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北的“反复旧”

关于湖北的“反复旧”

节录：水陆洲 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二节  解决一些省的遗留问题

一九六九年初﹐单位的人来家里抓胡厚民，他跑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60场大型报告会﹐与他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他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胡厚民等人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吴焱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胡厚民敏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第一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

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

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

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

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

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反复旧“运动中，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叫《百舸争流》的刊物，他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又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第二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问：是怎么回事？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

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对代表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在“九大”开幕以后，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反复旧的部分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