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仿制走向创新-搜狐健康

　　产业政策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和扶植一个产业和产生的特殊政策。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使我再重新思考这个政策，美国政府7500万的救市方案说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要出台相关政策对产业进行支持，这说明支持政策不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就中国而言，我们更加深深的体会到，一个好的产业政策决定着一个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对一个产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们会发现整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是没有方向的。所以产业政策的研究标志着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有希望，或者说一个好的产业政策应该能够引导一个产业健康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大的世界市场，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医药市场国内竞争中的国际化，全球的这些外国制药企业，他们都是中国制药企业的一个分子，他们也为中国的制药产业的进步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同时他们带来的技术当然也分割了我们的市场，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会。但不管怎么说，中国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国内竞争的国际化，很快成为了第五大医药市场，专家们预测这个时间点应当在未来的两年，我觉得也许这个时间点还要再提前一点。

　　中国的产业政策面临什么挑战？

　　中国就产业政策而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始终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产业政策。就目前而言，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医疗卫生体制的不顺，以及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是我们最根本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处在GDP前列这样一个国际排行中，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全民医疗公费制，这就使得产业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第二就是新药创新体系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我们的仿制药水平不高，有很多人提出一些挑战，认为现在原研药在中国原研药厂和国内企业之间有冲突，我们的外资企业认为他们的原研药经常在价格上受到压抑，我们的国内企业认为原研药是超国民待遇，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两种价格体系。就整体而言，我们现在面对自身的最大挑战是只仿了标准，而没有完全做到仿到了产品。当然我必须要强调，中国现在有一批龙头企业已经完全达到了国际标准，也已经向美国出口，但我们要承认的现实是我们的平均水平，这个将制约着中国制药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制药行业为什么不能出口

　　看一看世界主要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就研发的投入而言，第一位辉瑞和排名最后一位的惠氏，他们总的投资额和中国而言是没法相比的。新药研发能力和投入的不足直接影响了中国产业真正和国际接轨，所以现在我们要回答中国的制药行业为什么不能出口，其实主要是总体的投入还不够。美国的制药企业所走过的路中国现在正在走，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更具有现实作用，我们和印度的制药企业做了一些比较。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仿制药的大国，目前印度制药产业占全球总的份额8%，产值的份额占了1.8%。印度政府他们所推行的产业政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个政策在第一阶段是对知识产权放松保护，使得印度企业可以去无偿的仿制这些大的制药厂，我相信在座的企业曾经非常愤怒。印度最近进行了政策的调整，将药品的专利纳入到法律的保护了，印度马上就要面临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就是通过仿制药水平的提高来达到对创新药的发展。所以印度在1995年加入了WTO以后05年颁布了新的专利法，和中国一样，现在我们完全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印度整个在政府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在研发资金、人才的培养、基础的研究以及产学研结合方面出台了很多的政策进行激励以及扩大投入，力图使印度的医药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印度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就是按照研发费用的150%加计抵扣企业所得税的措施延长到2015年，我们认为这个措施对中国的企业来说，特别对中国来讲具有非常直接的意义。

　　同时印度的制药业也采取了多种提高医药创新能力的举措。以大型的印度本土企业为代表的制药主体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新药研发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和国际知名企业的合作来降低新药研发的风险，学习技术，同创造良好的组织环境，充分发挥科研主体的作用。印度目前的新药研发项目是引人注目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现在不仅仅要追赶发达国家，我们更要关注和我们一样不同层面上向前发展的发展中国家。04年度内印度本地企业递交的制药类专利是855件，印度境内有74个经美国FDA药物通过的药物。回到中国，我们对中国的药品产业政策做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一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最重要的和有利的医药产业政策。中国和美国在某些方面很大的不同，但是再一个方面又有很大的相同，那就是中国的制药企业的产品是在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情况下进入的。美国也是同样，但是中美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自身标准低，导致了一个恶性的竞争。所以一个完善的医疗卫生体制和质量监管制度是中国制药企业提高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中国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以药养医的机制，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使得医院的医生的收入受制于从药品的提成中而的来得时候，我们每位医生提供一元钱的利润，社会要付出几倍的承担。当然不仅仅有直接成本，还有间接的成本，中国药物使用的集成度46%在抗生素，那就证明中国的药物合理使用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中国的医疗改革取消以药养医或者说以药补医的机制不是一个纯粹的战术问题，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二是强化药品的质量监管。重视仿制药的研究与开发。特别要重视仿制药与被仿药品的生物等效性，提高整体的水平，提高仿制药品的门槛。比较印度和包括美国百年来的药品研发经验，如果没有一个很高的仿制药水平，创新药物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将仿制药水平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从仿制走向创新。所以说高水平的仿制药品是药物创新的前奏。

　　三是切实注重新药的研发。我们不反对新药的研发以企业为主题，但是我们反对将所有的新药的基础放到企业，因为就目前国际上来说，新药的基础性研究的风险非常高。有一个数字告诉大家，我们除了要花10—12亿美元之外，还要承担五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风险。就中国而言，中国应该是基础研究的主体，国家应当去鼓励专业科研机构、大学，他们去做基础研究，由企业做嫁接，去做临床、做商品化的发展，所以国家要成为一个资助者，国家与企业要共同的投入，注重扶持，同时建立一个国家药物创新的基金，应当给予特殊的政策，以捐抵税，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成为一个国家的专项，这个专项不是三年也不是九年，而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是一项产业政策或者说是一项产业战略。

　　现在相当多的外资企业将他们的研发中心放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的研发成本特别是临床的成本要大大低于美国，但是这就像我们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里德曼专家教授所做的研究，实质上所有的市场都是互补的，中国有非常好的临床基地，中国有非常便宜的人力资源，但是通过重视所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的是国外的高新的设计和思维，所以我们主张中国的企业也应当走出去，因为我们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可以在第一时间接纳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思维，当然我们不可能在美国做临床，我们可以再拿到中国来进一步的深加工，享受国际的高的知识、新的信息，同时也享受中国低的成本，这对于中国的制药产业和国际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四是要推动新药研发市场的建立。首先要承认现在成熟的市场是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不能对那些从事某一部分的中介或者小的研究机构采取排斥的态度，我们应该借助新的化工合成，理化深化化工市场，为新药品研究提供新的数据。其次应当建议要用医药产品的交易市场，再者也要建立新药研究的法规，申报、审批、临床市场，为新药的品种、青苗的成长提供成熟的条件。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将一个产品从青苗单独的用自己的力量将它抚养长大，需要不同的市场做依托。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美国的东部和西部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中国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是更大的，我们的问题总是想让所有的试点都试成功，所以我们要大大的呼吁我们在试点的时候能不能带着一个试错的思维，我们去试验它是否真的失败了，我们应当在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建立基金、建立平台去试验我们新的新药的创新机制。现在在中国所有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特别是国内企业都面临着药品价格的压力，其实在全球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每当受到医疗费用上涨压力的时候，不是第一个考虑到压低药品的价格。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工作，这是成本最低的工作，但是它的后果是复杂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第一政府定价越多，不见得市场管理得越好。第二对于政府已经明确定价的产品，不应该再通过另一种形式否认政府已经制定的价格。对于政府定价的产品，我们在研究药品基本价格时提出对于政府定价的产品，应当是同等价格的质量。对于政府指导价格产品或者是市场调节价格产品，应当通过购买者购买的招标方式而不是第三方或第四放招标的方式通过谈判确定价格，当然谈判的双方博弈一定是在合理的情况下一个最优的价格。因此我们究竟是走一个廉价的药费政策之路还是走一个安全的药品道路，这个问题需要考虑。

　　药品降价并不能真正解决降低费用的问题

　　看一下1990年—2006年人均卫生费用和人均药品费用，说明中国的药品费用在整个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是在逐步相对下降，已经从过去的整个卫生费用的56%降到了44%，但是我们的医疗总费用依然是高昂着头，说明了单纯靠降价解决不了费用的提高。再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药品费用在整个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欧洲国家最高的是23%，也就意味着我们真正要压低的是整个药品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而不是单纯的压低一个药品的价格。否则的话，我们永远解决不了所谓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所以药品的降价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降低费用的问题，但一定会降低企业承担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风险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