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市场乌托邦还比不上社会主义乌托邦|-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陈永苗:市场乌托邦还比不上社会主义乌托邦
作者：陈永苗     来源：     发表时间：2008-03-07     字号：大  中  小
市场经济不会造成不平等么？从市场经济的理念本身来说，否定造成不平等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承认权利平等，但不保证结果平等。也就说，结果不平等，是可以忍受的，在市场经济逻辑下，是正当的。超出市场经济逻辑，就是不正当的。权利平等内在的要求结果平等，并不支持结果不平等，但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容忍。
可是世间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即使把市场经济逻辑当作一种绝对真理，也无法阻止人们超出。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技艺，市场经济逻辑与启蒙运动一样，诉诸于理性的神圣，来说服，平息反对它的激情和渴望，是非常脆弱的。
而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一种乌托邦。只能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召唤和指导。这是以信仰的方式把握，并且"释放"，或试图实现到现实中来。这是一个未来的世界，而不是已经到来的世界，它与社会主义乌托邦一样，许诺给它的信徒（请注意是信徒，也就是说，只有相信了它，才可能被许诺）带来一个天堂。以信仰的方式"释放"，或试图实现，并没有考虑到与现实的和解，甚至互相排斥。它体现为一个霸道，不顾一切，征服和碾平不平坦的推土机。
亚理士多德
亚理士多德看来，在本性上，经济仅仅是工具性的，一种工具而已。经济就像食物和饮料，即可以理性运用，也可以不理性应用。可以将经济作为实现城邦理性目的（幸福）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也会带来不幸。
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城邦必须在包括经济在内的诸多工具性的价值之间取得平衡。经济只关心其中一个方面：真正幸福所必需的财富数量。城邦目的的高低或者目标规定着财富的适当程度。经济涉及的并不是真正幸福，而是所必需的财富数量。
在从属于理性政治时，财富能得到良好的应用，从而对城邦有所帮助。如果不加以限制，听任对财富的追求过度发展，如果诉诸于公民的非理性欲望，疯狂的追求经济上的优越，进行把等级制度建立在财富之上，那么财富就会彻底腐蚀城邦。
斯密
法权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可能克制住自然意义上不平等，也可能进一步强化。风险是在的，是药毒三分，人的一切好措施，都有毒素。
斯密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卢梭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特别是他在《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论点，斯密的第一篇论文，也就是1755年写给《爱丁堡评论》的作者们的信函说明了这种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应否定不平等和不公正，斯密甚至在《国富论》中大篇幅的揭露这些现象。
斯密承认，所有权的平等，实际上只能强化所有权分配上的不平等。《国富论》中从未忘记强调，一种让其自行其是的经济，可以在个人与普遍利益之间带来某些冲突和失衡。毫无限制的自私主义魔鬼，可能被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所宠爱。他抱怨说，国民政府的宗旨是保障所有制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 ，来对付穷人而建立起来的。他认为，"野蛮的"自由放任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如何值得赞美？
我必须承认，今天的我们，对17世纪的政治神学问题已经无法有感觉，同样对为什么要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同样没感觉。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市场经济，但是已经无法说清楚为什么要。只有渴望，没有办法有清晰的理性。
赫尔曼《欲望与利益》把我们带回到斯密、孟德斯鸠那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中。古典时代的道德统驭欲望，支离破碎，欲望和激情冲决而出，成为现代性的支点。这种支点，比古典道德的稳固而低俗。更政治成熟。
冲决而出的欲望和激情，必须引导。斯密、孟德斯鸠做了这样一种商业马吉亚维利主义，把欲望和激情从宗教和政治中引导到商业和经济中来，这样让宗教归于精神，让政治归于理性。欲望和激情，与死亡焦虑共存，而道德与理性，与灵魂不朽和自我完满同在。
这样在宗教政治与经济之间，搞一个防火墙，古代时代以来的政治理想，例如政治自由，不会被经济、欲望和激情玷污（可以参看博丹的一篇政治经济学文章）。政治上可以平等，在经济上，权利平等，但是结果不平等。而且这种结果不平等，必须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如果超出，那么也必须被遏制。
经济与天主教的争夺战中，以利息争论为枢纽，商业经济逐渐占上风以来，人们正视了了市场经济，并且寄托一种乌托邦理想。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免除个人之间正面冲突的方法和排除社会力量对比中的潜在暴力，也就是内战的因素。这是从希腊的政治理想出发的，这种美好政治和自由理想，也是人类永恒的。冲突与潜在暴力，是不美好的，不自由的，是一种必然性。
那么天主教作为统一性，消弭冲突的功能，被市场经济承受替代或者部分承受替代。人民希望市场能够起这种作用，这时候盈不盈利，经济对于个人欲望的满足，还是很次要的，服务于建设政治社会，也就是作为一个前政治的前提存在。市场被赋予政治和宗教功能，把欲望和激情容纳盘留在前政治中，防止其冲进政治舞台。
这是一种总体性的政治技艺，还有另外一种总体性的政治技艺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了消弭冲突与潜在暴力，霍布斯找来最大的暴力利维坦，具有神性的暴力，这种暴力让你屈服，不仅仅是外在威胁的恐惧，而且是内在的敬畏。敌基督通往基督最近，为了荣耀基督，霍布斯不得不靠近了敌基督。这是从根子里面的消除努力。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人格的，而斯密的市场所确认的"无形之手"是非人格的。必须这么说，这两种方式的背后，有一个立法者，也就是上帝。斯密有一本佚失的神学著作，"无形之手"依赖于立法者上帝。立法者上帝有两种政治影像，当例外紧张状态来临，由不得慢慢悠悠，这时候就显现为利维坦，而当和平状态出现的时候，立法者上帝就呼呼大睡了，留
下一个"无形之手"工作，个人欲望和激情的表达和放纵，同样能达到和谐。只要不出轨，或者形势不紧张不造成出轨，就随便闹。但是一旦要出轨，立法者上帝就醒来了，"无形之手"就消失了。
霍布斯管制欲望和激情，与斯密放纵欲望和激情之间的不同，一个关键点，就是要不要道德教化，尤其是来自政治权力的道德教化。有了"无形之手"，似乎道德教化从政治移到市场，所以才有卢梭让市民社会承担道德教化。
有了"无形之手"，就不需要推翻或者取代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而且可能不再有真正的反抗和革命。这时候，"无形之手"僭越了上帝，形成一个强大的说理机制，例如你在市场经济中失败了，那是你没本事，是你的宿命，你应该认命。它的强大体现为中立性，客观的色彩，模拟了"自然"，利用人对自然的敬畏和恐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并不是一种断裂，而是一个世俗化 。毛泽东的解放大多数人，变为邓小平的富裕大多数人。毛泽东的意图伦理中，更注重政治自由，暂时搁置了富裕，而邓小平的意图伦理中则相反。世俗化的过程，则是来自政治权力的道德教化的消失，那么"无形之手"就可能实现。
市场经济被寄托希望，促成国家的安定和国家之间的和平，这是古典政治哲学曾经遇到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人类根本没有能力无法取消冲突和暴力，能思考的是超越他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黑格尔
黑格尔并不期待由经济实现政治，回归政治。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场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市场孕育了阶级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由于某种机制性需要，自然的不平等在扩大，因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穷人处于困境与此相连。
也就是说，穷人处于困境，是政治性后果，是人为的，是出于某种机制性需要。而不是自然的，即使是自然形成的，在人这种动物看来，也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人人平等，才是自然的。结果，即使通过大尺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很容易这些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上。即使没有，但还没有足够的物品，可以用来补偿市场孕育出来的过多的贫困和贱民。
也就是说，市场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制造了更大问题，本来致力于解决贫困和民生，但是却加剧了。斯密说，在市场经济中，富裕了一个人，贫穷了500人。市场不仅没有减少贫困，最终却不得不牺牲贫困并造成贫困。这样的问题，对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或者建立全球性商业帝国，让其他民族和国家，为这个问题买单。还有就是缓和国内的紧张，通过福利措施。
市场经济本身带来各种无法自动恢复的失衡，例如经济大灾难。整个经济服从失衡规律，而这种失衡悖论来源于最贫困人口所达到的贫困现象。这是市场经济逻辑本身的必然后果，还不是因为非市场经济因素造成的。用市场经济的理想美好，本身并不能回避这些残酷的现实。造成一个收入不平等而导致消费不足的恶性循环，这是没有出路的。
而目前找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出路"的出路，例如福利措施，又与市场经济的理想冲突。强制富人维持穷人的生活，例如英国的济贫法，穷人得到援助，就陷入从社会中排斥出去，重新回到过去的依附地位的可能性。
因为市场经济的理想是，只有依靠本人的独立劳动才吃生存者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不劳动者不得食。市场经济本身是从物质上造成穷人的贫困，从而排除出去，而补救措施，则是从精神上造成穷人的贫困，也同样排除出去。这是双贫困。
对于福利措施而言，存在着一个宗教大法官的问题，那就是面包和自由的矛盾。幸福之后才有德行，温饱之后才有礼节。但是给与穷人幸福和温饱，并不一定带来德行和礼节，而且还可能造成消费主义。除非部分放弃市场经济理想本身蕴涵着人的自由和解放价值，容忍消费主义，并放弃道德高压另外寻找出路，才可能所有改观。
但是市场经济理想，一旦要进入政治，存在"信仰的推土机"问题，那么放弃道德高压另外寻找出路的可能性，就被严厉地打断。如果面包和自由的矛盾，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应该说，福利措施与法治宪政的配合，可以从中呈现出路的可能性，或者本身就是那条出路。
从市场经济的理想、展开和二十世纪的殖民或者福利补救，从头反思，应该说市场经济的理想是美好的，甚至其政治效果，也要比社会主义的筹划要好，尤其在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来说（所以马克思的筹划，依赖于整个世界共同体）。但是如此并不能妨碍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内在紧张和内在冲突，并且为之寻找出路。而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划分敌我，制造冲突，美化市场经济，妖魔化社会主义，并无助于寻找出路。
市场乌托邦还比不上社会主义乌托邦，因为它太世俗了，把这个天堂放在一些太近和太容易的接近的地方。这样民众容易看到，容易对其提出立刻实现的要求，没有足够的后退机制 ，来躲闪民众的索要。那么一旦时间一长，过了民众忍耐期限，市场乌托邦就被判了死刑。越加物质和世俗，持久性越短，越加精神和超验，持久性越长。只有足够遥远和无法用实践来检验的时候，而且处于人民灵魂深处时，乌托邦才会长久的保持人民对它燃烧的的热情，例如基督教的福音天堂。
资本主义胜利之后，旋即被社会主义占上风，并且一度击败，而且最后吸纳了社会主义。我可以清楚地做出判断，就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而言，文革与改革的争战，如果没有新的因素加入，改革会输得内裤都没了。尽管文革赢了以后，中国陷入法西斯主义灾难，死得更惨。
回归政治性
取消经济与政治的分割，反映了对社会的一种新设想，在这种设想中，私人与公共的差距，缩小为社会规模问题：私人事务成为公共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政学放大为经济学，把国家当作一个家庭。
亚历士多德那里看到了就看到家政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质的差别。政治经济学必须从权力的观点思考问题，而不是从大家政的角度。作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与政治哲学混合在一起。卢梭在《百科全书》中写的政治经济学词条，预示了这一点。他隐约借鉴亚历士多德，把家政与公共经济区分开来。
斯密认为，市场是一种政治和社会观念，正因为如此，它才有经济内涵。市场观念不过是当他不言自明地把经济看作政治的体现时，所具有的一种经济形态。市场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经济的。他是政治哲学家，并不是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不过是立宪科学的一个小部门。他甚至不把自己的《国富论》看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是定义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
正是通过与政治结合，经济学才能科学。也就是只有政治经济学奠基下来，后面才有经济科学。李斯特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它以国民性作为起点，讲授一个特定国家如何能够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并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来保存和改善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学被理解为经济的政治学，它是一种政治技艺。
如果离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就是可疑的。西斯蒙梯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反思了：经济世界是人与人对抗和分裂的场所，而并非和谐的场所。
在他看来，一切祸根都来源于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渐被看作一种脱离其他门类的知识。他认为，应该从这个原则出发，也就是财富增长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它所拥有的，为所有人提供幸福的手段。要经济学回归到原位，看作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必须依赖于回归到政治。
西斯蒙梯说，我们观察的政府，应该保护弱者对付强者，捍卫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成为所有人的经常性但又稳定性利益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