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内地垄断滥用与公权力腐败相辅相成 或酿灾难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垄断行业的改革几乎年年都是我们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但每次总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如前文所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遭遇“弹簧门”、“玻璃门”，其根源于政治文化中对“民间”的排斥，而垄断行业改革停滞不前也同样源于我们政治文化中对国企垄断合法性的认同。

从政策角度上来看，把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诠释为 “要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保障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实际上是混同了企业创造财富的职能与政府负责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职能，而且这种诠释实际上也是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到了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对立面，赋予了国企在诸多行业领域垄断的合法地位。

在法律制度层面上，经历了几次宪法修改，最终在2004年《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政地位定了调。2004年《宪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紧接着第2款同时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从文本上看起来，保护与监管并重，逻辑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若与《宪法》第7条关于国有经济的规定进行比较，逻辑上的缺陷就非常明显了。《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里只强调了保障，却没有如非公有制经济那样 “监督和管理”的规定。这种看似微妙的差异，彰显了意识形态上和监管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差别待遇。

就是这种片面地对国有经济“保障”的强调，导致了国有企业获得了政策上和法律上诸多的特权和监管的豁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本应是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垄断国企，在反垄断法上却成了保护对象，享受豁免的特权)，从而导致垄断行业改革始终无法取得突破，不仅如此，垄断国企对垄断的滥用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许多乱象本是监管腐败与无能所导致，但通常被曝光放大的却是企业的败德行为，而为虎作伥的官僚却摇身一变，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其结果是非公有制企业沦为了打击的对象，成了疾风骤雨式的治理整顿政策、调控政策的“刀下鬼”，而与此相对应的公共治理却鲜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善，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受到任何的触动。实践证明，企业和企业家的逆向选择、机会主义、投机、欺诈、漠视社会责任大多为监管无能、监管不作为和监管乱作为所导致，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无关。就垄断而言，垄断滥用与公权力腐败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它们的结合最终会进一步助长各种投机、经济和政治腐败，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并最终形成玉石俱焚的灾难性危机。以下笔者就通过1929-1932年美国经济危机实例来诠释政治腐败、垄断滥用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我们的垄断行业和国企改革能够从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

对导致美国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原因，美国学界有各种解释，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监管失败、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垄断滥用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美国著名财经观察家，《美国前景》杂志创始人罗伯特·库特纳在2007年10月2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上所作的题为《1929年与2007年的惊人相似》证词中就指出，2007年次贷危机中证券包装商使用高杠杆制造资产泡沫，而这些泡沫资产被包装成证券出售给公众或担保品价值不确定的专业基金。金融中介人这种以真实经济为代价谋取暴利的作法与20世纪20年代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滥用本质并无两样。当时，通过公用事业控股公司金字塔结构不断地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股票兑水，面值为1美元股票实际价值却只有几美分，而公用事业运营公司从消费者支付的高额电价和燃气价格中获得的暴利，却通过关联交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控股公司金字塔顶层少数控者手上，而这些渗水股票的真实价值只有泡沫破裂时才会显露出来。如巴菲特所说，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裸泳者，直到潮汐退却。许多美国学者都持同样的看法。

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的时期。一战后，从1920年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高速增长的繁荣时代，1921-1923年，美国经济总产值经历了每年10.5%的高增长，随后的1923-1929年间，平均增长率也保持在3.4%。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22年的91点，上涨到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90点，涨幅达到218.7%。

1929年10月24日，历史上称之为“黑色星期四”，美国纽约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