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仿子：“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车子的双轮”

“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车子的双轮”

王仿子

    突然接到胡绳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震惊，沉重，悲痛，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几年前就知道他有病，但经过治疗，病情渐趋稳定，大前年与范用到疗养处探望，前年与生活书店几名老同事一起登门造访，每一次都眼见他和我们一起忆旧思今，谈笑风生，想不到突然就这么走了。况且正当我与范用约定等候时机再次探访的时候。

    胡绳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出版家。他的前半生为革命出版事业勤奋工作，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出版事业的摧残而抗争不息。他与邹韬奋、徐伯昕以及生活书店全体同人一起在白色恐怖下经受了全国56处生活书店被摧残得只剩重庆一个门面的惨痛变故。

    胡绳17岁在上海从事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一面自学，一面写稿，为《读书生活》(李公朴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撰稿，参加《新学识》杂志(徐步、史枚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编辑工作。19岁那年(1937年)他写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被生活书店编入《青年自学丛书》，从此与生活书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1938年生活书店增聘胡绳为编审委员会委员，同年他协助韬奋编辑《全民抗战》三日刊。1939年主编《读书月报》(生活书店出版)，又任《理论与现实》(季刊,生活书店出版，沈志远主编)编委。1941年，韬奋从重庆出走，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胡绳任编委。他不仅是一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者，更是一名勤奋好学的多产著作人，在抗战期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著作有：《后方民众总动员》(1937)、《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否冲突》(1938)、《中国政治常识》(1939)、《思想方法论初步》(1941)等。他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和另一本学哲学入门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新知书店出版)是当年追求进步的年轻一代普遍喜爱的读物。

    他是作者，又是编辑，他感受到作者和编者的甘苦，对于这两者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有深切的理解。1948年，他在生活书店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上，用于田的笔名发表《著作界与出版界》一文，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精辟地论述这两者相互依存和平起平坐的辩证关系。他说：“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车子的双轮，在文化事业上相互辅助，相互推动”。“著作界如不能供给好的稿子，出版界也无好书可出，就这方面说，出版界的工作，不能不为著作界的工作所决定。但出版界并不只是被动地为著作界尽印刷、发行之劳。反过来，出版界实在能够起推动著作界的作用”。他从两个方面指出出版界对著作界的推动：

    第一，好书应该是为读者所需要的书，但读者究竟需要些什么呢？今天需要什么？明天需要什么？与读者直接接触，一般说来，出版界实比著作界密切得多，广得多。读者既不能集体地向著作界提供意见，出版界就应该能代表读者群众面向著作界“订货”；

    第二，固然，一本书的好不好销，基本上决定于书的内容(那是著作者负责的)，但发行、推广以至版式、印刷对于一本书能否为读者所接受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有决定的影响(例如一本印刷恶劣的书，即使内容好也不易得到读者光顾。同样一本书在发行力较强的书店比在发行力较弱的书店也更好销一点)。出版者固然不能使一本完全没有读者的书成为畅销书，但在一定范围内，能起相当大的作用。（笔者注：这里说的书店就是出版社。那时候以出版书刊为主的出版企业，如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都叫书店）

    胡绳这篇文章是应《店务通讯》编者之约写的，读者对象是书店同人，文章讲的是进步出版业的规律、规则。世界上还有另一类出版业，有把著作人当作随意使用的工具，甚至可以欺骗、凌辱的出版社。他举美国为例，指出资本家控制下的出版业“借其雄厚的资力与强大的宣传推广能力而完全支配了著作界，使得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反映到著作界中，使得不合于资本家利益的书不能到达读者面前”。“我们的进步出版业，自然不是这样的做法。我们是要正确地反映读者的需要，以提供给著作界，要根据促进进步文化与服务广大读者的原则来确立我们出版、发行、推广的政策”。他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不同的出版业为实现不同的目的向著作界“订货”(也就是定选题组稿，现在叫策划)。最后，他要求“每一个在出版事业上工作的人……应该对于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自觉地负起责任”。（笔者注：此文写于1948年的香港，文中说到进步文化的地方，今天应该读作革命文化)

    重读《著作界与出版界》，把我的思路带回到血与火的年代，回想起韬奋先生坚持进步文化出版工作坚贞不屈的忘我精神，胡绳同志继承韬奋开创的事业，兢兢业业，一直坚持到新中国诞生。他的《著作界与出版界》对于今天新一代的出版人如何摆正出版社与著作人的位置，如何辨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类出版业的界线，仍然很有意义。可以告慰韬奋先生,胡绳同志的是生活书店的老同事，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合并后的三联书店同人，仍然牢记着往日韬奋的教诲。

    我虽然比较早读到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又和他同是生活书店的一份子，但接触的机会不多，直到日本投降，徐伯昕同志秉承韬奋“首先恢复书店”的遗愿，生活书店在上海复业，胡绳出任总编辑，那时候书店里有许觉民、方学武、毕青和我四个人的党小组，由胡绳领导，才得到和他多次见面的机缘。他的平和朴实，宽厚热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发动内战，加强法西斯统治，进一步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被迫撤到香港。三家书店的党员分别组成几个党小组，在胡绳直接领导下的有程浩飞、陈正为、倪子明和我四个人一个党小组。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还是秘密的，所以不能在书店，也不能在同人宿舍进行党的活动，只能到胡绳家里开会。好在他的夫人吴全衡也是中共党员，又是生活书店重庆时期一名热情开朗而且非常活跃的女同事，她把书店里几个年轻的地下党员许觉民、方学武、诸侃、王健行(后来改名王仿子)称为小弟弟。因而进入她的家门可以无拘无束，小组会常常在有说有笑中开场和结束。这一年的冬天，党内开展“三查三整”的整风学习，气氛严肃起来了，查阶级、查立场、查斗志，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用马列主义的武器自觉地检查立场和斗志。胡绳主持会议，既严肃又平和，不急不躁，实事求是。我在没有感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检查我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感悟到要做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做一个符合党员标准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整风过后的一次闲谈中，胡绳向我说起，我是这次整风学习中的重点。天啊!我怎么会毫无察觉。既没有“棍子”打下来，又不见“帽子”扣过来，在我真诚地做过检查之后，就轻松愉快地过关。我相信，这是胡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果。

    从1945年10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复业，到1948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这段时间，胡绳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又先后任中共上海文委和香港文委委员，领导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党的工作，以及在思想文化战线团结知识分子的大量的统战工作。他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之余，又出版了《理性与自由》(生活版)、《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耕耘出版社)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版)。后者是一部深入揭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政治的学术著作。

    1948年6月6日，周恩来致电章汉夫转胡绳：“请告三联书店负责同志：（一）‘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二）‘业务以出版通俗读物为主，向工、农、兵、学生、店员、贫民等介绍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及新文艺’；（三）‘有计划编印或选印几套丛书’；（四）为联系读者在转移时应‘保留一部分可能留下的活动力量’，‘有时可改换门面以求存在’，对转移人员，‘必须告以解放区条件困难’，使他们‘有精神准备’。”（《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75页）随即建立由胡绳、邵荃麟、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组成的三家书店全面合并的筹备委员会，领导合并工作。胡绳在参加10月26日庆贺新机构成立的联欢大会之后离港北上。我在年底经海路到达东北解放区。

    有幸再次回到胡绳同志身边工作是1950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成立，胡绳出任社长兼总编辑，我由新华书店总管理处调任人民出版社经理室主任。在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大会上，胡绳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叶圣陶讲话之后致辞，又一次讲到出版社要想得到好作品，出版好书，“必须组织读者，组织作家，给作家们以写作上的便利和帮助”。出版社必须尊重著作人，帮助著作人，给著作人以便利，是胡绳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形成的一贯的思想，也是他从事编辑工作、处理作家关系的准则。

    胡绳同志如今永远离开我们了，他的数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历史著作，是留给我们的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又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他的编辑出版思想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泽，让我们共同来继承这份遗产，认真地回忆、研究和学习吧。

    2000年12月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