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蔡尚思的师生情

　　蔡尚思教授是我最敬仰的前辈学者之一。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贡献早就为学界称颂。他经常对我说,给予他教诲、指导和帮助最大的当推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他不止一次和我说起,他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习开始,受到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的赞赏。他说:“我是蔡元培的学生,有人误认为我是蔡元培先生的儿子或侄子,但我自豪地对他们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常说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能有其一已觉不易,但蔡元培先生对此三者竟能兼长,在中国历史上实极罕见,岂仅堪称“一代宗师”而已。

　　三十年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整理蔡元培先生生前文物时就拜读过蔡尚思先生有关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后来我开始研究蔡元培先生思想时,是尚思先生于1950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引领我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因为当时世上还没有其他蔡元培研究著作。而我有幸当面请教先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为编辑《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和《蔡元培画传》而去请教他,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多次聆听尚思先生的宏论,他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了热情的指导。我每次拜访他,他总是精神矍铄、滔滔不绝地回忆与蔡元培先生的交往,每次聆听他的讲话我都为他的激情所感动。

　　尚思先生在与我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总是饱含深情地回忆蔡元培对他的帮助和关爱。

　　上世纪二十年代,尚思先生在北京求学,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但因考期已过,就去北大听课,这是由于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允许学生到北大自由听课,所以学生才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他对蔡元培的新教育思想尤为推崇,对蔡元培提倡的“教授治校”理念、学术自由风气极为钦佩,他曾说这“实为古来主持教育行政所未曾有!”蔡元培对于青年蔡尚思的评价也很高。蔡元培于1929年9月介绍年仅24岁的蔡尚思到上海大夏大学国学系任讲师,这是尚思先生在大学教书的开始,同年12月27日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尚思:“旧在北大国学研究所用功,草有《孔子人生观的哲学》等,欲就正于先生,教为介绍,务请进而教之。”翌年,尚思先生的《孔子哲学之真面目》问世,得到学界好评。1930年9月蔡元培又致函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推荐蔡尚思:“蔡君尚思精研国学,所著《中国学术大纲》一编,内容丰富,且多新见解,堪任教授。”于是,尚思先生进入复旦大学任教授。从此蔡尚思从事教学生涯达七十多年。因此,我每次拜访他,他都会激动而深情地追忆蔡元培对他的扶掖之恩,几十年来他的这种深厚感情始终不渝。

　　尚思先生著述等身,曾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其中于193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被学界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蔡元培热情为之作序,对其大胆引领新潮辩证法的思想研究颇为欣赏:“吾尤感蔡君不吝以实地试验之研究法,详悉叙述,使读者各能利用其所言方法而自行研究,以冀于中国思想历史上有所贡献,其公诚之态度,为可钦也。”而尚思先生对于蔡元培研究也用力甚大。他于1941年完成并于1950年出版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是对蔡元培先生思想全面研究的力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对蔡元培的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他认为,蔡元培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蔡元培是一位著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位有胆识、多贡献的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位掩护新思想势力、支持新政治运动的思想家；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他又是一位为自然科学奠定广大基础、规定发展方向的伟人。蔡元培在这些重要作用中,当推他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功绩为最高,因此说他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有功的教育部长和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这决不太过。

　　尚思先生每次与我谈及蔡元培的思想时总引用他曾写过的一副对联以表达其对蔡元培先生的敬仰:“思想多向前,年少年老一致；精神大无畏,在朝在野相同。”他常说:“我的性格中有受到蔡元培先生影响之处。”应该说,尚思先生敢于讲真话,不趋炎附势,不随风使舵的求真求实精神的确受到蔡元培的影响。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不顾九十多岁高龄,因病手术出院不几天,就亲阅了我的《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一书全稿,并赐序文。这种热情扶掖后学的精神令我崇敬。他在《序言》中除了对蔡元培的思想作精辟的分析,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热情鼓励外,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时势造英雄”的见解,他认为:在“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问题上,“应该以时势为主,以英雄为次,而不是二者同等,更不是只有英雄造时势,也不是只有时势造英雄。例如蔡元培亲自主持北京大学时期,是在北洋军阀时代而不是在清朝与国民党政府时代,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明证。但是同一北洋军阀时代,严复、马相伯等人都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何以一直暮气沉沉,不能一新人们耳目?这又是英雄对时势也能起了作用的明证。对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与北京大学在近代史、教育史上的地位,当作如是观。蔡元培之所以能跟时代的潮流前进,成为进步人士和青年的卫士与保姆,在于他的思想的日新。”我曾多次听到他的这一观点。

　　他对蔡元培先生的感情极为深厚,早年就与蔡家往来密切,晚年对蔡氏后人也很关心,蔡先生的子女对尚思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当年尚思先生赠送给蔡元培先生的纪念物品。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常举行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活动,尚思先生不顾高龄,每次活动都出席。1998年,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时,他深情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蔡元培老师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在标题中用了“老师”二字,可以看出晚年的他对蔡元培先生的感情是何等之深。最后,他用“两条有点像对联的对联作为蔡元培特点中的特点”:

　　翰林造反,中国唯一,世界无双。

　　作为民主主义革命者,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家。

　　即使没有纪念活动,他也会在有关日子前来蔡氏后人家中怀念他的老师。记得有一年“五四”纪念日,他特地从复旦大学宿舍乘坐公交车赶到位于市中心华山路的蔡元培故居缅怀蔡元培先生并看望蔡氏后人,临走时还说:“以后有纪念活动我都要参加。”足见他对老师的敬仰之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赴日留学并执教,有时收到他的亲笔来信,每逢假期回国我总要去拜见他,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即使90年代以后,他在身体有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甚至有时还要留我用餐。凡此种种常常令我感动不已。

　　进入本世纪后,我回国去看他,那时他已因病卧床,但对我的选择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赞扬。最后一次拜访,他因病住院。那天,我和蔡元培先生女儿一起去医院探望他,当时他身体已很虚弱,但执意坐起来谈话,又一次深情地回忆当年蔡元培先生对他关心和帮助的情景,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蔡尚思先生现在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高风亮节和敢于讲真话的品格以及对蔡元培的深厚感情、对我的热情指导的感人情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蔡建国

　　图为一九二八年蔡元培赠蔡尚思的个人照片

　　据《文摘报》

　　蔡尚思教授是我最敬仰的前辈学者之一。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贡献早就为学界称颂。他经常对我说,给予他教诲、指导和帮助最大的当推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他不止一次和我说起,他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习开始,受到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的赞赏。他说:“我是蔡元培的学生,有人误认为我是蔡元培先生的儿子或侄子,但我自豪地对他们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常说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能有其一已觉不易,但蔡元培先生对此三者竟能兼长,在中国历史上实极罕见,岂仅堪称“一代宗师”而已。

　　三十年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整理蔡元培先生生前文物时就拜读过蔡尚思先生有关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后来我开始研究蔡元培先生思想时,是尚思先生于1950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引领我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因为当时世上还没有其他蔡元培研究著作。而我有幸当面请教先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为编辑《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和《蔡元培画传》而去请教他,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多次聆听尚思先生的宏论,他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了热情的指导。我每次拜访他,他总是精神矍铄、滔滔不绝地回忆与蔡元培先生的交往,每次聆听他的讲话我都为他的激情所感动。

　　尚思先生在与我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总是饱含深情地回忆蔡元培对他的帮助和关爱。

　　上世纪二十年代,尚思先生在北京求学,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但因考期已过,就去北大听课,这是由于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允许学生到北大自由听课,所以学生才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他对蔡元培的新教育思想尤为推崇,对蔡元培提倡的“教授治校”理念、学术自由风气极为钦佩,他曾说这“实为古来主持教育行政所未曾有!”蔡元培对于青年蔡尚思的评价也很高。蔡元培于1929年9月介绍年仅24岁的蔡尚思到上海大夏大学国学系任讲师,这是尚思先生在大学教书的开始,同年12月27日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尚思:“旧在北大国学研究所用功,草有《孔子人生观的哲学》等,欲就正于先生,教为介绍,务请进而教之。”翌年,尚思先生的《孔子哲学之真面目》问世,得到学界好评。1930年9月蔡元培又致函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推荐蔡尚思:“蔡君尚思精研国学,所著《中国学术大纲》一编,内容丰富,且多新见解,堪任教授。”于是,尚思先生进入复旦大学任教授。从此蔡尚思从事教学生涯达七十多年。因此,我每次拜访他,他都会激动而深情地追忆蔡元培对他的扶掖之恩,几十年来他的这种深厚感情始终不渝。

　　尚思先生著述等身,曾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其中于193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被学界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蔡元培热情为之作序,对其大胆引领新潮辩证法的思想研究颇为欣赏:“吾尤感蔡君不吝以实地试验之研究法,详悉叙述,使读者各能利用其所言方法而自行研究,以冀于中国思想历史上有所贡献,其公诚之态度,为可钦也。”而尚思先生对于蔡元培研究也用力甚大。他于1941年完成并于1950年出版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是对蔡元培先生思想全面研究的力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对蔡元培的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他认为,蔡元培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蔡元培是一位著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位有胆识、多贡献的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位掩护新思想势力、支持新政治运动的思想家；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他又是一位为自然科学奠定广大基础、规定发展方向的伟人。蔡元培在这些重要作用中,当推他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功绩为最高,因此说他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有功的教育部长和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这决不太过。

　　尚思先生每次与我谈及蔡元培的思想时总引用他曾写过的一副对联以表达其对蔡元培先生的敬仰:“思想多向前,年少年老一致；精神大无畏,在朝在野相同。”他常说:“我的性格中有受到蔡元培先生影响之处。”应该说,尚思先生敢于讲真话,不趋炎附势,不随风使舵的求真求实精神的确受到蔡元培的影响。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不顾九十多岁高龄,因病手术出院不几天,就亲阅了我的《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一书全稿,并赐序文。这种热情扶掖后学的精神令我崇敬。他在《序言》中除了对蔡元培的思想作精辟的分析,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热情鼓励外,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时势造英雄”的见解,他认为:在“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问题上,“应该以时势为主,以英雄为次,而不是二者同等,更不是只有英雄造时势,也不是只有时势造英雄。例如蔡元培亲自主持北京大学时期,是在北洋军阀时代而不是在清朝与国民党政府时代,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明证。但是同一北洋军阀时代,严复、马相伯等人都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何以一直暮气沉沉,不能一新人们耳目?这又是英雄对时势也能起了作用的明证。对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与北京大学在近代史、教育史上的地位,当作如是观。蔡元培之所以能跟时代的潮流前进,成为进步人士和青年的卫士与保姆,在于他的思想的日新。”我曾多次听到他的这一观点。

　　他对蔡元培先生的感情极为深厚,早年就与蔡家往来密切,晚年对蔡氏后人也很关心,蔡先生的子女对尚思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当年尚思先生赠送给蔡元培先生的纪念物品。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常举行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活动,尚思先生不顾高龄,每次活动都出席。1998年,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时,他深情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蔡元培老师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在标题中用了“老师”二字,可以看出晚年的他对蔡元培先生的感情是何等之深。最后,他用“两条有点像对联的对联作为蔡元培特点中的特点”:

　　翰林造反,中国唯一,世界无双。

　　作为民主主义革命者,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家。

　　即使没有纪念活动,他也会在有关日子前来蔡氏后人家中怀念他的老师。记得有一年“五四”纪念日,他特地从复旦大学宿舍乘坐公交车赶到位于市中心华山路的蔡元培故居缅怀蔡元培先生并看望蔡氏后人,临走时还说:“以后有纪念活动我都要参加。”足见他对老师的敬仰之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赴日留学并执教,有时收到他的亲笔来信,每逢假期回国我总要去拜见他,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即使90年代以后,他在身体有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甚至有时还要留我用餐。凡此种种常常令我感动不已。

　　进入本世纪后,我回国去看他,那时他已因病卧床,但对我的选择给予热情的鼓励和赞扬。最后一次拜访,他因病住院。那天,我和蔡元培先生女儿一起去医院探望他,当时他身体已很虚弱,但执意坐起来谈话,又一次深情地回忆当年蔡元培先生对他关心和帮助的情景,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蔡尚思先生现在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高风亮节和敢于讲真话的品格以及对蔡元培的深厚感情、对我的热情指导的感人情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蔡建国

　　图为一九二八年蔡元培赠蔡尚思的个人照片

　　据《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