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道义与责任

其实，无论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是具有同一种功能的知识持有者，其定义中的核心价值内涵是永恒不变的——追求真理和维护社会良知是其存在的根本，换言之，其存在的意义就决定了他的天职所在——永远为真理与社会良知活着，无论你是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尤其是各个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分子，真理与良知都应该是始终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那片“灿烂星空”。亦如富里迪在本文中明确表示知识分子的存在不是以他所从事的职业为准绳的道理那样：“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提出，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艾尔曼重复了这一观点，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虽然为一种思想而活这种观念会让读者觉得过于理想化、毫无希望，它却是近几个世纪成千上万人行为的动因。事实上，可以说不论人们对这类理想主义有什么异议，它激励了许多人，使他们看到了在严肃的日常现实之上存在着创造的可能性。”为思想而生存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伟大的，但是，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还没有参与社会实践，因为“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着，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这意味着不仅参与到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中，而且也担负社会责任，选取一种政治立场。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有参与的天性，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应被引向政治生活”。所以，书斋里只能出那种“掉书袋”式的书呆子式的知识分子，只有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社会生活中去，并将自己的知识化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才能称为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所以，“为思想而活着”是知识分子的个体生活方式和行为，而为真理与社会良知活着才是知识分子价值的体现。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我以为，学问者，乃有学有问，只学不问，充其量是个学究而已，当然，只问不学，也只能是一个盲目无知的言说者。可是，一旦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言说的权利，那么，他的知识积累再多也只能是一种无效的储存，至多是没有丝毫创造能力的知识媒介者而已。

无疑，理想主义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存在的基础，是支撑知识分子头顶上的那片“灿烂星空”的宗教，是其渴望的“意志自由（autonomy）”的精神栖息地，亦如鲍曼提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已经进入了一个很深的思想哲学与实践的层面，而中国的思想界还处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阶段，偶有学者涉及，也不过是“死水微澜”而已，面对前现代落后的封建思想毒害和后现代商品文化的侵蚀，没有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中国学界是不可能掀起讨论和践行热潮的。倒是许多消费时代存在着弊端的文化价值观和看似前卫实则错位与陈旧的极左思潮却占据了知识分子思想的前沿，大量误植了的西方现代理论漫漶于思想界：比如消弭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为实用社会经济学马首是瞻；比如对启蒙文化价值理念的颠覆，为落后的文明理论张目，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被非人道主义与非人性理念所覆盖了的知识界现状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它与人类文化正确发展的轨迹俨然是渐行渐远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方学者批评他们那里当下知识分子臣服和投靠商品文化的经验教训，从中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即便在最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往往不安于现状。当然也存在着为占统治地位的寡头组织服务的知识界名流。但这类名流很快就转变为拥护者和辩护者，疏远了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很快损害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追求。很难想象在完全遵纪守法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工作能够取得进展，无论保守的还是激进的知识分子都透过原则的三棱镜阐释世界，这些原则永远与实际的社会事务相冲突。前者批评事物的现行状况，目的是开历史倒车，后者则是为了对它的某些方面加以改进。”毋庸置疑，在这个拜金主义的消费时代，知识分子同样是耐不住寂寞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原则，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出卖了立场与灵魂，但是，这种行径在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得到清晰有效的清理与批评，当知识分子缺少了这份应有的耻感的时候，那么，启蒙时代和五四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潜规则”就被打破了，一旦将学术界所不齿的行为看成一种个体生存的合理选择与常态，那么我们离行尸走肉的“平面人”还有多远呢？！也许，这样的西方文化理论经验是有助于比照当下中国文化形态下的知识分子行状的，它也照射出了新世纪文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皮袍下的小来。我一直以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批评者们更多的是“被物化”了，其物化的速度要比西方学术界来得更快更猛烈，他们虽然不是全然的拜物教，但是，商品文化的侵蚀使其变成了一些立场模糊的“思想广告人”，他们甚至用西方的某些后现代的商品化理论直接诠释中国的文化现象，已然成为隐形的“文化交易人”，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我们只要看他们价值立场的朝秦暮楚、浑浑噩噩，就不难看出其在这个物质时代的本质性蜕化。这是知识分子被消费文化同化与赎买的最好例证。

能够让知识分子主动放弃理想主义和启蒙价值立场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或许正如富里迪所言，其创造力和自由意识的消失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抵挡不住“对待特殊论的拒绝”：“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自现代社会以来，知识分子的权威就来源于他们声称一切言行都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皮埃尔·布尔迪厄评论说，通过他们对普适性的信奉，现代知识分子‘在对待特殊论的拒绝中，而且通过对特殊论的拒绝，塑造自己’。通过为那些超出特定经验的价值——理性、合理、科学、自由辩护，知识分子重新肯定了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处。”为“理性、合理、科学、自由辩护”的勇气来源并非完全是一个知识建构问题，我以为更是一个私利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思想角逐和选择问题。其实，有关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常识性的理论认知问题，尤其是对人类经过这几百年现代启蒙以来所形成的符合人类发展，同时也是人性发展的恒定价值，是我们不能轻易颠覆和遮蔽的知识分子的通用守则，偏离这个标准，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无论现代社会“后”到什么程度，这些被社会实践屡屡证明了的真理却永远是人类精神宝库里的珍贵遗产，因为它是调节人类社会发展中因为人性的扭曲所带来文化弊端的真正动能所在。

在中国，对于西方“新左派”的认知往往是通过一些中国的理论家们自身对其的片面理解进入理论话语流通渠道的，其中的误读与曲解层出不穷，换言之，西方“新左派”的复杂文化背景与言说语境往往是被遮蔽的，他们是在被误读和曲解中成为中国极左思潮盛行的矛和抵御中国思想现代性的盾。其实西方“新左派”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而创造与延展自己生命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它逐渐吸收了许多理性主义的论题，对性别关系、公私空间中的文化教育伦理都有所批判，因此产生了第二波的女性主义。其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对于社会的公正与平等的坚持，希望能将技术通过科技想象的方式来发展更有意义的、激进的社会改革，也希望通过学科的改造，来让教育和研究更加民主化。在这样的层面上，‘新左派’的论题其实非常繁杂。”[2]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西方的“新左派”的价值观仍然是沿袭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公共领域发出自己声音的姿态，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推动历史发展和人类的和平。而中国当下的“极左派”却在移植西方的理论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所以他们把终极目标定位在回到封建的专制时代，也就是回到极左时代的文化语境之中。他们忽略了中西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删去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那个亘古不变的永远的批判性，而消除了对当下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也就不能称其为公共领域内的知识分子了。

另外，还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下的极左派价值立场的基点是建立在如富里迪所说的“开历史倒车”的基础上的，尤其明显的是他们对待“文革”的竭力推崇姿态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违反人类文明认知常识的无根理论思潮，居然能够在吃惯了极左思潮苦头的中国社会和理论界大行其道，真是匪夷所思。正如那个伟人所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极左的痛苦经验却往往被世人所遗忘，这种健忘将会给民族与国家带来新的看不见的隐形思想灾难。的确，在西方，尤其是像法国那样对中国“文革”既无文化背景了解，又无感性认知的“新左派”“愤青”对那场人类大劫难革命造反情结的乌托邦想象，是很容易传染给中国新一代对“文革”同样无知的青年的，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已经没有“文革”成活的思想土壤了，恰恰相反，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极左的思潮也能与之相对接，并形成一种新型的时代病毒！

还须特别关注的是：“随着90年代新局势的形成，在多元文化论述中，早期提倡激进的学者忽然转趋保守，也即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之罪’。‘新自由主义’学者在看到性别论述、多元文化、新兴英文文学和同性恋话语在校园中流行时，他们对新时尚发表言论时的激烈态度，反而趋向于抵制性的保守；为了让各种言论都能够自由发声，他们反而阻挡激进的主张。因此‘新自由主义之罪’反而成为‘新左派’的尴尬转向，‘新左派’在面对多元文化发展时，反而成为改革进步的阻力。”[3]这是西方的“新左派”的景象，其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从激烈到保守，那只不过是一个程度和态度的问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是永远不变的价值立场，而非中国“极左派”表现出来的是使人看不懂的价值立场——表面模糊，骨子里反动，其反动的本质就在于，他们不是顺应历史的发展而动，而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中推行农民起义式的阶级斗争理论，放大和夸张了极左思潮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理论实用性，其表象的理论合理性博得了一些“高端”和“底层”的赏识与颂扬，于是，他们俨然以一种“代言人”的身份在文化思想界宣示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而自鸣得意。就拿文学批评界来说，最近对共和国60年来的评价就陷入了一个误区，当然，这是有些人自认为的真理所在。我以为，倘若将共和国的历史截为两段的话，那么，他们力主的是回到前三十年的极左文化语境之中，而用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这与西方的“新左派”的某些激烈批判者所站的立场相比较，正好是从两极来否定已经成型的启蒙主义文化：一个是站在前现代封建专制立场，即未经过现代文化全面洗礼和渗透的价值立场上来反对启蒙；一个是站在后现代，即已经饱受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过度优渥而患上了后现代文化腹胀病症的立场上来反对再启蒙。虽然针对的是同一个目标，但是，由于文化历史在地域上形成的文明落差和反差，其价值立场就南辕北辙了。

因此，富里迪说：“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赞同启蒙运动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多年来，推动保守知识分子的，是他们对启蒙价值的厌恶。不过，正是在反对启蒙运动的主张、试图维护他们的传统观念时，他们也不得不超越他们特定的经验，而采用一种更世界性的观念。正如启蒙运动是他们仇恨的对象，他们的批评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与他们的更激进的对手一样，保守知识分子同样是启蒙运动的结果。”由此可见，无论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去阐释自己的观点，你都逃脱不了启蒙主义思想的笼罩，这就是启蒙的思想和方法的魅力所在，就像安泰那样，你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同样，离开了启蒙这个原点，一切的理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而失去了历史的鲜活性和弹力。

 注释——

[1]《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英】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以上引文凡是不另出注者，均出自此书。
[2][3]《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廖炳惠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