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访信”之一：给市编委***主任

“我的上访信”之一：给市编委***主任

（***主任是市编办主任。八九年毕业前经人搭桥与其面见，他对我印象还好，许诺只要我回樊，可挑选到市委政研室或市农委工作。考虑到那儿离家近，单位还说得过去，我为此放弃了诸如到一大学任教和进入省农行系统工作的机会（如今想想真是令我终生遗憾），抛弃一切回樊后才被告知，因众所周知的缘故，层层内部文件都有禁令，本届毕业生（尤其是我等学经济、哲学、法律、政史、管理等六大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业毕业生）一概不得进入党政机关，凡自行联系的协议一律作废，并且凡来自山区的毕业生无条件地回原籍最基层下放锻炼。他表示大势已定，无力助我，我只好回到令我一生一撅难振的原籍，开始了无奈而难于言表的苦难经历。

这是我因工作九个月后竟未解决个人工资一事而不知天高地厚、孤注一掷向其写的一封信，幻想能因几面之缘感化其利用上级身份的影响帮帮我。然幻想终归是幻想。）

*主任：

您好！

自去年参加工作以来，至今未能解决好我的工资问题。也就是说ⅩⅩ财政方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分。今年二月份以前，我是每月专程跑一两趟ⅩⅩ，从县**科（现**局）打欠条，才能借取一定数量的钱作为我的工资用，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和工作。主管人还经常找借口推诿，那神情就好像我是一个乞丐。三月份后，我多次“借”工资都不成，具体办事人员找借口，明明以前在其手中办手续，却说“我没管这事”，或说“会计不在，我一人办不成”）避开我，本来这之前，找过局长，只说“先借下去再说”。为此我又多次找局长不能谋面，因我上班的山区站车辆极少，不能耽误，只有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回站后继续向私人借款度日，有时连外出办公事坐车乘船的路费和一日三餐的费用都没有。到四月中旬，我得空再次去县城，一天里跑了几趟都没见到局长，却遭到有关人员的冷脸。回站后我想总见不到局长，只有将有关情况写信反映给他。他倒很快回了信，说：“已打报告给县政府，待报告批转后解决…二月份以前从局里借的钱暂不还……”意思很明确：你不能再从局里借了，等着吧…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办公人员突然一反常态，要那么推诿而冷淡，原来是领导的授意…。看来我只有在煎熬中等下去。之后我无意中得知，局长说已打报告给县政府，但并不是专为我打的（如果是专为我打的，早就可以解决），报告里将我与滥招的乡镇站人员融为一体，由财政解决工资的难度很大，故此久拖难决。这三个月来，我只有四处向私人借钱，目前已经无处再借，更无力偿还。我确实难以支撑了，尽管天天都在工作，可天天都得发愁。乘“五一”放假，我借了路费回到ＸＸ老家以填饱肚子，甚至不想上班了，一直“玩”到五月九号（注：当时的“五一”假期最多三天），被老父亲轰了出来，只好回到南河。到了现在，仍没有任何消息，只是更感借钱度日的难堪。

一方面，局里不能给我解决基本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工资问题，另一方面在“南河”工作和生活确实“难活”（这是类似我们经管站等单位的人们的共同看法）。在这里，经管站被镇政府视为“异类”，只管指使，不管待遇。经管站是经管科的下属单位，实质要为镇政府跑腿办事…目前正处于“两不管”的境地，但又都不愿彻底抛开这个“包袱”，因为他们时刻都需要跑腿的。下村最多、最辛苦的是经管站人员，但却享受不到镇上其他人员享有的下乡补助；经管站没有镇上其他单位所有的办公费用，没有电话费、报刊费、取暖费、旅差费等。因打不起电话，有时仅仅为了传达一两句话，我得跑一天时间去进山；为不当“聋子”、不当“瞎子”，我得自掏腰包去订报刊；冬天里，其他单位即使办公室里没人时，炭火盆里仍通红，而我们深夜里还得忍受着寒冷加班赶写材料、造年报表；经常下乡坐船、办公事坐车，都是个人开支。就旁观人的话说，这是乡镇领导的认识问题，他们压根不重视。当然我在想，更有体制的问题，我不知道上级对基层农村经营管理的状况掌握多少。难怪基层传有一个顺口溜 “远看是个要饭的，近看像个卖炭的，一问是经管站的”。进了类似这等行道，实在是悲哀；也难怪分到县乡两级农经部门的同学们纷纷找门路改行（本来以前分到这部门的并不多，更没有到地市级以下的；只是我们八九届的算是创了历史），脱离了“农门”(实际上，我们经济专业的学生只要有人搭桥，应该最容易“跳槽”，因为我们学的专业知识比较宏观，什么东西都所涉猎)。不少外行人总认为我们分到这等农经部门，专业很对口，实际上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学非所用，到了县乡这一级简直变成了“白痴”…

我在南河的住宿都很成问题。站里三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既是办公室（外面挂有“经管站”标牌），又是寝室（两张大破木床将屋已快塞满），也是会客室（来了人只好往床上坐），镇里倒有几间空房，却说什么“你们县局应该给你们弄房子”…因三人住不下，老站长把床让给我住，他要么打“游击”、要么早出晚回（而他家离这里有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否则我连睡处都没有。

这样的境况，我数次直接、间接地透露给我的父亲听，作为一个极为正统的老党员，他深信在一个“国家干部”身上不会存在这种事，深信县局和镇政府领导不会这样…，也许直到我今年五月九日离家那天连路费都拿不出的时候，才终于信了些。

至于造成我工资问题的原因，我只知道当时刚“落实”单位的情景，以后的“内幕”就不清楚了。与以前毕业生未出校门就知道所分配的单位极为不同的是，7月初我从您那儿回原籍后，直到9月22日，我终于得知被分配到县**科，去科里报到后，又得知被分到大山区南河镇的经管站（理由是本届毕业生必须到最基层锻炼，不得进入党政机关）（后来我才感到这种理由愚蠢得让我笑都笑不出来——一个如此瓦片遮不住屁股的可怜的业务部门怎么被称为了“党政机关”？唯一可作为联想的是：因这个单位自己没能力盖房子，被县政府施舍了几间房屋来办公。因它身在政府院内！——看来我们这等毕业生连政府大院里的附属业务单位都不得进了），于是我持介绍信、户口迁移证、粮油关系等，好不容易等到一辆长途车到了南河，南河的镇长先以南河穷、出不起钱（工资）为借口拒绝接受，最后竟以“你还是回去的好；你不走，总不能让我们每个镇长、书记每个月给你分摊点钱吧！”这样的话催我走……。此时已没有返程车，幸好我知道这儿有一高中同学在镇中学教书，我背起行李步行两里山路找到那所学校借宿一晚。…几天后，即9月27日，我再次被通知到南河上班，我的手里多了份介绍信说;“已与镇委李书记协商好，工资由农财局每月寄来”……然而之后的境况却如前文所述，在ⅹⅹ这个小县里我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我只有给您写信，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给您写了信，我心里感受就好多了。在这里，我仍像以前那样干着该干的事，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情绪，当然他们也没有人关心我们站和我本人。鉴于目前的处境，我的初步打算是：在本月底六月初，若县局仍无任何消息，我就径直上报县政府，同时汇报南河经管站的处境。因为五月九日临离家时家中帮忙借的100元钱已支持不了多久了，另外，以前向别人借的上百元债务更无力偿还…

现在我就像个流浪汉，实在有些茫然无措，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指教。

                                                    90.5.21

（附：当时的一篇日记）

今年4月21日，我从《湖北日报》上看到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的一则电讯：今年将选拔一批应届毕业生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重点充实政法和经济监督调节等部门。他们下基层时，其户口、工资、档案由原接收单位按在编干部办法管理，1——2年期满即可回机关工作。看来今年的毕业生比去年幸运多了。

去年的学生分配虽然来了一刀切，但在貌似严正的****喊得最凶的时候仍让不少有“门路”、有关系的人规避了有关限制而安然无恙。我本是高分录取的可在全国分配的非定向生，却被遣回原籍；而不少低分入学的山区定向生却通过种种关系脱离了贫穷而封建的山区原籍。（当然也大都到了基层）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届毕业生是大山区ⅹⅹ县的定向生，通过市委组织部的亲戚把户籍变成了靠近市区的ⅹⅹ县的而留在了该县的一个乡镇**所，他告诉我这是希望能最终落户到市区的“曲线计划”的一部分……。

另外，我认识的几个今年毕业的同学，春节后逐个露了面，他们都是我县的定向分配生，却都已提前落实了在ⅹⅹ市内的工作单位。也许是因去年毕业生分配脱节、众多单位未能满足进人计划的缘故，也许是前面已有了代罪羔羊、无需再给人以惩戒的缘故，“求才若渴”的状况让上级放弃了原有的定向生分配制度？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比较幸运的，或者说是因祸得福：学潮时，最有精力、最有热情参与其中的是哪些同学？自然是当时的二、三年级的同学，因大一新生入学不久，整体上还比较稚嫩胆怯，大四学生正疲于应付毕业实习、论文答辩，加之顾忌到毕业分配，无暇思考与顾及这场风波。二、三年级才是真正的“中坚”！记住啊，朋友们！你们可别忘了八九届的师兄和师姐，是我们为你们铺下了坦途，代你们吞咽了苦果，成了你们的“替罪羊”，代替你们品尝生活折磨的辛酸苦辣，虚度着本该美好的时光和本该美好的生活……

总之，我要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有了一个已经变得较为宽松的环境氛围，有一个较为过得去的起点；还有，我要说的是，幸好几个同乡他们没回到这个应该诅咒的封建而专制的落后领地，至少不会有遭遇诸如我类的同等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