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和实际存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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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也许能够为那些在概念上无法与现实相区分而其存在却与现实相吻合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现象提供一种景观。这种独特的实体具有社会功能吗？如果没有，那么，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许同样适用于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即存在两个世界的现象。在其中的一个世界中，社会分化是绝对的——苦难、贫穷、失业、饥饿、腐败、暴力以及死亡——程度严重，以至于那些致力于乌托邦思想的研究者们构建的美妙的社会计划都已经显得既无意义也不相关。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财富、生产领域的电脑化、一个世纪前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科学以及医学发现，以及难以计数的商业和文化享乐，所有这些似乎都已经使得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和研究变得枯燥且陈旧，宛如技术时代之前人们对太空飞行的叙述。
在这样一种大规模的退化浪潮中，乌托邦这一术语却幸存下来，并且成为一个象征物，使我们分化出左派和右派两种倾向。在左派眼里，乌托邦代表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右派那里则是“集权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的确，这两种用法互为重叠，其隐含的意思是：乌托邦无非是希望社会体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政治；这里还隐含着一定程度的右翼调子，即社会体制（现在的自由市场）是人类本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种企图改变它的努力都将与暴力相随相伴，任何希望将变化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有悖于人类本性）的尝试都需要专制。事实上，我们的确面临着两种实践－政治：一方面在体制内对社会－民主改革进行的左派批判；另一方面是提倡自由市场的基要主义。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对乌托邦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不把它们当作属于文学的第三个问题？的确，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把乌托邦当作一个历史的、文本的、或者一个普通的问题对待，避免把乌托邦拉入政治使之更加复杂（不管何种情形，所有政治派别中的大多数重要人物常常用乌托邦一词来侮辱对方的政治立场）。
然而，乌托邦思想的衰弱根本上属于一个历史和政治征兆，这很值得我们进行分析，即便这种努力不是新颖的、卓有成效的治疗方案。首先，作为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历史性以及历史差异想象的衰退，颇具悖论意义地与所有历史（或者历史终结以后）以外的某个地方的消失——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纠葛在一起。其次，当今要想象任何一种实践的、激进的政治方案，而又不带有只有乌托邦思想才能够保持的那种激进的、系统地的他性——不管多么微弱——这种想象是很困难的。这显然不是说，即使我们成功地复兴了乌托邦，我们就能够看到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的、有效的实践政治的大致轮廓；但是，如果没有乌托邦想象，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一种实践的激进政治。
就让我们再次从文本乌托邦开始讨论，在那里，我们将遇到两种交替的方法，一种是因果的，另一种是存在的（或者甚至可以叫做历时的和共时的）。第一种与乌托邦世界有关，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涉及如何用这种或那种方法铲除世界“罪恶之源”。以托马斯·莫尔的作品为例。凡是阅读过他作品的人都欣喜于废除私有财产这一做法（这也是伯拉图的观念）。这一点使人们将莫尔和伯拉图视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然而，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就那些将私有财产制度归结为人的本性并予以批判的人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即，他们认为罪恶之根源于金钱，在于人的贪欲（心理罪恶）；他们认为，为了实现一个更好的，更富人性的生活，必须用合理的乌托邦法律将这种贪欲进行铲除。关于社会等级以及平等主义的问题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解释之上，而这一点在莫尔的作品中被归结为金钱问题并予以重视。这种乌托邦思想由来已久，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人，从普鲁东、亨利·乔治到梅杰·道格拉斯，一直到埃兹拉·庞德；但是，这一串名字已经向我们表明：将对金钱的谴责视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开始并非完全正确。
可以说，莫尔迫切希望能够消除个人财产；马克思对财产进行批判的用意在于消除个人、法律对集体生产方式的占有；取消私有财产，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没有阶级的状态，而不仅仅为了消除社会等级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我想说得再深入一些，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将人类本性纳入考虑；这种思想既不是本质主义的，也不是心理意义的；它并没有对人的原动力做出假定，例如，激情或罪恶，占有欲，权力欲，贪欲以及骄傲。马克思的结构分析与当今的存在主义、建构论、反基础论、后现代信仰并无二致，它们摒弃了那种认为存在人类本性或人类本质的先前性。如果存在人类本性，它不是一种本性，而是一系列本性，因为所谓的人类本性是历史的，每一个社会都建构了特定的人类本性；按照布莱希特的观点并加以延伸，我们可以说，既然人类本性是历史的，而非自然的，是人造的，而不是写入基因或者DNA的先天之物，那么，人类就有可能改变，人类所面临的也不是末日或者命运，而是人类现实的后果。
马克思的对人性的解构，（用另一个术语表术这种立场）抑或结构主义，或建构主义，是在莫尔的观点上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当我们这样理解乌托邦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可以对乌托邦做出许多种不同的重新认识，至少在对这种或那种“罪恶之源”进行铲除这个问题上是这样：将后者视为一种结构的，而非心理意义的东西。对于形形色色的差异，我们也可以用实际的－政治的方式进行衡量。例如，假定我问我自己，什么样的要求才是对我们现今制度提出的最激进的要求——完全改变现有制度，并建立一种在方方面面（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都与以往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没有失业，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没有失业现象。正如所有从经济层面为现有制度辩护的人们不知疲倦地告诉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不存在失业；它需要失业者作为一支备用军，以便展开正常运行，避免通货膨胀。消灭失业现象将成为一个破坏因素，因为资本主义同样需要一个边界，需要不断扩张，以便使自己生存并维持其内部动力。因此，要求消灭失业的乌托邦思想就成为一种循环，一个十分明显的原因是，消灭失业意味着制度必须得到改变，但是，为了实现这种状态，大家都得有工作。在我看来，这不完全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它显然向我们揭示了乌托邦跳跃的空间，即我们经验意义上的现在和对想象的未来进行安排之间的空间。这样一个未来，无论是否属于想象的，人们都希望它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在，并且扮演一个起着诊断以及批判作用的角色。把消灭失业看成乌托邦的一个基本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具体情形中，并对那些阴暗面进行分析，把它们看作失业的征兆和后果：犯罪、战争、堕落的大众文化、吸毒、暴力、厌倦、权力欲、娱乐欲、对极乐世界的向往、男权主义——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社会无法为所有公民提供生产空间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乌托邦的循环特性不仅是一个政治视角，一个政治计划，同时也是一个进行批判和分析的工具。
我提出这个观点（当然，这一点在莫尔那里已经存在；我也同样相信，虽然当我们谈论乌托邦的时候，我们还不能肯定“信念”一词在莫尔那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为了将这样一种乌托邦与我在下面的讨论中提到的乌托邦进行区别，但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莫尔。我们不妨作这样一种假定：莫尔的乌托邦与金钱和人类本性毫不相关，他的乌托邦仅仅指理想化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岛屿分成54个城邦，30个家庭一组，平等分配，平等住房，参议体制，参议员轮流，选举王子，家庭的作用（饮食安排），婚姻，奴隶，农活，法律，等等。如果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和兴趣，那么，我相信，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先前意义上的乌托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罪恶之源”的那个乌托邦，基本上是存在意义上的：作为个体，我们与金钱、贪欲、财产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没有这些，我们的生活会怎样？我想，我本人也不例外，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虽然我们有工作，但是我们常常担心会失业、入不敷出；对于由于长期失业带来的心理痛苦、道德败坏，对由于厌倦造成的病态心理、耗费精力以及生产力丧失，我们也并不陌生（即便我们倾向于用资产阶级的、内省的方法去理解这些问题也不例外）。
然而，当我们谈及我在前面提到的乌托邦政治计划时，观点就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了：乌托邦的城民是统计意义上的人口，那儿不存在任何个体意义上的人，更不要说存在意义上的“生活经验”。假如莫尔告诉我们，乌托邦的城民“随和友好、富有创造力、喜欢休闲”，或者，像亚里斯多德描述的那样，“他们崇尚精神愉悦，并将此视为一切娱乐中的最高享受”，这些说法都凸现了统计意义上的群体，而非个体。这种描述被赋予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他性，它从来不会使我们把自己与这些人发生哪怕一分钟的联想，也不会认为这些乌有乡中的个体拥有具体的存在密度，即便我们对他/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有所了解（现在，日常生活一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替代了私人生活这个概念）。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威廉·毛里斯（《乌有乡消息》）的乌托邦里，这种人格消解现象就没有了；他那些程式化的人物，虽然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离我们也不算太远。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我想论述的是，莫尔这种不具名、缺乏个人特征的效果是乌托邦的基本内容，也是乌托邦的功能。这种始于莫尔的乌托邦文本具有的单一和枯燥特点不是文学上的缺陷，也不是一种严重的不足，而是所有乌托邦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它强化了我们今天偶尔称之为民主消解或平等主义的东西，不过，我倒愿意称之为平民化，在乌托邦政治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变得缺少主体性，精神特权以及精神私有财产丧失，所有的人变成了一种精神空白或精神缺损，作为主体，人在这样的空白和缺损中构成了人，但是人却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以掩盖这种空白和缺损。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一直努力区分的两种乌托邦视角以及关于罪恶之源和政治及社会安排上。我们应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其中的任何一种：作为愿望满足和作为社会安排。这两种方式显然都与享乐相关：虽然可能要经过某种转弯抹角的方式，或者通过各种替代物，愿望的满足总是与享乐相关，这一点几乎由定义决定。因此，布洛赫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药物专利方面的广告正是利用了人们对长生不死以及对希望美化身体的愿望。这一点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传统农民渴望富饶的土地，妄想天上能够掉下馅饼，以及对天堂或人间天堂的各种幻想。
但是，构建的愉悦不一定十分明显：你必须根据工厂、建设者的设计以及其他许多综合因素来确定。此外，我们还得考虑微型化的种种特殊快感：用手工将巨大的东西变小，并且可以在家里进行试验，或者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新方法、新信息进行改变，再造。铁路模型就是这样的代表，它们表达了未异化的劳动精神以及比写作（écriture）或嬉戏（play）更好的理念。
然而，每一个视角——愿望满足或者建构——都必须承认了不起的一般规律及其制约的作用；汽车修理厂以及小库房受制于引力、动力规则。书写文本也不例外：我在这里建议把乌托邦话语与其它至少四种话语连起来考虑，即，宣言，宪法，“王子的镜子”，讽刺模式，以及对这个堕落、充满罪恶的世界的摒弃的伟大预言——罗伯特·C.艾略特视之为与乌托邦相对立的文学文本，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莫尔的第一部书中找到影子。实际上，其中的其他两种也有一些痕迹：大家一定记得他的第一部书叙述了莫尔与旅行者希思洛第及其朋友们之间的对话，那段对话在第二部书中成为希思洛第对乌托邦的描述（但莫尔先写了第二部）。在第一部书中，作者首先以一种预言的方式对那个时代的种种罪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希思洛第拒绝了法庭提供给他为君主充当顾问的机会；它并没有指出通过哪一种方法才能实现彻底的变革，因此不符合阿尔都塞为宣言下的定义（包括马奇亚维利的《王子》，一个几乎与莫尔的《乌托邦》同时出现的文本）；至于宪法的描写——一种消遣，在18世纪革命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在今天依然存在（东欧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第二部书中提到的机构隐约谈到了这一点，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假如法律条款的目的在于消除或者防范那些被认为是犯法的具体行为，我想冒昧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宪法同样是为了防范某些事件的发生，只不过这些事件是集体的，而非个人行为。的确，只要我们对那些最成功的宪法稍加注意，具体地讲，比如我们自己的宪法，我们就能明白，一部宪法所防范的是什么样的集体事件。宪法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对集体的革命和历史变革进行防范以巩固社会秩序。杰弗逊将反抗纳入这样一种文件，显然犯了一种常识性错误；但是，由于乌托邦属于历史之外的问题，宪法为了防范历史进行的各种限定以及条件就没有必要了，而且也是多余的了。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才有了关于宪法的各种叙述，叙述着人们对乌托邦本身进行的革命；的确，这一过程比起乌托邦的建立显得更加令人兴奋。
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对某些正确的文学话语作一番勾勒，也不能对这些各不相同的类型和模式进行结构分析，或者符号辨析，也无法就它们对我们眼下正在讨论的问题产生的意义进行具体分析。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确定乌托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乌托邦不仅是指作为文本的乌托邦，同时也是宽泛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冲动。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悖论的关系。乌托邦不是太富有政治意味就是政治意味不足：这是眼下很常见的两种批评声音；大家一定记得希思洛第的叙述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参议院外讨论政治将被处死。很幸运，这种现象没有发生在我们的现实中。原因十分明显，我们可以理解：政治在乌托邦里早已不存在，它与历史一样完全消失。宗派活动、党派、亚群体、特殊利益，必须以大众意志的名义被排除在外。唯一不能受到侵犯或者改变的是社会体制本身：而这一点正是所有体制，包括民主制度，以及共产主义制度在内的一个基本条件。在议会制条件下，议会是不能更改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不能走回头路，允许自由企业存在。社会体制，就像任何机制一样，总是首先要自我保护，这是一种本能：这会不会是所有体制最终灭亡的原因？然而，将政治排除在外与另外一种“永远革命”的政治并不是势不两立：基姆·斯坦利·罗宾森（KimStanleyRobinson）小说里市镇委员会上无休止的争论，或者厄尼斯特·卡伦巴（ErnestCallenbach）在活命主义者党派会议上的辩论，其实也是使雷蒙德·威廉斯看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复杂的那种关于差异的无休止的争论，或者使奥斯卡·王尔德抱怨说社会主义“浪费了太多的夜晚时光”的争论。在稍后的讨论中，当我们谈及乌托邦的辩证关系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似乎使莫尔与卡伦巴和艾考托皮亚所说的“大批的律师队伍”之间形成了某种对立，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一种不同的眼光进行重新认识。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乌托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一个比较满意的概括。我不妨说乌托邦诞生于政治悬而未决之时，我更想说乌托邦诞生于政治终结之时；或者，借用拉康的术语来表述，诞生于政治已经被逐出社会领域的时候；还可以借用具有德里达意味的话来说，诞生于政治的密码化时候（encryptment，这是德里达从阿伯拉罕－陶洛克对弗洛伊德的狼人故事的分析中得来的词）。但是，比喻真的可以用来表达政治这种独特的自成一统吗？密封在社会中，然后被人遗忘，就像动植物的包囊一样？也许对我这番话的意思作一番解释比我直接回答要容易理解一些。政治总是与我们同时存在，而且总是历史的，并且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分化、没落的过程中。我想阐述这样一种情形：政治形势显得既亘古不变又不断变化：在我们所能看得见的未来里，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一种使我们改变现状的机会，即便是最小的机会或者希望，都没有。然而，在我们头脑里——也许正因为如此——所有机构的变化与重新组合并非不可思议。因此，我这里所谓的政治机构是一种不断的思想运动的目标和原材料，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家庭技术；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丝毫的改革可能，更不要说革命了。这种处于麻木状态的现实事实上可能是新的、纯粹知识层面和构成主义者的自由的前提，对于这种悖论，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当接近革命前期动乱的时代时，社会体制真的显得即将失去其合法性，统治阶级对自己感到怀疑，感觉到自己行将分崩离析，而民众的要求日趋高涨，充满信心，与此同时发生的是，那些愤懑和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具体，并且越来越迫切。当我们集中于更加具体的不公平现象时，社会体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机能不良就显得更加清楚。但是，乌托邦想象在这种时候无法自由展开：与智力一样，政治思考也是在具体问题上才能得到训练，两者都拥有具体内容，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历史特殊性看作一种布局和构造；大范围的政治思索浪潮以及偏离正题的枝节问题总是让位于具体行为（即便后者会让你碰得头破血流）。
这么说是否意味着乌托邦主义在涉及政治的时候就变得完全不合实际？我们同样可以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这种脱离实际思想的可能性和条件。因为，在总体上，人类历史在大多数时候都显现为无力状态，当这种或那种国家权力体制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任何反抗都显得无法想象，更不必说对可能的或者即将到来的反抗进行展望。人类历史上的这些时候大多处于非乌托邦情形，人们无法对未来或者激进的变革产生乌托邦想象。
为了描述乌托邦时刻，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将政治进行一种特殊的悬置处理：悬置政治，这种将政治与日常生活，甚至与人的存在进行分离的做法——将政治置于不变的固定状态——正是这种特殊的外部性才成为暴风雨前的宁静，成为台风中心的宁静区域；我们才能构建无法想象的思想自由，可能实现的革命或者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废除。我试图勾勒出托马斯·莫尔描述的情形特征，在资本主义前夜（路易斯·马丁的描述），绝对的君主制和新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菲立普·韦格纳的描述）；我试图对18世纪的特征作出描述，卢梭对新宪法的无穷遐想，我们今天总是将他的名字与浪漫主义和力比多发生联想；卢梭的那些遐想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思绪，虽然仅仅在几年以后就发生了大革命，但是在卢梭生活的时代，他的那些遐想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起了19世纪末的那个进步时期以及美国民粹主义者提出的乌托邦思想；还有20世纪60年代的乌托邦主义。这些都是社会大动乱时期，但是都显得缺乏领导力量，也没有原动力或方向：现实显得富有可塑性，而社会体制却不是如此；正是由于无法改变的社会体制与充满动荡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为乌托邦自由运作以及理想主义思想在人们头脑里成为政治想象开创了一个时刻。假如这一点代表了关于乌托邦在某种历史语境中成为可能的似是而非的描述，那么，剩下来要做的事是去思考：这一点是否同样适用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因此，乌托邦需要与政治机构保持一定距离，这有助于乌托邦围绕着政治机构展开关于社会重建和结构重组的各种无穷无尽的想象。然而，这些想象的内容是什么呢？这类似于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应该考虑第二手的阐述或者无穷尽的多种因素，但是，同样必须考虑的是由无意识或欲望产生的巨大压力。难道我们可以忽略这样一种愿望而又不失去一切使乌托邦富有生机并对我们的力比多和存在发出呼吁的东西？可能不行。因此，我希望对这个问题提供一种十分简单的回答，这种回答不使用“更加完满”、“大体上不错”、“幸福”或者诸如满意、满足等其他传统口号。
不过，我首先必须对另外一个复杂的立场做出解释，这个立场曾让我的读者感到困惑，同样也困扰着路易斯·马丁那部杰作的读者，而我的许多思想受到马丁的启发。这种立场是：乌托邦多多少少有些消极意义；我们越是无法想象的时候，乌托邦就越显得真实不虚；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乌托邦的目的不在于帮助我们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在于揭示我们在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时候的无力，或者说，它揭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乌托邦的现在，既没有历史性也没有将来性，揭示我们被困在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制度中。对任何一个健康的、具有优良传统的乌托邦，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失败主义者的立场，不是一种自卫的立场，而是总会联想到虚无主义或者神经质；无论如何，带有美国意味，我想，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基本的合理性进行解释：意识形态和恐惧。
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它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我们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都受制于阶级和阶级历史，虽然我们一直努力抵制或者试图逃脱。有人对意识形态透视观点或阶级立场理论不太熟悉，因此，我有必要附加一句：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工人还是老板，或者属于下层阶级、边缘人群、少数民族，或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人人都受制于意识形态。
就目前而言，这种情况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它意味着，不仅所有的乌托邦源于一种具体的阶级立场，而且，乌托邦根本性的主题化——根据框架确定的罪恶之源的种种分析——同样反映了一种具体的阶级-历史立场或者视角。当然，乌托邦极力想象自己超越一切直接的决定，并为这个堕落的社会现实中我们能够想象的一切罪恶和痛苦找到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查尔斯·傅立叶的无边的乌托邦，还有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考，都是这样的例子；在黑格尔非凡的思考体系中，我们看到一种想象的能量，它力图囊括所有可能的具有特性的形态。傅立叶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最远的水星系，以及他最广泛的绝对精神，都是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无论现实存在的缺陷和瑕疵多么不可计数，超越阶级或者带有后意识形态意味，想象的解决必然与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视角密切相关。
这样一个认识有助于解释乌托邦思想史上的各种争论和差异。通常的情形是，它们以一对或对立面的形式出现，我想对其中的一些做些概述。我们可以从上述讨论中已经涉及到的一些情况谈起：比如，我对普遍就业（universalemployment）的想象。想象一个没有劳动、“没有工作”的未来，劳动变成一种令人愉悦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女婿就写过一本叫做《懒惰的权利》。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曾经想象过通过创造奇迹的工业来解决全球饥饿问题，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之一。
再来看另外一个已经提到的主题，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存在着一些对立面，一些政治以及政治术语在乌托邦语境中的运作：我们尚未揭示某些乌托邦希望将政治一了百了，而另一些却表明政治争论、辩论永远存在，而且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
是否可以将这些对立面视为乌托邦历程中的某些特性表征？它们是否反映了乌托邦历程中某些基本动力？我们再来看一些这样的对立面：几年以前——当自然依然完好，在我们发展不平衡的社会里依然可以看到农村，那个时候，农村依然是农夫们的田野，而不是工业时代的农业场地——几年前乌托邦投射（以及科学幻想作品中）中最具持久魅力的一个对立结构之一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人们的想象是否重新回到了农村，转向关于田野景象的想象，或者回到其对立面，那种不可逆转的城市化，无一例外地想象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各种各样的城市生活、性欲、消费品到文化？代表这种意义的象征名字有许多，例如：海德格尔与萨特；在科幻作品领域里，有勒奎恩和德拉尼。也许最新的形式涉及到技术以及对自然的怀旧渐趋弱化，或者对史前地球生态的激情，同时，以往那种对生产和自然的普鲁米修斯般的胜利已不再令人骄傲。这个时候，性别问题也进入了乌托邦图景，值得一提的是自60年代第二阶段女性主义以来出现的各种女性主义乌托邦：男性乌托邦是否能提供什么丰富的内容在这里也许不再是一个问题，尽管我认为军事科幻小说的兴起与社会希望通过战争获得的各种满足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最能体现农村与城市这一对立面的也许在于人为计划与有机增长之间的矛盾——这并不保证对立面的任何一方的支持方在意识形态上依然立足于同样的立场。当然，这又回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古老话题，我们得追溯到埃德蒙·伯克《对法国革命的反思》，以及那场革命本身；的确，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提出了将人类——一个人类？抑或一个党派？抑或一个阶级？或者大众意志？——的意志置于社会机构之上，根据计划和抽象的理念或者理想对社会进行重新规划和构建。伯克对这种狂妄的设想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这表明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权力、缓慢发展、以及文化（词源意义上）的肯定，因此，他似乎站到了国家一面，也就是我们前面讨论涉及的对立面中的一方；但是，也许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今天，城市与农村无规则地疯狂发展（什么时候“森林”一词开始替代了“神秘”？）；在后资本主义时期，自然以及绿色革命——也许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本身——都受制于这样一种仔细计划以及工程行为。无论如何，将市场看成一种无拘束的自然发展，这样一个观念又重新回到了政治思考中，而左派生态学竭尽全力地主张将政治力量与自然，或者地球，进行联合考虑以促进生产力的可能性。时间与空间在这一点上都成了问题：因为计划同时也是时间的计划，伯克式的保守派希望通过计划释放其内在的节律和节奏，使之成为存在，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同时，其恶魔般的机器——市场的时间性——有规律地吞噬着生态计划者希望独立出来的空间，结果，让它由空间存在支配。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但自从波利亚尼的经典《伟大的改革》以后就已经知道——如果要建立一种无约束的市场自由，就需要极大的政府干预；这个道理在生态政治那里得到了更加明显的验证。
较弱一些的对立面，至少就我们当前而言，就是人与自然对立面中的自然。生活在今天市场制度下的人们错误地将它看作人的天性，生态论似乎更加无法指望它的力量，除非它是以灾难启示的形式出现，比如，全球变暖，或者出现了新型病毒。现在一切在传统乌托邦视角下显得过时的东西，都试图对这种平衡进行重新调整，并试图对早已不再引人关注的种种大自然理论进行强化；时下，草坪、园艺风光以及相应的提倡自然美的各种版本都已经成为商品并且批量生产（而前面提到的“人类天性”则同样具有弹性意义并且可以替代）。
两种更具特点的对立构成了当今的乌托邦思想：一种是我们称之为弗朗西斯式的乌托邦，换言之，匮乏和贫困乌托邦，其根据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地球越来越无法维持人类的生存，更不要说其他生命形式；另外，它还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假如世界末日不会来临，那么，像我们这样富裕的社会必将转向另一种伦理，而目前的情形似乎说明了这种趋势将不可避免，因为大批的饥饿者围绕着第一世界国家，已经成为他们的敌人。然而，与此相对应的不仅仅是60年代就有的富足梦，而且还有富有历史渊源的消费狂热。上帝死了，意义消亡了，随之而来的是满足欲望的普遍的消费主义。这种对立面听上去像一种政治选择，而且总有一天会如此：就目前而言，我们毫无办法；乌托邦计划就在于一种富有想象的同情，一种想象的承诺，对这些现象一一进行想象。
因此，作为第二种基本的对立，也是对这一内容的一个临时性总结，我想谈谈唯名论危机以及普遍性危机这两个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按我们很难认为这是一种抽象的现象，因为它在政治上包含着多种东西，决不亚于无政府主义的复苏，而它的主题性则要通过差异和身份政治来衡量，通过提倡从小的无领导的种族群体到公有社会的不同经济制度来衡量。所有这种现象的对立面是极权主义，而“团体”显然也是一个纳粹词；然而，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我们可以认为普遍论包含着共识和伟大的民族运动，或以往的大规模的集体运动；对于这些运动，我们当然应该经常说一些赞美之词，因为这些运动强调团结，具有平等品质。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政治理论中具有绝对重要的位置，我之所以提出来，并不是为了表明我的态度，而是想把这些现象放在乌托邦层面进行讨论，使两个对立面得到澄清，也许还可以因此避免国家-民主和自由话语中的混乱。很显然，当我们站在对立面的一方看待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所有立场都被歪曲了：当我们从当前霸权无政府主义立场看待时，普遍性、身份、以及同一性都被当作了斯大林主义，或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如果把国家视为最终的统一，站在这个角度看，后者总是被当作捣乱分子和反社会因素，或者颠覆秩序的煽动者。但是，也许不像蒙田的“水星的木围”（epicycleofMercury），我们应该从火星的距离来看待这一切，以基姆·斯坦利·罗宾森的视角来看，国家与游牧的列宁主义以及伊斯兰的“种族团体”并存，后者穿过新近登陆的星球，游荡在一望无边的沙漠地带。这是一幅具有启发意义的图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黑格尔的公式：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统一，同一组对立面中的不统一，这两种概念同时并存（或者宣称它们各自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永远如此）。
我并不想在这里提供什么解决的方法，而是提出一种具有否定意义的建议，这是意识形态分析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若把它们从对立面中隔离出来单个地或者孤立地看，这些乌托邦立场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若把它们一一地看，每一项都是真实的存在，并且反映了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我们也不能根据它们的阶级来源判断这些投射出来的社会形态或幻想——穷人和下层阶级的幻想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充满了仇恨情绪，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一样。只有当阶级消亡以后，才有可能对社会关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重构。
通过否定，乌托邦对立面使得我们能够抓住每一方面的真理时刻。换言之，每一方面的价值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并不在于自身的存在内容，而在于对它的对立面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因此，对于大自然的看法，其真理在于它揭示了崇尚城市的自满情绪：但是，其对立面同样正确，对城市的看法揭示了所有的怀旧情绪及其在拥抱大自然中贫困的东西。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是必须牢记这些乌托邦都是想象，它们的对立面具有想象所具备的一切价值，它们作为不曾实现之物而存在，事实上，它们通过这种形式得以存在。然而，这种运作方式并不符合对立面的双方最终以某种不可能的综合而统一的辩证模式（格雷马斯称之为“综合项”complexterm）。如果是辩证的，那么，这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每一项都通过否定对方而成立，也正是在这种双重否定中我们才能发现其政治及哲学意义。不过，对立面的双方不能互为消解；一旦它们消亡，我们将会回到现状，回到当前存在的领域，而乌托邦幻想的功能和价值正是首先否定现状和当前的存在，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的那样，它进行了双重的否定。
这是不是说，我们无法构建实在的或者肯定的乌托邦景象，无法包容那些在我们集体社会无意识中并存的一切矛盾性？作为结论，下面我想谈谈对乌托邦的恐惧，乌托邦冲动给我们带来的焦虑。针对这个关于实在的问题，我想先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更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包含着关于无法回答的问题本身的问题而显得有些困难：或许可以称之为零度乌托邦公式。对此阿多诺给了如下一个发人深思的答案：
若有人问解放社会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总是满足人类各种需要或者使得生活变得富裕。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不合逻辑，同样，要求有一个保证的答案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其真正的感情在于一种粗略的回答：社会解放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人有饭吃，再没有人挨饿。除此以外的其他任何一种回答都依照人的生存需求状况给出，〔换言之〕，根据人的自身利益构建的社会体制习惯给出。
阿多诺在他著述中对这最后的结论作了哲学阐述。他提出，意识形态成见以及阶级社会的变形标志着它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而这种特点由它自身产生并灌输到我们的头脑当中。乌托邦的特点在于弱化这种强大的自我保护倾向，尽管现在已经不再重要。
对生活在当代的人们而言，这一论点显然有些吓人，它向我们揭示了人类面临的危险和脆弱。我下面要说的正是这种恐惧。讨论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走出意识形态分析的初级层面，正视因整个社会体制发生改变而产生的巨大的焦虑。科幻小说为我们描绘了关于这种变化的一种景象：有人警告一名犯人（或者说实际上是还有挽救余地的犯人），只有他愿意将自己的整个人格——所有的过去以及对过去的记忆和影响，构成他现有人格的所有影响——完全改变以后才有可能获得拯救：经过这个手术以后，剩下的只有意识，可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性或者想象才能把它称作“同样的”意识？这种景象实在让我们感到恐惧，如同我们想到死亡时的感觉一样，阿多诺提出自我拯救这个问题不是毫无道理的：这两种状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
乌托邦带给我们的焦虑也与此类似；因此对乌托邦的悖论作一番思索对我们不无启示。乌托邦取得的成就会不会将先前存在的乌托邦冲动一笔勾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都取决于我们目前状态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特征和意识形态，而这些届时会完全消亡。但是我们称之为我们个性的东西又恰恰由这些东西构成，由各种苦难和变化构成，正如各种快感以及满足一样。我担心的是，如果后者不完全消亡，我们不能想象前者的消亡，因为这两者在因果关系上密切相连：就存在而言，根本没有挑选或选择，两者不弃不离。我想提供两个十分形象的例子，以说明其中的两难处境：它们是迷醉以及性。
的确，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出现了各种沉溺、上瘾，赌博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发明，但是我们有各种各样强迫性的消费。后现代，或者说后期资本主义，至少带来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好处，即，它揭示了商品的最终结构无非是让人们沉溺（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说它生产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迷醉概念）。那么，假如瘾君子希望得到某种解药呢？结果只有这种或者那种不良信仰，抑或是自我欺骗：像神经病患者一样（据我所知，那是萨特用过的一个例子），开始精神疗法，但是没有几次以后就结束了，以此证明自己事实上无可救药。
至于性，它显然要比上瘾自然一些，甚至可以引用人类学研究者们（包括福柯本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们认为，性虽然无处不在，也确是因为如此，性在原始部落社会里并非十分重要；用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现代比喻：性就像一杯水。性只是一个生理现象，它本身没有意义；在我们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性被赋予了许多象征意义。那么，从我们自己性化的存在内部想象人类的性活动，这种活动如此无拘无束然而又缺乏多重意义的满足，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勒奎恩从一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一个名为冬天的星球上，生活着这样一个人群，他们只有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就像动物的发情期）才产生性。第一个到这个星球上访问的人对这种现象的反应颇具启发意义：
第一位访问者〔大使〕——假如有人被派去那里——必须了解：除非他非常自信，或者年岁已高，否者他的自尊心必然会受到挑战。男人希望自己的生育能力得到尊重，女人则希望自己的女性气质得到欣赏，不管这种尊重或者欣赏是否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在冬天的星球上，这些东西都不复存在。所有的人都被当作人得到尊重和评判。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乌托邦恐惧与性机能丧失的恐怖，或者说欲望的丧失，有着密切的关系：乌托邦社会中的人没有性别，这一点在反乌托邦传统中一直如此，约翰·布尔曼的著名的电影《扎多兹》（Zardoz）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此外，还有必要提一下，我在前面讨论中谈到的上瘾以及性，正是人类文化的象征，也是用于表明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别：竞争和激情或疯狂——不正是这些东西颇具悖论地构成了人的思想或者精神，说明人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或者物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许应该从阿多诺称之为“好动物”的人这样的乌托邦中抽离出来，这样的理解颇具人性，而且易于理解。
我还希望表达一些我尚未谈到的东西：就是说，乌托邦并非虚构，虽然它们不是存在之物。事实上，乌托邦是我们几乎听不到的信息，它来自可能永远不会存在的某种未来。借用马吉·皮埃西描述的抽象的乌托邦来表述——它们是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向我们发出关于未来的警示：如果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的现在，未来将永远不会形成存在：
你们也许不明白……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也许都不会理解我们，你们在你们的生活和时间中挣扎。属于你们时间里的你们，你们的努力也许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奋斗以求得生存，并存在下去，成为即将到来的未来。这就是我们接触你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