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转型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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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2月01日



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记者 常红晓 汪旭
政府良性治理: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进入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有望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一个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如何在经济增长中重塑大国治理框架,是对人类理性和想象力的巨大挑战。
  与经济领域的高歌猛进不同,中国的大国治理框架并不明朗,诸多深层矛盾亟待解决:在开放的世界中,一个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与多层级的政府如何分工、合作?由传统帝国演进而来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如何适应经济分权和财政联邦制的需求?
  在传统认识中,这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随着比较制度分析理论的深化,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制度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经济增长本身也会影响一国的政治体制乃至价值观体系。
  在此次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对此有诸多深入而丰富的讨论。
  许多学者认同,1994年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行了分享税收的体制,这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而这又导致更多的地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改善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提高了地方的行政效率,这在县级政府层面尤为突出。
  但是,经济分权的发展,也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党政官员政绩考核主要基于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这导致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增长当作终极目的,忽略教育、医疗、社保、扶贫等公共服务的提供,甚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在激烈博弈。这种博弈多围绕土地要素、主要税种而展开。由于中央政府难以搜集有效的信息对地方政府实行绩效考评,而地方人大又难以有效监督同级政府,这就使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权力日渐膨胀。权力缺乏制约,权力参与分配,被认为是中国腐败多发、分配不公的根源之一。
  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指出,中国现有的地方分权模式亟需改革。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诸如司法公正、资源的交换、环境的保护,这些全国性公共产品必须由中央政府提供。但中国目前是由地方政府来管,造成诸多问题。
  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指出,中国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核心要点有二:一是人事制度的高度集权,二是地方经济的高度分权。这种治理结构激发了地方之间的竞争和地方性改革试验,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但也产生大量的问题,比如污染环境、侵犯权利等。这些问题越严重,矛盾越尖锐,就会危及社会稳定。出路有三个,一是重新设计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二是把政府与企业活动分开,减少地方政府的事权;三是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在评价前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教授的书面发言时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把自由、民主等视为工具,忽视其内在价值。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重建对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价值认同。经济自由就意味着创业自由,意味着人的创造力的解放。
  秦晓呼吁,在凝聚改革共识、激发改革动力的基础上,还要重启“改革议程”。也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和和谐的市场经济。中国应该从“发展型政府”、“公司型政府”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吴敬琏总结说,中国向何处去,回答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在他看来,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推进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二,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第四,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学家解释世界的能力提出了挑战,经济学依然可通过深入发掘常常与直觉相反的经济规律,对人类认识和分析问题、设计和制定政策提供宝贵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
  目前正是经济学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