反攻、斗争”。坚持主张“不能无分别地斗，说话要有分寸，有分别”。
父亲是这三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没有记录自己的发言。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皆因梁漱老而起。对与政治运动有关的各种名词，老先生们似乎染上了训诂癖，不料竟引出腐败原因究竟在政权内部还是外部的争论，搞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昌照“三反”后会有不景气的预言，没过多久就成为现实；潘怀素关于新干部弱点和贪污原因的分析，颇可发人深省；章士钊“物腐而后虫生”的哲学命题，虽被指有影射之嫌，却意味深长。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殆尽，腐败则于今为烈。在人欲横流的经济大潮中，象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实业救国”人物，早已成为历史化石；归咎苍蝇还是检查鸡蛋的古老难题，仍在时时困扰着国人……
三、毛氏批梁，犹存鸿爪
“三反”、“五反”结束后，父亲于1952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当时国内粮食形势吃紧，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要解决六亿人口的军需民食，可谓临危授命，在党外人士中属于异数，不同于其他人抱怨的冷官闲曹。父亲管理粮政有方，协助陈云制定了统购统销的大政策，又首创粮票制度，扭转供需矛盾，因此屡受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他在这个岗位上埋头苦干，每天工作10-12小时，往往周末也不休息，其后政协学习座谈会的内容，在日记中就很少出现了。但在1953年9月17日的日记中，父亲留下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事件的现场记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毛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集成。其第一手的记录迄未公开，无法解读出会议过程全貌。梁先生在《梁漱溟问答录》中，记述17日会议内容颇简，回忆18日大会经过甚详。
据梁漱溟回忆：“9月17日的会上，中共方面有位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我听了十分吃惊！“特别是毛主席频频插话，份量很重。”9)
父亲那时交叉参加各种会议甚多，但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因有些老先生讲话太长，他时常会感到不耐烦。此前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过梁漱溟9月11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发言，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17日会议内容，恰好可与毛、梁的文字互为参照。兹全篇照录，以补史乘之缺：
1953.9.17
周总理：与总路线不同的路线，必须加以区别。抗日时有人劝我们放弃发动广大群众的路线。解放战争时也有人认为我们应与蒋妥洽。1946年12月梁漱溟要我们让出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地区。要在此条件下，参加伪国大。我当时责梁为伪君子。1949年一月梁在渝发表文章，说初期是蒋要打，以后是共要打。梁“反对武力统一”笼统口号，反对人民战争。那时蒋已伪装下野。这是半封建、半殖民思想，使中国不能工业化。
（毛主席：地主冒农民代表，留了尾巴。）
还有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以为工业化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如何工业化。还有一种要走自由主义经营——拒抗国家资本主义。根据需要、可能与自愿。有限制。所有权不完全。10)
说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是反动思想。
梁是封建思想。（毛：梁以笔杀人）拥护总路线，但怕做不好。但前半句是迷惑人的。实际上是说不照我的总路线，就做不好。（毛：梁不能信任。台湾说梁最有骨气。）挑拨工农联盟。（毛：一个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与资本家联盟，包括代理人、技术人员。两种都需要，而且将予巩固。但前一个联盟是主要的。）（毛：过去四年主力仍在农村，因而国企干部不够，使私企喊苦）一.不承认党政群团等力量；二.说党遗弃农村，强调违法乱纪；三.说生活悬殊，工农生活如九天九地之隔。
周公批“只有资产阶级能搞工业化”、“自由主义经营”等观点时未点名，但显然不是指梁漱溟（梁曾提到10日午后的政协常委会上，有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发言）。
按梁先生当时的观点，主要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短缺经济和战时体制的产物，稳住了新政权经济、政治的大局，但同时也是以剥夺农村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手段之一。这项政策受到部分人士的诟病，但毛泽东认定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才是“大仁政”。由是推之，父亲的工作也在梁先生的质疑范围之内。
在这一天日记页面上方，父亲还写了一句话：“阶级是始终尖锐对立的，人是可以化敌为友的。”第二天（18日）的会议是批梁的高潮，但不知何故，父亲竟然一字未写。
四、人因言废，只说气功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的名，同年经过“引蛇出洞”的大逆转，父亲被毛泽东钦定“右派的老祖宗”之一。但他拒绝承认“右派”罪名，此前还在国务院的全体会议上，当面顶撞了周恩来，惹起一场风波。
有关这一事件过程的报道，已见诸当时各大报，这里就不重复了。父亲是见过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阵势的，何以还敢犯颜在这种场合面折廷诤呢？恐怕是因为他提的问题与梁先生不同，是一种道义上的责难，令周恩来很难正面回答。况且与毛相比，周公还是颇有些“雅量”的。至于周的内心有多苦，旁人就很难想象了。
梁漱溟整风期间拒绝发言，虽未戴“右派”帽子，但因过去放“屁”，与父亲等“右派”在政治上同属另类。梁被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章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父亲罢职闲居后，参加全国政协学习成了唯一的政治活动，两位“代言人”接触的机会又多了一些。但此时的政协已不是建国之初的那个政协了，除却歌功颂德语，一言堂上已无言。那时社会上暗中流传着一副嵌名联：“民族团结——李维汉，百花齐放——陆定一”，父亲的日记本也没有什么内容了。
“大跃进”后期“人祸”发生时，父亲参与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仍被各级干部无比坚定地执行着。粮票制度保障了城市人口的最低生存条件，而梁先生所为之请命过的农民，却无法保住赖以活命的口粮，一下子减少了三千万，真正长眠于“九地之下”了。
或许是由于对道家气功研究有素，父亲参加了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的学习。他那本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科学的内功拳》，在政协内部刊出后，一些对气功有兴趣的委员纷纷前来请教心得。父亲又开始研究佛家气功和瑜伽，与梁漱溟、巨赞法师等时有交流。
哲学家梁漱溟和经济学家章乃器，虽怀经世致用之志，皆因言而废其人，又因人而废其言。辛稼轩词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两人从忧心国事到探讨养生，与种树心情相去不远，而追求一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却越来越遥不可及。
父亲“文革”初期撰写的《七十自述》中，记述了与梁先生的切磋：“我在研究气功发展“自我消亡”的时候，就注意到绝食的重要性。一九六〇年在北戴河同梁漱溟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曾读到一位游学印度、拜甘地为师的某人所写的一本关于绝食的书，书中说，绝食最不好过的是第五天，过此便入坦途。后来读了宋云彬兄写的《弘一法师》，颇详尽地说明了法师绝食的经过和后果，我于是就有意作绝食的试验。但在平时，家中人是不会允许我作这种试验的。”11)
父亲爱讲话的脾气一直改不了。他不但在政协大会上提出提案，公然为自己翻案；“七千人大会”前后，还公开批评“大跃进”，因此在1963年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职务。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在“革命小将”的轮番毒打下，靠气功的功力活了下来，并按照与梁漱溟探讨过的辟谷之术，连续绝食了八昼夜。
他在《七十自述》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遇难后，我认为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具随身携带“科学实验室”，除体验气功外，兼做绝食试验。红卫兵问我是不是进行绝食斗争，我回答：不是绝食斗争，而是绝食试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一共绝食八整天。在这期间，拷打和凌虐是昼夜不停的，我都挺过来了。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五天度过得很好，并没有特别的不好受。”12)
以上是父亲最后一段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文字，时间是在1967年。经此劫难，他预言自己还能再活十年，然后“自我消亡”。
1977年5月13日，父亲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中逝世，享年八十岁。
同月，毛主席纪念堂竣工。
父亲逝世前28天（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出版发行，其中多处收入了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章乃器等的文字。
哲人多寿，梁漱老阅尽沧桑荣辱后，于1988年6月23日辞世，享年九十有五。一年后发生的大事件，他没能看到。
“文革”结束后，我曾在一些场合见到梁漱老，记得其中一次是向他的老同学、父亲的老朋友张申府先生的遗体告别，但我从未向他提起过自己是谁的后代。
世间万物的联系，因缘而起，缘尽而去，最终都将归于寂灭。翻开尘封的日记和书卷，流动的现实已凝固为历史，当今中国已开始提倡“政治文明”，梁漱溟与父亲也都是“历史人物”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对于达观睿智的哲人而言，名字也许只是个符号，也许不止是个符号……
（本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源自父亲的日记）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杀青于都门风雨读书楼
注释：
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17页。
2)“减租退押”的简称，是实现土改的主要“斗争果实”之一。“租”指地租，“押”指押租。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的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土地改革中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
3)同“担”，中国旧计量单位，一石等于一百二十市斤。
4)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18页。
5)《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6)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六十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平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遗著有《卢作孚集》。
7)范旭东（1883-1945）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二十年代初创办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三十年代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永利化学公司碱厂。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先后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阵营则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五反”时民族资产阶级沦为斗争对象，于是有“四敌三友”之说。
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34页。
10)原文如此。这段话的最后十余字记得过于简略，内容应该是政策要点分析。
11)章乃器：《七十自述》，《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25页。
12)同上，第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