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上访信的美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1:16:51
来自宋庄小堡村的画家张鉴墙,从同住在宋庄画家村的社会学家于建嵘那里借来近百封上访信,用最简单、朴实、近乎白描的手法,把四十余封表面样态大体一致的信封展示出来,构成了《上访信》系列油画。这些信件寄给了几个按照常规不应该接收这些上访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北京西城区府右大街中南海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胡锦涛收”、“北京市西城区府右大街中南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温家宝收”、“北京市复兴路乙11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与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于建嵘收”……
“尽管我每天都面对这些信件和其中的诉说,早有太多的麻木,可看着这些油画,心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于建嵘说。
这些真实的通过公共邮政体系寄出的上访信,有的缺准确的街道门牌号码,有的缺具体接收单位,有的缺明确收件人,大多写的是抽象、笼统的投递单位,诸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中央电视台等等,惟一清楚的是收件人,即几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些上访信按照现行的高度科技化的中国邮政运营体系,根本无法投递到收件人手中,“即便是几件按照现行的邮政体系的规范要求是合格的信件,它们也不可能如愿地投递到收件人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全喜说。
□秋风
上访在现有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必然性,但上访信表现的却是一种令人绝望的美学特征。
自秦以来,中国的治理即基本上采用行政集权模式,但古今仍有差异:在古代,所有官员,包括基层的县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直接就自己的工作对皇帝负责,官员似乎可以相互监督。
当今的行政集权链条却是断裂的:政府官员是逐级自上而下任命的,而不是全由中央政府任命。省政府任命市政府官员,市政府任命县政府官员。如此制度安排的一大弊端是任命者与被任命者之间形成复杂的利益关系,即上访人经常说的“官官相护”。上级官员没有独立的工作职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下级政府。他的政绩是自己管辖下的下级政府的政绩的总和。因而,市政府官员对县政府采取的旨在增加政绩的所有措施都会予以支持,比如大规模拆迁、征地、企业改制。
此时,这些民众怎么办?他可以去找法院。但是,现有治理体系还有一个特征:司法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地方化症结。因而,民众与政府发生纠纷,民众与他人发生纠纷但觉得行政、司法部门对他不公,他经常无法在本级政府层面获得公正对待。这时,他就会向上级政府上访。
但是,任命者与被任命者之间形成的利益共生关系,决定了上访到侵害自己的政府的直接上级那里,基本上没有用处。因为,市政府官员如果说县政府官员做错了,就等于说自己错了。如果市政府官员对县政府进行严格监督,县政府无法出政绩,那市政府官员也就没有政绩可言。因而,民众告县政府的状,市政府肯定会偏袒县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能“越级”上访:县政府官员侵害了他或对他不公,他就越过市政府,向省政府上访。理论上,政府级别越高,与制造不公的那个政府的利益关系越疏远,也就越有可能在他与侵害他的政府之间保持公正。这种常识里包含了政治学家、法学家都会承认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很多坚忍的上访者就上访到北京,请求最高级别的政治和行政官员给自己恢复正义。
在大众媒体时代,上访者也会选择媒体。但在中国,媒体与法院一样,也是行政化、地方化的。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自认为受到基层政府不公对待的民众,会沿着媒体的级别阶梯一路上行,最终上访到北京的“中央”级别的媒体。
可以设想,几乎所有上访者都具有上访到最高级别的政府与媒体的冲动,只是成本的计算、勇气等等因素,才阻止大多数上访者达到上访的最后、最高程度。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上访信特有的美学内涵。首先,从张鉴墙的画就可以看出,上访信的信封书写得极为工整、认真。可以想象,上访人是怀着极大的虔敬心情写下收信人那崇高的地址、姓名的。在他心目中,那些地址、那些机构、那些人士享有最高的权威,也是他所追求的卑微的正义的最后寄托。他希望最高权威在日理万机之余能够关注一下自己的冤屈。他也相信,只要从那里流出一个字,就可以推动他朝着正义走进一大步。
信封上所书写的收信人是否会亲自观看,另当别论。想象一下,假如他亲自阅读,会作何感想?
虽然是同为寻求解决纠纷,但诉状与上访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当事人要走司法程序,首先需要提交诉状。诉状通常是由律师代为书写的。律师进入职业生涯,所要学习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技能,正是如何书写诉状。
在书写诉状的时候,书写人心中有两项预设:第一,书写人预设了,现有法律体系中有一些规定足以解决自己陷入的纠纷。也就是说,诉状隐含了对法律的信任。为此,书写人致力论证,对方的行为是不合乎法律的,自己的行为是合乎法律的。诉状要致力于讲“理”,书写人会趋向于理性地讲述故事。
书写诉状的第二个预设是:书写人必须面对对方的存在。诉状是要提交对方的,双方是要在法庭上进行辩论的,因而,诉状书写人必须设想对方及其律师可能提出的辩驳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虚拟的辩论。在诉状中,故事是在对话中展开的,而不是自己一方的独白。既然是对话,书写人就必须节制自己的情感,因为滥用情感,很可能给对方留下可以在法庭上进行反驳的漏洞。
这样,诉状就是一种理性的对话性文体。与诉状相反,上访信一般由上访人书写,以上访人的身份叙述故事。即便由他人代写———在上访人集中的地方,确实存在着一群上访信代写人,故事也同样是以上访人身份讲述的。而上访行为就已经说明,上访人对法律已经失去信心。因而,在上访信中,他倾向于情感的渲染,他会绘声绘色地描述,侵害他的基层官员是多么地道德败坏、心狠手辣；反过来,自己又是多么地善良无助,现在的处境是如何地悲惨。他尽情地表白自己的冤屈、愤怒、自怜。他甚至选择血书这种书写形态,把自己的生命直接呈现到最高权威面前。他相信,只有借助这样的文字和书写形态,才能够打动最高权威的心灵,促使他们为自己主持正义。
也就是说,上访信信封的工整与信函内容的激情,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似乎是这种治理体系的特征:整个权力体系看起来整齐而理性,却并未给民众提供解决问题的理性途径,相反,整个体系的运作被利益的激情所支配。反过来,民众对权力充满了敬畏,但其激情在地下汹涌,随时可能爆发出来,甚至是血。
回过头来不妨问一下,最高权威会被那充满了激情的上访信感动吗?过度诉诸情感、缺乏客观理性辨析的文本,让最高权威无法了解真相,当然也就无从提供帮助,假如他有帮助的念头。他只能笼统地要求地方政府查处此事,这就又把上访者推回到他早就已经不再信任的体系中了。因而,现有的治理体系制造了上访,上访却注定了无法实现上访者的目标。但是,上访又是上访者所能发现的惟一的希望,哪怕这希望十分微弱。因而,上访就成为一些上访者的职业。
“尽管我每天都面对这些信件和其中的诉说,早有太多的麻木,可看着这些油画,心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于建嵘说。
这些真实的通过公共邮政体系寄出的上访信,有的缺准确的街道门牌号码,有的缺具体接收单位,有的缺明确收件人,大多写的是抽象、笼统的投递单位,诸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中央电视台等等,惟一清楚的是收件人,即几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些上访信按照现行的高度科技化的中国邮政运营体系,根本无法投递到收件人手中,“即便是几件按照现行的邮政体系的规范要求是合格的信件,它们也不可能如愿地投递到收件人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全喜说。
□秋风
上访在现有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必然性,但上访信表现的却是一种令人绝望的美学特征。
自秦以来,中国的治理即基本上采用行政集权模式,但古今仍有差异:在古代,所有官员,包括基层的县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直接就自己的工作对皇帝负责,官员似乎可以相互监督。
当今的行政集权链条却是断裂的:政府官员是逐级自上而下任命的,而不是全由中央政府任命。省政府任命市政府官员,市政府任命县政府官员。如此制度安排的一大弊端是任命者与被任命者之间形成复杂的利益关系,即上访人经常说的“官官相护”。上级官员没有独立的工作职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下级政府。他的政绩是自己管辖下的下级政府的政绩的总和。因而,市政府官员对县政府采取的旨在增加政绩的所有措施都会予以支持,比如大规模拆迁、征地、企业改制。
此时,这些民众怎么办?他可以去找法院。但是,现有治理体系还有一个特征:司法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地方化症结。因而,民众与政府发生纠纷,民众与他人发生纠纷但觉得行政、司法部门对他不公,他经常无法在本级政府层面获得公正对待。这时,他就会向上级政府上访。
但是,任命者与被任命者之间形成的利益共生关系,决定了上访到侵害自己的政府的直接上级那里,基本上没有用处。因为,市政府官员如果说县政府官员做错了,就等于说自己错了。如果市政府官员对县政府进行严格监督,县政府无法出政绩,那市政府官员也就没有政绩可言。因而,民众告县政府的状,市政府肯定会偏袒县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能“越级”上访:县政府官员侵害了他或对他不公,他就越过市政府,向省政府上访。理论上,政府级别越高,与制造不公的那个政府的利益关系越疏远,也就越有可能在他与侵害他的政府之间保持公正。这种常识里包含了政治学家、法学家都会承认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很多坚忍的上访者就上访到北京,请求最高级别的政治和行政官员给自己恢复正义。
在大众媒体时代,上访者也会选择媒体。但在中国,媒体与法院一样,也是行政化、地方化的。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自认为受到基层政府不公对待的民众,会沿着媒体的级别阶梯一路上行,最终上访到北京的“中央”级别的媒体。
可以设想,几乎所有上访者都具有上访到最高级别的政府与媒体的冲动,只是成本的计算、勇气等等因素,才阻止大多数上访者达到上访的最后、最高程度。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上访信特有的美学内涵。首先,从张鉴墙的画就可以看出,上访信的信封书写得极为工整、认真。可以想象,上访人是怀着极大的虔敬心情写下收信人那崇高的地址、姓名的。在他心目中,那些地址、那些机构、那些人士享有最高的权威,也是他所追求的卑微的正义的最后寄托。他希望最高权威在日理万机之余能够关注一下自己的冤屈。他也相信,只要从那里流出一个字,就可以推动他朝着正义走进一大步。
信封上所书写的收信人是否会亲自观看,另当别论。想象一下,假如他亲自阅读,会作何感想?
虽然是同为寻求解决纠纷,但诉状与上访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当事人要走司法程序,首先需要提交诉状。诉状通常是由律师代为书写的。律师进入职业生涯,所要学习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技能,正是如何书写诉状。
在书写诉状的时候,书写人心中有两项预设:第一,书写人预设了,现有法律体系中有一些规定足以解决自己陷入的纠纷。也就是说,诉状隐含了对法律的信任。为此,书写人致力论证,对方的行为是不合乎法律的,自己的行为是合乎法律的。诉状要致力于讲“理”,书写人会趋向于理性地讲述故事。
书写诉状的第二个预设是:书写人必须面对对方的存在。诉状是要提交对方的,双方是要在法庭上进行辩论的,因而,诉状书写人必须设想对方及其律师可能提出的辩驳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虚拟的辩论。在诉状中,故事是在对话中展开的,而不是自己一方的独白。既然是对话,书写人就必须节制自己的情感,因为滥用情感,很可能给对方留下可以在法庭上进行反驳的漏洞。
这样,诉状就是一种理性的对话性文体。与诉状相反,上访信一般由上访人书写,以上访人的身份叙述故事。即便由他人代写———在上访人集中的地方,确实存在着一群上访信代写人,故事也同样是以上访人身份讲述的。而上访行为就已经说明,上访人对法律已经失去信心。因而,在上访信中,他倾向于情感的渲染,他会绘声绘色地描述,侵害他的基层官员是多么地道德败坏、心狠手辣；反过来,自己又是多么地善良无助,现在的处境是如何地悲惨。他尽情地表白自己的冤屈、愤怒、自怜。他甚至选择血书这种书写形态,把自己的生命直接呈现到最高权威面前。他相信,只有借助这样的文字和书写形态,才能够打动最高权威的心灵,促使他们为自己主持正义。
也就是说,上访信信封的工整与信函内容的激情,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似乎是这种治理体系的特征:整个权力体系看起来整齐而理性,却并未给民众提供解决问题的理性途径,相反,整个体系的运作被利益的激情所支配。反过来,民众对权力充满了敬畏,但其激情在地下汹涌,随时可能爆发出来,甚至是血。
回过头来不妨问一下,最高权威会被那充满了激情的上访信感动吗?过度诉诸情感、缺乏客观理性辨析的文本,让最高权威无法了解真相,当然也就无从提供帮助,假如他有帮助的念头。他只能笼统地要求地方政府查处此事,这就又把上访者推回到他早就已经不再信任的体系中了。因而,现有的治理体系制造了上访,上访却注定了无法实现上访者的目标。但是,上访又是上访者所能发现的惟一的希望,哪怕这希望十分微弱。因而,上访就成为一些上访者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