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构成要素与中国智慧aa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构成要素与中国智慧

    我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刚刚起步的国家。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唯一可以参照的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

 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在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上，存在着理论概括不完善或者偏重于西方国家传统制度延续的局限和缺陷。其理论认识不够清晰，层次性也不够分明，甚至不能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通论。表现在：我国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时，感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构成要素的认识显得特别复杂，甚至不得要领。

 近30年来，我国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和曲折的探索过程。从遵循价值规律的物价改革到商品经济改革，从企业自主经营权改革到股份制改革，从融资制度改革到产权制度改革，从分配制度改革到人事制度改革，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到金融体制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等等，一步一步学着西方国家的经验走到了今天。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直到现在，经济界仍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不妨，允许笔者问问全国的经济学家：近30年来，我们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是不是看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构成的？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否都存在着一种通用的构成要素？是。不论在任何国家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只要具备五大要素构成，均能发展成为完善的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提倡用简单经济学的理论概括来认识现代市场经济构成，这可以使更多的人容易掌握和驾驭市场经济规律。那么，这五大要素指什么？

        1．买方与货币总量。

 “买方”代表了市场需求。这是市场经济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根源和理论根源。没有买方就没有任何市场，没有买方需求就没有市场经济发展的源头动力，没有买方需求价值的提升和需求范围的扩大就没有市场容量的扩展，也就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原始市场经济可以随时以物易物，所以，买方需求必须与货币量结为一体，才能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真正意义的“买方需求”。买方需求，包括普通消费者需求、制造商对资源消耗的需求、公共设施的资源需求、国家战略储备和国防安全的资源需求，等等。这所有的需求量都是以货币总量来计量的。买方的主体，实际上是持有货币量的国民和团体。

 2．卖方与商品产能。

 “卖方”代表适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主体。它是与商品产能或产量紧密结合的。卖方所提供的商品产能与产量是否与买方需求保持均衡，可以从基本方面决定市场价格起伏和波动，也从基本方面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能否可持续运行。

 3．法人与公司治理。

 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要成为有自主买卖权和经营权的自然人和法人，才能有效参与市场竞争。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自然人和法人代表构成的市场主体。为企业确立法人地位，走向公司化治理结构，可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效运行和企业健康发展。

 任何产权的企业都需要实行公司化治理结构改造，都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资企业如此，国有企业如此，股份制企业也如此。并非是只有私有产权企业才适应公司化治理。恰恰相反，西方的家族式企业是在经历了痛苦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之后，才具备了参与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条件的。在实现公司化治理结构改造方面，我国任何产权的企业都处于相同地位。也可以说，产权性质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没有必然联系。私有产权企业若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文明与进步并长期健康发展，同样要普遍实施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的公司化治理结构改造。这是目前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中之重。凡是拥有产权的大、中型私企老板要使其逐渐放弃“企业家长”的地位，进入董事会监管企业。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中型企业的家长只有一个，这就是：没有产权的CEO。（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首先遏制的是国家税收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的失控状态。比如：一家人挥霍享用的资金全部打在公司经营成本上，多数个人调节税归零――这种资本效用――钱怎么花完全由产权决定的两三百年前最落后的私有制度在当今西方国家公私分明的现代公司制度中已经完全消失,却在当今中国重又出现的状况，很值得深思。）

 4．差别与竞争机制。

 我们研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看到了大篇幅章节是在倡导市场竞争，说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没有竞争机制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活力，等等。把竞争机制描述的很复杂。但感到奇怪的是，那么“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却始终不能从根源上告诉我们竞争是怎样产生的？竞争机制的根源在哪里？

 曾经经历过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体制的“中国智慧”可以用最简单的道理告诉西方学者：市场竞争的所有根源都来自于“差别”，有差别就必然有竞争和竞争机制。有分配差别，就有人力资源的竞争；有质量差别，就有品牌的竞争；有服务差别，就有赢得客户的竞争；有企业核心实力的差别，就有企业生存与发展思路的竞争；有企业效益的差别，就有企业管理水平的竞争。同样，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决定着竞争的无序和有序。如果是自然形成的差别（西方社会最初的差别是自然形成的，中国是在废除了平均主义制度后形成的差别）就会形成“自由竞争”；如果是通过腐败途径形成了差别，就会促成纷纷利用腐败途径的“不正当竞争”；如果是通过有序的市场规则引导形成了差别，就会激励正当途径的合理合法的“有序竞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容忍两极分化，但是一定要容许差别存在。有差别就一定有竞争；有差别就必然使市场经济充满竞争活力。我在人民大学经济论坛曾经批评过恶性竞争，几位人大硕士博士群起攻之，说我企图否定竞争。其实，人大学子从西方经济学中还没有搞懂竞争的来历。凡是主张差别的人肯定不会否定竞争。

 但是必须指出“有差别就一定有竞争”的另一个原理是：差别过大就一定会导致竞争衰退、活力丧失。财富过分悬殊的企业间没有竞争，品牌质量差别太大的企业间也不会有直接的市场争夺。分配差别、实力差别适用于最佳竞争状态和导致无竞争状态的“边际效用”，可以尊崇西方现代经济学提供的工具和方法研究和计算出来。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在辩证逻辑的统帅下用处极大。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任何差别所适用的竞争效率都有边际效用。差别一定要适度。

 2005年9月23日，看完CCTV焦点访谈报道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疯狂高价倒号，“医托”有组织诱骗患者上当，大批患者求医难的真相后，心里很难过。焦点访谈主持人最后说了几句话：“上述现象经过执法部门多次大力整治，但是“号贩子”和“医托”屡禁不绝，而且越来越猖狂。谁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显然，只有科学的市场经济学理论可以提出最终解决方案。我国医疗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模仿美国模式的一次失败的改革。失败的原因，恰恰就是差别失控，在医疗财富和专家资源的医院分布上完全失控！导致省、市、县、乡各级医院间形成的差别太大，占人口20％的中心城市大医院集中了全国80％的医疗财富和专家资源。财富过分集中就会丧失普遍的竞争机制。不仅重大手术和疑难杂症，县、乡医院不敢比照大医院争取患者满意，如今，连常见病、普通病也不敢在争取患者放心上与大医院公开竞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对我国“医疗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质疑和评价：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经济基础很薄弱的条件下，把普及医疗保障的重点放在农村，曾经基本解决了10亿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如今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却有一半人丧失了医疗保障。

 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差别太大也没有竞争没有活力。酿成北京协和医院门前厅内“号贩子”和“医托”灾难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其次是各地县市远道而来的求医患者太多。省、市、县、乡各级医院的实力差别究竟应该有多大？必须制定一个边际效用量化原则以长期指导宏观调控。目前条件下，北京协和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在全国县市镇自建“北京协和连锁医院”，分散资源集中度，打着北京协和品牌广招青年人才，规定在基层工作3年一轮换。然后建立远程会诊网络，让各地共享专家资源。当然，这需要有另几家实力相当的与之竞争，不然垄断经营不期而来，活力又会丧失。

 5．资本与效用制度。

 资本，是用于增值或产出目的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专项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是现代市场经济要素的重要构成。资本的现实效用方向是实现财富增量。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还规定了资本的多种效用，如：证券投资、期货买卖、资产经营、技术参股、专利交易，等等。资本市场的发达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资本效用制度的不断完善，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上述五大要素均可以为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的调控手段。精通西方经济学的专家可以鉴别上述五大要素构成的理论完整性和逻辑严谨性。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是否都是这五大要素在支撑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发展和完善？在五大要素中，政府不能列入其中。因为政府是裁判，可以在场外指导、吹哨，可以制定游戏规则，完善资本效用制度，而不能成为市场运作主体。

 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之所以不认可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政府行为或政府直接干预过多。这在目前中国的资本效用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是难免的。减少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的途径不能直接减少，而是尽快完善资本效用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加市场透明度，减少宏观调控的难度。在经济学领域，我国可以在许多资本运作领域的边际效用界定上，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和数学方法走在世界的前列。

 美国不认可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不满意中国的私有化进程，太慢。实际上，产权性质绝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美国为什么要以产权性质衡量市场经济地位？这里显然包含着美国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优势所在，还包含着美国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寄托在私有化进程上。

 由于产权性质并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中国智慧”来实现国有产权的“民营化改造”。即：只明晰企业经营者在企业中应所占有的资产股份（没有个人资产参股的民营企业家一旦被选中经营国有资产即允许持有5％股份――与效益挂钩的全部薪酬来源，无撤资权），除此之外的企业产权“性质”一概模糊界定。对国际社会，可以称某企业经营者在这家企业持有个人最高股份，决策权完全自主化民营化；对公司员工可以明确称，多数资本是属于大家的，人人都是企业的主人（员工并非需要人人持股，员工的积极性主要来自企业效益和包括福利在内的分配制度）；对国家，则不论产权性质都必须忠实执行国家的资本效用原则，严格遵守逐渐完善的资本效用制度。对于多元化经济实体来说，产权性质的模糊界定不等于资本数量收益的模糊界定。模糊与精确，本来就是科学方法中的两种基本方法，该明晰的明晰，不该明晰的公众资本那就不明晰，属于社会的公众的，分给谁都不合适！为什么都要学西方经济学“一根筋”逻辑？

 “资本效用决定论”可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甩掉产权性质的沉重包袱，以不论产权性质只论资本效用的意识形态去参与国际竞争,去融入国际社会。

                             胡志平，2005年9月23日

胡志平主页：http://www.huzhip9.bokee.com

- 作者： huzhip9 访问统计：394　2005年09月25日, 星期日 07:07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