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策略的成本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读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钱 勇
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是一部描写“沉默策略”的精彩影片。在这部电影中，主人公永不停息的言说，掩盖了他心中对纳粹迫害的真实想法，也最大可能地保护了幼子“免于恐惧的自由”。“叔本华催眠法”、“你一说它，它就
消失”的谜底、为了避免幼子被杀而玩的“沉默游戏”等等，都构成了整部电影的沉默实质，创造了一个不仅仅是“因默而生”而且是“因默而乐”的奇迹叙事。相比而言，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尽管也以沉默作为基调，但是因为讽刺和英雄主义表现而削弱了沉默的力量。沉默并非没有意思表示，相反，沉默之时，无声之处，常有隐隐的惊雷，震彻静默空间。
然而，对于一种最极端的沉默现象是必须进行研究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死人是不会说话的”这种迫不得已的沉默。因为文字内在的歧义性，人们常会在文字的诠释上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即使那些被规范化地界定的文字，也极有可能是被误解或有意地曲解了。萨义德的这本《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正是从这个角度（尤其是后一种情形）给出了人文主义的基本定义：“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人文主义……针对那些被作为商品化的、包装了的、未经争辩的、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包括在‘经典作品’的大红标题下聚集起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第３３页）因此，他提出了“凿破沉默”的方法，用作者的眼睛“来阅读他的作品……努力理解每一个词、每一个比喻、每一句话……进入他的语言，以便理解他为什么特意以那种方法写作，并以它创作出来的方式去理解他”。（第７３页）
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吗？或者用萨义德自己的术语来说，这样的解释进入作者的语言了吗？一个狡猾的判断标准是：如果没有比这个解释更好的解释，那么，它就是进入了作者的语言。但是，语义本身的歧义性使得这个标准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可靠。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对下面一段对话的分析，使得我们“凿破沉默”的乐观态度多少受到质疑：“Ａ在家中，他的朋友Ｂ从电话亭打来电话。Ａ说：‘Ｂ，我要出去散步，外面的天气怎么样？’Ｂ说：‘现在雨下得不大。’”鲁宾斯坦指出，如果Ｂ躲在一个被子里，外面又很黑，这时，只在“瓢泼大雨”的情况下，Ｂ才能知道外面在下雨，而在“毛毛细雨”时，他就听不出来了。因此，“现在雨下得不大”这句话，既可以是“毛毛细雨”的情形，也可以是“根本就不下雨”的情形（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０４年５月版）。因此，在凿破这种没有回应可能的沉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剔除这种口不应心的现象，从而在内心中建立“这些作者没有戏弄读者”的基本前提，换言之，读者手边的文本是具有一定的道德载体性质的。这需要评论者的独特眼光，我想，这也是萨义德强调“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的根本原因，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一个间隔很久的迥然不同的头脑对历史文本进行单方向的拷问，到两个灵魂跨越时代和文化，产生共鸣的对话，他们试图从对方的角度相互理解，他们之间能够带着友好的、充满尊敬的才智进行交流”（第１０９页）这样的目标。
萨义德将这种一对一的文本阅读方法，很快拓展到了“一对多”的问题研究上，这也就是他这本书的“民主批评”部分。最常见的民主原则就是社会选择理论中的“多数人原则”，这一方法除了本身就具有苏格拉底审判时的“多数人暴政”问题和投票悖论问题之外，还存在两个方面的内生障碍：一个是经济学家阿罗提出的关于社会选择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一个是诺斯所称的（搭便车下的）“沉默的大多数”问题。萨义德并未清楚地区分“阿罗不可能定理”中“无关备择独立性条件”所造成的“沉默”——亦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与搭便车所造成的“大多数人的沉默”。这二者的区别体现在：前者是权力垄断造成的冷漠的沉默，而后者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所造成的沉默。因此，萨义德将现实中的沉默现象等同于“死人的沉默”，视之为给定的前提，从而将凿破沉默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他看到了跨国传媒集团、政治权力和独立知识分子（还有大多数的市民）之间的力量悬殊，也看到了美国政府“傲慢自大的干涉主义”和“反人道的暴虐”与四百万巴勒斯坦难民之间的强烈对比，并从自己的一贯逻辑出发，指出解决的方法是“利用我们所能得到的以无数讲坛的形式出现的东西，并且发挥机警而富有创造力的意志，让知识分子来开拓它们”。（第１５５页）我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解决权力垄断造成的冷漠的沉默，但是，对于搭便车所造成的沉默却没有多少效力。原因在于：即使大多数人都认为从新的做法中可以得到改进，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期望别人行动的外部效应能影响和改进自己的环境，所以不会有人采取行动。我想萨义德并非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正视自己所面对的一切，不能面对周围的一切暴虐，担当无言的见证，那么，权力强制的破坏力要远大于搭便车的恶果。因此，重要的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首先要凿破知识分子的沉默，这大概就是萨义德强调“民主批评”的原因吧。
任何一种策略都有成本，沉默也不例外。当知识分子沉默不语，作为成本的灾难就会产生。萨义德最后写道：“犹太人也是我所说的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已经背负着极其悲惨的遗产。但是……我不能同意对巴勒斯坦的征服是必然的。这个观念冒犯了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的痛苦的感受，而它以自己的方式，同样是不幸的”（第１６６页），实际上，何止是这两个民族，整个人类社会也许都正面临着这样的不幸趋势，正在准备支付这样的巨大成本。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美〕萨义德著，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月版，１８．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