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转型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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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2月01日



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记者 常红晓 汪旭
  十余年前,已近古稀之年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用《双城记》中的段落描述走过20年改革历程的中国。“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弹指一挥间,21世纪迈过第一个十年。这位经历中国经济60多年风风雨雨的老人,已迎来他的80岁生日。此际,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似也指日可待。在全球经济萎靡不堪的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8%以上的增速。但吴敬琏对此仍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
  眼下的辉煌掩盖不了一个尴尬的事实: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价格全面上升,而外需在全球金融危机打击下已经难以恢复原来的水平了。未来增长的路径在何方?
  “我们出现了一种赛跑的状况:一方面我们在迅速地奔向天堂,另一方面,我们又面对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奔向地狱。两种趋向、两种力量在赛跑。十年来这个赛跑的态势是什么样呢?应该说,两方面都有进展, 还是胜负难分。”在其80岁生日的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上,吴敬琏如是说。
  中信《比较》在1月26日、27日主办的这个题为“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的学术研讨会,被许多人寄予厚望。当此中国改革推进日益艰难之时,结构日益失衡的中国经济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种种弊端显露无遗。而这正被许多经济学者们认为是改革不到位的必然结果,只是迟早的差别而已。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因此毕现。从集聚改革呼声、凝聚改革力量、汇聚改革智慧的作用上看,会议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为吴敬琏祝寿的初衷—而这或许也是吴本人所乐见的。
  用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的话来说,此次研讨会是“群贤毕至”,既有和吴敬琏共同探索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同事和后辈——如张卓元、赵人伟、周小川和楼继伟、李剑阁等——大多数身居中国经济研究或决策要职,也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国际经济学会主席青木昌彦、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国际知名经济学者。会议的议题丰富而主题集中—与会者的结论惊人的一致:进一步推进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惟一出路,此举不容拖延。
  如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所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改革步伐明显放缓,中国进入了“改革疲劳期”。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中国转型的诸多深层矛盾,或为中国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与会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下一步改革达成了高度共识。那么,从何做起呢?
转型关键:长短期矛盾的平衡
  2009年,中国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过凭借宽松信贷和大规模政府投资,中国经济最终“保八”成功。然而,强劲的反弹并非危机的结束。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断言,刺激经济快速反弹的猛药是有代价的。从短期看,它增加了“后危机”管理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最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造成的通缩压力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并存;从中长期看,长期失衡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恶化。
  与会不少专家认为,即使没有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必然存在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国过去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是一种小国的战略。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总需求萎缩,很难支持中国的出口规模。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大幅增加了政府投资,更增加了调整的难度。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平衡中长期的增长策略与短期措施之间的矛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称,“保八成功,说明政府投资很管用。但这可能导致盲目乐观。或许,这只是危机开始的时候。”
  姚洋的担心在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改革滞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未根本转变。由于政府掌握巨大投资,对增长速度的过分关注,诸多投资偏好资本密集型企业,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
  在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看来,当前最大的危险,是短期的权衡代替长期的机制建设。这一矛盾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城市化路径、资本账户如何开放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如能着眼于长远改革,不以短期措施替代中长期改革,还可以有20年的经济增长空间。”楼继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