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行：温胡绳教诲思开拓进取——关于胡老的断想

温胡绳教诲思开拓进取——关于胡老的断想

张天行

    10月30日，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听龚育之教授讲胡绳同志病危，我坐在那里，感到震惊，转念又想，现在医疗技术发达，他是高级领导，一定会得到最好的治疗；现在学界不少年过九旬的长寿学者仍不断参加学术活动，而且时有佳作，胡老刚过80，他一定能恢复健康，率领我们的学术大军继续前进的。

    没几天，报上登出了胡老逝世的消息，读着简略的文字，看着遗照，一股悲痛之情涌上心头。

    胡老才华出众，青年成名，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胡老的一生也并不是完全平坦的，但在风浪和逆境中，他有所谦退，有所守，有所为，即使在“文革”那样黑白颠倒的日子里，一有条件，便默默地耕耘，写出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样广有影响的大作。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思想文化界风浪不断，不少知识分子或凋零，或误入歧途，而胡老处此环境，经受各种考验，走过逆境，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都达到一定的高度，一生称得上是功德圆满。这几日我常想，胡老在史学论著之外，一定有很多高超的人生智慧值得我们挖掘、学习。

    我与胡老并未有直接的交往，但我的导师石峻教授与胡老曾在北京大学有一段同窗之谊。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有很多次石公和我们谈起胡老，可以看出，对于有这位杰出的同学，石公是自豪的。石公说：胡绳很年轻就成名了。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著，是根据毛泽东的一个观点展开论述的。石公曾自己买来多本胡绳的《枣下论丛》，送给我和其他学生。现在想想，石公除了推崇胡绳的文章，更深的意义想是希望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像胡绳前辈那样，运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工作，可惜当时领会得并不深刻。

    有一次，石公对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胡绳指导写的，但他不愿署名，最后就写了艾思奇。当时听了很新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广泛流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胡老为什么不愿署名呢？石公没有讲，我也没有深问。石公在哲学界活动50余年，交往广泛，我想他这么说必有依据，不是随便讲的。这个线索提醒我们研究艾思奇、胡绳的思想乃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史需注意的问题。我想，现在知道详情的人可能还健在，希望能对此有所补充或更正。再过若干年，怕是更弄不清楚了。1988年夏，我的博士论文打印出来了，石公嘱咐我把论文《文化选择的冲突》寄一本给胡绳。我推想：一来石公深知胡绳多年从事文化问题研究，可能对该题目有兴趣；二来，石公也有向老同学展示自己工作的含义，“看，我又培养了一个学生”。那一年石公年过七旬，精神健旺，老一代学者的心理也是很有意思的。

    博士毕业，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胡老是院长，可以说，我就成为胡老帐下的一名小兵。现在想想，很奇怪，那时竟没有想过，比如由石公引荐，去胡老那里请教请教学术问题。初到社科院几年，疲于解决生存琐事，全没有这样的心情和想法，也是不谙世事怕见名人吧。岂非鲁哉！

    1996年开始，在石公指导下，我与学术界几位朋友着手编《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萃》丛书，整理重印中国20世纪确有价值而现在又不易找到的思想著作，为正在兴起的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胡绳的《理性与自由》当然在我们的首选之列。当时我想，如能借重印之机，请胡老写一篇“重印前言”之类的文章，回忆一下当时思想文化界斗争、论辩的情况，一定是珍贵的文献，对我们研究那一段思想文化会有很大帮助。重印整理他的著作，要先与他联系，征得他的同意，当时他仍是院长，那么忙，恐不宜打扰，先放一放吧，第一辑出来了，第二辑出来了，第三辑也编定，但胡老那里却一直没有去联系。如今，这一设想便成为我永久的遗憾！岁月真是无情啊，欲向胡老请教学问，岂可得乎？但好在胡老一生的著作最近都由人民出版社精美地出版了，可供我们研读学习。

    由于石公的教导，我对胡老的文章是注意学习的。我的体会，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近十几年的文章，行文没有盛气凌人之势，深入浅出平易地讲道理，思想也是很解放的，努力从理论上推动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伟业。

    近两年，我对胡老言论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他从院长位上退下来时，对如何办好社科院的那些希望：

    中国社科院在现有的基础上，可以有新的办法，可以走出新的路子。我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把全国最好的第一流的人才都集中到我院来，现在再要说它是全国最高水平的恐怕也不行。过去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现在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怎样和市场经济结合。我看要流动起来，要想办法把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邀来，就某一个项目进行研究，对国外著名专家学者也可这样做。社会科学研究搞近亲繁殖不行。美国的研究机构流动性就很大。如果我们的社科研究体制能流动，就可能把国内甚至国外的优秀人才集中起来搞科研，就可能出精品。我希望中国社科院能走出一条新路子来，多出人才，多出精品。（引自《感谢您，胡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8年4月22日）

    说得多么精辟啊！可以看出，胡老深刻了解社科院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对如何办好社科院也认真考虑过，更有一些新颖的想法。

    一声惊雷，胡老仙逝。离胡老讲这番话，两年多过去了，实现胡老的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科院上上下下的确需要常温胡老的教诲，并切实工作，更有新的开拓，“多出人才，多出精品”——这大概可视为一生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胡老对社科院的遗嘱！

    对胡老光辉多彩的一生，一定会有更了解、深入研究过他的人，生动、深刻地写出来。十几年来不断受教于胡老论著的我，只能以这样简略的文字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2000年11月中旬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