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关于民主的断想 梁晓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4:02:23
关于民主的断想
梁晓声
一
民主是民主国家的必修课。正如世上民主国家还很少的时候，独裁是独裁者们的日日操，专制是专制者们的“养生功”。
但是倘一个国家挺富庶，足以养民于无虞，则独裁就不需要太铁腕，专制也就显得不怎么黑暗。在那一种情况下，独裁是可以独得比较漂亮的，连皇上和国王都愿意表现自己是明君。
唐玄宗李隆基坐天下时，宰相叫韩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休，对自己唯一的“顶头上司”也每有冲撞和冒犯，多半是由于皇帝做了什么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故玄宗若欲放纵一遭，每问左右韩休知否？皇帝何以惧宰相呢？盖因韩休治国有方略，很负责任，使李隆基免操不少心。也有人暗中撺掇李隆基将韩休罢了或干脆杀掉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啊。唐玄宗却说出一番话———罢休杀休，反掌之事。但他替我将天下处理得如此太平，我怎么能轻率地除了他呢？
杀之随时可杀，这便是独裁肯定专制的规律；不杀是看在有用的份上，这便是所谓“明君”的真相。
后来韩休识趣，主动辞职了，怕李隆基迟早会找碴儿杀他，终日声色犬马，力图给皇帝一种再也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以使其放心。按西方民主的内涵来说，他成了个没有“免受恐惧”的权力的人。
故，说千道万———不理想的民主制度，那也显然比似乎很理想的独裁制度理想一点儿。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事实上，民主当然也是全人类社会的生命。
而另一个事实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主并非必修课，只不过是选修课。专政才是必修课，曰“人民民主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就很尴尬。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逐渐重视起民主来。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政治课，民主在中国，由选修而必修，上升到“国课”的高度了。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看西方某些国家的民主，仍觉得像是“戏”，像是“秀”。我们中国人是崇尚庄重的，什么事有“戏”的成分了，有“秀”之嫌了，往往质疑其意义，认为比之于“戏”，比之于“秀”，干脆将某些事仪式化倒还严肃些。
这是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西方的竞选吧，五年一次，从第四年起，便紧锣密鼓，风声鹤唳，你方唱罢我登台，可不像“戏”，可不像“秀”嘛。
且慢取笑。那像“戏”、像“秀”的竞选，只不过在我们看来“像”，在人家，那是面向全民的公开答辩。
然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年复一年，二十年、三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年后，公民们对于政治那也必然会心生冷漠的。这叫“民主冷感症”。
一个民主国家一生出这种病，全民在精神上往往会“睡过去”。
竞选也罢，议会里的争吵也罢，政治人物们的互相批评、指责乃至攻击也罢，其实也都是一种竭尽全力的能动性的体现。为的是证明给人民看———我们
充满活力。也为的是暗示人民———别不关心啊，我们的国家可是“公民社会”，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你们都有责任参与。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代表你们进行，为你们进行。
民主国家全靠了五年一次的竞选，对民众的“公民神经”进行必要的刺激。全民的公民思想意识，才不至于在“民主后”漫长的无动感年代麻木了。
“五四”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被视为“东亚睡狮”？
叫我们“狮”，乃因我们人口最多。
叫我们“睡狮”，乃因我们真的是长睡不醒。
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地球西侧正是国国争相实现民主、社会变革天翻地覆之世纪。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自己却大睁双眼睽瞪国家，唯恐哪儿有人没“睡实”，或假睡。谁如果大声说：“中国怎能这样!”他们便砍谁的头。
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这么一种情况，谭嗣同才宁肯用自己的血惊醒中国人。可他被砍头时溅出的那点儿血，又哪够惊醒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
加上秋瑾的血，加上许多想要惊醒中国人的人的血，也只不过使少而又少的中国人醒了过来。
而使更多中国人醒来的，是八国联军的坚船大炮……
故我对于什么“康乾盛世”之说，是很讶然的。
比照一下历史看看，不正是在那么一种所谓“盛世”前后，西方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吗？
人家猛醒了，我们还睡眼惺忪的，却大言不惭地说是处在“盛世”里，这样的些个人，似乎至今还没完全睡醒……
人家在比我们早一百多年的时候就从王权的摇篮曲中彻底醒了，并且最不愿看到的，便是“公民”又在民主的摇篮曲中“睡过去”了。
“睡过去了”，民主也就不是民主国家的“生命”了。
我们比人家醒得晚，晚很多。
故我们看人家，有时看不大懂。
民主也是使一个国家不在精神上“睡过去”的一种方法。
他们深谙此点。
我们则应多一份虚心，虚心地看，虚心地想。即使并不打算照搬，那也还是要虚心。
我们怎么使我们的人民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政治冷感心理？
这是一个有必要思考的问题……
二
民主曾是一种主义。
故当初热爱民主的人，被称作民主主义者。
肯为民主奔走呼号之人，被视为民主人士。
那些为民主而不畏强权、不屈于迫害的人，谓民主斗士。这样的人，在1949年以前，在中国，真是不少，几乎个个是大大的爱国者。
为民主而被砍头，而被枪杀的，自然是民主烈士。
如李公朴，如闻一多……
胡适起初也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自从他当了北大校长，便一心一意只做学问家了。然有许多资料可以证明，他至死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只不过他后来成了一个沉默的民主主义者，做学问是他对民主失语后自认为唯一可做的正经事。幸而他仍有一番学问可做，否则今人不会对他敬意依然。
他的弟子傅斯年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蒋介石对他可算厚爱有加，然而他抨击起国民党高层的腐败来毫不留情，口诛之，笔伐之，更是在国民参政会上历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种种贪赃劣迹，以至于蒋介石不得不设宴劝导他说：“你既然信任我，便应信任我所用之人。”他却说：“因为信任你似乎就该理所当然地信任你所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承认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
他是信任并尊敬蒋的，然跟蒋说话并不“您、您”的，他是个平等意识很强的人。真的民主主义者，大抵如此。他与他的老师胡适的不同在于，官照做，民主之声照发，并不沉默。所以他人虽已亡，在今日之台湾，口碑却仍良好。
胡适一心一意做学问后，有一句当年流传很广的话是———“少谈些主义，多思考些问题”。此话也有另一种版本，即“少谈主义，多做学问”。
多思考些问题也罢，多做学问也罢———都是为了劝好友和别人少谈些主义，包括他自己骨子里也始终信奉的民主主义。
胡适何以会变得如此，非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事。
以我的眼看来，以我的耳听来，今日之中国，似乎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当年的胡适，所恪守的也都差不多是胡适那一种主张，但应改为“少谈民主，多做学问”。民主是少谈了，做出的学问并不多，还时有学问丑闻。
并且，都不如胡适般磊落和坦白。
因为胡适既那么主张，毕竟公开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今人却是不说，不写；闷在心里，闷成圆圆滑滑的一定之规。
但私下里，民主又是多么热衷的一个话题啊!
我们怎么变成了这样呢？
夜深人静，每自问，愧作难当，潸然……
我辈如此暧昧，在狷性上比傅斯年、比梁漱溟不知矮小多少；在学问上，恐怕也是再难出一个胡适的吧？因为即使做学问，活得自然些的人，那也肯定是比活得不自然的人做得好的。
诸种国是，掰开了，揉碎了，说来道去，弊端不往往与“民主”二字关系密切吗？
总书记在作每次国是报告时，不是也一再地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吗？
熬过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将面对一扇怎样的势必要推开而入的门？
它除了是民主之门，还会是一扇别的什么门吗？
这将是国是中的国是，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却为什么“大是稀声”呢？
故，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责任、有使命为中国公开谈谈民主的人，只要其谈得理性、真诚，并非哗众取宠，我都是心存敬意的。哪怕，我不完全甚至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民主思维……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梁晓声
一
民主是民主国家的必修课。正如世上民主国家还很少的时候，独裁是独裁者们的日日操，专制是专制者们的“养生功”。
但是倘一个国家挺富庶，足以养民于无虞，则独裁就不需要太铁腕，专制也就显得不怎么黑暗。在那一种情况下，独裁是可以独得比较漂亮的，连皇上和国王都愿意表现自己是明君。
唐玄宗李隆基坐天下时，宰相叫韩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休，对自己唯一的“顶头上司”也每有冲撞和冒犯，多半是由于皇帝做了什么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故玄宗若欲放纵一遭，每问左右韩休知否？皇帝何以惧宰相呢？盖因韩休治国有方略，很负责任，使李隆基免操不少心。也有人暗中撺掇李隆基将韩休罢了或干脆杀掉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啊。唐玄宗却说出一番话———罢休杀休，反掌之事。但他替我将天下处理得如此太平，我怎么能轻率地除了他呢？
杀之随时可杀，这便是独裁肯定专制的规律；不杀是看在有用的份上，这便是所谓“明君”的真相。
后来韩休识趣，主动辞职了，怕李隆基迟早会找碴儿杀他，终日声色犬马，力图给皇帝一种再也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以使其放心。按西方民主的内涵来说，他成了个没有“免受恐惧”的权力的人。
故，说千道万———不理想的民主制度，那也显然比似乎很理想的独裁制度理想一点儿。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事实上，民主当然也是全人类社会的生命。
而另一个事实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主并非必修课，只不过是选修课。专政才是必修课，曰“人民民主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就很尴尬。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逐渐重视起民主来。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政治课，民主在中国，由选修而必修，上升到“国课”的高度了。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看西方某些国家的民主，仍觉得像是“戏”，像是“秀”。我们中国人是崇尚庄重的，什么事有“戏”的成分了，有“秀”之嫌了，往往质疑其意义，认为比之于“戏”，比之于“秀”，干脆将某些事仪式化倒还严肃些。
这是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西方的竞选吧，五年一次，从第四年起，便紧锣密鼓，风声鹤唳，你方唱罢我登台，可不像“戏”，可不像“秀”嘛。
且慢取笑。那像“戏”、像“秀”的竞选，只不过在我们看来“像”，在人家，那是面向全民的公开答辩。
然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年复一年，二十年、三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年后，公民们对于政治那也必然会心生冷漠的。这叫“民主冷感症”。
一个民主国家一生出这种病，全民在精神上往往会“睡过去”。
竞选也罢，议会里的争吵也罢，政治人物们的互相批评、指责乃至攻击也罢，其实也都是一种竭尽全力的能动性的体现。为的是证明给人民看———我们
充满活力。也为的是暗示人民———别不关心啊，我们的国家可是“公民社会”，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你们都有责任参与。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代表你们进行，为你们进行。
民主国家全靠了五年一次的竞选，对民众的“公民神经”进行必要的刺激。全民的公民思想意识，才不至于在“民主后”漫长的无动感年代麻木了。
“五四”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被视为“东亚睡狮”？
叫我们“狮”，乃因我们人口最多。
叫我们“睡狮”，乃因我们真的是长睡不醒。
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地球西侧正是国国争相实现民主、社会变革天翻地覆之世纪。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自己却大睁双眼睽瞪国家，唯恐哪儿有人没“睡实”，或假睡。谁如果大声说：“中国怎能这样!”他们便砍谁的头。
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这么一种情况，谭嗣同才宁肯用自己的血惊醒中国人。可他被砍头时溅出的那点儿血，又哪够惊醒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
加上秋瑾的血，加上许多想要惊醒中国人的人的血，也只不过使少而又少的中国人醒了过来。
而使更多中国人醒来的，是八国联军的坚船大炮……
故我对于什么“康乾盛世”之说，是很讶然的。
比照一下历史看看，不正是在那么一种所谓“盛世”前后，西方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吗？
人家猛醒了，我们还睡眼惺忪的，却大言不惭地说是处在“盛世”里，这样的些个人，似乎至今还没完全睡醒……
人家在比我们早一百多年的时候就从王权的摇篮曲中彻底醒了，并且最不愿看到的，便是“公民”又在民主的摇篮曲中“睡过去”了。
“睡过去了”，民主也就不是民主国家的“生命”了。
我们比人家醒得晚，晚很多。
故我们看人家，有时看不大懂。
民主也是使一个国家不在精神上“睡过去”的一种方法。
他们深谙此点。
我们则应多一份虚心，虚心地看，虚心地想。即使并不打算照搬，那也还是要虚心。
我们怎么使我们的人民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政治冷感心理？
这是一个有必要思考的问题……
二
民主曾是一种主义。
故当初热爱民主的人，被称作民主主义者。
肯为民主奔走呼号之人，被视为民主人士。
那些为民主而不畏强权、不屈于迫害的人，谓民主斗士。这样的人，在1949年以前，在中国，真是不少，几乎个个是大大的爱国者。
为民主而被砍头，而被枪杀的，自然是民主烈士。
如李公朴，如闻一多……
胡适起初也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自从他当了北大校长，便一心一意只做学问家了。然有许多资料可以证明，他至死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只不过他后来成了一个沉默的民主主义者，做学问是他对民主失语后自认为唯一可做的正经事。幸而他仍有一番学问可做，否则今人不会对他敬意依然。
他的弟子傅斯年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蒋介石对他可算厚爱有加，然而他抨击起国民党高层的腐败来毫不留情，口诛之，笔伐之，更是在国民参政会上历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种种贪赃劣迹，以至于蒋介石不得不设宴劝导他说：“你既然信任我，便应信任我所用之人。”他却说：“因为信任你似乎就该理所当然地信任你所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承认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
他是信任并尊敬蒋的，然跟蒋说话并不“您、您”的，他是个平等意识很强的人。真的民主主义者，大抵如此。他与他的老师胡适的不同在于，官照做，民主之声照发，并不沉默。所以他人虽已亡，在今日之台湾，口碑却仍良好。
胡适一心一意做学问后，有一句当年流传很广的话是———“少谈些主义，多思考些问题”。此话也有另一种版本，即“少谈主义，多做学问”。
多思考些问题也罢，多做学问也罢———都是为了劝好友和别人少谈些主义，包括他自己骨子里也始终信奉的民主主义。
胡适何以会变得如此，非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事。
以我的眼看来，以我的耳听来，今日之中国，似乎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当年的胡适，所恪守的也都差不多是胡适那一种主张，但应改为“少谈民主，多做学问”。民主是少谈了，做出的学问并不多，还时有学问丑闻。
并且，都不如胡适般磊落和坦白。
因为胡适既那么主张，毕竟公开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今人却是不说，不写；闷在心里，闷成圆圆滑滑的一定之规。
但私下里，民主又是多么热衷的一个话题啊!
我们怎么变成了这样呢？
夜深人静，每自问，愧作难当，潸然……
我辈如此暧昧，在狷性上比傅斯年、比梁漱溟不知矮小多少；在学问上，恐怕也是再难出一个胡适的吧？因为即使做学问，活得自然些的人，那也肯定是比活得不自然的人做得好的。
诸种国是，掰开了，揉碎了，说来道去，弊端不往往与“民主”二字关系密切吗？
总书记在作每次国是报告时，不是也一再地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吗？
熬过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将面对一扇怎样的势必要推开而入的门？
它除了是民主之门，还会是一扇别的什么门吗？
这将是国是中的国是，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却为什么“大是稀声”呢？
故，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责任、有使命为中国公开谈谈民主的人，只要其谈得理性、真诚，并非哗众取宠，我都是心存敬意的。哪怕，我不完全甚至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民主思维……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