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松：忆思胡绳:史识·史德·治学精神

忆思胡绳:史识·史德·治学精神

庞  松

    胡绳同志是我国理论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前辈。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多少人是读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最早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得到启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胡绳同志是带引我们步入史学和理论研究大门、非常令人敬重的导师。

    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我有幸在胡绳同志领导下，参与中共党史的编写工作。亲身感受到胡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深邃的洞察力。他对历史进程的透彻观察，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对历史细节与时代特征、深层社会背景的周密关照，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使我们终身受益。

    记得80年代胡绳同志在指导编写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时，总是要求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要十分严谨。比如写建党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说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认为写得太满，恐怕那时还只是有改变生活状况、悲惨命运的要求，有革命的倾向，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但这离革命还有一段距离。像干柴一点就着，但要有人去点。依此类推，说中国农民有很强的革命精神，也应改为“有斗争精神”；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革命”，恐怕应说“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为好。他很强调在写严肃的史著时，不要把“革命”的含义过于泛化，要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它。

    胡绳同志非常重视把有关史实放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评述。比如讲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说它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还未认识清楚，胡绳同志认为从当时党的理论准备来看，这里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一般讲党的一大“在策略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够周全”，他认为这不是周全不周全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党的纲领上就不可能认识清楚，所以要讲“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斗争策略问题”。总之，在这类问题上，要尊重客观事实。共产党像一个婴儿，刚刚诞生确实不能跑，但不要写成生下来就应该会跑而没有去跑。总之，在这类问题上不要苛求前人，行文中不要带有责备的意思。在人物评价上，胡绳同志很强调要客观、公道。比如引述陈独秀的文章，只引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一语，但原文其实还有别的话，说了“在特殊情况下可有新的变化”，虽然还是承认资产阶级能获得若干政权，但如果不较全面地引述，是不公道的。

    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胡绳同志很早就不同意把张东荪这些人讲得百无一是，不堪一击，只有“败下阵来”。1985年胡绳同志在一次审稿会上指出：张东荪的有些论述还是有一些深刻性的，比如他说“伪劳农主义”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农民成分占大多数的党来说，确应引起警惕。当然后来分清了革命的两个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比较稳妥，但即使这样，还是出了“文化大革命”，出了“四人帮”，这实际上是一种“流氓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封建的法西斯专政。因此，对社会性质的论战不能说得太简单了。按照逻辑的结论，胡绳同志的意思很鲜明，就是在民主革命后，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由以消除党内容易产生的伪劳农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的根基，避免这种危险性。那时候，我们还不大理解胡绳同志的深意所在。直到90年代后期，看到胡绳同志出自高度的使命感，亲自动手，不顾毁誉，非常执着并深刻地研究和揭示了党的历史上民粹主义影响的问题，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这是胡绳同志在耄耋之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及其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

    胡绳同志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后，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纂大体成型的时候，他最早提出要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候，他又及时提出在继续修订建国后29年党史的同时，要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作为重点，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为此，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为两大阶段，从而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胡绳同志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看法，他认为，从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从总体上、主导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写党史就不要写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不去认真总结犯错误、做得不妥当的教训。如果把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理解为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另一面，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针对有人提出应该“重写”党史，意为多说或者只说叫人喜欢的话，少写甚至不写倒霉的话，并认为不这样编纂党史，就会重蹈苏联覆辙，胡绳同志深感这种建议很难照办。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历史，前八年的发展是好的（其中也有可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就不断犯“左”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其间也有纠正错误的较好的时期）。对这段历史不能回避。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也不能轻描淡写，敷衍过去。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暴露错误，而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更不能夸张。胡绳同志认为，我们如果不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从苏联崩溃得出的教训，也应该是这样（《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胡绳同志不但是这样看，并且辛勤劳作、身体力行。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入发展，他写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他深入地研究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用严格的事实逻辑，论证了我们党本来确定为了给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而民主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差不多从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隔开，急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胡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得出以下结论：① 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② 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③ 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④ 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可以说，这是胡绳同志倾毕生的研究，在科学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

    胡绳同志曾长时期从事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五六十年代，由于“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他对当时流行的批判潮流“有所抵牾”，但在内心矛盾的状况下也“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参见《胡绳全书》前言和第二卷引言）。经过多年反思，胡绳同志针对那些年代频繁发起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做过这样的分析：凡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就一定有错误，要批评，这种说法未必恰当，反过来说，凡马列主义就完全正确，凡完全正确的才是马列主义，也不妥。关于这一点，胡绳同志表现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自省精神。

    比如，对1955年胡适思想的批判，胡绳同志在修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本子时，十分形象而真实地描述了当年的政治氛围，他指出：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连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写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学”。这段话里，包含了他作为“奉命”负责胡适批判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历史当事人冷峻的自省与自察。时下，对于在过去历史上政治批判运动中的种种过火作为，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大都讳莫如深，避之惟恐不及。胡绳同志在这里坚持了严肃内省的科学精神，彰显的是绝不文过饰非的高尚史德。这的确令人十分敬佩。

    龚育之同志曾率先倡言，应借着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机会，请胡绳同志就建国后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谈谈他的看法，以在史学界形成一个“胡绳说法”。但是非常遗憾，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及时，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所幸胡绳同志在细心修改我们写的党史本子的时候，还是给出了一些富有他个人风格且经过仔细斟酌的说法。他写道：在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按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党特别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他还指出：在全国解放后的初期，党除了领导过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外，又在1953年后相继领导进行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的批判。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

    向前回溯，1986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办的纪念会上，胡绳院长对俞平伯的学术生涯以及当年对他的批判做了历史评价。胡绳说：俞平伯在《红楼梦》领域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胡绳强调说，对于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这个历史评价，连同上面列举的几段评价，大约可算作这个问题领域的“胡绳说法”吧。

    据我观察，希望有个“胡绳说法”，是由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乔木说法”引伸而来的。1985年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胡乔木同志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有个著名的说法：“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党史通讯》,1985年第12期）总的看来，“胡绳说法”也好，“乔木说法”也好，都是依据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科学精神，对这段历史的一种基本总结，基本结论。这对于今天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历史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仍然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引为鉴戒的。

    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胡绳同志不赞成把1952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同向斯大林征求意见直接联系起来，给人的印象“好像重大方针政策均先向他们汇报，得到同意”。他认为，把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归结到苏联模式，恐不妥”，毛泽东后来讲“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应不包括“总路线的提出”。他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上，我们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尤其是“以和平赎买代替强制没收在世界史上尚无先例，中国所创造的这个新的经验无论如何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有意义的”。同时指出，在过渡的目标和模式上，我国的确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他在修改稿子时加了一段旁批作了具体概括：“无所不包的国家统一计划。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均由国家统筹……以苏式集体农庄为农村社会主义化的目标”等。胡绳同志强调说，1953年搞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是必要的，适时的”，“但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一切都由国家操办是个问题”。这些分析，都体现了在历史评价中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过急过快的偏差，胡绳同志十分注重揭示其深层原因。他在修改党史本子中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问题时分析道：“总的来看，这是由于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造成的。这种思想不能说是不合理，但因此而不能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办事，就不能不遭致某种程度的事与愿违。从党的领导来看，主要是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不像过去那样谨慎、那样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这种情形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开始出现是值得注意的”。

    有关手工业改造中的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问题，胡绳同志认为最好加一段评论：“原来是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包括修理服务）以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是可以的。但也不是不顾具体情况（是否有利于生产……）一律组织起来，更不是愈大愈好。当时是从合作化一定高于个体，愈大的合作化就愈高，国有最高这种概念出发，结果手工业合作化形式上是完成了，但种种流弊随之出现，形成手工业萎缩，对群众不方便，而国家增加了包袱……”。

    在党史本子原稿谈到“实践中创造的各种初、中级过渡形式还没有来得及从容地广泛试验和认真总结，就在短短几个月内匆忙地实现了向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的转变”时，胡绳同志特意在“认真总结”之后加写了一句：“更远没有用尽它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一语中的点明了要求过急、改变过快超越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实质所在。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立起来的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胡绳同志用一句话揭示了它的体制特征：“使国家几乎包办一切它包办不了，本来可以发挥各种社会力量来分担的事情”。事实证明，这种体制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长期发展遗留了许多问题。

    胡绳同志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20年“左”的错误作深层次的剖析。比如怎样看待1956年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概括，胡绳同志有一个深入浅出的分析：当时起草决议者似乎认为生产关系已经够“先进”，现在的任务是把生产力赶上去。毛主席不够满意这句话，他认为生产关系比生产力先进这个说法站不住（这意见对！）。但毛主席实际上认为，现有的生产关系尚有“不完善”处，并非足够“先进”，因此还要更求“先进”！胡绳同志点明问题的实质在于：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而追求先进。当时已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其不适应生产力方面讲，不是“不完善”，而是过于“先进”了。这个分析，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1957年下半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的深层原因。这也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必须通过改革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不断地清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

    今天，我们思慕胡绳同志，就是要继承他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史学生涯中留给我们的精湛的史识、高尚的史德，特别是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将我们从事的研究和写作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以及现实的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水平在新的世纪里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题为《追思胡绳同志，开创党史研究新局面》。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